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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传

2014-08-17 11:53:07
  何承天,东海郯城人,叔伯祖父何伦,是西晋时右尉将军,何承天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徐氏,是徐广的姐姐,生性聪慧学识广博,所以何承天小时候便开始接受教义,经史百家,没有不详尽通习的。其叔父何月兮是益阳县令,他跟随何月兮一起去任所。

  晋隆安四年(400),南蛮校尉桓伟任命何承天为参军,当时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继举兵反抗朝廷,何承天惧怕祸乱不息,遂弃职还于益阳。起义之初,长沙公陶延寿任命何承天为他的辅国府参军,派人通报以尊奉宋高祖,于是任命何承天为浏阳县令,不久他便离职还于京都,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城,授官何承天为兼代参军。刘毅曾经外出行走,鄢陵信史陈满用弓箭射鸟,箭误中了值勤的将领,虽然没有射死人,但是处以弃市之刑。何承天提议说:“官司应重视实情断决,有疑问则从轻处理,先前使汉文帝刘恒所乘之马受惊的人,张释之以犯跸之罪名弹劾,而处罚也只到罚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白他无意惊动帝王之马,所以不以惊驾的重罚施加于他,而是施加以不同的条例,现在陈满的本意在于射鸟,不是有意射人,按照法律,因过失误伤人命的,判三年刑,何况还没有伤人呢?只轻微处罚一下就行了。”何承天被补任为宛陵县令,赵忄炎为宁蛮校尉、寻阳太守,拜请何承天为司马。不久何承天离职。

  宋高祖刘裕以何承天为太尉行参军。高祖讨伐刘毅,留下诸葛长民为监军,诸葛长民私自怀有异心,刘穆之偷偷问何承天说:“宋公此次出行能否成功呢?”何承天回答说:“不担心无法判决,我还有另外一丝担忧,宋公以前从左里城回到石头城,多高兴啊,这次回来,只不过是再重复一次罢了。”刘穆之说:“不是你说我还听不到这话,近来,渴望像丹徒刘郎(布衣)那样,恐怕也不能够了。”随后,何承天被任命为太学博士,义熙十一年(415),何承天为世子征虏参军,随后迁职为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塘县令。宋高祖刘裕在寿阳,宋台建立,召何承天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一起共同撰修朝仪。永初末年委任何承天为南台治书侍御史。

  谢晦镇守江陵,拜请何承天为南蛮长史,当时有一个叫尹嘉的人,家境贫寒,其母亲熊氏以自己为典质替尹嘉偿还债务。尹嘉因不孝获罪当处死刑,何承天提议说:“根据官府宣布的法令,全面考查尹嘉大辟罪之事,符合法吏葛滕的规范。母亲控告儿子不肖,并要求杀掉他是允许的,法令说,违反触犯教义法令,在尊重恭顺方面有不足,父母要求杀掉他,都是允许的,对被控告人的处罚只有依据控告人的要求来做。慎重探求这件事的原委,尹嘉的母亲陈述说自己愿意做典质换钱,为儿子还债,尹嘉虽然因为恭顺不至而触犯教义,但是其母却没有请求杀掉尹嘉,熊氏用还债使他生存下来,而现在却要杀掉他,这就没有顺从所求人的要求。此事开始以不孝为理由而控告,终止于由出卖而判罪,从这事两方面看,母亲和儿子都受了罚,葛滕所依据的法律,没有这条款,尹嘉生存下来意义很大,依理却难以申辩。明白教义然后阐发,怜悯他因愚昧而受蒙蔽。明晓德义慎重处罚,文王以此体恤下民;商议牢狱赦免死刑,中孚(卦名)于是流传苍生。说到实情那么母亲为儿子痛苦,说到恭敬那么是没达到礼仪的,现在放弃乞求宽恕的要求,依照被杀头的条例,用尊敬恭顺的法度,施加于有饥寒之患的贫民,确实不是惩罚重罪而宽容轻微的,甚至可以抛开有罪之名,我认为免除尹嘉的死刑,似以春天的恩泽普照万物的恩情。赦免熊氏的过失,用以表明为儿子受苦是合宜的,那么,蒲亭虽然简陋,却可以同圣明比德,豚鱼虽是微物,却流传到今日。”尹嘉之事没有判决,恰逢大赦,得以释免。

  谢晦荐举何承天为卫将军,后迁职咨议参军,兼做记室。宋元嘉三年(426),谢晦将被讨伐,他的弟弟黄门郎谢嚼用密信通报于他,谢晦问何承天说:“如果真是这样,你叫我如何呢?”何承天说:“以君王的尊贵,举天下之兵攻打一州,大小既不相同,方向也不一样,逃到境外以求自保,这是上计。其次派遣亲信带领兵士驻扎义阳,将军你率领部队在夏口交锋,如果战败了,就奔向义阳然后往北部边境出逃,这是次计。”谢晦沉吟良久说:“荆楚是适于征战的城郭,兵师财力充足,应该决战,逃走也还不晚。”命令何承天拟造征讨檄文,谢晦认为湘州刺史张邵与自己不是同道之人,准备派遣一千人马去偷袭他。何承天认为不知道张邵的意图趋向,不宜随便征讨。当时张邵的哥张茂度为益州县令,与谢晦一向友好,所以谢晦受何承天的劝阻中止了派兵。是时益州前任刺史萧摹之,巴西前任太守刘道产离官还于江陵,谢晦想杀掉他们,何承天竭力营救,所有的人得以幸免。谢晦被攻克,何承天留在城府中不随行,等到到彦之到马头时,何承天戴罪晋见,到彦之因为他有诚意,宽恕了他,命他兼作南蛮府事。

  元嘉七年(430),到彦之出师北伐,拜请何承天为右军录事,等到到彦之战败溃退,何承天因才能不适于军旅,得以免除刑罚,而任命为尚书殿中郎,并兼左丞。吴兴余杭人薄道举有补兵之祸,依照法律须是同籍的其月亲(其月亲,服丧一年的亲属)补充军队,薄道举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都是大功亲(大功,丧服五服之一,服期为九月),不应在补充的条例之内,法律以薄代公的母亲活着为期亲,那么儿子应跟随母亲补充军队。何承天提议说:“探究补兵这一制度,同籍期亲补充军队,大功亲不在此条例之内,妇女从者有三,出嫁了顺从丈夫,丈夫死了,顺从儿子。现在薄道举为补兵所患,如果他的叔父还活着,按法制应补充前往,妻子儿子居军营,本来是极合适的事。但他为补兵所患之时其叔父已经不在了,薄代公、薄道生又是堂弟,属于大功亲,不应该补充前往,现在如果以叔母为期亲,命令薄代公随母亲补充军队,既违背了大功亲不应补充前往的制度,又背离了妇女三从的道义。”由于主管此事的官员死守期亲的文告,不分辨男女之间的区别,嫌远了同时又害怕负担,才生出了这个疑窦,又害怕这不是朝廷慎用刑法的原旨,最后,何承天将薄代公母子一起宽恕了。已故司徒孔邈有奏说没被进用,孙邈已下葬。议论的人说不应该仍用孔邈的名字,而应用现任官的名义去启奏,何承天又提议说:“已经死了的人的名字不适合启奏,没有其他含义,只是嫌他对现在不吉祥罢了。启奏之事一经拖延,动辄要经过几年几月,盛明的世道,凡事应该从简,细微的避嫌和忌讳,都应该消除。”

  何承天本性刚直,不能曲意逢迎上司,常以自己所长轻慢同行,为仆射殷景仁所不满,出任为衡阳内史,以前在西部与官员大多不融洽,在郡里又不太公正清廉,被州司举发,拘禁于牢狱,遇到大赦得免。元嘉十六年(439),任命为著作佐郎,编撰国史,何承天年事已高,而其他佐郎都出自名门且年轻有为,颍川荀伯子讥讽何承天,常把他称作乳母,何承天说:“你应当说凤凰生了九个儿子,乳母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久迁职,为太子率更令,著作佐郎不变。

  当时丹阳丁况等人死了很久却还没安葬,何承天提议说:“按礼制,所谓还葬即速葬,应该说荒年歉收只是一时,所以准许他量财行事而不求完善。丁况等三家,数十年里,只要安葬就没有棺材,确实是由于恩情浅薄,与禽兽无异。我私自认为丁况等人同住在一起多年,却没有用道义进行规劝,以法律进行责罚。元嘉十六年冬,没有新颁法令,又没有申明旧的制度,有什么严格的,突然互相揭发,有的由邻人辩解,正与此案相同。如果是在东部许多地方听到这种事情很多,长江以西淮河之北也不少,如果只惩罚这三人,就大概起不到整肃之效。如果只开一个头,那么就可能一齐行动,里伍县司、竞相为私利而循情。财物贿赂一旦盛行,官司案情必然混乱,恐怕损害了圣主的治国之道了。我认为丁况等三家,暂且可不再过问,依据这事附带规定制理的方案,如果人们安葬不符合法律,同住的人应当立即揭发,三年除服之后,则不加追究,这样较为适宜。”

  元嘉十九年(442),设立了国子学,何承天以本职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授《孝经》,何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一起为他手执书经,从师授业。不久,迁为御史中丞,当时北魏侵扰边境,宋太祖向群臣征求威慑戎敌抵御入侵的策略,何承天上书说:

  “我就北边藩镇侵扰之事上书朝廷,强虏侵犯青州、兖州,皇上仁慈,怜悯百姓,广泛征集众人的智慧,治理国家军政,我以我愚昧浅陋,事先得到皇上的咨询,我私下考查过猃狁犯难起自上古,有周之时欣欣向荣,南仲却出师迎敌;汉室之初,兴隆盛世,卫、霍用力,虽然饮马于瀚海,树旗于祁连,战事艰难繁杂,普天之下极不安定,运输量太大,财物装满车船,无奈狂虏凶狠狡黠冥顽不化,势力没有削弱,成败结果,总的说来是没有益处的。汉宣帝(刘询)趁着他们背离混乱,推翻旧的使其灭亡,巩固新的使其存在,才使得他们臣服。自从晋朝丧失中原以来,戎敌侵略骚扰,一百多年里,却没有空闲以北虏为忧患。大宋之初,日月圣灵普照武帝,因而胡虏感念大宋之德害怕大宋之威,所以大宋之用度自然是进贡。自从陛下执政以来,这种与他族的联系遵循教养,十几年里,贡物仍然不断,去年三王外出镇守,考虑振兴王室志谋远大,然而禽兽之心易起,于是产生猜测恐惧,背弃信约,深深结合之后因怨争而背离,贪恋祸乱恣肆毒害,没有理由地内讧,恐怕战火的征兆,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一向平庸懦弱,无才整治武备,直言我狭小之见,只是撰写了《安边论》,意见浅薄,恐怕无可取之处,如果能得以在朝廷商讨,辨别检验其对错。希望或许能够开拓群臣的思虑,仔细研究众人的谋略,优劣已展示,是否可以指出来呢,其论如是说:

  “汉代所说的防备匈奴的策略,只不过两种:武将竭尽征讨的谋略,文臣力求和睦相亲的礼约。考查这两者,各有其长远意图。侵犯塞漠之外,胡敌留难牵制,必然不能破敌,筹划自己的扩张,应当像以前冀地人民,归化者众多。二州之兵压境,三王出征藩镇,筹划将被张扬伟念将要实现,民众引颈盼望,华、夷仰慕正义。如果贪溺于小利,且自己傲慢放纵,那么向外展示富足的财力,在内却依靠不忠信的军队,现在如果一定遵守教义,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虽然不一定可以使他们归顺朝廷,但一定可以使边关和平宁静。然而和睦相亲事关重大,应根据朝廷制定的克敌谋略。这确实不是微臣的浅薄所能言尽的,如果追溯卫、霍战于瀚海的志向,时事不同,导致功绩也不一样。敌人虽然演习战事日久,又占据燕赵之地,连结秦魏之表,地形险峻,亘古如此。自己应该大肆畋猎,练兵于淮水、泗水,在内充实青州、徐州,使人民有充足的储备,四野有堆积的粮食,然后分别派遣方、召,统率雄师,精兵十万,使这一举动扫尽平坦,那么就用不着使国家军队辛苦,人民劳累了。为何这样说呢?现在北方百姓大都适应了动乱,有意于苟且偷安,不再以外族统治为耻辱,极度渴求仕宦,只是残害生灵掠夺侮辱把人看得毫无依靠,所以背着襁褓归附国家的人,先后络绎不绝,胡虏既不能进行战事较量又不能遵循事理,攻打城池掠夺地盘。并且精锐之师偷袭,慌乱之中驱除了羸弱,这是他遭受抱怨招致祸乱的原因,也是它灭亡的时候。现在如果派遣军队追杀,报复其侵略的暴行,大肆翦杀幽州冀州之民,攻城破县,然后圣明的朝廷怜惜抚育百姓,救助他们以道义。如果只是安抚使其归附,讨伐有罪之人,怜悯人民,那么就像良马四奔,不为征用,只是白耗巨资,对敌方却没有丝毫损害,另外出奇兵深入腹地掩杀击破敌军,如果碰上困难而没有达到,就要像被囚困的野兽仍想搏斗一样,那么报复之战,将会无休无止。那秦汉之争的最后教训,是在于轮台的遗憾。

  “安定固守边关,应从长计议。我以为安边的策略,史书上阐述得已很完备了。李牧开了头,严尤申明其要点,重要的策略已经提出来了。曹操、孙权争霸,在才能智慧上势均力敌,长江淮水之间,没人居住地各有几百里。而魏国舍弃了合肥,退却保守新城,吴筑城于江陵,将民众迁移到靠南的水边,濡须之战,人民停息在羡溪,说到驻扎襄阳,民众分散杂乱,晋宣王认为应该迁徙到沔南,以充实淮水以北的地区,曹爽不赞同此意,果然被消灭在籸中。这些都是前代遗留下的鲜明的教训。为何呢?放哨的远郊,是不适畜牧牛羊的地方;辗转作战的地方,是不适大兴农事的地方,所以巩固军备清除旷野,等待侵兵前来,整饬兵器、等待其疲敝,虽然时间有古今之分,势力有强弱之别,但是保护人民和国家完整,超不出这种途径。其要纲归纳有四点:一为移远就近;二为修复城防;三为聚集战车和耕牛;四为统计人数考查兵器优良的守卫者界定其国土,骁勇的将领振兴其风采。然后通过打猎宣扬其号令,通过祭祀教诫其廉耻,悬赏官爵以吸引他,设制禁令以威慑他,徭役赋税应该有规范,宽松和严格相互结合,等到十年,人民都明晓行事所应遵循的法律制度,然后简略发出命令出师远征,在云朔高扬战旗,如狂风席卷黄河冀州,如闪电扫过嵩山恒山,在燕地满挽雕弓,于代地快马加鞭,在秦地首先砍断他的右臂,在吴地用马蹄踢断他的左肩,铭刻功勋在燕然山山陵之上,犒赏士卒在金微之乐曲里。

  “敌寇虽然显示出离乱流亡易于征伐,愚昧孱弱容易攻取,如果天时人事还没有完全符合,则应隐藏锋芒等待时机,慎重考查其策略。如果边关防守没有加强,兵卒散乱如星布于四野,勤劳懒惰持有不同政教,贫穷富裕拥有不同财物,边境人民,怀有不同心思,因俘获而取留,不留意本来职业,驱动率领不易,扫除涤荡不难。又根据狡猾的敌人的生活习惯,吃兽肉穿兽皮,以驰骋为容止仪表,把放牧当成农事,没有车舆的安逸、城郭的保护,顶风冒雨,却不认为辛劳,在草丛中露宿,这是其生活习性。如果他们胜利了,则竞相争利,如果失败了,也不以逃跑为耻辱。他们开发得急促,然而到此地却已疲惫了,况且今年春天越过济水,且已得到了好处。顺着胜利的习惯,没料到却该受天诛灭,等到秋天之末,那更是送死。敌寇到来之时,捷劲的骑兵如蝼蚁一样聚拢,精锐的兵士像鸟一样汇集,践踏禾粟庄稼,焚烧村落,虽然驻守边关的将帅足智多谋,不知道将用什么办法抵御敌人?如果广大的军队聚集在一起驻防,则必然破坏农事;驿车四处奔走混乱不堪,则打仗时行动必定迟缓;用散乱的金银进行赏赐,其耗费必然庞大;用客籍代替土籍驻守,日子久了,必然嗟怨四起。如果谁在农民的居住地,农事战事一起治理,没有兴师动众的辛劳,却得到了防卫保护的结果,这是好是坏,优缺点显而易见。

  “一为移远就近,以充实内地。现在青州兖州旧民,冀州新归附之人,在边关的有二万家。这就是敌寇的财资,现在他们全部可以向内地迁徙,青州之地的人民迁移到东莱、平昌、北海等县,兖州冀州之地的人民移迁到泰山之南,南移自下邳,左移至沭水,右移至沂水。所至之地田野肥沃,向西阻隔兰陵,向北扼制大岘,四境之内,确实称作险峻坚固。人民本性难于迁徙,明白这点才能开始筹划,在没有敌寇之时,喜欢产生嗟叹埋怨。现在刚被劫掠余下的惊惧还没有平息,如果能让其明白现在所处之安危,且将居住乐土,那么他们应当欢呼雀跃,歌颂在路旁,把迁徙看成回家。

  “二为重新修复城防,以增强阻挡防御的能力。秋冬时节收割完毕,人民进入城堡,用以防备盗贼,使防御有素。古代的城池,随处可见,现在虽然颓败废弃了,但还是可以修缮,先粗略统计户数,估计其所容纳的人,新迁移来的人家,也住在城里,给予他常有的待遇,使其成为乡人,收获庄稼修筑禾场,女人孩子守护家里,县官治理军队,平民男女春种夏猎,秋冬入城,敌寇到来之时,一城有一千户,能够征战的人不会少于二千,剩下的羸弱之人,还能够登上城墙呐喊助威,充分准备围困侵略之敌。兵家的观点说,像这样的兵士二千人,完全可以抵御三万侵敌。

  “三为聚集战车和耕牛,用以治理武备。聚集千家的资产,不会少于五百对耕牛,做成战车五百辆,每三辆车用带钩连接,以保护众人。假设城池已不能坚守,不论经受平安还是危险,贼兵都不能干预,并且聚集居住,也便于查验整治,号令严明,人民也知道训诫。如果有紧急征战发生,连续两夜可以聚集。

  “四为统计人数考核兵器,不能有遗漏。人丁有千家的城邑,有战士二千,根据他们的特长,各有自己的兵器,平时多加操练,并刻上自己的姓名,还给长官存放到军库,外出征战则请求用以战斗。优良的弓箭,锐利的兵器,若人民没有配备的,则官府逐渐予以补充,这样一来,几年之内,军事装备已大致完善了。

  “我听说国家和军队分明法度,实行于京都一带以内;军事和农事一起治理,在疆场之外进攻防守等战事,都靠其平时操练,任凭其勇敢怯懦,山地丘陵河流陆地等地形,冷热温凉等气候,都是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若想改变则弊端遂起,正因为这样,所以驻防申地作难,埋怨源自任期已满。现在如果以吴荆精锐的队伍远驻在清水济水,耗资巨大,抱怨也深重。以我估计,不如就利用那地方的人民便利。管仲治理齐国,寄予厚望在于民众;商君辅助秦国,治理农事和战事,最后申明其威严,成就其霸业,实现其志向,不是任务沉重,而是心中有数。梁国任用差役,其国家就消亡了;齐国运用武力治理,人民就离散了。自从汉朝魏朝以来,这种制度就灭亡了,畋猎没有恢复先王的法度,治理军队只是按照亲信之人的意图,一旦有战事告急之日,人民不熟悉战争,以至于广泛招集招募悬赏,并给以优厚的俸禄,一旦事发则四处奔逃求救,天下混乱。刺史方伯等大小官员,垂手坐听,没有丝毫谋略,只希望朝廷派兵援救,这都是疏略战备的危害,没有教导的过失。现在将民众内移以充实内御,重新治理城防,聚居一起,考核战术,长官简单考核,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渐渐变得优秀,明晓其才能,向州郡陈述,象这样则聚集有恒定的地方,不改变其志向,在内保护衰老弱小,在外与仕宦联系,朋友同行都一向安定,同忧共喜,感情由于亲友而巩固,六艺因为战事而确立。像这样白天打仗可见相貌就能够辨认,夜里打仗只听见声音就能互相援救,这就是治理战事的一个例子,先辈遗留下来的道理。对这种治理战事的策略提出异议的人大都是因为古城已荒废颓败,很难修复,现在不是说要整顿完善,扩大规模,整饬得如同往昔,只是要求先让人民安顿下来,聚居于乡道,城墙沟壑还存在的,就将就一下,如果有倒塌断缺的,根据时机连接或者断开。这样就足以抵御其精锐之师,防备阻截飙骑,如果这一切实施,其任务就完成了。关于战车耕牛的建议,考查兵器的事宜,这是国家进攻防守的依靠,国家军队的关键,现在为了人民利益,引导率领他们。耕田农桑的设备,是国家之宝,耕田养蚕的农夫,同时起守卫城池的作用,千家联合起来,有数倍的兵员,万家聚合一起,有全部军队的士兵,军事强大而不害怕敌寇,国家殷富而人民却不劳累,比起重新扩编队伍、坐食国禄有好处,不可以同日而语矣。

  “现在安定已久,边关条例疏漏,弓箭利铁都没有禁绝,往年废弃的兵甲,将近二十年,考查其所住,按常理说应该销毁损坏了。现在说应该重新申明旧的制度,严格禁止出入边关,像商人贸易往来,在举旗先导的队伍中藏匿的人,都以军法加以处置。在边界上严格设立关卡,堵绝废止小道。城堡之内,每个地方都应检查兵器,并加以雕刻姓名,另外制定法规。如果有遗弃的箭镞和丢失的兵刀,和私自偷盗的人,都可以立即检验,对事情有好处。另外钜野之地湖泊宽阔,向南沟通洙水泗水,向北连接青州、齐地,并有旧的城郭处在湖内,应该立即修复旧的城墙,比用坝堵水有利,并供给轻快的战船百艘,敌寇如果侵入境内,则引船出战,左右随时接应,占据入侵之师的码头,破坏其运粮的船只。这样有利于制造战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这也是防御敌寇的要领呀。”

  何承天向来喜欢下棋,对正事常有损害,宋太祖以弈具赏赐给他,何承天上表陈述谢意说:“赏赐弈具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像张武那样赏金呢?”何承天还善于弹筝,皇上又赏赐他用银装饰的筝一面,何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一向关系不好,二人互相窥伺对方辖台的过失,几次互相上书弹劾。太尉江夏王义恭一年给何承天资产:钱币三千万,布帛五万匹,粮米七万斛。义恭一向铺张,用度经常不够。元嘉二十一年(444)转向尚书要求索取第二年资费。旧制度规定支出钱币二十万,布帛五百匹以上,应向朝廷启奏。谢元则提出以钱币二百万给太尉,事情败露后,谢元于是命令杀了仆射孟靑。后谢元新任太尉咨议参军,还没正式授命,被何承天揭发了,皇上大怒,贬谪谢元归乡,且禁锢终身,谢元这时又揭发何承天卖绫茭四百七十束给官属,索取高价。何承天被贬为布衣。谢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谢灵运族祖的弟弟,以学识才智闻名,死于禁锢。

  元嘉二十四年(447),何承天迁职为廷尉,还没有授命,皇上准备任他为吏部,已下达了密令,何承天泄密,因此被免官,死在家中,享年七十八岁。原来的《礼论》有八百卷,何承天删减合并,以门类相从,共有三百卷。此外还有《前传》、《杂语》、《纂文》、《论》等流传于世。另外,还改修订了《元嘉历》,这在《律历》中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