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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与两位日本女性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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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日本的体验使周作人成其为“周作人”。这样说并不仅仅是因为周作人的命运、人生际遇与日本密切相关(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文化人,周作人的文化性格之中多有“日本属性”。本质上,周作人是经历了西方文化洗礼的日中文化的混血儿。不过,到目前为止,“周作人与日本”这个题目似乎并未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这篇小文章要讨论的是周作人与两位日本女性的关系及其女性主义思想的内涵。

两个日本女性是指乾荣子和羽太信子。

一、在伏见馆遇到的日本少女

1906年初秋的某一天,22岁的周作人跟随哥哥鲁迅(那时还叫“周树人”)来到东京,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留学生活。关于初到东京时的印象,周作人晚年有这样的回忆:

我初次到东京的那一天,已经是傍晚,便在鲁迅寄宿的地方,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下宿住下,这是我初次的和日本生活的实际的接触,得到的最初的印象。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我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是馆主人的妹子兼做下女工作的乾荣子,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来给客人搬运皮包,和拿茶水来的。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知堂回想录》第66节)

十五六岁的日本少女乾荣子对来自大清国的青年留学生周作人抱有何种印象不得而知,但对于周作人来说,这位日本少女却成了永远的记忆——不,应当说是永远的偶像。与乾荣子相见27年后的1933年4月10日,年近半百的周作人梦回往日时光,与乾荣子相遇。梦中,乾荣子来问周作人“陋”字如何写,周作人回答说:“君写字必精进,何不为书一纸,即‘色纸’可耳”, 乾荣子回答;“嗯”。这个梦的记载见于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的引文,在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的《周作人日记》中被删掉了。周作人本来很少在日记中流露感情,但却反常地把这个梦记在了日记中。据《周作人传》,关于乾荣子的梦周作人1937年5月24日、1940年10月6日还做过。在75岁之后写作的《知堂回想录》中依然提及乾荣子,说明周作人五十年间未曾忘记过那位日本少女。可以说,乾荣子是最早给予周作人以影响的日本女性。

二、“小脚文化”与赤脚的魅力

就像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强调的,使他最初受到感动的与其说是乾荣子这个人,不如说是乾荣子的那双赤脚。青年周作人作为留学生来到日本,最初受到的文化冲击居然来自少女的赤脚,这也许会让日本人感到意外,让中国人觉得“意识低下”。

不过,如果我们了解中国的“小脚文化”曾经给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带来怎样的精神创伤,那就不会仅仅感到意外或者“意识低下”了。1903年3月世界博览会在大阪召开的时候,曾发生“人类馆事件”。主办者本来制订了将包括“支那人”在内的“七种土人”用以进行生存方式展览的计划,该计划虽然由于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而终止,但博览会开幕后依然有一个身穿中国服装的裹脚的女性(主办者说是“台湾人”)被放在会场里展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严安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精神史》(岩波书店1991年版)一书的第三章作了详细描述。这件事表明,在当时某些日本人的心目中,“小脚”是中国人“野蛮”、“未开化”的标志。事实上那也确实是中国人“野蛮”、“未开化”的标志。置身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才进行了激烈的抵制。总之, “人类馆事件”的发生使小脚成为中国人耻辱的象征,给中国留学生们以很大刺激。这“耻辱”具有二重性,一是“小脚”自身的耻辱,二是“小脚”被嘲笑带来的耻辱。这种刺激从鲁迅的《范爱农》、《藤野先生》(均收入《朝花夕拾》)等随笔中亦可窥见。那时候,青年周作人虽然正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尚未到日本留学,但他通过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和从日本回国的朋友子樵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同样受到了刺激。周作人1903年3月24日的日记中有当天晚上去朋友处的记录,写着:“听子樵谈日本琐事并及博览会内台湾人类馆两事令人愤绝直至九下钟始回”。也许正是由于作为中国人怀着这种潜在的“小脚屈辱感”来日本,青年周作人才感动于乾荣子的赤脚。周作人在感动于乾荣子天然脚之美的同时,可能也联想起了中国女性裹脚的悲惨。

与乾荣子相遇15年之后,被称作“中国之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此时周作人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他对中国的“裹脚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到1927年前后为止,就写了至少5篇文章。1921年8月,他在题为《天足》的短文中明言:“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嫌恶缠足”。在1925年3月31日所作的《拜脚商兑》(收入《谈虎集》)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小脚崇拜者”的不满,愤怒地说:“无论文章上学说上辩证得如何确切,事实上中国人仍不得不暂时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的拜脚——而且是拜毁伤过的脚的民族”。1927年6月所作《闲话四则》(收入《泽泻集》)的第四则讲的是难民问题,他从小脚来思考那些女难民之所以成为难民的原因,说:“我以前的确也见过些神秘的小脚,几乎使人诧异‘脚在那里’地那么小,每令我感到自己终是野蛮民族而发出‘我最喜欢见女人的天足’的慨叹。现在看到这脚长在难民身上,便愈觉得怃然。我并不说难民不配保有小脚,我只不知怎的感到小脚与难民之神妙的关系,仿佛可以说小脚是难民的原因似的。我自知也是她们的同族,但心里禁不住想,你们的造难是应该的,可怜,你们野蛮民族,身上刺青,雕花,涂颜色,着耳鼻唇环的男女,被那有机关枪,迫击炮,以及飞机——啊,以及飞机的文明人所虐杀,岂不是极自然与当然的么?喔,我愿这是一个恶梦,一觉醒来,不见那些国粹的难民,国货的小脚!”对小脚的愤怒使他变得如此愤激。

由此可见,在周作人这里,“小脚”已经不再仅仅是小脚,而是与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文化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天足”也不再仅仅是天足,而是健全的人性与健全的国民性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对中国的“小脚文化”进行批判的时候,日本人对待脚的态度成了他的主要尺度。1927年10月,他在《男子之裹脚》一文中对中国人的“拜脚”进行批判的同时,赞扬了日本人对脚的健全观念,说:“其实说到拜脚,恐怕真能了解脚之美感者世上无如古希腊与日本人,看他们所着的板履(SANDALIA)与木屐(GETA,和文云下駄)就可知道,不过他们所爱的是天足,自然式样的脚,中国人所赏识者却是‘文明脚’,人工制造的粽子年糕式的种种金莲罢了”。应当说,周作人准确地把握了日本人的“身体审美观”。“榻榻米”这种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给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脚成为审美对象。例如,谷崎润一郎的短篇名作《富美子的脚》所表现的男性对于女性赤脚的自虐式痴迷,可以说就是以日本的“榻榻米文化”为潜在前提的。而且,当周作人肯定日本人的这种“足之美学”的时候,他的眼前一定浮现着乾荣子的赤脚。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不止一次使用过“子荣”的笔名(例如1923年10月16、21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怎样办的问题》、《宿娼之害》等杂文的时候),这笔名显然是“荣子”的倒写。在前面引用的晚年所作的回想录中,乾荣子的赤脚也确实成为日本文化之“天然”和“简素”的象征。也许可以说,乾荣子的赤脚成了周作人批判中国的“小脚文化”、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契机与潜在尺度。

三、与羽太信子的命里注定的婚姻

在来到东京大约一年半之后的1908年4月8日,周作人与鲁迅、许寿裳等五人迁居到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一处房子。那房子位于本乡西片町十番地。这一天,周作人遇到了给他的人生以巨大影响的第二位日本女性。这位女性就是羽太信子。即使是到了晚年,周作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与羽太信子相遇的日子。仿佛是上帝的安排,在二人相遇54周年的1962年4月8日,羽太信子在北京离开人世。羽太信子周年祭的1963年4月8日,周作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1908)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四月八日也”。那是一种多么深情而又伤感的回忆。相识第二年的夏天,二人结婚了。佐藤春夫认为:周作人由于娶日本女性为妻,因此成了一位“与其说是知日家不如说是有日本之魂的文人”(《日华文人的交流》),这看法虽然稍微有些夸张,但与羽太信子的婚姻对于来自大清国的周作人来说确实具有普通人的婚姻中所没有的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文化的层面来看,与日本女性的婚姻使周作人从此无法脱出“日本文化”的包围。因为“日本人”(不仅是国籍上的日本人、而且是文化上的日本人)羽太信子成了他“人生的另一半”。由于与羽太信子结婚,日本成了他无法忽视的存在。人本来就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相处就是与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相处。周作人生前未曾间断的日本文化研究,无疑与以日本女性为妻这一事实有关。羽太信子1911年秋天随周作人到绍兴,1962年在北京辞世,在中国送走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与“叛国附逆”这两大人生事件都与她有关。

周作人幼年丧父,一直受到兄长鲁迅的照顾,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也是靠鲁迅的推荐。然而,1923年7月,他却与慈父般的兄长断绝了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兄弟失和”。 兄弟失和的原因,似乎在于患有轻度癲痫病的羽太信子。据说她对周作人说鲁迅的坏话,说鲁迅对她有非礼行为等等,周作人才与鲁迅决裂。详细的原因暂且不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羽太信子与鲁迅发生对立的时候,周作人站在了羽太信子一边,甚至对兄长大打出手。在这次事件中,周作人是庇护“妻子”,同时也是庇护“女性”。用视妻子为私有财产的中国封建伦理观来衡量,这是一种叛逆行为。在祖父留下的《恒训》中,“败家之鉴”一项下面清楚地写着“信妇言”,而周作人为了日本妻子违背祖父的《恒训》,“信妇言”,甚至与慈父般的兄长断绝关系。这也可以看作他对祖父以及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背叛。其实,这种背叛从幼年时期同情被祖父痛骂的祖母(女性!)时已经开始了。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记述了小时候听到祖父重提祖母家人被土匪侮辱的事辱骂祖母、祖母哭泣的事情,说:“自此以后,我对于说这样的话的祖父,便觉得毫无什么的威信了”。

周作人叛国投敌当“汉奸”是抗日战争(日本叫“日中战争”)的事。1937年末,周作人没有随北京大学迁往大西南,而是留在了日军占领下的北京。滞留北京的原因有若干,原因之一显然在于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在同年9月26日写给友人陶亢德的信中,周作人说自己“系累甚重”,不言而喻,“甚重”的“系累”中日本妻子也许是最重的。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为了逃避日本军队、带着日本妻子投身到正在进行抗日战争的中国民众中去,对于周作人来说毕竟是一件尴尬、痛苦的事。羽太信子作为“日本人”,能否适应逃难生活是另一个问题,心理上的折磨恐怕就难以承受。关于周作人何以当“汉奸”,郑振鐸说“日本妻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不无道理。正因为留在了北京,周作人才被枪击、身不由己地当了伪华北政务委员长的教育督办,战争结束后又受审判、进监狱。

妻子如果不是日本人羽太信子,周作人二十年代之后的命运显然是另一种情形。1960年7月31日,在和羽太信子闹矛盾之后,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宿业殆无已时。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这“牺牲”显然是有所指。

四、女权主义者周作人的诞生与成熟

乾荣子和羽太信子这两位日本女性,在周作人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果说乾荣子影响的是周作人的文化精神,那么羽太信子影响的主要是周作人的人生道路。也许正是因为初到东京的时候对赤脚的乾荣子怀有好感,周作人才与羽太信子结婚的。因为信子也是同样出身日本下层社会,并且同样是在旅馆当女佣。本来,在当时,由于生活习惯以及对待身体的态度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日本女性(特别是日本下层社会的女性)被包括留日学生在内的中国人看不起(这当然是偏见)。这种蔑视,只要读一读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两次留学日本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创作的《留东外史》就可以明白。意味深长的是,乾荣子居然成为周作人夫妇吵架的原因。周作人晚年的日记中有不少夫妇闹矛盾的记录。闹矛盾的原因何在?周作人在1963年1月20日(当时羽太信子已去世)的日记中专门做了说明:“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戎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皆指此也”。原来羽太信子是怀疑他和乾荣子的关系,所以才“冷嘲热骂几如狂易”。

对于周作人来说,乾荣子是遥远的梦幻般的存在,然而她却给周作人的女性观以正面影响。相反,生活在同一屋顶下的羽太信子,却在很大程度上折磨他、给他带来痛苦。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周作人才屡屡梦见乾荣子的吧。魂牵梦绕于梦幻中遥远的日本女性,而在现实生活中又被身边的日本女性折磨,这构成了一个奇妙的讽刺。不过,正是在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对称关系中,可以发现周作人对羽太信子无条件的宽容与体谅。他忠诚地实践自己信奉的“哀妇人”(《庄子·天道篇》)理念,成了一位彻底的女权主义者。

(原文为日文,译为中文时略有增改)

原载:大修馆书店《しに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