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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的有关内容考察《易·大象》的成书时代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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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建功

《易传》七种十篇的作者及形成时代,宋以前毫无疑议,均认为是孔子所作,自欧阳修作《易童子问》对《系辞传》为孔子所作提出质疑后,清代崔述的《洙泗考信录》不仅认为《系辞传》非孔子所作,甚至认为其他六种均出于七十子以后之儒者。到了近、现代,学者们经多方搜求和考证,大多认为《易传》各篇非出于一人一时,其形成时代当在战国中期至秦、汉之际。近年来,随着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易》等材料研究的深入,似乎又逐步倾向于《易传》与孔子有直接的关系,其形成年代也有向前推移的趋向。我们认为,对古代典籍的研究,既不能不提出疑问、盲目信从,也不能一味怀疑、全盘否定。而应该根据其时代特点、成书惯例和具体材料,针对具体问题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方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鉴于上述思考,本文拟依据《论语》原文及《易传》原文,就《易·大象》的形成时代及其作者做一点初步探究,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易·大象》,学术界一般将它的形成时代大体划定在战国中期。唯高亨先生作了大胆的推测:“管见以为十翼都写于战国时代,正如欧阳修所说‘非一人之言’,《彖》、《象》比较早些,可能在春秋末期。”① 那么,高亨先生的推断有没有道理呢?下面我们先看两段文字:“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周易·艮·大象》)②“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③ 两相比较,我们发现,曾子的话,除了缺少一个“以”字外,其内容与《易·大象》完全一致。至于为什么缺“以”,主要是因为两者的叙述对象不同,其实质内容则完全一样。既然两句话完全一样,那么究竟何者先出,何者后出呢?

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里的考证,曾子即曾参(前505——前435),为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时人;《论语》一书的作者当为曾子及其门人,因该书孔门弟子唯曾参被尊称为“子”,其编著时间当始于春秋末期,成书则在战国初期。根据学者们的一般观点,《易·大象》为战国中期的作品。既然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论语》里出现了《易·大象》的原话,那么显然是《易·大象》引用曾子的话了。但是,为什么两句话完全一致?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易·大象》怎么偏偏就只引用了曾子的这一句话?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巧合吗?由此看来,究竟是曾子引用了《易·大象》,还是《易·大象》引用了曾子的原话,就成了一大问题。因此还需考察《易·大象》的作者究竟为何人?纵观《易·大象》的内容,无论从其表述方式上看,还是从其内容的前后一贯性上看,都应当是出自一人之手而不可能出自多人之手。既然曾子说出了与《易·大象》内容完全一致的话,在曾子之前又没有任何资料提到《易·大象》的有关内容,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易·大象》与曾子有关,然而,按照传统的观点,孔子曾作“十翼”,那么曾子的话当然是转录孔子之言了,《易·大象》的作者也自然为孔子了。但是,如果说《易·大象》即为孔子所作,又缺乏足够的证据:一是迄今为止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证明《易·大象》为孔子所作;二是《论语》里从未提及此事;三是孔子的有关语言中也没有与《易·大象》完全一致的话。当然《论语》里与《易·大象》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相似的语言还是有好一些,但这并不能证明《易·大象》就是孔子的作品。相反,曾子不但有与《易·大象》内容完全一致的话,并且曾子在《论语》里的言行及思想与《易·大象》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极为相似。由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易·大象》的作者很有可能是曾子。

从古代师承关系上看,曾子曾亲聆孔子教诲,老师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弟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易·大象》的思想多与孔子在《论语》里的思想相近的原因。此外,孔子讲学的内容为“六艺”,其中本来就涉及《易》,老师的耳濡目染加之弟子的自我领悟,曾子对《易》有自己的感悟和理解,并将这些感悟记录下来也属正常之事。同时,在《论语》里,孔子曾对两位学生说过“吾道一以贯之”的话,其一是曾子,其二是子贡。原文如次:“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真正能够理解他的思想的学生大概不多,而曾子即是其中之一。曾子得到老师的思想精髓,并加以“简练揣摸”,借助《易》发而为言,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也是合乎情理的。再从古代的成书惯例上看,先秦以前,凡弟子之著作往往托名于老师,故曾子完成《易·大象》后署名孔子也当顺理成章。鉴于以上种种基本原因。我们初步判断《易·大象》形成于春秋末期,而其作者则很可能就是曾子。

在《论语》中,有关曾子的言行记录凡十五见。综观《论语》中有关曾子的言行,大体可以疏理出他的基本思想观点和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拿它与《易·大象》的内容相比照则若合符契。

其一,恐惧修省的自我修养。《泰伯》篇有关曾子疾病的言行,可为这方面的代表。“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由以上内容不难看出曾子基本的人生态度,即为人处事要有恐惧感和忧患意识,并且在个人修养上要自始至终地坚持和把握。这种人生态度既是孔子思想的直接传承,也与《周易》全书所包含的深沉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由此可见,曾子不仅深受孔子的思想影响,同时在自身研读《周易》的过程中也领受了其忧患意识的深深浸染。唯其如此,《易·大象》的内容才大多充满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恐惧感。如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央:“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等等。仅从以上内容已不难看出,《易·大象》的主导思想就是要求君子恐慎修省的,而这与《论语》里所反映的曾子一贯的人生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这难道能说是巧合吗?

其二,笃厚诚信的处事准则和谦虚谨慎的交友原则。“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以上篇章是曾子处事、交友原则的明确记载和反映。而这些在《易·大象》里同样得到了较为显明的体现。如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咸:“君子以虚受人。”兑:“君子以朋友讲习。”虽然《易·大象》里的这些句子,不象前述恐惧修省方面的句子与曾子的思想表现得极为一致,但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尤其是咸卦和兑卦大象辞的内容与曾子在《论语》里的表述简直如出一辙,只是表述方式不一样罢了。

其三,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作风。这一点,在《泰伯》篇有极为明确的表述,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种思想在《易·大象》里的最好体现是乾卦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次如蛊:“君子以振民育德。”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这些无不与其积极入世、刚健有为的儒家思想和君子作风一脉相承。

其四,慎终追远、宽厚仁慈的政治理想。这种思想在《论语》里特别明显的表露有两处:一是“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二是“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在《易·大象》里与之相对应的材料,最明显的莫过于坤卦里的“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他如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剥:“上以厚下,安宅。”解:“君子以赦过宥罪。”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这些内容明确体现了宽厚仁慈的为政理想。除了以上要求君子如何为政的,还有一些要求君王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管理民众的,如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这些内容虽然看起来与宽厚仁慈的为政理想有一定的距离,却明显包含着“慎终追远”的意味,同时与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这又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曾子与《易·大象》的密切关系。

其五,屈伸自如、临大节而不可夺志的士节。在《泰伯》篇里曾子对君子作过这样的评价:“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君子就是临危不惧、见危致命、能屈能伸而又在关键时刻保持崇高气节的人。这种君子气节《易·大象》同样有极为具体的表述。如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恒:“君子以立不易方。”睽:“君子以同而异。”鼎:“君子以正位凝命。”这些内容尤其强调了面对逆境时君子应当保持的气节与风范。尽管这些思想似乎与孔子的雍容大度略有出入,显得更为激烈,却与曾子所处时代的普遍心声正相合拍,又反证了《易·大象》的形成时代与曾子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以上的比较分析,再考察曾子的性格特征及其立身行事。我们还会发现《易·大象》所反映的思想内容、行文方式与曾子的性格特征极为相近。在《论语》中,孔子对曾子的评价是“参也鲁”(《先进》),即是说曾参的反应迟钝。按常理反应迟钝的人往往谨慎小心,故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并且一生都以“恐惧修省”勉励自己。而这种谦虚谨慎、恐惧修省的思想感情则贯穿了《易·大象》的全部内容,当然这主要是由《易》本身的忧患意识所决定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易》的忧患意识与曾子性格中恐惧修省观念一拍即合的自然性。而当他用文字再解读文本时,那么也就不可能不带有文本及其个人思想意识的深深烙印。

其次反映迟钝的人往往做事过于认真勤勉,而过于认真则有欠灵活,显得死板。关于曾子性格上的这种缺憾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也有所反映。吴起“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齧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之绝。”④ 吴起为求名残忍地杀妻和杀谤己者,曾子不与之绝,只是因不尽孝道才与之绝,足见曾子的死板与恪守原则。认真、死板的人做事如此,为文当然不可能是洋洋洒洒、灵动多变的,只能是严谨有余而灵妙不足。而这种严谨、朴实、刻板的特点恰恰是《易·大象》的总体风格特征。《易·大象》六十四章,每篇均以“象曰”起首,很有点《论语》“子曰”的味道,而后是解释卦象,最后用“君子以……”或“先王以……”等要求君子或先王根据卦象应该如何去做。尽管这些要求的用语精到、概括性强,甚至不乏精妙之辞,但总体风格则显得过于刻板和整齐划一。

综上所述,无论从《论语》中反映出的曾子的思想,还是从《论语》和《史记》中透露出的曾子的性格特征,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易·大象》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极为一致,而其行文风格又与曾子的性格特征是那样的合拍,再加上先秦时代的成书惯例和师承关系的影响。我们有理由做出如下初步判断,《易·大象》的形成时代当在春秋末期,而其作者则极有可能是曾子。

【注释】:

①高亨:《周易杂论》,齐鲁书社1979版,第36页。

②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宋本周易注疏》,中华书局1988版(《周易》原文均引自该书)。

③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版(《论语》原文均引自该书)。

④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第2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