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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化大师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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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既未系统地学习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又未系统地接受西方美学、文艺学的教育,因此他不受任何传统与理论的束缚,人文个性和创作思想一任其性、自由自在地发挥与发展,具有其独特性。”①但是,沈从文在人类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提出了人类应当具有的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种文化信仰,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成为有别于一般的所谓的文学大师的文化大师。这是我读了沈丛文的一些作品之后的深刻独特的感受。

沈从文是个每个细胞都浸满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他给我们文学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湘西世界,这是文学界研究的一个定论。但沈从文是个掘之不尽的富矿,不同时期、不同的研究者对他及其作品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对沈从文的文化意义和他的作品的文化、思想意义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同。但是,我在初读了沈从文的部分作品之后,有了自己独特的感受,那就是沈从文在其部分作品中,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进行了对比性的描绘,来阐释湘西文化的真谛,揭示湘西文化滋养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态和自然张扬的人生个性,沈从文试图在构建一种自然和谐、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对以儒教为主的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他极力将三种文化的景观和人生实质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世人,并将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这种文化环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个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诉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强、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满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仅正在颓败的中国甚至所谓的西方文明都应该重建、普及这样的文化,只有建立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才会充满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人类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和凋萎,整个社会和世界才能达到人性发展的极至,整个社会和世界才能充满和谐之音。

在这里,沈从文不仅对三种文化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扬和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并用之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因此,他在1934年1月,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想,沈从文之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创立一种文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整个世界。

他确实比某些作家高一筹,他与鲁迅、老舍对中国的旧文化、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鲁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重破而重不立,没有确定旧的文化破了之后中国文化的指向。而沈从文却是在“破”的同时更侧重于“立”。他要创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创立一种以湘西文化为核心的自主、自为、自然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充满人性的人生哲学。沈从文在《美与爱》一文中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统一的“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②这里他所说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益于人性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信仰。其实,沈从文这种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和他要创立的这种全新的文化信仰,才是沈从文及其作品最有价值和最根本的文化思想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文化大师。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不是产生在湘西,而是创作于北京、上海、昆明、青岛这样的大城市。湘西是中国文化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态的乡土文化,这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从文及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就是这种文化的活态。而北京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虽然它正处于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化中,但这种传统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却又顽强地生存着。而上海则是一个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国本土上一个鲜亮的象征,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文化侵蚀力.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倒了之后,精神空虚灵魂疲顿时乘虚而入并疯长的一种文化怪胎。 这三个不同的空间,实质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沈从文虽然辗转于北京和上海,但作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从文并没有在深层次上被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却给了沈从文一个用湘西文化来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们影响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态的历史性机会。③他与这两种文化和这两种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这种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独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对这三种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根和现代都市文明的畸变,同时,也对他家乡的充满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续产生了危机感。于是,沈从文把他的文化创立指向了湘西文化,并将湘西文化淳朴本真的一面提纯升华,试图创立一种能够取代中国没落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信仰。

于是,沈从文开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来批判中国颓败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阐发和张扬以湘西文化为底根的新的文化价值观。

沈从文对文化的评判,常常从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态等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如小说《十四夜间》,刻画了一个在传统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吴子高,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找妓女的可怜可悲而又可笑的过程。他自己不能去找,这有失大雅和面子,就转托客房的伙计。在等待的过程中,沈从文对吴子高的心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吴子高在设想妓女到时如何如何对话,如何如何行动,简直像“备课”,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时,却又手无足措,涕泪交流。这是一个怯懦、犹豫不决和无能的生命形态,客房伙计的讪笑,就暗示了吴子高的无能怯懦。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生命典型,中国传统文化给这种生命的只能是怯懦、惰性、犹豫不决和无能,与大胆放肆、充满雄强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锻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从文说,性爱是体现人的生命力的。沈从文正是从性的角度来讽刺贬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力的摧残和戕害,反过来,更加深了他对自己本民族——洋溢着雄强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在小说《看虹录》中,这种以性来评判文化的视角更明显。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人性的束缚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说中充满了象征意义和潜台词的暗示,小说中的女主人应当是“美与爱”的文化的象征,是充满生命活力与自然美的文化的载体,而小说中的客人却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象征,是这种文化畸变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让我们来赏析一下女主人的话和内心独白: “你成天写诗,热情消失在文字里去,所以活下来就完全同一个正经绅士一样地过日子。” “火是应当充分燃烧的。” “诗同火同样使生命会燃烧起来的。燃烧后,便将只剩下一个蓝火焰的影子、一堆灰。” “你表面老实,心中放肆。” “我为你有点羞惭,然而我并不怕什么,哪怕你胡来。” “我早知道你不会做出真正吓人的行为,因为你同时还有犯罪不净感在心头占绝大优势。” “白色本身即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你已经超乎这个道德名辞之上。” 这个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发着生命和人性的热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应该燃烧,把你(客人)心中放肆的欲望本真地释放出来,张扬你的人性真情。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笼养的“客人”的怯懦、犹豫不决,因为他生命的热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建力被中国传统文化湮灭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让他假如那样肆无忌惮地做了就内心充满犯罪不净感。因而他生命的个性被中国传统文化挤压得畸变了。他裹着道德虚伪的外衣,压抑着内心奔腾的欲火,让生命枯竭式微。客人表面象征正经的绅士,内心却在意淫着女主人: “我要吻你的脚趾和脚掌,腿和膝,以及你那个说来害羞的地方。……” “主人发柔而黑,颈白如削玉刻脂,眉眼斌媚迎人,颊边带有一小小的圆涡,胸部微凸,衣也许稍厚了一点。目光吻着发间,吻着白额,秀眼微闭。吻着颊,一种不知名的芳香中人欲醉。 然而,客人终于让自己欲火的烈焰冷却了,女主人鄙视而失望地离去。客人生命本能的热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润下熄灭了。于是他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了反思,对自己身上的文化进行诅咒:“我等待那个夜所能带来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这种淡淡香气给我的一份离奇教育”。 这离奇的教育是什么呢? “我完全生活在一种观念中,并非活在实际世界中。我似乎在用抽象虐待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这里的“观念”和“抽象”实质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客人已自觉到它对自己灵与肉的虐待。 “于是在一个过去影子里,我发现了一片黄和一点干枯焦黑的东西,它代表的是他人生命另一种形式,或者说不过只是自己另一种梦的形式,都无关系。我静静的从这些干枯焦黑的残余,向虚空深处看,便见到另一个人在悦乐中疯狂中的种种行为。也依稀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本书成为一片蓝色火焰,在空虚中消失了……保留在我生命中,似乎就只是那么一片蓝焰。保留到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应当是小小的一撮灰。一朵枯干的梅花,在想象的时间下失去了色和香的生命的残余。” 这里客人反观自己意淫冷却后的生命形式,除了虚空就是干枯焦黑的东西,一撮灰和失去了色、香的枯干的梅花,同时书(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也在生命中被生命的野火烧成了一撮灰。暗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以人性自然张扬的湘西文化面前的卑琐和弱质,它虚弱得那么不堪一击。 “这里那里只是书,两千年前人写的,一万里外人写的,自己写的,不相识同时代的人写的,使我想起许多读书人,十年二十年在书旁走过,或坐在一个教堂边读书讲书的情形。我不仅自言自语说,唉,上帝,我活下来应当读多少书,写多少书……” 在这里沈从文描写了一个灰色小耗子在书堆旁灯光所不及处走来走去。那分从容处,正表示它还是个生物。这里沈从文用书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它将许多生命(读书人)的活力和热情湮灭殆尽,而把富有生命气息的小耗子放在书堆旁,沈从文在告诉我们传统文化是死的没有生命色彩的文化,两者相较,意思昭然,沈从文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批判可谓干净利落,一巴掌打到底。那么,彻底否定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但一个民族又不能没有文化,怎么办?于是客人继续着反思:“我推测另外必然还有一本书,记载的是在微阳凉秋间,一个女人对于自己美丽精致的肉体,乌黑柔软的毛发,薄薄嘴唇上的一点红,白白丰颊间一缕香,配上手足颈肩素净与明润,还有那一种从莹然如泪的目光中流出的温柔歌呼。肢体如融时爱与怨无可奈何的对立,感到眩目的惊奇。”“我在写青凤,聊斋上那个青凤,要她在我笔下复活。”沈从文借客人的心和口,点出了另外必然还有一本书,这书就是充满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状态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沈从文所说的“书”中的“女人”,不是什么色情文化,而是洋溢着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统一的自主、自为、自然的爱与美的新的文化。这种文化令人“眩目”,叫人“惊奇”,这就是沈从文要创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这种文化,才能孕育出朴素至美的人性与和谐美满的人类文化。沈从文要用这种新文化让中华民族臃肿颓败的精神重新复活,点燃新生。其实,沈从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是建立在他对中华民族当时濒危趋亡的关键时刻,他想肩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这在他的《凤子》题记中说的很明白: “王羲之,索靖书翰的高雅,韩斡、张萱画幅的精妙,华丽的锦绣,名贵的磁器,虽为这个民族由于大堆日子所积累而产生的最难得的成绩,假若它并不适宜于作这个民族目前生存的工具,过分注意它反而有害,那么丢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实在说来,这个民族如今就似乎由于过去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这个民族种种的恶德,如自大、骄矜,以及懒惰、私心、浅见、无能,就似乎莫不因为保有了过去文化遗产过多所致……因此我们多数活人,把‘如何方可活下去的方法,也就忘掉了’”。这里沈从文不仅点出了中华民族懦弱无力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的拘束,而且让中国人忘掉了如何才能寻找到活下去的方法的能力,对于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沈从文大胆地提出“丢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

同样,沈从文在《凤子》中说:“挽救它唯一办法是哲学之再造,引导人类观念转移。”但这种“哲学”和“人类观念转移”并不是转到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明,因为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同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无情的否定。《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王谢子弟》、《苦墨医生》、《来客》《烟斗》、《有学问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杀》等,这些作品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会的画卷。作者在《绅士的太太》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以照出他们丑恶的嘴脸与灵魂。”《绅士的太太》以一位绅士的太太作为切入点,她与丈夫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她与大少爷暗中调情,为大少爷与三姨娘偷情搭桥牵线,弁取钱财。绅士则偷偷与情人幽会。他们表面上尊贵体面,道貌岸然,实际上卑劣猥亵,男盗女娼,生活里充满了自私与虚伪,欺人与自欺,淫荡与乱伦,以及假道学、假正经、假文明的糜烂风气。沈从文无情展览着所谓现代文明中人们生活的空虚、精神的凋萎、灵魂的锈蚀,刻画着浸泡在现代都市文明里人生的虚无和人性的泯灭。《八骏图》里的八位教授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然而他们却恪守道德,奢谈文明,用假正经、假文明来拘束、压制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七情六欲,形成了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性,是违反正常人性的、病态的、畸形的文化现象,沈从文借此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现代文明自居悖论、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实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实不道德。这种文化让人性变态,让行为反常,让整个社会在虚伪、意淫和无聊的梦幻中讨生活,将人性和心灵变成金钱和情欲的支配物。在《媚金·豹子·中,与那羊》中,沈从文写到了现代都市文明对湘西文化的毒害和淳朴人性的戕害: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下降了,女人也漫漫地像中国女人,把爱情转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爱情的字眼早以被无数肮脏的虚伪的情欲所玷污,再不能还到另一时代的纯洁了。”

在《龙朱》中的“写在‘龙朱’一文之前”里,沈从文对自己长期生活在现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北京给自己造成的人生伤害同样进行了痛苦的陈述: “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 “你的光荣时代,你的混合血泪的生涯,所能唤起被这现代社会蹂躏过的男子的心,真是怎样微弱的反应,想起了你们,描写到你,情感近于被阉割的无用人,所有的仍然是那忧郁。” 沈从文笔下的现代都市文明具有毁人于有意而无形中的无聊与空虚,这种文化的两大支柱就是金钱和情欲,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烂的,生命的价值和人性都是物质化、利益化的东西。现代文明写在人脸上的是憔悴受伤,而内在的生命却是枯竭和焦黑,整个人的生命的激情已丧失殆尽。生活在这现代都市文明中的人性是残缺的、不健康的。虚伪、无聊、空虚和惟实惟利、情欲的幻想与追就成了都市男女生命的基本内容。人性与人情消融在物欲与情欲、虚伪与无聊的糜烂中,现代都市的文明人成了没有灵魂散发着铜臭与充斥着烂肉的躯壳,看似有种迷人的风度,其实风度下包裹着枯萎凋零的生命。这是物质与情欲的世界,根本看不见生命的影子。这就是现代都市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为此,沈从文提出了他的文化价值观,那就是他用理想化的笔墨所描绘的以苗族文化为内核的湘西文化。他想用在《边城》、《龙朱》、《雨后》等小说散文里那种宁静、和谐、充满无忌野性的一种洋溢着圆满健全生命力的文化、想用湘西那种平凡、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取代畸形的现代都市文明和病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种存在于自然形态中的生命形态和朴素人生来唤醒麻木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沉醉在现代都市文明里的生命,激起他们对这种新文化的信仰,重构新的自然和谐、雄健鲜活、化外境界的文化价值观,与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样,过一种自然不做作、葆有真性情的现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爱恨自然。于是,沈从文在《边城》《长河》等小说中,用这种新的文化信仰为人们描绘着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自然、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和美好人生,赋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征意义,她们是这种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征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儿:“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她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灵与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为、自然生命形态的活的标本,是一种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从文所要创立和张扬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从文就是要借她们,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来反对人为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还是所谓的现代都市文化。 沈从文就是要用这充满原始本真的自主自为的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对现代都市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他完全相信他推出的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现代都市文明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沈从文有这种文化自信,在写于1932年和1937年的《凤子》中,这种文化自信表达的清清楚楚:这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在现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级知识者(小说中被称为“老师”)来到湘西,在和总爷(湘西文化的阐发者)的争辩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种朴素的生活、健康的灵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环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这种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惊呆了,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总爷对湘西文化的表达和对都市文明的贬斥。下面我选摘组合几处“总爷”与“老师”的对话,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沈从文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总爷:我们这里的女子热情有毒的意义,爱你时有娼妓的放荡,不爱你时有命妇的庄严。在城市里,你应当用谦卑装饰你女人的骄傲,用绫罗包裹你女人的身体。可(我们)这里一切都用不着!……这里年轻女人,除了爱情以及因爱情而得的智慧和真实,其余全无用处。 我是一个在自然里生活的人。神的意义在我们这里只是“自然”,一切生成的现象不是人为的,由于他来处置。 你在城市时,……你为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希望而生活,到这里却应当为生活而生活。春天时对花赞美,到了秋天再去对月光惆怅吧。 向善为一种自然的努力,虚伪在此地没有它的位置。人民皆在朴素生活中长成,却不缺少人类各种高贵的德行。家养的鸟飞不远。老师(城里人)的独白:我们城市人每个日子的生活,都被事务和责任支配;……在我们那一群同事的脸上,间或也许还可以发现一个微笑,但那只是在事务上过分疲劳后的无聊和空虚的自觉罢了。……可是这地方(湘西)到处都是活的,到处都是生命,……我到了这里才明白我是一个活人,且明白许多书上永远说得糊涂的种种。他们比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生活得比我们得法,他们身心都十分健康。在智慧一方面,譬如说,他们对生命的解释、生活的意义,比起我们的哲学家来,似乎也更明慧一点。 (湘西)人的生活观念,一切和大都市不同,又恰恰如此更接近自然。 “倘若我爱上一个(湘西)女孩子,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还是把她带走,带她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中的礼貌、道德……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在这里,沈从文充分阐释了他的新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并表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这种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价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化无可比拟的超现代性。沈从文认为,中国人甚至全人类都应当将这种新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样。只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美好和谐、充满人性化的理想社会,才能永葆人类雄强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因此,当大多数新文学家以新的、西方的、现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乡村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沈从文看似做出了几乎反方向的文化选择。但是假如你们认为沈从文非都市而崇乡村,抑现代而扬传统,那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参透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沈从文并没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乡土作家,恰恰相反,他是站在当时中国文化现实的基础上,立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上,孤独地、痛苦地进行着文化的评判和文化选择,试图为中华民族找到强壮民族精神、雄强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寻找中华民族自存、活下去的出路。

沈从文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价值体系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为内核,为人类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价值体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并在他的作品中阐发了这种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这种文化造就的美好社会,并且沈从文强烈地渴望中国和世界能够丢掉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畸形变态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确立这种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让整个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处于和谐美满之中。

从沈从文提出的第三种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信仰上来看,我认为,沈从文倡导的文化信仰具有领先于人类整体文化意识的独创性和超现代性,其文化价值可能有一天会为陷于各种文化困境中的人类所推崇。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不再单纯是文学研究界所说的乡土作家、文学大师,他有可能会被人们重新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甚至世界文化史上一位光华灿烂、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类文化大师。

一个人的思想有多远,他的生命就有多长,沈从文,会生生不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