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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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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真善美的价值定论何在?

《老子》首章既提出“道”与“名”的涵义,但同时又相同于“因明”的法则,能建能破,自说了一个道,自又推翻了道的名相。也如同正反合的“逻辑”辩证,不自立于不变的肯定与否定形态。如珠走盘,无有方所。所谓的“道”,乃“至道”的定名,都是为了表达的方便,姑且名之为“道”而已。“道”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名相只是人为意识的塑造而已。叫它是“道”,已经是头上安头,早已着相了。要想明白这个不可见、不可得的“道”,只有在用上去体会,才能了解有无同出而异名的道妙。因此第二章便推出美与善的道理,加以阐发。

美与善,本来是古今中外人所景仰、崇拜,极力追求的境界。如西洋文化渊源的希腊哲学中,便以真善美为哲学的鸽的。中国的上古文化,也有同样的标榜,尤其对人生哲学的要求,必须达于至善,生活与行为,必须要求到至美的境界。甚至散于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中,也都随处可见,不须—一列举,另加介绍。

现在从后世道家所标榜的修道,与学术思想上的应用两面来讲,也便可以知道它的大要。至于进而多方发明,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各个触角,那就在神而明之,无往而不自得了。

先从修道方面来讲,无论后世哪一种宗教,或教育哲学,都会树立一个美和善的架构(标的)。殊不知变生于定,二由一起。凡是人为所谓的美与善的道,一落痕迹,早已成为不美不善的先驱了。修道的人,大多数都把道的境界,先由自己的主观观念,建立起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构想。也可以说是自己首先建立起一个道的幻境,妄自追求。其实,一存此念,早已离道太远了。因此老子便说:“美之为美,斯恶矣。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随老子之后,后来从印度传来的佛家学说,也同样有此理论。例如大乘佛学所谓道体的“真如”,这个名词本身便自说明只是名言的建立,不可认为确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真如”存在。真者如也,如其真也。如果把“真如”确定在美善的范畴,这个真也就不如如自在了。这是许多修道者在思想观念与见解上难以避免的大问题。因此佛学以解脱“见惑”——理解上的困扰;“思惑”——观念上的困扰,为无为法,为见道的重心所在。譬如五种“见惑”中的“见取见”与“禁戒取见”,就都属于思想见解上的迷惑。由此可见佛家学说与老子相提并论,并非偶然。老子是用归纳方法来简单指示,佛家则用演绎方法来精详分析。无怪宋儒中的反对派,就佛老并称,同时排斥了。

善反而不美

大道无名,并非如一般凡夫俗子们所认为的常道。什么是常道呢?便是平常人们为形而上道所建立起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名相境界。这样一来,早已离道更远了。

有个真善美的天堂,便有丑陋、罪恶、虚伪的地狱与它对立。天堂固然好,但却有人偏要死也不厌地狱。极乐世界固然使人羡慕,心向往之,但却有人愿意永远沐浴在无边苦海中,以苦为乐。与其舍一而取一,早已背道而驰。不如两两相忘,不执著于真假、善恶、美丑,便可得其道妙而逍遥自在了。

如果从学术思想上的观点来讲,既然美与丑、善与恶,都是形而下人为的相对假立,根本即无绝对标准。那么,建立一个善的典型,那个善便会为人利用,成为作恶多端的挡箭牌了。建立一个美的标准,那个美便会闹出“东施效颦”的陋习。有两则历史故事,浓缩成四句名言,就可说明:“美之为美,斯恶矣。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道理,那就是“纣为长夜之饮,通国之人皆失日”,“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现在引用它来作为经验哲学的明确写照,说明为人上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可有偏好与偏爱的趋向。即使是偏重于仁义道德、自由民主,也会被人利用而假冒为善,变为造孽作恶的借口了。

同样地,爱美成癖,癖好便是大病。从历史经验的个人故事来说:

元朝末期的一位大名士——大画家倪云林。他非常爱美好洁。他自己使用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每天都要有两位专人来经管,随时负责擦洗干净。庭院前面栽的梧桐树,每天早晚也要派人挑水揩洗干净,因此硬把梧桐树干净死了。有一次,他留一位好朋友在家里住宿,但又怕那个朋友不干净,一夜之间,亲自起来视察三四次。忽然听到朋友在床上咳嗽了一声,于是担心得通宵不能成眠。等到天亮,便叫佣人寻找这位朋友吐的痰在哪里,要清理干净。佣人们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找不出那位先生吐痰的痕迹,又怕他生气骂人,只好找了一片落叶,稍微有点脏的痕迹,拿给他看说找到了。他便立刻闭上眼睛,蒙住鼻子,叫佣人把这片树叶送到三里外去丢掉。

元末起义的张士诚的兄弟张士信,因为仰慕倪云林的画,特地派人送了绢和厚重的金币去,请他画一张画。谁知倪云林大发脾气说:“倪瓒(云林名)不能为王门画师。”当场撕裂了送来的绢。弄得士信大怒,怀恨在心。有一天,张士信和一班文人到太湖上游乐,泛舟中流,另外一只小船上传来一股特别的香味。张士信说:“这只船上,必有高人雅士。”立刻靠拢去看个清楚,不料正是倪云林。张士信一见,便叫从人抓他过来,要拔刀杀了他。经大家恳求请免,才大打一顿鞭子了事。倪云林被打得很痛,但却始终一声不吭。后来有人问他:“打得痛了,也应该叫一声。”倪云林便说:“一出声,便太俗了。”

倪云林因为太爱美好洁了,所以对于女色,平常很少接近。这正如清初名士袁枚所说的:“选诗如选色,总觉动心难。”但有一次,他忽然看中了金陵的一位姓赵的歌姬,就把她约到别墅来留宿。但是,又怕她不清洁,先叫她好好洗个澡。洗完了,上了床,用手从头摸到脚,一边摸,一边闻,始终认为她哪里不干净,要她再洗澡,洗好了又摸又闻,还是认为不干净,要再洗。洗来洗去,天也亮了,他也算了。

上面随便举例来说“美之为美,斯恶矣”的故事。现在再列举一则故事来说明“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宋代的大儒程颐,在哲宗时代,出任讲官。有一天上殿为哲宗皇帝讲完了书,还未辞退,哲宗偶然站起休息一下,靠在栏杆上,看到柳条摇曳生姿,便顺手折了一枝柳条把玩。程颐看到了,立刻对哲宗说:“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推折。”弄得哲宗啼笑皆非,很不高兴,随即把柳条掷在地上,回到内宫去了。

因此后来有人说,讲孔门的道理,无论怎样说,也不致超过孟子。而孟子对齐宣王说,好色、好货也都无妨,只要扩充所好的心与天下同乐就对了。偏是倒霉的宋哲宗,遇到了程夫子,一根柳条也不许动。当了皇帝的,碰到如此这般的大儒,真是苦哉!

由于这些历史故事的启发,便可了解庄子所说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的道理,也正是“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另一面引申了。

再从人类心态的广义来讲,爱美,是享受欲的必然趋向。向善,是要好心理的自然表现。“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作好事”,那是理想国中所有真善美的愿望,可不可能在这个人文世界上出现,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我们顺便翻开历史一看,秦始皇的阿房宫,隋场帝的迷楼和他所开启的运河两岸的隋堤,李后主的凤阁龙楼,以及他极力求工求美的词句,宋徽宗的良岳与他的书笔和书法,慈掉太后的圆明园和她的花鸟,罗马帝国盛极时期的雕刻、建筑,甚至驰名当世如纽约的摩天大厦,华盛顿的白宫,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也都是被世人认为是一代的美或权利的标记,但从人类的历史经验来瞻前顾后,谁能保证将来是否还算是至善至美的尤物呢?唐人韩淙有一首柳枝词说:

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
何须思想千年事,谁见杨花入汉宫。

老子却用更深刻而尖锐的笔触指出:“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由《老子》的首章而接连这一章的全段,很明显地看出他说自形而上道的无名开始,一直到形而下的名实相杂,再到“同出而异名”因果相对的道理,自始至终,是要人匆作祸首、莫为罪魁的教示。但是,他说归说,后世用归用,完全不是老子说的那样。

有无相生

从人类的经验来讲,天地万物的从有还无,是很自然的事实。但是要说到万物的有,是从无中出生,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此,古今中外的崇信唯物论者,除了绝对否定无中生有之外,便给老子加上顶“虚无主义”的帽子。尤有甚者,把老子归到唯物思想的范围。断定老子的“无”便是没有,更不管他“相生”两字的内涵。不过,真要指出有与无是怎样相生的道理,综合东西文化数千年的哲学,也实在作不了一个明确的结论。除非将来的理论物理与哲学汇合,或者会有个明确的交待。如果勉强用现代物理知识来解释,认为质能互变的原理,便是有无相生的说明,那也是并不透彻,而难以肯定的说明。况且物理学上的定律,还是未定之义,它随时在再求深入。

倘使只从传统道家观念来说明“有无相生”的原理,自庄子、列子等开始,都是用“神化”、“气化”来作说明。至于“神”与“气”的问题,究竟属于物质?或是物理功能的作用?便又牵涉到另一问题上去了,暂且不说。在道家中,比较接近理论物理思想的,应当以五代谭峭的《化书》为首。其中的《道化》说:

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故藏之为元精,用之为万灵,合之为太一,放之为太清。是以坎离消长于一身,风云发泄于七窍,真气薰蒸而时无寒暑,纯阳流注而民无死生,是谓神化之道者也。

谭子的“道化”学说,也可以说是代表了历来道家的一贯思想,如果说他是唯物论,但他所提出的神,非物理。神与物是有明显的界说。如果说他是唯心论,神与心的关系,究竟如何?神与心是一或二?亦成为后世佛道两家争端的症结。可是这些讲来讲去,到底都牵涉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的形而上学,而且都是幸或不幸去做神仙们的大事。至于一般凡夫俗子们对老子的“有无相生”等道理,却老老实实反用为帝王术的万灵丹,因此千古以来,便使老子背上阴谋与欺世盗名的大黑锅,那是事实俱在,证据确切的。

老子背上历史的烂帐

现在我们再回转来看看这位先圣——老子的哲学大道理,如何被历世的大国手——帝王们用到大政治、大谋略上去。三代以上,历史久远,资料不太完全,姑且置而不论。三代以下,从商汤、周武的征诛开始,一直到秦汉以后,凡是创业的大国手——建立统一世系的帝王,没有哪个不深通老子、或暗合黄老之道“有无相生……前后相随”的路线的。

大舜起自田间,赤手空拳,以重孝道德行的成就,继承帝尧而有天下。大禹是以为父赎罪的心情,胼手胝足,治河治水的劳苦功高,又继大舜之后而有天下。这当然都是无中生有,“难易相成”白手创业的圣帝明王行道的大榜样。

跟着而来的,汤以一旅之师,文王以百里之地,以积德行仁为大谋略,因此而“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而囗有天下,开启德治的长远规模。

从此以后,划分时代的春秋霸主们,都是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权术纷争的路线,互争雄长。所谓上古的道化与德治,早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学术上的名词,徒有空言,皆无实义了。因此都享国不久,世系也屡易不定。

等次以降,秦始皇的蚕食吞并六国的谋略,汉高祖刘邦的手提三尺剑,起自草莽,降秦灭楚。甚至曹操父子的阴谋篡位,刘裕的效法曹瞒,以及唐太宗李世民的反隋,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忽必烈的声东击西,朱元璋的奋起淮泗,多尔衮的乘机入关,康熙的帝王术,都是深明黄老,用作韬略的大原则,师承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原理而建立世系基业。

在这些历来大国手的创业名王当中,最坦率而肯说出老实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曹丕,一个是唐太宗的父亲李渊。当曹丕硬逼刘邦的末代子孙汉献帝禅位的时候,他志得意满地说:“舜禹受禅,我今方知。”我到现在,才真正知道上古舜禹的禅让是怎么回事。同一道理,当年李世民再三强迫他的父亲李渊起来造反,甚至不择手段利用女色迫使他父亲上当。李渊只好对李世民说:“破家亡躯,由汝为之。化家为国,亦由汝为之。”要把天下国家变成李氏的世系,只好由你去做主;或者把我们弄得家破人亡,也只好由你去负责了。

其实,老子虽然说的是天地间因果循环往复的大原则,但很不幸的,被聪明狡桧者用作欺世盗国的大阴谋,实在和老子毫不相干,老子实在不应负此责难的。

总之,历史上这些代代相仿的阴谋或大谋略的哲学内涵,早已由庄子的笔下揭穿。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其次,在唐代诗人们的词章哲学中,也可见其梗概。如唐彦谦的《过长陵》:“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于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残日重回头。”章褐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又有《毗陵登高》:“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长扬羽猎须留本,开济重为阙下期。”

好的诗词文学,都富于哲学的启示,所以孔子要儿子孔鲤学诗,并非是要他钻牛角尖去做个诗人而已。了解了这些道理,当然也读通了《庄子·杂篇》中的《盗跖》篇,并非讽刺。同时也可知石达开的“起自匹夫方见异,遇非天子不为隆”的思想,同样都是“乾坤大半属偷儿”的偷儿哲学所演变出来的。

此外在西方如罗马的凯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屋大维大帝、拿破仑等,也都不出此例。虽然他们不知道东方有道家的老子,但东方有凡人,西方有几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出一辙。如果说这些都是人类历史的荣耀,或者认为是人文文化的悲哀,也都无可无不可。但总不能叫老子背此黑锅,加以欺世盗名的罪过吧!(一笑)

其实,由道的衍化而为德,德再衍化而为仁、义、礼、乐,再由仁义礼乐衍化而为权术,正表示人类的心路历程,每下愈况,陷溺愈深。但所谓“术化”的妙用,亦是“有无相生”,“同出而异名”。谭峭的《化书》论“术化”,便是很好的说明。如云:

水窦可以下溺,杵糠可以疗噎。斯物也,始制‘于人,又复用于人。法本无祖,术本无状,师之于心,得之于象。阳为阴所伏,男为女所制,刚为柔所克,智为愚所得。以是用之则钟鼓可使之哑,车毂可使之斗,妻子可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离合。万物本虚,万法本无,得虚无之窍者,知法术之要乎!

流水行云永不居

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本义来看老子,他所说的,完全相同于周文王、周公(姬旦)、孔子等祖述传统文化的思想。在《周易》的卦、交辞中,再三申述宇宙的一切法则,始终不离循环往复的因果定律。

有与无,是彼此互为因果,相生互变的。它的重点,在相生的这个“生”字。当然也可以说是互为相灭,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采用生的一面,并不采用灭的一面。

难与易,本来互为成功的原则,它的重点在难易相成的这个“成”字。天下没有容易成就的事,但天下事当在成功的一刹那,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凡事的开始,看来都很容易,做来却都大难。但“图难于易”,却正是成功的要诀。

高与下,本来就是相倾而自然归于平等的。它的重点,在相倾的这个“倾”字。高高在上,低低在下,从表面看来,绝对不是齐一平等的。但天地宇宙,本来便在周圆旋转中。凡事崇高必有倾倒,复归于平。即使不倾倒而归于平,在弧形的回旋律中,高下本来同归于一律,佛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也便是同此意义。《易经》泰卦九三交的交辞上说“无平不破,无往不复”也同此理。

音与声相和,才构成自然界和谐的音律。因此又有“禽无声,兽无音”的说法。《礼记》中的《乐经》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为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前与后,本来是相随而来,相随而去,没有界限的,无论是时间的或空间的前后,都是人为的界别。它的重点,在这个相随的“随”字。前去后来,后来又前去,时空人物的脚步,永远是不断地追随回转,而无休止。

总之,老子指出无论有无、难易、高下、音声、前后等现象界的种种,都在自然回旋的规律中相互为用,互为因果。没有一个绝对的善或不善,美或不美的界限。因此,他教人要认识道的妙用,效法天地宇宙的自然法则,不执著,不落偏,不自私,不占有,为而无为。所以他便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所谓“处无为之事”是说为而无为的原则,一切作为,应如行云流水,义所当为,理所应为,作应当作的事。作过了,如雁过长空,风来竹面,不着丝毫痕迹,不有纤芥在胸中。

所谓“行不言之教”,是说万事以言教不如身教,光说不作,或作而后说,往往都是徒费唇舌而已。因此,如推崇道家、善学老子之教的司马子长(迁),在他的自序中,引用孔子之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都是同一道理。

引而申之,老子又说:“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比如这个天地间的万物,它们都不辞劳瘁地在造作。但造作了以后,虽然生长不已而并不据为己有,作了也不自恃有功于人,或自恃有功于天地。它们总不把造作成功的成果据为己有。“弗居”的“居”字,便是占住的意思。正因为天地万物如此这般,不自占为己有的在作为,反而使人们更尊敬,更体任自然的伟大,始终不能离开它而另谋生存。所以上古圣人,悟到此理,便效法自然法则,用来处理人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为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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