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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传播智慧:一种比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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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后学对孔子言行思想的记录,其中蕴含的传播思想已为学界认知(Cheng,1987;吴予敏,1988;朱传誉,1988),但这种认知偏重宏观而失之微观,偏重于道德概念而失之于传播智慧的发掘,偏重纯粹的中国视野而失之于比较视野,这就使得《论语》难以成为在人类传播实践层面可以分享的智慧。

  《论语》的传播智慧围绕“仁”展开。“仁”的基本内容是相亲、相敬、相爱,其展开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论语》里没有与“communication”相对应的词,但其中所讲的“传”、“言”、“交”、“风”、“察”、“观”等从不同层面触及了符号、言语、理解、互动、关系、影响等涵义,呈现了中国式的传播智慧。本文试图在文本与语境理解的基础上,以古希腊的经典文本为参照,在比较中呈现《论语》的传播智慧,建构中西方传播智慧的对话关系。

  一、对话的智慧:创造理解、反思和领悟的契机

  传播是以符号言语交换思想或观念,也是我们理解他人,并使自己为他人所理解的过程。对话是言语交流和符号交流的主要方式。在对话中,人们言说、聆听、观察、反馈,是人们互相影响,相互理解的重要方式。《论语》的500余章是孔子与弟子对话的结果,直接以对话形式出现的有140余处。同古希腊苏格拉和柏拉图的对话相比,《论语》中的对话篇幅短,回合少。单回合对话有70余次,超过三个来回的非常有限。对话以“仁”为主题,涉及“礼”、“政”、“君子”等内容。对话的参与者有孔子、孔门弟子、君卿大夫、朋友,隐士等。在对话中,孔子一方面传播“仁”的价值,让他人接受“仁”的精神以及相关理念,另一方面则是指导他人践行“仁”。

  孔子对话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在对话中,孔子较少通过逻辑推导和理性劝服来传播价值,而是以对话指引人们去体会生活、反思生活,从中获得启发。人们需要在对话中或对话后“反求诸己”才能有所领悟。对话的功能是开启一个理解和领悟的契机,而非以严密的论证直接显现传播的内容,说服对方接受。这一过程不是纯粹的理性思辨,情感等因素也会参与进来,追求“心安理得”,“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的精神境界。最能体现这种方式的对话当属《论语·阳货》章中关于“三年之丧”的问答。在对话中,宰我认为守孝三年会导致礼乐崩坏,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孔子不同意宰我的观点。但孔子没有寻找宰我推论的漏洞,没有例举守孝三年的重要性,也没有以理性辩论的方式进行反驳,而是问宰我在情感上安宁与否。这个过程需要人“扪心自问”,并调动回忆,释放情感,进行对比。孔子在问完安与不安后,举出了君子在服丧期间的恰当表现和幼儿需要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这两点,来帮助对话的参与者领悟“守丧”,即践行仁的价值所在。如果对话的参与者仍无动于衷,无所领悟,多余的言辞也就毫无意义。

  另一例证是孔子在《论语》中经常使用设问、反问的方式启发思考。首先,设问和反问促使被问者停顿,帮其同惯常的信念和思维拉开距离,为反思创造机会。其次,孔子在反问之前一般会有所铺垫,提供一处思考的起点。《论语》中的反问有50余处,如下几处颇具代表性:“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种走向内省的提问,引人思考,是人促进理解的重要方式。

  《论语》中对话的第二个特点是对“言”的限定。根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的统计,“言”在《论语》中出现了126次,其中以“言语”的名词形式出现了59次(杨伯峻,1980:246),表示有口才的“佞”字出现了8次(杨伯峻,1980:240)。然而《论语》对“言”的使用非常谨慎,要求言行一致,反对语言的滥用。首先,由于价值传播不能仅凭说理和启发,需要传播者身体力行,让受众在实践中认可。“花言巧语”,“言行不一”是自身没有德性的表现,不利于价值的传播。所以孔子说“焉用佞? 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论语·公治长》),“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要求形式与内容的匹配,即所谓的“文质彬彬”(《论语·雍也》)、“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其二,在《论语》中,语言不是存在的家园,只是启发的桥梁和阶梯,理解需要在生活体验和反思中获得,因此语言的地位不是根本性的。正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第三个特点是《论语》提示我们注意接收的智慧。对话不仅包含着说,还有“听”、“闻”、“观”、“察”等。其一,人应多听,遇见有疑问的地方要学会分辨。例如,“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对话中不宜急于发言或反驳,而应该多思考,善于取其精华,学会“阙疑”,能“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因此,在孔子看来,最能把握其微言大义的不是擅长辞令的宰我和子贡,而是会听会琢磨的颜回1。其二,除言语交流外,对话还包含情绪、情感的交流,对话者要善于全方位的观察,正所谓“察言而观色”(《论语·颜渊》)、“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使用“精神助产术”(midwifery)来对事物进行定义是苏格拉底2式对话的主要特点。在《美诺篇》(Meno)中苏格拉底探讨美德的定义,在《拉凯斯篇》(Laches)讨论勇敢的定义,在《费德罗篇》(Phaedrus)里讨论什么是真正的修辞学,在《游叙弗伦篇》(Euthyphro)中讨论何为虔诚,在《理想国》(Republic)中讨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正如伯姆所说,“对话如同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与共识。”(戴维·伯姆,2004:6)在这里,新共识和新理解以知识的形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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