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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两晋赋对庄子思想的阐发

作者:李智会 代俊川
内容摘要:两晋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士大夫文士们面临的是生命朝不保夕的现实。为此他们投身于玄学之中,从老庄思想,尤其是庄子思想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以超脱现实的无奈,于是孕育出众多带有老庄色彩的赋作。读这些赋作,我们能寻找到大量庄子思想的踪迹。
关键词:两晋赋,庄子,思想,阐发,道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 中评两晋诗赋时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1]确实,两晋时期的赋相比之前的汉大赋、三国赋而言,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最显著的莫过于对庄子思想的演绎,对玄理的体悟。正因此,我们读两晋赋,少能感受到像汉大赋那样的恢弘气势与壮美风格,也少能体验到如三国赋那般真挚、细腻的情感。两晋赋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对精微玄理的阐发,对人生的哲理思索以及对冲淡的生活意趣的追寻。观两晋赋作,对庄子思想的阐释集中体现在对其认识论、本体论、处世哲学以及养身之道的阐发上。下面将具体论述。
一.认识论
赋家们首先提出的是对生死的哲理思索。频繁的杀戮让他们觉得生与死的界限乃是相对的,这正是受庄子一死生的观点的启发。陆机 《大暮赋》 序云:“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邪,又何生之足恋?”[2]他用庄子虚无人生的态度对生命作玄冥的领悟,泯灭生死之大限,以此来慰藉忧惧的心灵,克服生命的忧伤。
在等同生死的基础上,赋家们进一步提出万物等同,从而将庄子的齐物论拓展到了各个领域。庾敳 《意赋》 云:“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他认为以道观察世事,则人生所遇到的荣辱、穷达、生死、寿夭等将混一不分,同为一体,时间没长短,空间无大小,天地短,亿代促,宇宙细。庾阐也在 《闲居赋》 中通过列举一系列相对立的事物阐明了相对主义认识论:“至于体散玄风,神陶妙象。静因虚来,动率化往。萧然忘览,豁尔遗想。荣瘁靡期,孰测幽朗。故细无形骸之狭,巨非天地之广。音兴乎万韵,理绝乎一响。”左芬 《涪沤赋》 则由涪沤推移聚散、形成泯灭之状,领悟出其中的玄理哲思:“亡不长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难,其败亦以易。”另外,陆云《岁暮赋》云:“百年迅于分嘘兮,千岁疾于一息,咏大椿之万祀兮,同蟪蛄于未识。”百年与分嘘,千岁与一息,大椿与蟪蛄,这些事物表面上的对立,在作者笔下也变得不存在了。陆机的《登台赋》还直接引用了庄子的齐同思想:“扶桑细于毫末兮,昆仑卑乎覆篑。于是忽然俯仰,天地既閟,宇宙同区,万物为一,原千变之常钧兮,齐亿载于今日。”
从以上赋作我们可以看到,两晋赋家由于现实的生死难测、穷达瞬变,于是向庄子思想寻求精神寄托,而相对主义和以齐万物、等贵贱、一生死、和是非为核心的齐物论正好顺应了他们的要求,从而成为他们应对瞬变环境的理论武器。
二.本体论
两晋赋家对庄子本体论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对“道”的本源地位的强调上。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些赋作中看到他们直接阐释“道”生万物之理。如成公绥《天地赋》 中云:“惟自然之初载兮,道虚无而玄清。太素纷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他认为“道”乃万物之本,是宇宙的最后根源。傅玄也在 《蓍赋》 中提出了“道”通天下之论:“于是原极以道,极形以度,以类万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敌。”世间万物只有与“道”为一,顺任自然,才能最终达到绝对自由的状态。
另外,还有一些赋作借其它事物来形象解说“道”滋养万物的作用。如王彪之就在 《水赋》中通过对水进行描绘而对“道”做出了具体的阐释:“泉清恬以夷淡,体居有而用玄。浑无心以动寂,不凝滞于方圆。湛幽邃以纳污,泯虚柔以胜坚。或浤浪于无外,或纤入于无间。故能委轮而作四海,决导而流百川。承液而生云雨,涌凝而为甘泉。”这显然是以水喻“道”,通过写水的性质和作用来阐释“道”的特征和意义。水没有固定的形状,总是变化不定,遇大则大,遇小则小,时而圆,时而方,这就好比“道”的“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水能形成四海,决导百川,生成云雨,化作甘泉,滋润万物,一切生命的存在都离不开它,这就好比“道”之“覆载万物”。作者在这里以水释“道”,是对庄子以“道”为本的最好诠释。郭璞亦在 《江赋》 中说:“焕大块之流形,混万尽于一科。保不亏而永固,禀元气于灵和。”这同样是借江水来说明“道”是生命的源泉。
综合以上两晋赋家对“道”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道”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并能认识到“道”的本体地位,还能将“道”化用在其它事物上,这无疑是庄子本体论的延伸。
三.处世哲学
两晋赋作中表现出的最理想的处世哲学即超世态度。所谓超世,即不随物迁,游乎尘外。超世的态度,是庄子追求自然、自由的人生理想的表征,这也是两晋文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挚虞的 《思游赋》 中说:“运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为;求之者劳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祸不可攘,福不可征。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数。……乐自然兮识穷达,澹无思兮心恒娱。”作者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必须鄙弃世俗中对生死、祸福的追寻,返归于万物的本然状态,追求“道”的高远境界,最后达到“乐自然”的状态。这正是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人生理想。陆机《列仙赋》展现的也是这样一种超世的理想境界:“夫何列仙之玄妙,超摄生乎世表。因自然以为基,仰造化而闻道。性冲虚以易足,年缅邈其难老。”既然现实不可改变,那就改变自己,追求心灵的超脱以达到自由境界,这正是庄子为两晋文人指出的一条柳暗花明之径。
当然,两晋赋作里表现的更多是遁世的处世之道。遁世,即“不与物撄、陆沉世寰”[3],也就是选择浪迹于山林,潜隐于人世。这是庄子在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为保全自己而选择的一种处世态度。自然,这也成为了同处乱世的两晋文人的选择。读张华《归田赋》、潘尼 《怀退赋》、孙绰《遂初赋》、陶渊明的 《归去来兮辞》 等,我们都能聆听到他们向往隐居之乐的心声,或“眇万物而远观,修自然之通会。以退足于一壑,故处否而忘泰”,或“傅释极以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穷独善以全质,达兼济以利时。聘安志于柱史,由抗迹于嵩箕;理殊途而同归,虽百虑其何思”,或“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或“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他们都以自然山水为乐,鄙弃世间尘网的束缚,希望过那种逍遥避世的隐逸生活。更有一些赋家创作了一批直接写隐士、幽人的赋,有陆机 《幽人赋》 《应嘉赋》,陆云 《逸民赋》 等。这些隐士、幽人们过着逍遥自适的隐逸生活,或“渔钓乎玄渚。弹云冕以辞世”,或“袭三闾之奇服,咏南荣之清歌。濯下泉于浚涧,溯凯风于卷阿”,或“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他们放情山水,投身自然,因此得以“超沉冥以绝绪”,“解心累于世纙”,“委天形以外心”,在喧嚣尘世之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
另外,两晋赋作中也流露出顺世的处世哲学,即虚而待物,与世浮沉。这是饱经忧患的两晋文人们从庄子那里学到的与世周旋、与时俱化的求全之法。傅咸赋作《叩头虫赋》中云:“人才触而叩头。犯而不校,谁与为仇?人不我害,我亦无忧。”身处现实,只有和顺于人,虚己游世,与时俱化,方可免害保身。还有成公绥的《鹦鹉赋》 《乌赋》 同样强调了凡物贵在适其自然之性,委命顺理,随时卷舒,此乃顺时处世的全身远害之道。
由上可知,庄子超世、遁世、顺世的处世哲学在两晋赋作中得到了极其充分的诠释,这可以说是相似环境下为了生存而做出的相同选择。
四.养身之道
两晋赋作首先就养身之道的前提做出了阐释,即追求宁静淡泊的心境。这与庄子养身之前提———恬淡无欲、去知与故的境界是一样的。这种想法主要体现在一些音乐赋中。如夏侯湛 《笙赋》、袁崧 《歌赋》、贾彬 《筝赋》、成公绥 《啸赋》 等。读这些赋作,我们能聆听到一种清远的音乐,或“冲虚冷澹”,或“清气独转”,或“蹇澄疏雅”,流淌于其中的正是一种清雅宁静之美。而音乐之美的背后隐含的便是这些主人公安宁、恬静的心境之美。像 《啸赋》 中描绘的那位“逸群公子”,他“体奇好异,傲世忘荣,觉弄人事。希高慕古,长想远思。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这正是一位拥有宁静心境、隐居山林的淡泊超迈的人物形象,他用吟啸活动来寄托其高蹈遗世志趣,正是“企冀以淡泊谦冲求得心理平衡”[4],从而使自己进入悟道境界。
其次,两晋赋家还指出了养身的途径在于将体“道”与成仙联系在一起,即在自然山水之乐中去体悟“道”,这正是受庄子取“道”于自然的影响。如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说:“非夫遗世玩道,绝粒茹芝者,乌能轻举而宅之?非夫远寄冥搜,笃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他指出要成圣成仙就必须对“道”进行不断的体悟与追求。他还在结尾进一步强调,要摒弃世间俗事的束缚,消除万物的差别,用一种宁静的心情去体会山水之趣,以自然山水之美来荡涤胸中的沉浊污秽,进而深入领悟逍遥自然之旨,这样才能最终进入圣境。
另外,两晋时的一些咏物赋还就养身的最高境界做出了阐发,即无所欲求,无所作为,这与庄子无待、无累、无患的境界是一致的。这在张华的 《鹪鹩赋》 中可以找到描绘:“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伊兹禽之无知,何处身之似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只有像鹪鹩那样与物无患,无所作为,才能真正修身养性。晋明帝司马绍 《蝉赋》 亦可见此沉静寡欲、无为而作之境:“寻长枝以凌高,静无为以自宁。邈焉独处,弗累于情。任运任时,不虑不营。”另外,还有傅玄《蝉赋》、郭璞《蚍蜉赋》、枣据的 《船赋》 等作,均托物言志,赞美了那种顺任自然,无欲无求的养身之道。
由此可见,庄子崇尚自然、淡泊无为的养生之道对两晋文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让两晋赋家于乱世之中找到了一处修身养性的乐土。
两晋赋醉心于老庄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的影响。两晋时代是一个祸乱迭起、杀戮频仍的时代,这使士大夫文士们经历了人生的巨大磨难,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他们时常面临着残酷的政治杀戮,成为权势争夺的牺牲品。面对这样一种生命朝不保夕的现实、士大夫文士们深感世路艰辛,祸福无常。为了宽慰自己忧惧的心灵,他们力图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应付事变的理论,于是玄学开始流行。玄学归本老庄,谈玄论理的盛行自然就促长了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学在两晋的兴盛。
综上所述,因为同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两晋赋家们走进了庄子的世界去寻找解脱之道。他们选择庄子超世、遁世、顺世的处世哲学和与“道”合一的养身之道来全生远害,认同庄子的齐物论和“道”本论来超脱自己,而这都是在性命亦难苟全的乱世之下,他们对生死的沉思,对死亡的忧惧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去理解“赋乃漆园之义疏”。应该说两晋赋作在阐释庄子思想的时候,是融入了自己对民族命运、社会灾难和个体生命的深沉忧思的,只不过更多地以无奈、逃避、超脱表现了出来,这正是时代所赋予的特色。
参考文献:
[1 ] 刘勰著. 周振甫译. 《文心雕龙今译》 [M].中华书局,1986
[2] 严可均. 《全晋文》 [M]. 中华书局,1958
[3] 崔大华. 《庄学研究》 [M]. 人民出版社,1 992
[4] 程章灿. 《魏晋南北朝赋史》 [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李智会,女,文学硕士,湖北仙桃中学教师。代俊川,男,湖北仙桃广播电视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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