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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与《新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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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者小路实笃纪念馆位于东京都西郊调布市若叶町,是作为实笃故居的附属设施修建的。为了博士论文的写作,近日去那里查阅《新村》杂志,读到了两篇比较有意思的小文章,谨译于此,以供国内同行参考。

据张菊香、张铁荣两位所编《周作人研究资料》,海外最早一篇关于周作人的文章是小柳司气太的《回忆中国·访问周作人》,发表于日本《东洋》杂志1922年2月号,而武者小路房子的这篇《周先生》比小柳同气太的文章早了两年半,也许是海外最早的一篇关于周作人的文章。武者小路房子原名竹尾房子,大正二年(1913)与实笃结婚,1918年新村创建后成为新村的主要成员,1922年与实笃离婚后继续使用“武者小路”这个姓,一直住在九州岛宫崎县山中的新村里,直到1989年10月26日以九十七岁高龄去世。周作人的《访日本新村记》从访问者的角度记述了那次访问的情形,武者小路房子的这篇《周先生》则是从被访者的角度来记述。两篇参照起来读,有助于我们了解那次访问的全貌和新村运动参加者的精神面貌。

周作人致长岛丰太朗的信亦未见前述《周作人研究资料》的“周作人著作系年”收录。“系年”中“在港台、海外报刊上发表的作品目录”的第一篇是周作人1921年8月所作的《西山小品——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而此信的写作时间比《西山小品》早十个月。长岛丰太朗是新村运动初期的主要成员,负责新村出版部旷野社的工作。1920年前后出版的“新村丛书”中有其著作二册:《尘之生活》和《旷野社的工作》。周作人信中提及的学世界语和学韩国语值得注意。特别是对朝鲜所谓的“爱”,与二十年代周作人的某些关于朝鲜的文章直接相关。对朝鲜的关心大约是“亚洲主义者时期”周作人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

《新村》杂志创作于1918年7月,理应看作日本新村运动的起点,虽然新村运动的实践是同年12月从宫崎県的深山中开始的。该刊创办以来虽然改过刊名、偶有中断,但持续出版至今,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

周作人与《新村》直接发生关系始自1918年10月。10月25日日记中记载的寄新村一圆二十钱,正是《新村》杂志一年间的订阅费。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实笃的《短诗二十四》,其第三首开头是这样的:

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

这使我们愉快!

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实笃的诗很朴素,译成中文倒不像诗了。诗中的“一位支那人”显然就是周作人。周作人订阅了《新村》杂志,并将其作为写作发表在1919年3月号《新青年》上的《日本的新村》一文时的参考材料。1919年1月号《新村》刊载的实笃的《三封信》就被周作人引用。

从周作人1919年的日记可知,这一年上半年他与实笃和新村保持着密切关系,对新村的热情持续高涨,于是才有七月的新村访问。1919年8月号的《新村》杂志几乎可以称之为“周作人新村访问纪念号”。该期第一篇即为周作人的诗《北风》,诗后注明“转载自《新青年》六卷3号”。前译武者小路房子的《周先生》也发表于该期。在该期卷后实笃所作的《六号杂记》中,亦有两段与周作人相关。第二段赞扬《北风》一诗,姑且省略,现将第一段翻译如下:

支那第一位新村会员、向支那介绍新村的周作人兄专程来访,大家欢喜雀跃。但那几天一直下雨,只有一天是阴天,周兄和大家一起去种了甘薯。碰巧那天茶臼原孤儿院的五、六个学生来参观,也帮着种,所以工作进展顺利,大家心情愉快,都很感谢周作人兄的厚意。

同期“会计报告”栏里还有“二十口,周作人(支那)”的记载。“口”是新村计算入会金(会费)的单位,一圆算两口。二十口即十圆。这与同年8月28日周作人日记所记寄“武者小路函,金廿圆”正相符。此外,该期“新会员”栏有四位新会员的名字,第四名即为“中华民国北京大学文科周作人”。因此,1919年7月理应看作周作人与新村的“蜜月”。这个月他特意来新村参观,与他关系密切的《新村》八月号(1919年8月1日出版)的编辑工作也是在这个月完成的。

1919年8月之后周作人继续与《新村》保持着密切关系。

同年10月号的《新村》发表了周作人的半封信——说是“半封信”,因为发表的是信的前半部分而非全文。此信写于1919年9月16日,现将发表出来的部分翻译如下:

拜启。我上月10号回到北京,现住宣外南半截胡同五号。此处较为偏辟,信函等物还请寄到学校。从杂志上得知支那已有三位新村会员,很高兴。但北京目前只有我一位,所以建新村支部的可能性现在还没有,很遗憾。听说上海附近出现了称作新村的组织,我了解了一下,发现其目的并非为培养模范的“人”,而是为了培养模范的国民,建立社会上常见的模范村镇。从支那的现状来看,很难很难让人乐观。但我相信尊重个性、互相协作的正确性,所以将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后略)

日文信的旧格式是收信人的名字在最后,而此信的后半部分被省略。但此信无疑是写给长岛丰太朗的,因为周作人九月十六日日记中有“下午往东交民巷,寄松本函,金十元,长岛、泷井函、金各六”的记载。信中提及的新村的信函邮递等工作当时是长岛在做。这半封信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三位新村会员中的另外两位与周作人并无关系,可见日本新村运动传入中国也许并非只有周作人这一条渠道。二是新村北京支部的建立是新村同人的委托,而周作人本人并不十分积极。前面引用的实笃在未与周作人见面之前所写的诗中确实表达了“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的热望。三是“上海附近”的新村问题,这与周作人同年11月8日在题为《新村的精神》(1920年1月《新青年》十卷二号)的讲演中对浦东新村等组织的批评互相印证。由此可见中国新村运动自身的复杂性。此外,信中“很难很难让人乐观”中“很”这个词在日文原信中是特意用片假名书写表示强调的,这大约也体现了周作人对于当时中国现状非常悲观的心境。

1920年(大正九)年2月号《新村》有两项内容与周作人有关。一是“支部新设”栏目中公布了“北京支部 支那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方”(“方”接在这里表示“收转”)。这比1920年4月1日出版的七卷四号《新青年》刊登周作人的“新村北京支部启事”早了整两个月。实笃在发表于该期的《杂记》中特意说明:“北京支部在北京市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兄处设立,这为支那会员以及有关新村的咨询提供了方便,我们深表感谢”。同期“会计报告”栏又有“四十口,周作人(支那)”的记录。这与周作人1919年12月3日日记中所记“上午至邮局寄羽太函,武者小路函,各附金二十圆”正相符。加上前面提及的“二十口”,周作人在半年多时间里共交会费三十元(六十口)。这对于当时的新村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据周作人的《访日本新村记》,当时新村每月的全部预算是二百五十圆。

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村》五月号,首篇即为周作人的诗《小河》,中文和周作人自己译的日文同时发表。而且,编者在卷后的“杂记”中还从周作人的来信中摘引一句来说明诗的涵义。被摘引的那句话是:“写这首诗是为了表达去年年初——恰好那时支那的人们正在为过激派的袭来感到畏惧——一部分所谓知识阶级的心境”(原文为日文)。钱理群在其《周作人传》第四章第七节曾谈及周作人在写《小河》二十五年后所作的《苦茶庵打油诗·后记》中揭开《小河》一诗的谜底。从上面这句话来看,《小河》的谜底几乎在写《小河》的同时周作人就在某种程度上向他的新村同志揭开了。可惜这封信的全文大约已无处可查。

1920年6月号《新村》“旷野社通讯”栏中有长岛丰太朗的无标题短文,短文的后半部分首先介绍了北京大学游日学生团的成员李宗武、童一心等人以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学会的成员访问新村东京支部和旷野社的情形,然后总结说:“不管怎样,支那热心于新村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是个一目了然的事实。这特别让我们高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感谢把新村的存在介绍给中国、把新村的精神传达给中国人、把青年学生介绍给我们的周作人兄的热情与厚意。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周作人兄,新村才在事实上迈出了跨越国境的第一步。我希望周作人兄能愉快地接受这个荣誉。李宗武君连着三次见面,相处十分融洽,甚至已经有了亲切的兄弟之情。他几次不辞辛劳承担辛苦的翻译工作,太值得感谢了”。这里对周作人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而且与前引实笃的某些说法相一致。从中国方面来说周作人是把新村运动介绍进来,从日本方面来说周作人确实是把新村运动国际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专程访问新村并积极向中国介绍新村的时候,正是新村创建之后某些问题开始暴露、并有村内会员离村而去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的一系列活动无疑给了实笃等人以极大鼓励。在这个意义上,或者应当说周作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村,而不是像历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日本新村运动影响了周作人。长岛丰太朗这段话中提及的李宗武也是向中国介绍新村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1921年,他和毛咏棠一起翻译了实笃的《人的生活》。译稿经鲁迅校订,1922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周作人为之作序。序文作于1921年7月6日,未记入张菊香、张铁荣所编“周作人著译系年”。

1920年12月号《新村》发表的周作人致长岛丰太朗的信,已于本文第一节作了介绍。1921年之后,《新村》上关于周作人的内容就越来越少,虽然“北京支部”的名称直到1924年6月仍然在《新村》上出现(当时《新村》杂志已经成为创刊不久的《人间生活》的一部分)。周作人在发表于1925年初《语丝》的《元旦试笔》中宣布自己“回到民族主义”,而这“回到”是否是从与《新村》关系的淡薄化开始的呢?

昭和十四(1939)年,由于宫崎県在新村旁边的河上截流建水库,新村土地中最好的部分被水淹没。忠于理想的实笃和村内会员们在东京近郊的埼玉県毛吕山町买了一块地,把新村本部迁到这里。新村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并将在明年(1998)迎来创建八十周年纪念日。去年(1996)五一国际劳动节笔者曾特意前往参观,并因为赞同以和平、互助、发展个性为主旨的新村精神而入会,成为第二种新村会员(村外会员)。据介绍,当时新村会员中外国人只有三位,三位都是中国人(笔者是第三位),而且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生。这种偶然的巧合给人以宿命感。想起曾经积极从事新村运动的实笃和周作人在中日战争中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牺牲品,倍感新村运动之伟大与脆弱。

最后顺便介绍一下,1920年1月号《新村》的“新入会员”栏有“中华民国江苏省苏州角直镇第五高等小学校 叶绍钧”的记载。“角”显然是“甪”之误。就是说,叶圣陶也曾经加入新村。这一重要事实目前能查到的几本叶圣陶研究著作(刘增人、冯光廉《叶圣陶研究资料》、陈辽《叶圣陶评传》、金梅《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和《新文学史料》发表的商金林所编《叶圣陶年谱》均未提及。叶圣陶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二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与新村精神之关系,似乎颇值得探讨。

1997年9月3—4日于东京祖师谷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