第四节 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更新时间:2014-08-18 13:12:13
  由于海、陆两途交通的空前发展,唐代政府又以恢宏的气度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广蓄的开明态度,因而大大刺激了中国同西方各族人民的交往与交流。同时,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对于中国文化也十分倾倒,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据说伊斯兰教创始者、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决定在巴格达建立新的都城时也曾说过:“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

  这样,不少中国商人、使者,和来自穆斯林世界乃至更远地方的西方商人、使者乘着巨大的海船、或骑着“沙漠之舟”——骆驼,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络绎往还,相望于道。

  人员的交往,是两种文明或文化之间交流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唐代,来华的西方各族人员,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的世界大都会。开通的社会风气,使当时长安人的服饰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妇女常常身披仿自中印度的披肩,头戴步摇(一种流行于萨珊波斯的耳环),男子汉“着胡帽”,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客商。

  8世纪中叶以后,海路的重要性逐渐超过陆路。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多汇聚在广州、泉州,以及江浙沿海港口。此外,在沿海商埠通往洛阳、长安的交通要冲,如洪州等地,也可见到不少阿拉伯与波斯的侨民。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侨居、甚至定居中国各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往往成千累万计。公元760年,在扬州发生的一次变乱中,遇难的大食、波斯商人有数千人;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大食人、波斯人、拜火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遇难者12万人,一说达20万人。这些数字虽或有夸张,却仍反映出来华外商之众。从西方来华的外国人当中,自然以商贾为主,如8世纪中叶前后来华从事沉香木贸易的阿卜·乌拜达,八九世纪之交来华作中间商的纳札尔·本·麦伊蒙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外商。公元915年,定居在巴士拉的西拉夫人阿卜·扎伊德编写了一份见闻录,其中特别记载了一位名叫伊本·瓦哈卜·巴士里的人士的经历。这位伊本·瓦哈卜·巴士里于公元870年从故乡巴士拉启程,乘海舶来到广州,然后前往长安,向唐僖宗介绍了阿拉伯的情况,并带回有关长安和中国的见闻。与商人同时来华的,还有一些学者和宗教人士。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瓦西格曾派遣译员萨拉姆、著名学者穆罕默德·花拉子米东来;阿拉伯征服萨珊王朝的统帅赛义德·本·艾比·斡葛斯(中文记载称旺各斯或宛各斯)也曾奉先知穆罕默德之命出使中国,死后葬在广州;又如,先知的门徒中有四大贤人,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年间,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今泉州东南郊外灵山“圣墓”,所葬就是三贤四贤。这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人访问中国,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无疑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因素。

  关于唐代中国人前往西方、客居异国的情况,史书上记载很少。只有一次非常情况被记录下来。这就是发生在公元751年的怛逻斯之役。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今伊朗东部)总督阿卜·穆斯林和中国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分别应中亚地方王公的请求而出兵怛逻斯,唐军因葛逻禄部的倒戈而战败。战后,大批被俘的唐朝士兵被送往阿拉伯,其中许多人是熟练的手工业者,如画匠京兆人樊淑、刘泚〔ci此〕,织匠河东人乐隈、吕礼等等。这些人客居阿拉伯,甚至娶妻生子,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强迫移民。战俘中有一位名叫杜环的青年人,因机缘凑巧,游历了西亚、北非地区,最后辗转返回故乡,并撰写了一部《经行记》。可惜这部著作已经失传,只有一小部分被他的叔父、我国古代著名学者杜佑编入《通典》,成为我国古代人亲历西亚、北非的宝贵资料。

  怛逻斯之战,只是中国和阿拉伯关系史上的一个插曲。战后,双方迅速恢复了和平、友好的往来。唐朝接待阿拉伯使节的记录,一直持续到8世纪末,直到大唐帝国从鼎盛转向衰微。

  大量人员的交往,繁忙的经济交流,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双边开明的政策,终于将中西文化交流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沿着丝绸之路西去的中国货物当中,丝织品自然仍然占重要地位。唐代丝织技术非常高超,产品名目繁多。锦、绣、绫、絁〔shi施〕、绸、绢等织品花纹绚丽、织工繁缛。同时还发展了蜡缬〔xie协〕、夹缬、绞缬、拓印的新式印染工艺,在印染方面开辟了新的天地。纱、罗、绫、绸等优质丝织品,一方面通过中国与巴格达之间的官方经济往来,流向西方。同时更有一些丝织品由中国海外贸易商和阿拉伯商人直接从中国运到巴格达等地,再向西方流传。不过,自唐代以后,中国丝文化西传,更多地表现为丝织技术的西传。早在6世纪,中国的丝织技术就传入拜占庭帝国,并从那里传到伯罗奔尼撒地区。怛逻斯战役之后,被俘唐军士兵中的丝匠和络匠被送到阿拉伯地区,进一步促进了那里丝织技艺的提高。制造锦缎等高级丝织品的手工业在西亚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在今天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许多城市,都办起了工艺高超的作坊,织造色泽鲜艳的锦缎、壁毯,等等。阿拉伯地区的丝织物几乎垄断了9世纪以后的欧洲市场,以致欧洲人把产自大马士革的金线刺绣的绸缎叫作“大马士克”,而将产自巴格达城阿塔卜区的条纹绢称“阿塔比”。此后,丝织技术还由阿拉伯人传入西班牙和西西里,并从西西里岛向欧洲各地传播。

  从唐代开始,瓷器在中国对外输出中,逐渐成为大宗货物。陶瓷文化西传,也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人十分喜爱中国瓷器。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在其著作《中印游记》中,记述了他在广州亲眼见到有大批待运的瓷器,准备从海上输往印度洋各国。他对质地细薄又富有釉彩的中国瓷器大加赞扬说:“中国人能用陶土作器,透明如玻璃。里面注酒,外面可见。”苏莱曼不但钦慕中国瓷器的精美,而且注意到瓷器的制造方法。

  自唐代开始,海上丝绸古道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实际上已成为海上丝瓷之路。这条海上商道,从中国的扬州、明州和广州出发,向西跨越南海和印度洋,一直到达东非沿海诸城邦与北非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从那里进入地中海地区。

  唐代的青瓷、白瓷和彩绘瓷器都曾远销西方阿拉伯乃至地中海世界。青瓷以浙江越州(今余姚)为主,黄褐釉瓷以洪州(今江西南昌)见长,而长沙铜官窑的斑彩更是别具一格。所有这些瓷器在西传过程中都大受欢迎。例如,公元786—806年在位的哈里发哈仑·拉施德统治期间,暴虐的呼罗珊总督阿里·本·爱薛极力搜刮聚敛。他向哈里发贡献的各种金银财宝当中,除了2000件精美的瓷器之外,还有哈里发宫廷里从未见过的20件(一说200件)“中国天子御用的瓷器”,如碗、杯、盏,等等。波斯人把瓷器的原料高岭土称作中国土,瓷器叫作“天朝”,后来干脆称为“中国”。这个名词在晚唐时期伴随着华瓷大量输入埃及,变成了阿拉伯语中通用的名词。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的纸和造纸术的西传。纸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公元5世纪初,已经沿丝绸古道西传到新疆。最晚在6世纪,新疆已经有了当地自造的纸。大约在7世纪,造纸术已从新疆外传到中亚地区的撒马尔罕。同样在怛逻斯之战以后,中国战俘中的造纸工匠在撒马尔罕建立了穆斯林世界的第一家造纸作坊。随着阿拉伯帝国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昌盛,文化事业也发展起来,因此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纸的使用与制作大大推广开来。公元794年,按照撒马尔罕的模式在帝国首都巴格达开办了一座造纸工场。此后,在大马士革、也门等许多地方都办起了纸坊。大马士革在此后好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向欧洲供应纸张的主要产地。造纸术大约在9世纪末传入埃及。到了10世纪末,埃及本地造纸场生产的纸张已经取代了埃及人数千年来传统使用的纸草纸。一封写于9世纪末埃及的信,在结尾处特别注明:“用纸草纸书写,请原谅。”其实,这封信是写在一张质地最好的纸草纸上的,而写信的人仍然在为自己没有用纸书写而特地致歉。这说明当时纸张已经成为时兴的书牍材料。到了1040年,一位波斯旅行家十分惊异地记载了他在埃及见到的情况,在开罗,“卖菜和香菜的小贩,都随备纸张,把任何卖出的东西,都用纸包裹”。可见,由于巨大数量的生产,纸张不仅已经成为埃及人民普遍的书写材料,而且已经变成具有多种使用价值,在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公元12世纪时,造纸术由埃及西传摩洛哥,并从那里传入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由于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萨珊波斯和阿拉伯帝国都是有着高度古代文明的国家,所以它们在同中国交往时,能够将自己多姿多彩的文化沿着丝绸古道输送到中国来。例如,在雕刻艺术方面,中国历来以平雕为主。在同西方交往中逐渐学到了浮雕术。著名的唐代浮雕“昭陵六骏”,显然就是受了萨珊波斯浮雕术的影响。在音乐、舞蹈方面,沿着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胡舞,盛行于唐代的长安。胡乐有龟兹乐、天竺乐,琵琶是主要的演奏乐器。舞蹈则有来自拜占庭的拂菻舞,来自中亚石国的柘枝舞,等等。“女为胡妇学胡妆,使进胡音务胡乐”,在唐开元天宝年间,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胡旋舞也很盛行,“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所谓“圆转”,就是胡旋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作《胡旋女》中,专门描述了生活在长安的波斯舞蹈演员的高超精湛的艺术:“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全唐诗》卷四二六,白居易三)。在体育方面,发源于古代伊朗的波罗球,也传到中国,盛行于唐代宫廷。“波罗”在古波斯语中意为棍棒。波罗球是一种以棍击球的体育游戏,后来渐渐被称为“马球”。在西安附近的唐墓里,还发现有描绘波罗球游戏的壁画和各种打波罗球姿态的男女骑俑。在西安还发现了在宫廷里修建波罗球场的奠基石铭。

  唐帝国对各种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最突出的表现在它对外来宗教的态度上。伴随着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除了从西汉末年以来传入的佛教外,又相继从西方流入了摩尼教、袄〔xian掀〕教、伊斯兰教和景教。

  佛教在我国唐代达到了最盛期。以佛教为纽带,中国和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信奉佛教的国家来往密切。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原型就是唐代大法师玄奘。这位俗名陈祎〔yi衣〕的高僧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踏上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学研佛经。他在印度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足迹遍及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为佛学大师。公元642年,戒日王曾特地为他在曲女城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辩论大会,会上作为论主的玄奘没有被任何人所难倒,获得了极高荣誉。阔别长安18年后,玄奘才从印度带着650多部佛教经典回到祖国。后来,他翻译了75部佛经,还根据旅途见闻,口授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它记载了印度等100多个古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城市人口、山脉河流、生产状况等。这部著作被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宗教的学者视同瑰宝,已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名著了。当时,从印度到中国来的许多佛教僧侣,都客居长安译经。唐朝统治者虽然将老子(李耳)奉为祖先,大力提倡道教,但佛教却始终遥遥领先,在中国社会有着更大的影响。

  袄教,又称火袄教、拜火教,是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6世纪时创立的。它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洁净、创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污浊、破坏、死亡是恶端;善恶相争,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它崇尚光明,因为火有光亮,故而也崇拜火。隋唐时期,自波斯和中亚传入中国。唐代长安城西北部设有袄教寺院三座。在洛阳、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也建有袄教寺庙。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创立的。它吸收了袄教、基督教和太阳神教等思想,也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间光明与黑暗两宗相斗,人们应奋起助明斗暗,等等。公元4至6世纪,该教流传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各地。武则天当政时,波斯摩尼教经师拂多延等人携带该教经典《二宗经》来到中国。从此,摩尼教开始在中国流行,陆续在各地设立寺庙。长安的大云光明寺,就是摩尼教的著名寺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摩尼教对贫苦民众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些农民起义披着宗教外衣,就是用摩尼教明暗相斗的学说来动员群众。著名的宋代方腊起义,就是用该教号召民众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如明教、白莲教等,都受到摩尼教的影响。摩尼教的传入,给中国下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提供了精神武器。

  伊斯兰教,俗称回教。随着大批穆斯林从西亚、中亚各地前来中国,伊斯兰教在我国流行起来。唐代的长安、广州等穆斯林聚居的城市都建起了清真寺。相传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曾携带《古兰经》到中国来传教,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在西安建立了大清真寺。

  景教,在唐代又称“大秦景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创立。聂斯脱利认为耶稣兼有人神二性,违反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因而被斥为异端,驱逐流放。公元5世纪末,聂斯脱利派在波斯形成了独立教派,建立总教会,向西亚和中亚传播。突厥人对景教的东传起了媒介作用,6世纪末,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王联合镇压叛乱,曾俘虏过额上刺有“十”字的突厥人。景教首先是在北方通过突厥人传入我国内地的。明朝末年,在陕西盩厔〔zhou zhi周至〕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西安碑林),碑文中叙述了景教流行到中国的情况: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波斯景教僧侣阿罗本携带该教经书到达长安,太宗特命宰相房玄龄到西郊将其迎入宫中,译经传道。随后又发布诏令,准许建立教堂,传播景教。到唐高宗时,景教曾广为流传,一时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阿罗本也被封为镇国大法主。唐玄宗曾亲自为教堂题写匾额,德宗更为之立碑记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大秦寺僧景净撰写的。景教初传入中国时,教堂都称为波斯寺,后来改称大秦寺。除长安以外,洛阳、灵武、成都、广州、扬州等地都建有教堂。景教徒伊斯还作过唐朝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手下的谋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左右两侧列有景教僧徒的名字,共70人。据考证他们大都是外来僧人,来自伊朗或叙利亚等地。这些早期来华的景教僧侣除了在中国传教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译经工作。仅在敦煌鸣沙山石窟发现的唐朝景教经典抄本就有《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六种。其中提到当时译的景教经典多达35种。

  唐武宗时,崇尚道教,禁止佛教,景教也在被废之列。从这次挫折以后,景教在我国内地传播的势头逐渐减弱。唐末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大批景教徒在城破后的混乱中被杀。此后,景教势力基本上退出内地,仅在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还有踪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