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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问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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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李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一书的简称。全书因以李世民与李靖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而得名。《唐李问对》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军事著作,被称为”兵家之楷模,用兵之典范”。

  《唐太宗与李靖问对》全书因以李世民与李靖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而得名,是一部问答体的兵书。

  李卫公即李靖,字药师,原名药师,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人。唐初杰出的军事家将领、军事理论家。出生于官宦世家,是隋朝名将韩擒虎的外甥。隋末起兵反隋,后为唐太宗的股肱之臣。李靖一生战功卓著,在他的戎马生涯中,他指挥并取得了几次重大的战役的胜利,这不仅因为他勇敢善战,更因为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3卷,《阴符机》1卷,《玉帐经》1卷,《霸国箴》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1卷,《韬钤总要》3卷,《卫国公手记》1卷,《兵钤新书》1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唐李问对》一书也是其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

  《唐李问对》顾名思义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论兵的言论辑录。但是自《唐李问对》一书行世以来,历代学者对它的怀疑就普遍存在,多数认为此书是北宋仁宗时(1023—1063年)人阮逸的依托之作。后人因《唐李问对》一书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太平御览》、《武经总要》等书没有引用该书,其内容文字又浅陋不文,因此认为此书是赝作,成书于北宋中叶。但也有学者从本书的思想性和其反映的史实判断本书并非宋人假托,曾有学者提出《问对》中所提到的上古的阵法有些宋人已不甚了了,这点值得注意。至于究竟如何并无定论。

  《唐李问对》在宋代时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共分为上、中、下三卷,共1万零三百余字。它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唐太宗李世民和李靖的军事思想。全书涉及的军事问题比较广泛,既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终结和评述,又有对古代兵法的诠释和发挥;既讲训练,又讲作战;既讨论治军,又讨论用人;既有对古代军制的追述,又有对兵学源流的考辨,但主要内容是讲训练和作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心围绕着“奇正”论述问题。

  书中论述了几个方面的军事思想,在上卷中主要论述作战中的奇正战术的运用,奇正是古代军事学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而这也是全书的亮点。《唐李问对》中对奇正论述深刻,它认为"奇"与"正",不仅指兵力的配备,更指战术变化的原则,强调奇正要结合起来运用,变化多端,使奇正的理论和运用达到了新的认识高度。

  《问对》非常重视阵法训练,主张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达到在战斗中“斗乱而法不乱”,“形圆而势不散”“绝而不离,却而不散”。它还提出了由单兵到小分队,由小分队到大部队的训练程序,即由伍法而队法而阵法。这个交战之法是科学的做到从低级到高级,先简单后繁难这种训练方法是符合人们认识规律的。在今天仍不失其进步意义。书中还提到了阵形的变化,其中有许多古时的战阵,有些现已失传,但本书对这些阵法做了较为明确的阐述。

  《问对》十分重视部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从军事素质说,李靖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要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搞好官兵关系。原则就是“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就是说,恩威并施,赏罚并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治军原则中恩是威的前提,要以爱兵为上,将帅要精通练兵的方法。它还谈到,训练要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扬长避短。

  《唐李问对》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提出了一些新的创见,发展了前人的一些光辉思想。毋庸置疑,它也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如对李勣的明黜暗用的封建权术,提出阴阳术数为诡道之术的封建愚兵政策等,但这些错误和不足并没有构成这部著作的主要方面。我们要肯定它的价值。

  《唐李问对》一书,在宋初有《兵法七本》,后又有麻皓年注释本。宋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诏令校定《孙子》、《李卫公问对》等七书为《武经七书》,镂版刊行,但北宋之前的版本今天不可见。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后众多丛书书本及清刻、清抄本,大多源于此本。现存比较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本书在译校的过程中参考了吴如嵩、王显臣的《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伊力等主编的《兵家智慧全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

  《唐李问对》历史渊源

  自《唐李问对》一书行世以来,历代学者就普遍认为此书是北宋仁宗时(1023—1063年)人阮逸的依托之作。如陈师道(1052—1101年)的《后山谈丛》、何薳(1077—1145年)的《春渚纪闻》认为此书是阮逸所著。邵博(?—1158年)的《邵氏闻见后录》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认为此书是阮逸拟作和假托。后人因《唐李问对》一书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太平御览》、《武经总要》等书没有引用该书,其内容文字又浅陋不文,也都认为此书是赝作,成书于北宋中叶。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就认为此书并非出自阮逸的假托。

  但此书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未有任何记载,足可质疑其为托名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从《唐李问对》曾论述到上古阵法等宋人已不甚了了的问题来看,此书恐怕不是阮逸所能凭空臆造,而是应另有所本。公元1042年成书的《崇文总目》著录有《李靖行述》1卷、《韬钤秘录》5卷和《卫国公手记》1卷。南宋人王应麟所撰

  《玉海》卷141《兵制·兵法·〈李卫公问对〉》条引《书目》说:“李靖《兵钤新书》1卷,载靖与秦王论兵,如《问对》书。”据此,可知《唐李问对》一书很可能是阮逸根据《李靖行述》、《韬钤秘录》和《卫国公手记》诸书编撰附益而成。

  《唐李问对》内容概要

  《唐李问对》共分3卷。《唐李问对》卷上主要论述奇正、阵法、兵法和军队编制等问题。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中常用的一对概念。自黄帝以来的兵法都主张先正后奇,先仁义后权谲。曹操解释奇正说,先投入战斗的是正兵,后投入战斗的是奇兵;正面作战的是正兵,从侧翼发动攻击的是奇兵。此书作者认为投入战斗的主力部队是正兵,主将自己统率的出击部队是奇兵。奇正之分不在于投入战斗的先后,以及是正面作战还是迂回侧击。它指出,奇正之分完全是人为的,奇正可以互相转化。训练部队时,可按奇正来划分,但在作战时,却不能有奇正有别,固定不变的观念,而应随机应变,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无穷,使敌人捉摸不透,将我军的正兵误认作奇兵,奇兵误认作正兵。它对奇正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发展了《孙子兵法》有关“奇正相生”的思想。它又对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的名称提出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八阵本是一阵,临阵对敌时,出于变化制敌的需要,才散成八阵,战斗结束后,又复归为一阵。其中天阵、地阵的名称来源于旗号;风阵、云阵的名称来自旛名;龙、虎、鸟、蛇四阵的名称则本自队伍的分别。后人出于误解和以讹传讹,才将其误认为8  种事物。其实在实际战斗中,阵势的变化远远不止这8种。它还对楚国和中原各国车兵编制的差异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它指出,按周朝兵制,每车一乘由步兵72人,甲士3人组成,分为3甲,每甲25人。楚国每车一乘由150人组成。这是因为楚国地处丘陵和江河湖泽地带,车少而人多。

  卷中主要论述如何戍守北边、训练军队、择人任势、避实击虚、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和排列营阵诸问题。它认为,在平定突厥和薛延陀后,戍守北边的汉兵和蕃落应采取不同的教习方法。一旦战争爆发,就临时变易两者的旗号服色,使敌人难以捉摸,产生误解,然后出奇制胜。它又认为,君主良将应善于选择将士,利用其优势。蕃兵的长处在于骑兵,汉兵的长处在于强弩。善于用兵的人应分别利用和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以战胜敌人。它还发展了《孙子兵法》中关于虚实的思想。虚通常指劣势和弱点,实则指优势和强点。要识别虚实,必须先懂得奇正相生的方法。不懂得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就不会了解虚是实,实又是虚。懂得了奇正相生,就可以采取主动,用这一方法来调动敌军,从而摸透敌军的虚实,然后用正兵对抗敌军的坚实之处,出奇兵攻击敌军的虚弱之处。敌人以为我是正兵,我就出奇兵攻击它,反之,就用正兵攻击它。这样,就可以达到掌握主动,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的目的,并最终战胜敌人。作者在这里全面而又深刻地论述了虚实与奇正、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对如何争取用兵的主动权问题作了精彩的阐述。它又指出,为保持和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削弱敌军的战斗力,可以采用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和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的  方法,来取得作战的胜利。它还对李靖创制的六花阵作了详细、朴实的阐述,指出该阵来源于诸葛亮的八阵法,并介绍了方、圆、曲、直、锐等阵形和阵名。这在阵法研究中阴阳五行八卦之说和穿凿附会之风盛行的时代,是十分难得的。唐宋时的军事著作往往将古代军队宿营部署的营,和作为战斗队形的阵这二个概念混为一谈。作者在这里虽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但也没有将这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论述清楚。

  卷下主要论述重刑峻法与胜负的关系,以及义利、主客、步兵对抗车骑、分合、攻守、御将、阴阳术数、临阵交战和对兵法的理解等问题。

  它认为,用兵应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要铲除大患,就不能顾虑小义。主客是既对

  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因时制宜,善于反客为主,变主为客,才能屡战屡胜。它又对《孙子兵法》“形”篇所说的“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它认为,“不足”不是指弱,“有余”也不指强,而是指有胜算或胜利的条件。“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指的是当战胜敌人的条件不足时,我就防守;当取胜的条件有余时,我就进攻。

  这种解释是颇有道理的。它虽遭到一部分学者的反对,但又为另外一部分学者所接受。它对攻守的论述是相当精辟的。它指出,进攻是防守的枢纽,防守是进攻的策略。进攻不仅仅是进攻敌城、敌阵,还必须攻敌之心。防守不只是守卫营阵壁垒,还必须保持我军的士气,等待战胜敌人时机的到来。它认为,攻敌之心的人就是所谓的知彼者,保持我军士气的人就是所谓的知己者。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先使自己不可战胜的人,就是知己者。我军可以战胜敌军,在于敌军有可乘之机;等待并寻求可以战胜敌人之时机的人,就是知彼者。这是用兵作战要点。

  不过,它在论及攻守时犯有将攻守和好战、忘战这二个概念混为一谈的错误。它一方面引述《司马法》说:国家虽大,好战必定自取灭亡;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争势必危及稳定。另一方面又承认好战、忘战和攻守的道理是一样的,将进攻等同于好战,将防守等同于忘战。其结果就是将攻守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态势和作战形式,与好战、忘战这两种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相提并论,混而为一。

  它还指出,阴阳术数不可信,功成业就,事在人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又认为阴阳术数是不可废除的。其理由是用兵作战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善于用兵的人自己不能相信阴阳术数,但可以假托和利用这些东西,以驱使和命令那些相信阴阳术数的贪欲、愚昧之辈。

  总之,《唐李问对》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兵书。它提出了一些新的创见,发展了前人的一些光辉思想。毋庸置疑,它也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但这些错误和不足并没有构成这部著作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