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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与危机(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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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五四”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毋宁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段不能忘怀的追忆。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却又匆匆而去的来临。不过,对于一个真实地、历史地存在过的时代而言,这个定义不过是一种神话式的解释。如果说神话表达了一种以令人神往的独特形式所展示的未来,并通过一种具体行动预示着这个未来的实现,那么,“五四”就是这样一种神话。然而,神话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它是按照人们的期待而形成的对过去的理解,对真实的历史来说,它仅仅是人们按照某种意识形态的信念而作出的对于“过去”的塑造。“五四”似乎也并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历史研究首先意味着历史主义地对待历史,任何对于历史及其人格代表的浅薄的嘲笑也正如一切按照主观的思想形式塑造历史的企图,只能换取历史的无情的嘲弄。当我选择“五四”启蒙运动作为论题的时候,这种自我提醒也许并不多余.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被称为启蒙运动。要描述这个运动,不能只考察启蒙思想观点和表述这些思想观点的时序,因为正如E·卡西尔在论述西方启蒙思想时说的,“启蒙思想韵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在这种形式中,启蒙思想被归纳为种种特殊的学说、公理和定理。因此,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这整个不断起伏的过程是不能分解为个别学说的单纯总和的”。我在这里所要写的主要是思想的叙述而不是事件的记录,但这些思想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表述的思想原则,而且是那些有意无意地支配、指导和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包括表述某种思想观点)的思想,那些较之明确的观点更为内在、与他们的历史处境和个人经验更为密切的思想。它至少包含了这样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五四”启蒙运动是由千差万别、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然而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运动,它实际上必须找到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或情感趋向,从而使得各种纷纭复杂的思想学说获得某种“历史同一性”。一切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叙述,都必须在这种“历史同一性”基础上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打开个别学说和思想原则之迷宫的通道,才不致在观念的大杂烩中不知所措。第二,“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使命与它用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思想武器之间,存在不存在内在的分裂,也就是说,“五四”启蒙运动在提出它的一系列基本命题的时候,是否已经存在自我瓦解的因素?“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悲剧性命运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危机,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客观的历史情势?“五四”启蒙运动的性质,意义和它的命运就隐藏在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之中。我当然无力回答这一切,这篇文章也许仅仅是提出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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