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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与丁玲早期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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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男权批评与女权批评


“男权批评”这一概念是笔者冒然提出的。如果它已经被开创了女权主义(feminism)[①]文学批评学派的西方学者提出而笔者尚未看到(请原谅笔者的孤陋寡闻),那么这种偶合则令人欣慰。

女权批评的价值无疑是不容否定的。虽然用“女权”这一概念来置换我们习以为常的“个性主义”、“妇女解放”等概念难免被人怀疑为“新瓶装旧酒”,但它确实为我们审视固有的文学文本提供了新的认识焦点,从而为“文本”再一次被阐释提供了可能性——因为“文本”是难以穷尽的。提出男权批评的目的不在于与女权批评分庭抗礼、一争高低,恰恰相反,而在于给女权批评提供一种有效的对应物,使之因为有了这种对应物而成为一种对话,在对话过程中真正确立自己,并走向深入与成熟。

解构主义批评家别出心裁地把“女性”(woman)仅仅看作是社会的产物,不具有自然的基础,以此解构“男/女”二元对立所依赖的生物学范畴的稳固性,从而增加性别的范畴。[②]——这种理论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且富于启示意义。但是,“男性”与“女性”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基本对立是不可否定的事实。这种对立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或者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离开任何一面,另一面都不存在。“男性”的存在为“女性”存在提供了前提,并成为“女性”存在的根据,就像“女性”的存在为“男性”存在提供了前提,并成为“男性”存在的根据一样。因此,任何关于女性的表达背后,都潜存着对男性的表达。女权批评同样是如此。女权倡导者倡导女权,就是以与男性统治秩序的对立为起点、为确立女权的形式。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玛丽·朴维就指出:“‘女性’反映不了完整的‘自我’,因为特征是有所联系的,‘女性’仅仅是同‘男性’(man)相对照时获得的临时定义的一个位置”。[③]在某些女权主义者那里,这种对立甚至伴随着强烈的仇恨。法国女权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就宣称:“当我说‘妇女’时,是指在同传统男人进行不可避免的抗争中的妇女,是指必须被唤醒并恢复她们的历史意义的世界性妇女”;“男人对妇女犯下滔天罪行。他们阴险凶暴地引导妇女憎恨自己,与自己为敌,发动她们的巨大能量与自己作对,让妇女成为他们男性需要的执行者”。[④]——这真是“美杜莎(那个可以用自己的目光把人变成石头的蛇发女怪!)的笑声”。既然女权是以与男性的对立、对男性的反叛为起点,那么,在传统的“父权制文化”(西方与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经常使用这个词)被摧毁之后,“男权”(一个有别于“父权”和“夫权”的新范畴)以怎样的形式存在?——这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女权主义者常常举着“平等”这面看似不对“男权”构成威胁的旗帜,但“平等”这个词经常被它的实践形式改变固有的含义。特别是在它被理解为“相等”的时候,“平等”就成为一种欺骗、成为“不平等”的起源。

显然,在“女权”被提出的同一时刻起,“男权”就同样被提出了。只是因为它处于后台,是潜在的,因而很难被人们明确意识到。就女权主义倡导者而言,把“男性”作为对立物这一行为本身,或许正流露出某种潜在的与男性对话的期待。面对这种期待,男性不应当缄默——因为缄默不仅意味着对自我、对期待对话者的不尊重,而且意味着对重建“男/女新秩序”这一全人类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缺乏责任心。因此,“男权”不仅应当被提出,而且应当在与“女权”的对应关系中确定自己的内涵,从而走向完善与成熟。这是提出“男权批评”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所在。遗憾的是目前尚难以给“男权”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因为男权的本质只有在与女权“对话”的过程中才能得以确立,而在女权主义那里,甚至“女性”这一概念的含义尚处于讨论之中。不过,这样一点可以确定:如果说女权批评注重的是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存在形式,那么男权批评注重的则是女权主义作家的作品中男性的存在形式。

女权主义作家已经为男权批评提供了可靠的批评对象。这种批评对象在中国同样存在着,最有代表性的,当推丁玲的早期小说创作。[⑤]

早期丁玲历来是被看作“最擅长于表现所谓‘Modern Girl’(摩登女郎——引者注)的姿态,而在描写的技术方面又是最发展的女性作家”。[⑥]这完全符合事实。不过,正是由于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过于引人注目(莎菲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有生命力的典型形象之一,甚至已经被符号化),因而造成了人们审视这些作品时的一个盲目点: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被漠视。

丁玲是把青年知识女性置于多种关系中来认识、来塑造的,而她们与男性的关系,则是这多种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男性和女性形象一样,在丁玲早期小说中同样构成了一个系列:红鼻子教师,晓淞,澹明,苇弟,凌吉士,苍白脸的男人,小章,穿黑布大褂的瘦长男子,陆小二,鸥外鸥,昆山,……等等。那么,他们与丁玲笔下的女性构成了怎样的关系?换言之,作为一种“角色”,他们在丁玲的小说叙事中承担着怎样的功能?

概括起来看,这种功能可以分为三种:

1.摧残。这是男性最主要的功能。他们主要采取三种形式摧残女性。首先是作为致使社会黑暗和道德堕落的罪魁祸首,使女性陷于不幸之中,这在《梦珂》一篇中表现得最充分。小说主人公林珂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压迫——黑暗的学校、黑暗的社会、黑暗的家庭,于是由纯洁的女学生变为隐忍着巨大悲哀、被浅薄而又贪婪的人们吹捧着的电影明星林琅。而所有的黑暗,都是由男性“象征”出来的:学校里意识低下的红鼻子教授侮辱女模特儿(注意:女模特儿是现代审美意识的产物);姑母家两位男性无聊、贪婪而且虚伪;圆月剧社(社会的象征物)里从编剧、导演到看门人都不把人当人看。其次是隔膜。他们不理解女性,从而使女性陷入寂寞与痛苦之中。《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苇弟痴恋莎菲却不知道莎菲究竟需要什么,《阿毛姑娘》中陆小二在阿毛最需要人理解的时候却给阿毛以痛骂。其三是欺骗。晓淞欺骗梦珂,凌吉士用“丰仪”掩盖“何等卑丑的灵魂”欺骗莎菲,《小火轮上》中的昆山欺骗青年女教师节大姐。他们引诱她们走上希望的巅峰,又残酷地把她们抛下失望的深渊。

2.对比。丁玲常常把女性形象置于与男性的对比中来塑造,以表达对女性的肯定。在她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梦珂》中,这种对比就突出表现出来。小说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女模特儿受到红鼻子教授侮辱之后,在一片意味着胆怯的沉默中,梦珂这个“穿黑衫的女郎,默默地楞着那对大眼,冷冷地注视着室内所有的人”。直到她扶着那哀哀切切的模特儿往外走、宣称“我是不在乎什么的”,才有“长发的少年”追上来说话。还有两个男生(男生!)只敢“夹在人声中低语着”。于是,卑怯的男性与勇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梦珂形成了鲜明对比。梦珂作为被肯定的对象,正是在这种鹤立鸡群的对比中焕发出光彩。在《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中,落魄诗人鸥外鸥与浪漫女性薇底的关系,实质上也构成了《梦珂》中卑怯男性与勇敢女性的对比关系——只是这种对比的内容更为丰富。

3.满足欲望。具体说就是男性经常是在被抽象为性与金钱的时候,才对女性有价值。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已经有所表现。凌吉士只有在作为纯粹的性对象而存在的时候,才对莎菲有价值——而且是巨大的价值。莎菲在对他的灵魂没有任何了解之前就被他吸引,就在于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男性。即使是在他“卑丑的灵魂”(在莎菲看来是这样)被莎菲痛恨之后,他作为纯粹男性的存在对莎菲仍然没有失去吸引力,而且正是这吸引力使莎菲心中灵与肉的冲突得以构成。在《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这篇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对男性的“抽象”更加“直言不讳”。从乡下来城里卖淫的阿英从嫖客(穿黑大布长褂的瘦长男子)那里体会到的不是痛苦和屈辱感,而是满足和自我实现感(这是她乡下的男人从未给她的)。丁玲对阿英的心理作了这样的描写:“人是丑,但有铜钱呀,而且……陈英笑了。她把手放在自己胸上摸着,于是越觉得疲倦了”。显然,阿英的满足与自我实现感完全取决于嫖客作为性对象、作为金钱持有者所具有的价值。在这里,男性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所应有的其他多种社会属性(社会地位、文化教养等)乃至相貌这种重要的价值尺度,都被关在妓院的门外。阿英需要的只是他健全的性功能的铜钱。《他走后》一篇中的男主角秀冬尚比较“完整”,但他存在的价值也只是在于对丽娜有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还有伍明、孟特、绍蓉等男性等待替补。埃莱娜·西苏指责男性让妇女变为他们需要的执行者,而在丁玲早期小说中,情形正好相反,男性成为女性需要的执行者。

以上对男性在丁玲早期小说叙事中承担的三种功能作了描述。这已经足以说明丁玲早期小说的基本倾向。在这些作品中,男性作为女性的对立物处于被否定、被贬抑的位置——无论是他们作为女性的摧残者的时候,作为卑怯者以衬托女性之勇敢、热情与奔放的时候,还是他们作为女性需要的执行者的时候,都是如此。在这些作品中,男性的本质被界定为贪婪、虚伪、麻木、卑怯,男性被“物品化”。——由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丁玲早期小说提供了一种逆向性别歧视形式。如果说在传统的父权制文化中被歧视的是女性,那么在丁玲早期小说中被歧视的则是男性,而且这种歧视常常伴随着仇恨。

当然,如果说丁玲早期小说中完全没有被肯定的男性形象,也不符合事实。比如在用男性“象征”社会黑暗的《梦珂》中,“父亲”(那个退职老太守)就是被梦珂肯定的。但应当注意的是,老太守对于梦珂来说并没有构成现实性的存在——即没有进入莎菲“现在”生存着的社会环境,而是代表“过去”与“远方”。因此与其说他是一位男性,不如说他是某种生存方式(童年般的快乐与淳朴、自然)的象征物更为恰当。他不仅没有构成红鼻子教师、凌吉士、鸥外鸥等与女性相对应的那种意义上的男性,相反,其本质是“非男性”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一位被符号化了的男性,仍然是以梦珂这位女性(虽然是他的女儿)为中心,惦念她,想方设法给她寄钱。女儿在他身边的时候,“一到雨天,梦珂便不必上学校去。这天父亲就像小孩般的高兴,带着女儿跑到花厅上——近来父亲一人是不去的——去听雨”。父亲同样成为“女性需要的执行者”,并且“崇拜”女儿。“象小孩般”这种比喻耐人寻味。男性真正获得肯定性的描写是在《韦护》(1930)之后。在《韦护》中,固有的男女关系模式被颠倒了,女性真的成了“男性需要的执行者”(埃莱娜·西苏语)。男主人公韦护不仅被肯定,而且主动要求离开女主人公丽嘉,最终促使丽嘉转变。不过,如果因此认为丁玲抛弃了早期小说中的逆向性别歧视(性别仇恨),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在这篇小说中韦护并不是被作为男性、而是被作为“共产党员”(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来肯定的。这里,人的自然属性让位于人的政治属性。在丁玲完成“女权作家”(或曰“小资产阶级作家”)向左翼作家的转变之后,她笔下的人物已经主要不再是个体,而是被高度阶级化、政治化了的群体——或群体的代表。这种倾向集中体现在中篇小说《水》中。小说发表时何丹仁(冯雪峰)就指出:“在《水》里面,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⑦]在人被高度政治化、群体化之后,性别就成为次要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了。逆向的性别歧视形式在丁玲小说创作中并未获得转换,而是在小说的主要内容由性别冲突转向社会冲突和阶级冲突之后被压抑(或中断)了。

在丁玲早期小说创作中,逆几性别歧视不仅表现在女性成为主角而男性成为配角——并且是拙劣的配角,更主要地表现在:“反男性”作为一种潜意识,在丁玲小说创作的题材选择、具体描写乃至对小说人物的评价中,都具有某种潜在的规定性。

在题材选择方面,丁玲主要是以青年女性(在男性的摧残、生活的磨难与心灵的痛苦中挣扎着的青年女性)的生活为描写对象,已经表明她对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注与对女性生存价值的强调。不仅如此,她还创作了《暑假中》、《岁暮》两篇表现女性同性恋生活(或同性恋倾向)的小说。《暑假中》的主人公是自立女校的几位青年女教师,她们反对肉欲的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因而奉行独身主义。在相互依存的独身生活中,承淑痴恋嘉瑛,春芝迷上了德珍。玉子和娟娟参加游艺会回来因为过于兴奋,竟然倒在床上“用力地拥着,并恣肆的接起吻来”,承淑甚至因为自己爱着嘉瑛而对接近嘉瑛的春芝起了猜忌之心。《岁暮》中的女大学生佩芳依恋着魂影,魂影给男友写信她妒嫉,魂影出门做客不在家她便六神无主。同性恋当然是由多种复杂的生理、心理因素促成的,但对待异性的否定性态度显然是它的重要成因之一——同性恋既是对异性失望的表现,又是疏离异性的一种形式。对于女性同性恋者来说就是对男性失望、疏离男性。或者说,女性同性恋是“反男性”的一种极端形式。丁玲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此类人物的生活,并给以充分的理解与同情(这一点从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很容易看出),与那种逆向的性别歧视形式没有关系吗?

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逆向的性别歧视也经常鲜明地表现出来。《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云霖这个次要而又次要的人物因为不和恋人住在一起便被莎菲嘲笑为禁欲主义者;《暑假中》游艺会上那些被顺便写到的穿长衫的斯文的男客,也被说成是想来看女教员的新奇化装。在外貌描写上这种对男性的否定倾向尤其明显。如果说《梦珂》中那个侮辱模特儿的男教师被丑化(鼻子“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钝角的三角形”的眼睛“紧紧地挤在很浮肿的眼皮里”、头上只有“稀稀的几根黄毛”)是罪有应得,那么《莎菲女士的日记》对白苇的嘲弄与丑化则有些不公平。白苇被描写成缺乏自尊心与自知之明的单相思者。他比莎菲大四岁,却被莎菲戏称为“弟弟”。他“唯一的本能”是哭,而且“哭得现出丑的脸”。——这种戏弄与丑化即使不能说是残酷的,至少也可以说是不必要的。因为甚至莎菲本人,也承认“苇弟”是个“忠实的男伴”。在丁玲早期小说中,往往是在能够满足女性某种欲望的时候,男性才被写得很美——比如凌吉士和《他走后》中的秀冬。

逆向的性别歧视,使作家在评价小说人物时采取了双重道德标准。不妨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与《梦珂》这两篇小说略作比较。前一篇小说的女主人公薇底面临着这样的困惑:“难道有了丈夫,有了爱人,就不能被准许独自去会另外一个男人吗?”固然,简单地把丁玲的道德意识与作品中人物的意识等同起来是幼稚的,把作品作为批判作家道德观念的材料也不值一驳——诚如北冈正子已经指出的。[⑧]但是,因此否定作家与作品的精神联系也是荒谬的。作品作为作家的精神创造物打上作家的人格印记是一种必然。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怎样的角度来理解、界定作家的意识与作品中人物意识之间的关系。只要作品中某个人物的思想意识与作品的基本倾向达成了某种一致,那么,这个人物就可以被看作作家的代言人。由于在《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作者明显倾向于薇底——她被塑造成企图拯救落魄诗人(男性!)心灵的热情似火者,因此她的道德困惑完全可以被看作属于丁玲本人的。而且,这种困惑最终获得了肯定性答案。但在《梦珂》中,晓淞却因为与“章太太”幽会而严重伤害了梦珂这个被丁玲肯定、同情的“正面人物”。于是,薇底那句话在晓淞这里被置换为:“有了妻子,有了爱人,怎么可以去会另外一个女人?”在这种置换中,男性又一次受到歧视——薇底所拥有的那种“自由”作者却不允许晓淞这位男性拥有。

总之,丁玲不仅企图颠覆传统的“父权制文化”,而且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将这种企图付诸“实践”。于是,男性被置于受贬抑的位置。关于丁玲早期小说的主题,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最常见并且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解释是:丁玲早期小说表现了“五四”以来的新女性要求解放的精神,大胆地描写了她们的精神苦闷以及随之而生的冲决一切的情绪,由此折射出时代的重压。[⑨]但从“性别”出发,丁玲早期小说的主题显然又可以归纳为“性别冲突”。——确实如此。这即使不能说是对现有的丁玲小说主题的“解构”,至少也应看作是对现有主题的补充。

已经有学者指出:“丁玲过去之所以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而不是简单地以妇女为题材的作家,其原因之一是她对人物性别十分重视”。[⑩]这种见解确实是独到而又深刻的。那种逆向的性别歧视形式,则可以作为这种见解最有力的旁证。

重视性别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丁玲妇女解放思想的独特性。对于妇女解放问题,“五四”时期的优秀思想家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茅盾等人都作了探讨,但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显然不同。例如鲁迅主要是从伦理思想和以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出发,[⑪]而周作人则接受弗洛伊德、蔼里斯等人性心理学的影响,主要从女性的自然属性(生物属性)出发。[⑫]。丁玲作为后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参与者,显然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比如她在《阿毛姑娘》中批判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思想,在《暑假中》中写到独身主义者志清时强调“钱”(经济)的重要性,都与鲁迅的主张相一致(从这个角度看,丁玲确实是“喝鲁迅的奶长大的”)。而当她把妇女解放问题置于“男/女”二元对立的形式中来认识的时候,则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不过,在对这一模式的具体操作中,丁玲显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只是颠倒了父权文化传统中那种不平等的“男女秩序”,而并非建立一种平等的新秩序。——从前文对男性角色在丁玲早期小说叙事中所承担的功能的分析已足以看出这一点。《他走后》中那个统治着几个男人心灵的丽娜,似乎已经具备了与古典小说中某些多妻的男性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当然不是简单地类比)的可能性。应当说,这种颠倒具有某种非理性倾向。关于“女权”的内容固然可以提出多种构想,但这样一个平等原则应当是具有永恒意味的“真理”:既然“男/女”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那么只有在男性获得健全存在的同时,女性才能获得健全的存在。反之亦然。任何对对方的歧视和异化,都不过是歧视和异化自我的另一种形式。当代女权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了女权运动中那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性。“逆向的性别歧视形式”就是法国女权理论家朱莉亚·克里斯多娃提醒人们警惕的。[⑬]她指出:“当一个主体被过于蛮横地排斥在社会/象征秩序的层面之外,例如当一位妇女感觉到她的作为一个女人的情感生活或者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情形被现存权力(从她的家庭到社会结构)话语过于残忍地忽视时,她凭着抗拒参予那久已忍受的暴力,从而使自己成为这一暴力的代理人”;“倘若社会熟知男性法律的运用和滥用,那么,同样必须承认女性权力暂时仅是空白。如果母性的实践被推而广之,妇女自己必须负责精心制订一套制止暴力的适宜的法律,以免她们的孩子和丈夫成为这种暴力的奴隶。然而,她们具备这样的能力吗?这是新一代妇女所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之一”。[⑭]在丁玲的早期小说中,我们不是看到了这种把男性变为奴隶的危险性吗?可惜二十年代末的丁玲无法听到半个世纪后克里斯多娃发出的忠告。可以这样说:在性别的意义上,丁玲早期小说女主人公的悲剧在于她们对男性怀有偏见与敌意,难以与男性建立平等和谐的关系,因而陷入痛苦与孤独之中。这在孟珂和莎菲身上表现得最突出。日本学者青野繁治运用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的成长心理学理论分析莎菲这一形象时指出:莎菲的悲剧在于她处于生命周期中的“延缓期”(从青年到成年的转换期),未能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同一性,因而用逃避、孤独、攻击他人来维护自己的自尊。[⑮]这种见解是独到的,莎菲与男性的关系已足以说明这一点。而莎菲之所以与男性构成这种关系,显然与丁玲本人的“逆向性别歧视”有关。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丁玲来说,“逆向的性别歧视形式”主要不是作为“终极真理”、而是作为工具存在的,因此它的产生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结合中国社会长期的父权统治传统来看,“男性”理应接受(哪怕是暂时接受)这种带有报复意味、矫枉过正的反叛。历史过程本身往往是非理性的。“女权”运动一旦爆发,在惯性作用的支配下走向另一极,未尝不可以看作历史发展理应付出的代价。而且,二十年代后期的丁玲作为“卑视社会”[⑯]的女性,作为在热情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的刊物《妇女之声》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的女作家,[⑰]在反抗社会时把矛头指向社会的主要统治者——男性,也是自然而然的。在《梦珂》中她把社会概括为“纯肉感的”,也是把全社会置于男性的欲念中来认识。在上述意义上,提供“逆向性别歧视形式”的丁玲或许又应看作在颠覆父权文化传统、摧毁现存社会秩序的战斗中最英勇的战士。

问题在于,在妇女解放运动广泛开展近十年之后的二十年代后期,在许多优秀的男性新文化战士也积极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上,现实已经为某些试图以“男/女关系”为题材创作小说的作家创造出平等、和谐的“男/女关系”提供了巨大可能性。那么,为什么在丁玲这里男性却受到这样的贬抑?回答这一问题对于本文来说显然不是多余的。

应当说,丁玲“逆向性别歧视”的形成不仅是父权文化传统与社会造成的,而且与丁玲本人对男性的认识与体验有关。已经在社会上生活了二十五、六年的丁玲如何评价她所认识的男性不太清楚,但对于二十年代后期认识的冯雪峰她有过这样的表述:“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⑱]“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正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大的生活幻想放在这里过,我把极小的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⑲]这种表白中包含的道德问题以及由此涉及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暂且省略,但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对“男性”(冯雪峰)的肯定来看,那么对这唯一的男性的肯定不是包含着对“这个男人”之外的所有男性的否定评价吗?完全应当这样认为。结合丁玲开始文学创作之前的生活道路来看,且不说“孩子气”的胡也频与她相比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⑳]给她留下精神创伤的男性也确实存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约就是她的舅父和瞿秋白了。丁玲四岁丧父,随母亲寄居舅父家。对于她来说,舅父完全是一个专制性的存在,以至于17岁的时候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发舅父的劣绅行径,舅父又因此对她进行严词恫吓。王剑虹是丁玲在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时结交的挚友,为追求真理二人携手并肩东奔西走。王剑虹“在丁玲的自我形成史上,具有仅次于母亲的重要意义”。[21]但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在与瞿秋白结婚之后却只能作为一个普通女人存在,而且结婚一年便不幸逝世。如果真如日本学者中岛碧指出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蕴姊”是王剑虹的化身,[22]那么丁玲在这篇小说中对“苇弟”的嘲弄,或许正流露出她心中潜存着的对瞿秋白的不满。因为在小说中“蕴姊”是“被神捉弄般的去爱上那苍白脸的男人”(苍白脸=瞿秋白?)所以“才死去得那样快”,而“那使我蕴姊感到生之无趣的人,不幸便是苇弟的哥哥”。——非常合乎逻辑。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据沈从文说,“王女士与瞿··同居后;丁玲女士似乎也有与瞿··的一个兄弟,有过一度较为亲切的友谊”。[23]

从“反男性”的成因来看,“逆向性别歧视”对于丁玲来说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它是在两千年的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成为所有女性的潜意识之后通过丁玲完成的非理性释放,同时,它又凝聚着丁玲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对男性的认识与体验。而后者,也许正是前者的导火线。

如果有谁认为丁玲早期小说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五四”以来新女性的苦闷心理以及由此而生的个性解放要求,那显然是太表面化了。因为在这方面丁玲的作品并没有和淦女士的《隔绝》、茅盾的“蚀”三部曲等作品表现出类型上的区别。丁玲早期小说对中国新文学的独特贡献究竟在哪里?我认为,揭示这独特性还应从“逆向性别歧视”入手。正是这种性别歧视使丁玲早期小说具有了至少两种大别于其他作品的特质:第一,男性成为一种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审美对象;第二,通过对女性存在方式的再认识塑造了新的女性形象。

审美的本质是丰富的,理应从多种角度解释,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被表达为“不平等”或“征服”。笼中的虎可以产生美感,而山中的虎却只能带来恐惧。在漫长的文化史上女性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现在的挂历和杂志封面上仍以“大美人”为多),就暗示着这种不平等——女性处于被鉴赏(既幸运又不幸)的位置。中国的女权批评者孟悦、戴锦华就指出,在传统文学作品男性用软玉温香、弱柳扶风、冰肌玉骨、如花似玉等词语描绘女性,是把女性“物品化”了,[24]这种见解很深刻。但在丁玲的小说中,这种位置却被颠倒过来:男性——具体说就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凌吉士和《他走后》中的秀冬——成为审美对象。关于凌吉士,莎菲有这样的自白:“那高个儿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上面,从来我是没有留心到”。“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却还有另外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显然,凌吉士已被莎菲“物品化”。在《他走后》中,丁玲又从丽婀的视角描绘了秀冬那种类似于凌吉士的美,秀冬也被丽婀“物品化”。这种男性美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男性美(以阳刚之气为主)具有多么大的差距!不过我们又不能怀疑它的真实性。男性作为一种美的存在,在女性(至少是某类女性)心目中,也许就是如此。所谓“阳刚之气”的男性美,只是男性美的一种,或者主要是一种“男性视角”(虽然这种视角常被许多女性使用)的男性美。显然,丁玲的这种描写为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存在形式——虽然男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物品化”。对“物品化”似乎不应简单否定——男性用“冰肌玉骨”、“弱柳扶风”等词语把女性“物品化”亦同样如此。被男性认识、鉴赏,不正是女性的必然存在形式之一吗?就像被女性认识、鉴赏是男性的必然存在形式之一一样。不能因为来自异性的某些认识中包含着性别歧视成分,就否定一切来自异性的认识。最高的价值尺度应当是以承认人的自然属性为前提的“人道”,而不是被孤立起来的“性别”。

莎菲和丽婀能够把凌吉士和秀冬这两位男性“物品化”,从而赋予小说的美学面貌以新质,显然取决于作家本人由“逆向的性别歧视”而生的对男性的“凌驾感”。丁玲本人就是一位能够把男性作为审美对象的女性。据说,1925年初,丁玲就因为听说沈从文“长得好看”而特意跑去看看。[25]

陈英是丁玲为中国新文学提供的一个具有特异性的人物形象——一个快乐的妓女(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妓女),她比梦珂、莎菲,甚至比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和子君,都更有特异性。这种在卖淫生活中获得满足与自我实现感、因为不愿“白听别人一整夜的戏”而到街上拉客、“用两颗活泼的眸子钉打过路的行人”的女性,在中国新文学的人物画廊中似乎尚不多见。而这一形象之所以能被塑造出来,就在于丁玲从全新的角度思考女性的存在方式。那篇塑造了阿英形象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虽然是以妓女生活为题材,但是,和曹禺在《日出》中、老舍在《月牙儿》与《骆驼祥子》中、沈从文在《丈夫》中对同类生活的描写相比较,丁玲的描写则富于生活情趣,完全没有曹禺、老舍、沈从文笔下的那种悲惨。这种描写本身就标明了丁玲对妓女生活的基本态度——至少不是简单否定。所以,在此篇中,对于一位妓女来说是嫁人还是做生意(卖淫)居然成了两难的选择!显然,在丁玲看来,卖淫似乎是一种生存形式——甚至是一种类似于婚姻形式的生存形式。把卖淫作为一种女性生存形式来认识,并且塑造出“快乐妓女”的形象,只有在对传统的婚姻形式产生怀疑(丁玲在《梦珂》中已经表达了这种怀疑)并把男性抽象为“性”与“铜钱”的情形下才有可能。于是,问题又回到了“逆向性别歧视”。只有从“逆向性别歧视”出发,我们才能理解这篇内容上有背常理的小说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心理内容,而不至于表面化地认为丁玲是在美化(或主张)卖淫。无疑,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阿英作为“快乐妓女”的形象被塑造出来,都是惊世骇俗的。

似乎是这样:在二十年代后期,只有当丁玲作为反抗父权文化的英勇战士、作为忠实于自己性别的女作家而存在的时候,她的价值才是其他作家难以替代的。不幸的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男性被作为代价付出了。

1993年3月16日—18日草就,28日改定,于北京西郊花园村。

[①] feminism一词在中国有不同的译法:“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男女平等主义”、“争取男女平等运动”等等。新时期以来前两种译法被较多研究者接受和使用,近来更多的人使用“女性主义”一词,但我认为“女权主义”的译法更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更能传达出feminism一词所固有的意义。因为“女权”一词既有性别内容又有权利内容,而“女性”一词则要单薄得多。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序》和林树明《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载《上海文论》1992年第四期)。

[②] [美]玛丽·朴维:《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见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德·波伏娃所谓“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这句名言实质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认识。

[③] [美]玛丽·朴维:《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

[④]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文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

[⑤]所谓“丁玲早期小说创作”主要指丁玲向左翼作家转变之前的小说创作。本文的探讨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丁玲是一位女权主义作家。这在学术界已经没有异议。实际上,虽然有人认为丁玲是一位不自觉的女权主义作家,但我认为丁玲未必不是一位自觉的女权主义作家。本文的论述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丁玲本人说过:“在上海……王剑虹创办了《妇女之声》。这一杂志热情支持妇女解放运动。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运动,但决心为运动作出我的贡献。在《妇女之声》的影响下,我写出了我的第一批杂文和短篇小说,并在较为开放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上找到了刊登的角落”。([意]维尔玛·科斯坦蒂妮:《丁玲和她的“女权”》。文见孙瑞珍、王忠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

[⑥] 钱谦吾:《丁玲》。见《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8月版。建国后的文学史家大都沿用这一观点。

[⑦]何丹仁:《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原载1932年1月20日《北斗》二卷一期。收入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⑧] [日]北冈正子:《丁玲早期文学与〈包法利夫人〉的关系》。收入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⑨] 茅盾的《女作家丁玲》(1933)、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陈鸣树的《论丁玲早期小说的独创性》(1984)都持类似的观点。

[⑩] [美]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文见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

[⑪] 可参阅《祝福》、《伤逝》、《娜拉走后怎样》等。

[⑫]可参阅钱理群《周作人论》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⑬]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序》。

[⑭] 引自《妇女的时间》。文见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⑮] [日]青野繁治:《莎菲女士的普遍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3期。

[⑯] 参阅人民文学出版《丁玲短篇小说选·后记》。

[⑰][意]维尔玛·科斯坦蒂妮:《丁玲和她的“女权”》。文见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

[⑱][美]尼姆·韦尔斯:《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转引自凌宇《沈从文传》23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⑲] 丁玲:《不算情书》。笔者认为这是丁玲感情的真实记录。

[⑳] 参阅沈从文《记丁玲》。

[21] 中岛碧:《丁玲论》。收入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

[22] 中岛碧:《丁玲论》。收入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

[23] 《记丁玲》29页。上海良友图印刷公司1934年版。

[24]《浮出历史地表》1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5] 凌宇:《沈从文传》206页。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