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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论语别裁》学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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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言四语

  现在各大专学校的学生,有一个新称号——“三四教授”。假如我们看见一位不认识的教授,想知道这位老师是教什么的,往往被询问的同学会说:“哦,三四教授。”这句话含有非常轻视的意思。所谓“三四教授”就是教三民主义、四书五经的教授。他们在学校里是没有人看得起的,同军训教官一样,被学生另眼相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八、九年前,和一位国立大学教书的朋友谈起,问他怎么搞的,教得学生对三民主义如此反感?他说这件事没有办法。我认为不是没有办法,表示愿意代他教几个小时。后来有个机会,一位某大学的学生要我去参加他们开会,他说他们要开会讨论“中国文学的再革命”,听到这个题目,我说:“你们要搞这个东西?!我晚上来看看!”

  我约了那位三民主义教授一起去参加。参加开会的都是调皮学生,他们激昂慷慨,说了一大篇话,最后要我讲话。我就告诉这些同学们,首先应该了解“革命”是什么意思。这所大学是国立的最高学府,在这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它的意义不能不懂,要知道“革命”一辞,出于我国最古老著作之一的《易经》,然后讲了许多理由。

  我说,譬如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后,有什么功用呢?几十年来亲眼所见,中国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遍了,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无可否认,这些对于国家的进步有贡献。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却从此一刀斩断了。什么原因呢?中国文化库存里堆积的东西太多了,几千年来的文化都藉着古文保留着。至于接受白话文学教育的人们看不懂古文,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就此一刀拦腰斩断了。

  你们现在讲文学再革命,讲白话文学,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推行白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一般人认为救这个国家,必须吸收新的知识,尤其要融会古今中外的学术文化,于是老牌留学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认为中国所以不进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们,尤其四书五经“子曰、孔子曰”一塌糊涂,非把这个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话文。

  语文的变与不变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虽然现在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但是语言大约三十年一变,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书籍,除非专家,否则是莫辨雌雄。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和时代是要变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是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个文字就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表达了思想。因此这种文字所保留下来的几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几千年以后的人看来,如面对现在,没有阻碍,它对于国家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错。只是因为教育不普及,大家对于这个国文的修养没有学好。当时提倡“五四运动”的部分人士,求进之心是对的,在学问修养上,老实讲,还有商量的必要,于是这一文学革命就出了问题。

  举例来讲,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上厕所,我们小时候叫“出恭”,后来叫“解手”,现在叫“上一号”了,看看几十年来,变了好多。因此,我们翻开资料,对“五四运动”前后的白话文,现在看来,简直不通;到了现在的文章,说它不好吗?真好。好吗?文章看完了,价值也完了,多半没有保留的价值。将来怎样演变还不知道,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文学再革命,我就不懂。因此,文学革命,我没有资格讲,你们也没有资格讲。为什么呢?如果古文、四六体、作诗、填词,都能露一手,然后发现这种文学有毛病,这才有资格谈革命。现在你们连“命”都还没有,还“革”个什么呢?你们还有文学革命的资格吗?

  我这番话一讲,他们听傻了。这个会后来也就搞不成了。无形中也把大专院校中这个小风波平息了。因此,我告诉那位教三民主义的朋友,一定替他教几个钟点课,因为大学生中,信仰坚强的固然很多,而对三民主义头痛的也大有人在。后来我去替这位朋友讲课,起初不讲三民主义,而讲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演变的原因道理。分析自上古到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演变到后来,所以才有我们国父的三民主义出来,问同学对不对?对!有没有价值?有价值!所以要读三民主义,读了以后再加批评都可以,不能盲目的不去看它,就说这个三民主义是党八股。党八股你懂不懂?不懂就不能随便批评。这一来,引起他们读三民主义的兴趣了,这是我所经历的故事。

  四书五经的假面目

  讲到四书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讲推行复兴文化运动,而在外面,尤其是新的教育——国民义务教育施行以后,讨厌四书五经的情形,是无以复加了,而问题出在四书五经的孔孟思想被讲解错了。这不是现在才开始,从唐宋以后,乃至远从汉唐以来,许多要点,就一直讲解错了。

  要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也要讲一个实际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就时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夹缝中,是新、旧、中、外交接巨变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过,当时读四书五经也非常反感,因为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质疑,只说“将来你会懂”,这个“将来”不知要“将”到几时。所以后来“五四运动”,闹新学派风潮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参加作打手,但是多少也有点愤慨。步入中年以后,对中外思想,尤其在这个时代的演变,看到了这么许多,自己要找症结了。

  所谓找症结,那也是十七、八年以前,好几位先生在一起谈起,大家认为要救中国就要复兴文化。于是有些教授学者们,主张把四书重新编辑。他们认为四书杂乱无章,要分门别类编在一起,讲孝的归到孝,讲仁的归到仁,把《论语》的篇章整理一道,希望我也负责一个部门。当时我答应考虑考虑,回家拿出四书重读一遍后,发现这个改编方法有问题。第二天开会,我就反对,不赞成改编,因为,以全部《论语》来讲,他本身就有一贯的系统,完全是对的。我们不需要以新的观念来割裂它。问题出在过去被一般人解释错误了。我们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只要将唐宋以后的注解推开,就自然会找出孔孟原来的思想。这叫做“以经解经”,就是仅读原文,把原文读熟了,它本身的语句思想,在后面的语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释。以这个态度研究《论语》,它可以说前后篇章贯而通之,因此我不主张改编。

  被忽视的道家

  后来,在一些地方讲解《论语》,我就提起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自“五四运动”以来,有个口号,叫“打倒孔家店”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大致分两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们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实所谓孔孟思想,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环。另外还有道家、墨家、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一个系统下来的。如果把它缩小范围,则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尤其中国文化在政治上历代引用的是道家思想,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中国历史上,每逢变乱的时候,拨乱反正,都属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则用孔孟儒家的思想。这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关键,身为中国人,这个历史关键是应该知道的。

  孔孟思想,本来与道家是不分家的,这种分家是秦汉以后的事,到了唐代,讲中国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释、道三家了。

  “释”就是印度来的佛学,代表整个印度文化的精华,它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后,印度本身已没有真正的佛学,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思想及婆罗门教等所占据,佛学思想在印度式微了。现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学,只有到中国来。欧洲人乃至日本人讲的那一套是不正确的。

  三家店卖的是什么

  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吃到后来,西方思想出现了。那些思想是西方来的,不是从我们中国文化思想中来的。那么它为什么会来?为什么会变成这一套?就先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研究四书。

  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并不是开倒车,而是要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并且,我们要了解中国上下这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历史,不管它是什么政体,大致都以司法为中心,司法与行政是分不开的。谈到司法就讲到法律,现在我们只讲两大法系,所谓海洋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方面的立法,也根据这两个法系的精神而来。我们却忘记了中国自秦代以来,汉、唐、宋、元、明、清,有我们“中国系统”的一个法律系统。这个中国法律系统的哲学背景,就是以四书五经作基础,例如过去中国许多判例的根据,就是根据四书五经中的道德观念而来。所以这部四书五经,在过去无宪法观念时代,严格说来就是一种宪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法律思想的中心。其他各种哲学思想也都归之于它,这是讲好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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