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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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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本篇依旧强调德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指出为王者治理国家要尊于道,道与德二者相辅相成,只有这两者得到很好的统一,那国家的安危就可预知,只有道与德行于天下,那贼人贤士就会自动现其身,只要贤士皆能归附,则王者就无敌天下。
 

原文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①,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②。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③过制,虽成必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

  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故夙兴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仇,义之决也;恻隐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

  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仇治仇,其祸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

  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禄。潜名抱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

  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④,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

  豪杰⑤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灵,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宜,祸乱传世。大臣疑主⑥,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注释

  ①昆虫:虫类的统称,这里可理解为世间万物。

  ②六合:天地四方曰六合。

  ③造作过剩:造作,指建造宫室园囿之类。过剩:超过标准。

  ④爝火:火把。

  ⑤豪杰:汉代使用这个词有时带有贬义。

  ⑥疑:通“拟”,比拟。

 

译文

  能够拯救天下倾危的,就能得到天下的安宁;能够解除天下忧患的,就能够享受天下的快乐;能够解救国家灾祸的,就能够得到天下的幸福。所以,恩泽遍及于百姓,贤人就会归附他;恩泽遍及于万物,圣人就会归附他。贤人归附的,国家就能强盛;圣人归附的,天下就能统一。使贤人归附要用“德”,使圣人归附要用“道”。贤人离去,国家就要衰弱了;圣人离去,国家就要混乱了。衰弱是通向危险的阶梯,混乱是即将灭亡的征兆。贤人执政,能使人从行动上服从;圣人执政,能使人从内心里顺从。从行动上服从,便可以开始创业了;从内心里顺从,才可以善始善终。使人从行动上服从靠的是礼教,使人从内心里顺从靠的是乐教。所谓的乐教,并非指金、石、丝、竹,而是使人们喜爱自己的家庭,喜爱自己的宗族,喜爱自己的职业,喜爱自己的城邑,喜爱国家的政令,喜爱社会的伦理道德。这样治理民众,然后再制作音乐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使社会不失和谐。所以有道德的君主,是用音乐来使天下快乐;没有道德的君主,是用音乐来使自己快乐。使天下快乐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使自己快乐的,不久便会亡国。

  不修内政而向外扩张的,劳而无功;不事扩张而修明内政的,逸而有成。实行与民生息的政策,民众渴望报答君主,国家就会出现许多忠义之臣;实行劳民伤财的政策,民众心中抱怨君主,国家就会出现许多怨恨之民。所以说,热衷于扩张领土的,内政必然荒废;尽力于扩充德行的,国家就会强盛。能保全自己本来所有的。国家就会平安;一味垂涎别人所有的,国家就会残破。统治残酷暴虐,世世代代都要受害。事情超过了限度,即使一时成功,最终也难免失败。不正己而正人者其势拂逆,先正己而后正人才顺乎常理。行为拂逆是招致祸乱的根源,顺乎常理是国家安定的关键。

  道、德、仁、义、礼,五者是一个整体。道是人们所应遵循的,德是人们从道中所得到的,仁是人们所亲近的,义是人们所应做的,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五条缺一不可。所以,起居有节,是礼的约束;讨贼报仇,是义的决断;怜悯之心,是仁的发端;修己安人,是德的途径;使人均平,各得其所,是道的教化。

  君主下达给臣下的指示叫“命”,书写在竹帛上叫“令”,执行命令叫“政”。“命”有失误,“令”就不能推行。“令”不推行,“政”便出现偏差。“政”有偏差,治国之“道”便不能通畅。“道”不通畅,奸邪之臣便会得势。奸邪之臣得势,君主的威信就要受到损害。

  千里之外去聘请贤人,路途十分遥远;招引不肖之徒,路途却十分近便。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舍弃身边的不肖之徒,不远千里寻求贤人。因此,能够保全功业,尊崇贤人,臣下也能尽心竭力。弃置一个贤人,众多的贤人便会引退了;奖赏一个恶人,众多的恶人便会蜂拥而至。贤人得到保护,恶人受到惩罚,就会国家安定,群贤毕至。民众都对政令怀有疑虑,国家就不会得到安定;民众都对政令困惑不解,社会就不会得到治理。疑虑消失,困惑解除,国家才会安宁。一项政令违背民意,其他政令也就无法推行;一项恶政得到实施,无数恶果也就从此结下。所以,对顺民要实施仁政,对刁民要严加惩治,这样,政令就会畅通无阻,人无怨言了。用民众所怨恨的政令去治理怀有怨气的民众,叫做违背天道;用民众所仇恨的政令去治理怀有仇恨的民众,灾祸将无法挽救。治理民众要依靠贫富均平,贫富均平要依靠政治清明。这样,民众便会各得其所,天下也就安宁了。犯上的人反而更加高贵,贪鄙的人反而更加富有,虽然有圣明的君王,也无法把国家治理好。犯上的受到惩处,贪鄙的受到拘禁,这样教化才能得到推行,各种邪恶也就自然销匿。

  品德高尚的人,是无法用爵禄收买的;讲究节操的人,是无法用威刑屈服的。所以圣明的君主征求贤人,必须根据他们的志趣来罗致。罗致品德高尚的人,要讲究礼节;罗致崇尚节操的人,要依靠道义。这样,贤士便可以聘到,君主的英名也可以保全了。圣人君子能够明察兴衰的根源,通晓成败的端倪,洞悉治乱的关键,懂得去就的时节。虽然穷困,也不会贪图将亡之国的高位:虽然贫苦,也不会苟取衰乱之邦的厚禄。隐姓埋名、胸怀经邦治国之道的人,时机到来后一旦行动,便可以位极人臣。君主的志向一旦与自己相投,便可以建立绝世的功勋,所以,他的道术高明,美名流芳千古。

  圣明的君主进行战争,并不是出于喜好,而是用来诛灭残暴,讨伐叛乱。用正义讨伐不义,就像决开江河之水去淹灭小小的火炬一样,就好像在无底的深渊旁边去推下一个摇摇欲坠的人一样,其胜利是必然的。圣明的君主之所以安静从容而不急于进兵,是不愿造成过多的人员和物质损耗。战争是不吉祥的东西,天道是厌恶战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进行战争,才是顺乎天道的。人和天道的关系,就像鱼与水一样。鱼得到水便可以生存,失去水肯定要死亡。所以,君子们常常是心存敬畏,一刻也不敢背离天道。

  专权跋扈的大臣执政,国君的威望就会受到伤害。生杀大权操于其手,国君的权势也就衰竭了。专权跋扈之臣俯首从命,国家才能长久。生杀之权操于国君,国家才能安定。百姓穷困,国家就没有储备。百姓富足,国家才会安乐。重用贤臣,奸臣就会被排斥在外了。重用奸臣,贤臣就会被置于死地了。亲疏不当,祸乱就会延传到后世了。大臣自比君主,众奸就会乘机聚集。人臣享有君主那样的尊贵,君臣名分就会昏昧不明。君主沦为臣子那样的地位,上下秩序就会颠倒混乱。伤害贤人的,祸患会殃及子孙三代。埋没贤人的,自身就会遭到报应。妒忌贤人的,名誉就不会保全。举荐贤人的,子孙后代都会受惠于他的善行。所以君子总是热心于推荐贤人,因而美名显扬。对一个人有好处,对一百个人有害处,民众就会离开城邑。对一个人有好处,对一万个人有害处,全国就会人心离散。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百个人,人们就会感慕他的恩泽。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万个人,政治就不会发生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