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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三十六 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2014-08-15 16:38:26
  (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

  ◆郑兴传,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少时学《公羊春秋》,晚年学《左氏传》,积累知识,深入思考,通达书中要旨,同学辈都以郑为师。

  天凤年间,率领学生从刘歆讲《左氏传》大义,刘歆赞美郑兴的才华,使郑撰写条例、章句、传诂,并校正《三统历》(夏、商、周三历,刘歆撰)。更始即位,用司直李松代理丞相,先入长安,李松用郑兴做长史,派他回去接皇帝迁都。更始的一些将领都是山东人,都劝驾留住洛阳。郑兴劝皇帝道:“陛下从荆楚起兵,权政尚未施行,一朝建立国号,而山西雄桀争着杀王莽,打开关门在郊外迎接陛下,为的是什么呢?这是天下百姓被王莽的虐政害苦了,而思念汉高祖的旧德哩。现在久不安抚百姓,臣下恐怕百姓离心,盗贼又会兴起。《春秋》上写齐桓公即位为‘齐小白入齐’,而不称齐侯,因为尚未朝庙祭祖的原故。现在议论的人想先平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知根本而争其末梢,恐怕国家的守卫转移在函谷关,即使睡在洛阳,难道安于枕席吗?”更始帝说“:我向西已下决心了。”拜郑兴为谏议大夫,派他安集关西和朔方、凉州、益州,回来后拜为凉州刺史。恰逢天水有反叛的,攻杀郡守。郑兴因而免职。当时赤眉入关,东边道路不通,郑兴就向西归附隗嚣,隗嚣虚心用礼节请郑,而郑兴感到委屈,称病不起。隗嚣夸耀自己,常用周文王自比,便与诸将商议自立为王。郑兴听说就劝阻隗嚣道:“《春秋》传说:‘口里不说忠信的话叫..,耳朵不听五声之和叫聋。’近来诸将集会,莫不是不说忠信的话么,大将军听从了,莫不是缺乏详细的考察么?从前周文王继承祖宗道德的余绪,加之本人的聪明才智,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能服侍殷商,等到武王即位,八百诸侯不谋而会于孟津,都说‘商纣可以讨伐了’。周武王认为天命尚不可知,于是还师等待天时。

  汉高祖征伐多年,还用沛公的名义行军。现在你的令德虽然鲜明,但没有周朝那样的福泽,威略虽很振兴,但没有汉高祖的功勋,而想举办不可办的事业,将加速引祸,恐怕不可以吧!希望将军仔细考虑一下。”隗嚣终于没有称王。后来就广泛设置官吏职位,用来提高自己的威望。郑兴又阻止隗嚣道:“那些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都是王者的车服,不是人臣所应有的。孔子说‘:只有器(车服)和名(爵号),不可借给别人。’不可借给别人的东西,也不可向别人借来。对实际无好处,对名声有损害,不是尊重皇上的意思。”隗嚣感到为难也就停止了。等到隗嚣叫儿子隗恂入侍,将出发时,郑兴托隗恂请求回家安葬父母,隗嚣不听从而迁徙郑兴的房舍,增加其官秩与礼仪。郑兴进见隗嚣道“:从前遭逢赤眉之乱,凭将军僚旧的关系,所以冒昧请求回家明德。幸蒙天地的大恩,又得保全其性命。我听说侍亲的道理,父母活着时用礼节奉养他,父母死后用礼节安葬他,用礼节祭奠他,遵奉这些礼节,不敢半点违反。现在因为父母尚未埋葬,请求告老还乡,如果增加官秩搬迁房舍,中间又拖延不少时间,这是用父母作钓饵,太无礼了。将军怎么能这样?”隗嚣说“:我就不配挽留老朋友吗?”郑兴说:“将军占有七郡的土地,拥有羌胡的百姓,来拥戴本朝,德没有再厚的,威没有再重的。在驻地就是专命的大使,进朝延就是鼎立的大臣。我,从俗之人,不敢深处不出,通过将军求进身之阶,不担心达不到目的;委托将军求进入朝廷,不担心不亲受恩典,这就是我不违背将军的心计哩!我已替父母请求,不可这样中止,愿把妻子留下来,我独自归葬,将军又何必猜疑呢?”隗嚣说“:这太好了。”于是催他赶办行装,叫他和妻子一道向东而去。

  这是建武六年(30)的事。侍御史杜林先与郑兴同住在陇右,杜林就推荐郑兴道:“我看到河南郑兴,坚守正义,喜好诗书,知识渊博,思想坚定,有公孙侨、观射父的德行,应该留在皇上的身边,掌握国家的机密。从前张仲在周朝,辅佐周宣王,而诗人十分高兴。希望陛下留心观察,来为陛下分劳。”于是郑兴被征为太中大夫。第二年三月三十日,日食。郑兴便上疏道“:《春秋》认为天反时便成灾,地反物便成妖,人反德便是乱,乱就妖灾发生。往年以来,怪现象连续出现,料想是办事有缺陷。按《春秋》‘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戍初一,有日食。’古书上说:‘日过分而未至(未及夏至),日、月、星三辰有灾,于是百官穿着素服,国君不举盛馔,避正寝过日食时,乐师奏鼓,庙祝用币于社,史官用语言自责。’现在正值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发作,灾害更重。国家没有善政,天意就在日月上表现出来。变咎一来,不可不谨慎,其要害在于针对人心,选择恰当的官吏。古时尧帝知道鲧不可用而用了他,这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齐桓公不计旧仇而用管仲,晋文公回晋国而用谷阝索殳,都是不计私仇,择人处位的意思。现在公卿大夫多推举渔阳太守郭亻及可做大司空,而陛下没有及时定下来,道路上流言很多,都说‘朝廷想用功臣’,功臣用而位置错了。希望陛下上以唐虞为师,下看齐、晋的做法,来成就屈己从众的美德,促成群臣让善的功劳。

  日月交会,本应在每月初一,而近年日食,每多在三十日。先时而合,都是月亮走快了点。太阳是君王的象征而月亮是臣子的象征,君主亢急那么臣下促迫,所以走得快了。今年正月出现繁霜,自那时以来,大多寒日。这也是急咎的惩罚。老天爷对贤圣之君,等于慈父对于孝子,丁宁申戒,想让他反思政事,所以灾变出现,这是国家的福。现在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应多想柔克之政,留心《洪范》之法,广泛听取意见。”书奏上,多被采纳。帝曾经问郑兴郊祀的事,并说:“我想用谶言断定,怎么样?”郑兴答道:“臣下不懂德谶。”皇上怒道:“卿不为谶,你能说谶不对吗?”郑兴惶恐地说“:臣对于谶书没有学过,而不是认为不对哩。”皇上的意思才缓解下来。郑兴多次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和儒雅,但因为他不会用谶所以不得重用。

  九年(33),皇帝派郑兴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所杀,郑兴率领他的营部,便与大司马吴汉一道去打公孙述。公孙述死后,皇上下诏让郑兴留屯成都。不久,侍御史奏郑兴奉使私买奴婢,于是降职做莲勺令。这时正是丧乱以后,郡县残破荒芜,郑兴正想修筑城郭,修礼教来教化百姓,后来因事免职。郑兴好古学,尤其对《左氏》、周官》有研究,长于历算,从杜林、桓谭、卫宏等人,都斟酌取其旨意。世上谈《左氏》的多半以郑兴为祖。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所以有郑、贾之学的说法。郑兴离开莲勺以后,不再做官。曾经客授阌乡,三公几次请他都不肯出来,死在家中。

  ◆范升传,范升,宇辩卿,代郡人。少年时死了父亲,靠外家生活。九岁时读了《论语》、《孝经》,年长时,学习《梁丘易》、《老子》,并教授后生学习。王莽的大司空王邑提拔范升做议曹史。当时王莽连续征兵,赋税繁多,范升于是向王邑提意见道“:我听说做儿子的别人不非议其父母算作孝,做臣子的下面不非议其君上算作忠。现在众人都称朝圣,都说皇上公明。所谓明者没有看不见的东西,圣者没有听不见的东西。现在天下的事情,明明胜过日月,震震胜于雷庭,而朝廷上看不见,公也说听不见,那么老百姓怎能呼天?您以为对的而不讲,那么过失还小;明知道错了而跟着干,那么过就大了。两者对于公无可避免,天下埋怨您是应该的。朝廷把远处人民不服从为忧虑,我认为近处人民不喜悦算是重忧。现在行动与时令乖戾,事情与道理相违,好比车子在覆车的道上狂奔,在事败之后去探汤,后出更加可怪,晚发更可怕哩。现在正是岁首,而动员百姓远征,野草不能充饥,田荒无人耕种,谷价飞涨,每斛涨至数千,官吏百姓陷于水火之中,不是国家的人。这样下去,就像让胡、貊之人守关,青州、徐州的强盗就近在帷帐之内了。我有一句话,可以解除天下人倒悬之忧,免去百姓的焦虑,不可用书信传递,希望皇上引见,陈述我的想法。”王邑虽然认为范升的话有理,但始终不用它。范升称病请求退休,王邑不听,派他乘传出使上党。范升就与汉兵相会,于是留下来没回去。

  建武二年(26),光武帝征召范升到怀宫,封为议郎,升为博士。范升上疏推辞道“:臣和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都学过《梁丘易》。他们二人年纪老了,对经学很有研究,而臣没有及时退休,现在与梁恭并立,深知吕羌有学问,又不能进,对二老深感惭愧,没脸面见世人。读了书不能实行,知道而不能说,不能开口以为人师,愿推掉博士让给梁恭吕羌。”皇上不同意,但从此更重视他,数次下诏引见,每有大事,常召见访问。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想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皇上下诏让大家讨论。四年(28)正月,朝见公卿、大夫、博士在云台。皇帝说:“范博士可上前发表意见。”范升起立答道“:《左氏》不以孔子为祖,而出于左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又不是先帝所存,没有因由可立博士。”于是和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到了中午才罢。范升退朝后又奏道“:臣下听说人主不稽考古史,不能承受天命;臣子不述旧闻,不能侍奉国君。陛下同情经学有缺,劳心经艺,总想广征意见,所以异端都起来了。近来有司请设《京氏易》博士,下面执事们没有谁能有根据地纠正。《京氏易》既立了,《费氏易》又在怨望,《左氏春秋》也希望设立。《京》、《费》已立,再就是《高氏》了,《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果《左氏》、《费氏》能设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都要求设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听从了就失去正道,不听从就失去人,将恐陛下必然听得厌烦。

  孔子说‘: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博学各家而简约之,可以不违背正道了)学了不约,一定会叛道。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说是知教,颜渊可说是善学了。《老子》说:‘学道日损。’损,就是约的意思。又说:‘绝学无忧。’绝,指末学。现在《费》、《左》二学,没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对这便有坏疑,所以《京氏》虽立,马上又被废掉。疑道不可遵循,疑事不可实行。《诗书》的兴起,由来已经很久。孔子尚且周游列国,到了五十岁,才从卫国回到鲁国,校正《雅》、《颂》。现在陛下草创天下,纪纲尚未定立,虽设学官,没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氏》、《费氏》,不是当务之急。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研究邪说异端,一定有害处)古书说‘: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用来表示回到根本,也表明不专己。天下之事不同的原因,就在于根本不一致哩。《易》说:‘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说‘:正其本,万事理。’《五经》的根本从孔子开始,谨奏《左氏》的错失共十四件事。”当时提出疑难的认为太史公多引《左氏》,范氏又上书说太史公违背《五经》,歪曲孔子的话,以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书把他的意见下交给博士讨论。后来范升被出妻所告,坐了牢,出狱后,回到乡里。永平年间,做聊城令,因事免职,死在家中。

  ◆陈元传,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父亲陈钦,学习《左氏春秋》,师侍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自成一家。王莽曾经从陈钦受《左氏》学,封陈钦为蕌难将军。陈元少时传父亲的学业,为《左氏》作注解,集中精力思考,甚至不与乡里往来。

  因父亲的职务而为郎。

  建武初年(25),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都被当时学者认为正宗。当时有人倡议想立《左氏传》博士,范升上奏认为《左氏》浅末,不该立。陈元听了,就上朝奏疏道:“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感经艺谬误错杂,真伪难分,每临朝日,常请群臣议论圣道。知道左丘明是极贤的人,亲受孔子教育,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所以下诏立《左氏》,广泛征询意见,表示不专用己意,尽之群下。现在论者沉溺于自己所习的学问,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认为不是亲见实事之道。《左氏》个人钻研,少与别人通气,于是被异家掩盖。最好的音乐不合众人听觉,所以伯牙绝弦;最好的宝石不被众人认知,所以卞和泣血。孔子圣人之德,而不容于当世。何况是竹帛余文,被雷同者所排斥,本是当然的啊!不是陛下至明,谁能觉察出来。“臣见过范升博士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博士,和他列举太史公违戾共四十五件事。按升等所言,前后相违,都是断截小文,吹毛求疵,因年数稍有出入,就指为大错误;遗漏一些小节,认为便是大缺失,挑剔毛病,掩盖弘美,正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的意思。范升他们又说:‘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认为如果先帝所行而后主必须照办的话,那么盘庚不应迁到殷都去,周公也不应营洛阳,陛下也不应都山东了。

  过去,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谷梁》,有诏书叫太子受《公羊》,不得受《公梁》。孝宣皇帝在世时,听说卫太子好《谷梁》,于是独自学习。等到即位,在石渠讨论《五经》而《谷梁》之学兴起,至今与《公羊》学并存。这就是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互相因袭哩。孔子说‘: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眼睛明的人有独见,不被朱紫所迷惑,会听者有独闻,不被清浊所混乱,所以离朱不被巧眩移目,师旷不被新声易耳。现在干戈初停,战事略止,留心圣经贤传,考虑儒雅之学,采取孔子拜下的意思,卒渊圣人独见的宗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学派,解释先圣的积结,淘汰学者的困惑,使基业垂于万代,后进不再狐疑,那么天下就幸甚了。“臣元愚昧,曾经向老师学过。如果能以粗布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的正道,理丘明的宿冤;如果言辞不合经传,事情不合古人,退下来甘受重刑,即使死了,也等于活着。”书奏上去,皇上批示交下边议论,范升又与陈元辩论起来,共十多次。皇上最后立了《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陈元第一。帝认为陈元刚参加争论,就用他作司录李封的从事,于是诸儒因《左氏》之立,议论纷纷,自公卿以下,几次在廷争论。正逢李封病死,《左氏》之学又废止了。陈元因才高著名,提升到司空李通府。当时大司农江冯上言,应叫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情下达三府。陈元上疏道“:臣听说以臣为师的能为帝,以臣为宾者能称霸。所以武王用太公为师,齐桓公用管夷吾为仲父。孔子说‘:百官总己听于冢宰。’

  近代汉高帝有优待相国之礼,太宗(孝文帝)从丞相手中救出邓通叫做‘假权’,到了王莽篡位,汉室中衰,专操国柄,窃得天下,专凭己意,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害宰相之威,以揭发别人为明,攻人之短为直。以至陪仆控告其君长,子弟违背其父兄,网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而不能阻止董忠的反叛,本身被杀害。所以人君患在自己骄傲,不患有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因此文王有日昊吃饭之劳,周公有吐饣甫握发之恭,没听说有什么提倡揭发,加强督察的作法。当前四方还不平靖,天下不够统一,百姓都在观望,耳目张得大大的。陛下应修文武的圣典,继承祖宗的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但不应使有司监察公辅之名。”皇帝听从了,把他的建议发下去。李通罢官后,陈元又提拔到司徒欧阳歙府,几次陈述当世事务,郊庙之礼,皇帝不能采用。因病离职,年老,死在家中。

  ◆贾逵传,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九世祖贾谊,汉文帝时做过梁王的老师。曾祖父贾光,做过常山太守,汉宣帝时以吏二千石,从洛阳迁去。父亲贾徽,从刘歆学习《左氏春秋》,还学习《国语》、《周官》,又向涂恽学习古文《尚书》,向谢曼卿学习《毛诗》,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完全继承父亲的学业,二十岁时能读《左氏传》和《五经》本文,用《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虽然是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学说。从儿童时起,就常在太学,不了解外面的事务。

  贾逵身长八尺二寸,一些儒生取笑他说:“问事不休贾长头。”意思是说贾逵个头很高,但对外面情况不了解,喜欢问这问那。他性格快活,平易,很聪明,喜思考,与众不同,很大方。他特别对《左氏传》、《国语》有研究,写有这两部书的《解诂》五十一篇,永平年间,上疏献给皇帝。显宗很重视,令人将它抄写一份藏在秘馆里面。当时有神雀飞到宫殿官府,头上羽毛有五彩之色,皇帝很觉奇怪,问临邑侯刘复是什么原故,刘复答不上来,推荐贾逵说他知识很渊博,皇帝于是召见贾逵,问他是什么原故,贾逵答道:“从前周武王完成父亲的基业,凤凰出现在岐山,汉宣帝威信很高,戎狄归顺,神雀也连续出现过,这是胡人将降顺的预兆哩。”皇帝命令兰台史官拿出笔札,叫贾逵写一篇《神雀赋》,并拜贾逵为郎,与班固一道任校秘书,留在皇帝身边备咨询。肃宗即位,推崇儒家学术,特别喜欢《古文尚书》、《左氏传》。

  建初元年(76),诏进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学。皇帝赞赏贾逵的讲法,要他发挥《左氏传》的大义比公羊、谷梁二传见长的地方。贾逵于是逐条奏明道:“臣谨挑选出《左氏传》三十事特别著名的地方,都是宣扬君为臣纲的正义,父为子纲的道理。其余十分之七八与《公羊传》相同,有的文字简略,小有差异,无伤大体。至如写到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等人,《左氏》深刻发挥君臣的大义,《公羊》多认为是通权达变,这就相差很确定,但是冤抑太久,不能分清是非。“臣在永平年间曾经上书谈到《左氏传》中某些与图谶相合的地方,先帝没有遗弃刍荛之言,采纳了臣的话,由臣写出详细的讲解,藏在秘书处。

  建平年间,侍中刘歆想立《左氏传》,但他不先摆出大义,而轻易地交给太常,自以为理由充足,能够挫败那些儒生,可儒生们内心不服,联合起来抵制。孝哀皇帝又迎合众人心理,所以刘歆做河内太守。从此大家攻击《左氏》,成为众矢之的。到了光武皇帝,有独特的见地,兴立《左氏》、《谷梁》两家,恰巧两家先师不通晓图谶之学,所以半途而废了。臣下认为凡是保存先王之道的书籍,要害在于安上理民。现在《左氏》推崇君父之道,卑视臣子,这是强干弱枝,劝痒戒恶,道理极为明白切当,直接顺理成章。况且三代时不同事物,随时有所增减,所在先帝广泛观察各种学说,采取各家之长。例如《易经》有了施、孟两家,又立梁丘氏;《尚书》有了欧阳一家,又有大小夏侯,现在三传各不相同,也是这个道理。又《五经》各家都不能用图谶来证明刘氏是尧帝的后代,而《左氏》独有明文能够说明。《五经》家都说颛顼代替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但《左氏》却以为少昊代替黄帝,就是图谶所讲的帝宣。如果尧不得为火,那么汉就不得为赤,它所发明的见解,很能补充一些道理。“陛下通晓天然的聪明,建大圣的根本,更改年号,修正历法,为万代做出典范,因此,麟凤百数呈说,好兆头多次出现,陛下仍然早晚勤勉,钻研《六艺》,对细微之处,也无不审理核实。如果再留心一些废弃的学问,增广一些见闻,那就没有什么遗失的了’。”书奏上去,皇帝十分嘉奖,赏赐布五百匹,衣一套,命令贾逵自己挑选《公羊》学派的严、颜诸生有高才的二十人,以《左氏传》作教材,给予竹简和纸写的经传各一通。贾逵的母亲经常有病,皇帝想加赐一些财物,因为校书例多,特地拿了钱二十万,派颍阳侯马防送去。对马防说:“贾逵的母亲病了,他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再穷困就会像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那样做饿鬼了。”贾逵多次给皇帝讲《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的诂训相呼应,皇帝下诏书命他著《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贾逵集中写了三卷,帝认为很好。又叫他写《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提升贾逵作卫士令。

  八年(96),下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学习《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从此四经便流行于世。都封贾逵所选弟子和门生作千乘王国郎,早晚在黄门署学习,学者都很羡慕。和帝即位,

  永元三年(91),任命贾逵作左中郎将。

  八年(96),又作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管秘书近署,很被信用。贾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多万字,又作诗、谏、书、连珠、酒令共九篇。学者很崇拜他,后代称他为通儒。但是他为人不大注意小节,当代对此有些讥讽,所以没有做成大官。

  永元十三年(101)死去,时年七十二岁。朝廷怜悯他,封他两个儿子作太子舍人。

  ◆张霸传,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年龄很小就知道孝顺和谦让,即使出入饮食,自然合乎礼节,乡里人称他叫“张曾子”。七岁时就通晓《春秋》,又想进修其他经书,父母说“你年纪小不能学那么多”,张霸说“我饶(益)为之”,所以又取名叫“饶”。后来跟长水校尉樊鲦学习《严氏公羊春秋》,于是博览《五经》。当时青年人孙林、刘固、段著等羡慕他,各人在张霸住室旁边买房子住下,以便向张学习。张霸被推举为孝廉光禄勋之主事,不久又有升迁,永元年间做了会稽太守,上表录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顾奉后来做了颍川太守,公孙松做了司隶校尉,都很著名。其余有专业特长的,都被提拔录用。郡中人从此都争相磨砺志节,学习经书的上千数人,道路上都听见诵读声。起初,张霸认为樊鲦删改《严氏春秋》还有许多繁辞,于是他又减定为二十万字,改名《张氏学》。张霸开始到越,贼人尚未解除,郡界不安宁,于是张霸便发布公文悬赏,明用信实,贼人就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说:“弃我卓戈,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张视事三年,对椽史说:“太守从孤儿出身,做到了郡守。大凡太阳正中就倾斜,月亮满后就亏损。老子有句话:‘知足不辱’。”于是上书请病假。后来又被征用,四次升迁做到侍中。这时皇后之兄虎贲中郎将邓骘,是当朝贵盛,听到张霸的名气,想与他交朋友,张霸犹豫不作回答,众人笑他不识时务。后来到了应当休养时,恰巧生病而死,年七十。临终前写遗书给儿子们道“:从前延州季子出使齐国,儿子死在赢、博之间,就在坎坷的路侧,埋葬在那里。现在蜀道阻远,不宜运归乡里,可埋在此处,够掩埋头发牙齿就够了。务必遵照速朽的原则,体现我的心愿。人生一世,应当受别人畏敬,如果不好好安排自己,简直自作自受。”儿子们遵照父命,将他葬于河南梁县,就在那里安了家。将作大匠翟酉甫等与诸儒门人追录他的生平行事,谥曰“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