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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与危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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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五四”启蒙运动的意识危机


正如一位西方哲人说的,怀疑论往往只是一种坚定的人本主义的副本而已。借着否认和摧毁外部世界的客观确实性,怀疑论在希望把人的一切思想都投回到人本身的存在上来。“五四”人物对传统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否定和批判,无非是把人作为人本身这一人本主义命题当作启蒙思想的基本原则。“人的觉醒”是“五四”“反传统主义”的真正本质。从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倾向,到伦理领域的非道德化的自然主义,直至政治哲学领域的无政府主义的流行,这一切表明:“人”力图从各种实体的或观念的桎梏中获得解放。

然而,“五四”时代的中国面临着较之十六或十八世纪的欧洲远为复杂的局面,“人的觉醒”的运动并没有真正形成那种与“自由主义”文化,即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个人主义”文化。罗素说过,初期自由主义在有关知识的问题上是个人主义的(请想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经济上也是个人主义的(他把它称为“用财产权调剂了的民主主义”),“但是在情感或伦理方面却不带自我主张的气味。这一种自由主义支配了十八世纪的英国,支配了美国宪法的创制者和法国百科全书派”。“五四”关于“人”的启蒙却并非如此,它更近似于由卢梭开端,又从浪漫主义运动和国家主义获得力量的那个运动(罗素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在这个运动中,个人主义从知识的领域扩张到了炽情的和伦理的领域,也很少关注“民主”与自由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民主一自由”相分离的思想格局。尼采的名字显然比培根更加引人注意,而尼采正是自由主义发展为其自身的对立面的哲学代表。

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事实上,象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仍然相当完备地表述了古典的“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更早时期,严复在《论世变之亟》里已相当深刻地阐述了自由主义的精髓,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不啻是一篇个人主义的宣言。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也把“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作为“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的“根本”,可见问题不在于“五四”人物是否提出了有关“个人”的各种命题,因为原始材料使我们确信“五四”人物关于“人的觉醒”的思考是相当广泛的。在进一步分析历史进程的影响之前,我想先从意识的层面分析“五四”人物提出“人”的命题的过程和方式中所隐含的悖论和显著的矛盾。这就是说,“五四”人物在提出“人”的命题时,已经暗含了这个命题的内在危机,历史事件无非是加速了这个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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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下载: 附件1 原载:《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