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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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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鲁迅从一开始便和他那个时代有着深刻的联系,并且在他的作品里深刻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

在“五四”之前及正式进入文学生活之前,鲁迅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时代里,一方面,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共同压迫下,中国人民遭受着空前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近代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活动,接连不断的发生,并且受到历史的严酷的考验。这是一个充满痛苦、探索、怀疑、失望和希望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这个时代的时候曾经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接着便指出了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便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因此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新的面目。

和当时所有先进的中国人一样,鲁迅也经历过这个千辛万苦的寻找真理的过程,并且也经历过后来的怀疑的产生、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是,鲁迅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间还要晚一些。他的这个一面是寻找一面是怀疑的过程一直继续到1925—1927年以后。鲁迅这种寻找真理的努力,在他这时期的作品,包括小说《呐喊》与《彷徨》在内,都留下了极深和极显明的印记。

鲁迅的小说《呐喊》与《彷徨》所反映的主要就是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到1925—1927年之前这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在辛亥革命以后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无力,在经过长久的痛苦、寻求、怀疑和探索之后,从“五四”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1925—1927年的革命的风暴还在前面,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和农民结合起来,广大的人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社会矛盾是十分尖锐化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现得格外突出了。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正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

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关于农民问题的作品在鲁迅的小说里占着特殊显著的地位。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鲁迅对于农民问题所给予的特别的注意和这个问题在近代中国所占的特别重要的位置是正相适应的。

在鲁迅以前的,也就是说在“五四”以前的近代中国的民主文学,特别是它的比较优秀的代表的作品,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孽海花》等,它们主要的功绩就在于尽情地暴露了正在走向没落和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在这方面,它们往往是十分尖锐的,淋漓尽致的。不管作者主观的认识达到什么程度,这些作品的实际表现都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是不可救药,是无法避免它的最后崩溃的命运的了。其中有些作品,如像《孽海花》这样的作品,还比较明确地表现了从根本上推翻中国的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因此尽管这些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但我们也应该说,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为过去封建时代的文学所不曾有过的内容,因而区别于封建时代的文学,成为“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的准备。

但是,整个的说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的一个重大的缺点便是普遍的对广大的普通人民的生活的不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民的生活几乎完全没有在文学上得到反映。这种情形,是和这些作者的改良主义的或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的。他们一般的都不是从“下面”、从被压迫的群众的角度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的。

“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四”新文学运动就其整个倾向来说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这是和“五四”以前不同的。但“五四”在反帝反封建这个共同的目标下的文学运动内部也并不是没有分歧的。有着各种不同倾向的作家带着自己不同的要求走向文学。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在当时是最普遍的。这种情形,在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上也得到了表现。在那时候,在文学上也出现了工人和农民,但比较起来,为我们的作者更多的注意的,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而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对于知识分子的了解超过对于广大群众的7解.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超过关心广大群众的命运。当时大多数作者都不了解,广大群众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出路的问题终究是决定的问题,知识分子的问题不能离开广大群众的问题而单独解决这个真理。当时大多数的作者也不是从“下面”、从广大被压迫的群众的角度,而是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度来提出反封建的问题的。

鲁迅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和他以前以及他同时代的作家不同的地方,首先就在于他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是深深地培植在中国广大的被压迫人民的土壤上面的,他的反封建的力量是从广大的被压迫人民那里取得的,他是真正从“下面”、从被压迫人民的角度来提出反封建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迅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带着更深刻和更彻底的性质。

这种性质是决定着当时鲁迅的作品,其中也决定鲁迅的小说《呐喊》与《彷徨》的全部面貌的。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鲁迅也并未忽视知识分子,但鲁迅对待知识分子和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对待知识分子并不相同。鲁迅是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角度、从被压迫的群众的角度来观察知识分子的问题的。

鲁迅小说内容的革新和独创性,是他的作品出现以后便被人感觉到了的。例如鲁迅的《呐喊》没有一篇用来描写青年男女的恋爱,曾经给当时的读者以十分新鲜的印象。但鲁迅把农民和其他被压迫人民的问题作为自己注意和表现的中心这种做法在中国文学上的全部意义,显然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才逐渐被理解的。当时便有一位评论者认为鲁迅和鲁迅的小说的内容是“狭窄”的,这位评论者说:“鲁迅先生给了我们好些东西,自然也有好些东西是鲁迅先生没给,因为不能给我们的。……我们往往容易忘记自己的微弱,而责备别人为什么不是李杜再世,什么没有‘莎翁’和‘但老’的伟大。……鲁迅先生不是我们所理想的一般伟大的作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狭窄。”(张定璜:《鲁迅先生》,见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显然,这正是一种浅薄的资产阶级的观点,而它是不可能理解鲁迅的小说所包含的中国社会生活的真正的容量,因而也不可能理解鲁迅的小说在中国文学以至在世界文学上的真正的地位的。

只有从被压迫群众的角度来观察生活,才可能深刻地认识那些是生活中的根本的重大的问题,并且深刻地在作品里加以反映。但作者的这种努力的结果和它的全部意义,也是只有从被压迫群众的角度,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的。

直到现在,在中国的作家中,鲁迅还是最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和其他被压迫人民的苦痛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带有如此深刻的悲剧性,以至它永远打动一切善良的读者的心灵,并且深深地激发人们对于封建主义以及对于一切压迫者的憎恨。

鲁迅的小说表明,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环境已迫使被压迫的人民走到绝境,他们不是起来改变现在的生活地位,便只有走向死路。《祝福》里的祥林嫂和《故乡》里的闰土的命运,都深刻地说明了这点。

在表现人民的被压迫的苦痛的时候,鲁迅的观察不是表面的,他善于抓住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的矛盾。我们有不少作者,为了表现农民被压迫的苦痛,往往只注意收集许多例如关于饥饿、拷打等残酷的肉体上的刑罚,往往希望依靠这一类情节来激动读者,那么,鲁迅主要依靠的不是这些。像鲁迅这样真正透彻地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他是清楚地知道,农民所受的苦痛,不是这些肉体的苦痛所能完全包括的。农民有许多苦痛,远比直接的肉体的苦痛更可怕,更难忍受得多。

祥林嫂的悲剧就在于,她希望以自己全部诚实的劳动来换取起码的生活而不可得。她的全部的希望就是能够过平常的起码的生活,但就连这个希望也终于全部破灭。如果祥林嫂所希望的生活是她不应该达到或者是她想从一个侥幸的机会达到的,那么,它的失败也许会成为喜剧,或者带着眼泪的喜剧,但祥林嫂却完全不是这样。她是这样纯朴、这样善良、这样安分,在她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幻想,我们看看,成为她的希望,只要达到能够继续活下去便使她感到满足的生活是什么: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竞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祥林嫂在来到鲁四老爷家里的时候,就连表面也看到她带着刚死去了丈夫的悲哀。但现在的这种繁重的劳动,便使她感到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在这里,我们的祥林嫂,我们中国的纯朴的农村妇女,对生活有过什么所谓非分的要求呢?她不是明明付出很多,而得到很少么?而这种情形在她已经感到满足。如果这样的生活并不受到侵扰,并没有很快便遭受破坏,祥林嫂也许便这样连她自己也感到无憾的度过了她的一生。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自然也为她欢喜,但同时也感到悲哀,因为她所希望,所感到满足的生活,只是这样起码的生活,其实对于她说来还是很不公平的生活,因而这希望和满足本身,便是带着悲剧性的。

但在过去的中国,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往往越是纯朴,越是善良,越是安分,越是希望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来换取起码的生活机会的人,便越是不幸,祥林嫂便正是这样的。她的那种微末的希望和满足,也很快便不能继续,也逐步遭受打击以至全部破灭。我们看到,祥林嫂不久之后便被婆婆强迫嫁到山ٱ去了,她撞到头破血流,后来还留下一个永远消灭不了的伤疤。祥林嫂的反抗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的。但只要能够不受侵扰的依靠自己的劳动平静的生活下去,祥林嫂也还是能够感到满足的生活下去的。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这个纯朴的农村妇女所要求的生活,始终不过是一种平凡的起码的生活。这里难道也有什么所谓非分的地方么?但她的丈夫又患伤寒病死了,接着是儿子给狼衔走了,最后是大伯收回房子,她被赶了出来。我们再见到她,是她又回到鲁四老爷家的时候。她仍然希望依靠老主人,仍然希望在自己和过去同样诚实的劳动中得到安慰,得到老主人的信任,恢复过去的那种生活。然而这次事情是改变了,她不但是因为曾经受过太大的生活的打击而变得迟钝以至神经也有点失常,而且因为她曾经再嫁而被认为“败坏风俗”、“不干不净”。这样,不但是她的老主人,而且所有她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都完全改变了。而对她打击最深的,是她已经失去了老主人的信任,是她因为被认为“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祭祀时不让她沾手。我们看这段描写:

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这回她却清闲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系上桌帏,她还记得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吧!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她讪讪的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祥林嫂,你放着吧!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开。她在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

而且根据封建的宗教和道德观念,祥林嫂因为曾经再嫁,她死后阴间的两个丈夫还要争,给谁好呢?她只得由阎罗大王锯成两半,分给他们。这在祥林嫂看来,是比现世的一切痛苦的遭遇更不可测,更感到恐怖。于是造成她这个恐怖的柳妈给她建议: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在受尽了一生被压迫被欺凌的苦痛之后,还被认为是有罪,还要找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来赎罪,这种封建的宗教伦理道德的阶级性质,在这里是表现得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我们的祥林嫂,我们纯朴的祥林嫂,只要能避免这个苦难,她是别的一切都愿意忍受的。我们于是看到她怎样忍受着别人的一切嘲笑,整日紧闭着嘴唇,默默地跑街、扫地、洗菜、淘米,终于积聚起一年的工钱到镇的西头去捐门槛——

但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如同以前的她的希望和满足也使我们感到悲哀一样,她这时候的舒畅和高兴也包含着无尽的悲哀,但就是这种包含着无尽的悲哀的舒畅和高兴,也证明了是祥林嫂的幻觉。当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后来是她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的时候,四婶慌忙大声地对她说的,也仍然是:

你放着吧,祥林嫂!

这是对祥林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沉重的打击,也是对她的最后一次打击。从这时候起,祥林嫂的最后的希望便都全部破灭了。

便这样,祥林嫂便被抛弃,终于在别人的快乐的“祝福”那一天,离开了人间了。虽然她的一生都在不断地挣扎,却从来没有挣到“人的价格”,而且连那不到“人的价格”的生活也不留给她,对于她说来也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中国农村妇女所受的痛苦的深度,是再没有比在鲁迅这篇小说里表现得更充分的了。

便这样,鲁迅在他的《祝福》里写出了这样一个平凡的、善良而纯朴的农村妇女的悲剧,写出了她的一生的悲惨的命运,写出了一个真正的农村妇女的灵魂。在过去的中国文学,还很少有过像鲁迅这样按照生活原来的面貌不加涂饰的来表现我们农民的生活的。

关于被压迫的农民的生活状况,我们还可以在《故乡》里看到。《故乡》是鲁迅最被人喜爱的作品之一。闰土的质朴的然而为苦重的生活压碎了的农民的形象,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在这个作品里我们看到,农民,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农民,由于“兵、匪、官、绅”,也就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它的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的层层的压榨,他们的生活是愈益恶化了。如果鲁迅还可以用田园诗歌的语调来描写闰土少年时代的生活,特别是描写少年闰土的质朴的烂漫的形象,那么,在过了三十年光景,在闰土长大成人,又轮到闰土的儿子过着自己的少年生活的时候,便一切都改变了,田园诗歌被比过去不知严酷多少的现实所代替了。鲁迅表现了近代中国农村的急剧的破产。

鲁迅特别表现了阶级的和民族的压迫对于农民的严重的精神的片戈害,而这是使像鲁迅这样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特别不能忍受的。阶级和民族的压迫,使人变得麻木,使人和人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使人完全忘记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天真的生活。被鲁迅鲜明地尖锐地加以表现的闰土从少年到中年这期间的变化,是始终强烈地震动读者的心灵的。

但作为一个真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鲁迅不只是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被压迫的状况,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方面,我们还是不能认识鲁迅真正伟大的地方。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色,便是力求使自己的思想的工具服务于被压迫人民对于世界革命的改造。鲁迅在他的作品里总是在不断地探求中国向前发展的道路。他把自己的全部的创作活动都集中到找寻中国向前发展的道路这个中心点。人民被压迫的根源是什么?什么力量可以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敌人,可以解脱人民的灾难和苦痛?这些问题正是鲁迅经常注视着,并且要求加以解决的。特别是有了“五四”运动,社会力量重新改组这个教训之后,鲁迅要求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是更其迫切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写在《彷徨》前面的《离骚》里的这两句题词,是很可以看到鲁迅在找寻问题的解答那种紧张、艰难的努力的。

鲁迅是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站在被压迫的人民头上的敌人是强大的,因为在这里问题不是个别的压迫者和剥削者,问题是一种已经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土地上有极深的根基,它掌握了一切压迫人民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手段,它长久地钳制着人民的命运,而人民的力量还很小,他们还不觉悟。人民的不觉悟便实际上成为封建主义的有力的支柱,因而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便成了十分艰难复杂的问题,人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忍受痛苦的生活这种情形还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是现代中国长久存在着的根本事实,这也正是最使鲁迅感到苦痛的。

在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祝福》里,鲁迅便极为深刻极为集中的表现了政治的、家族的、宗教和道德的封建势力,是如何紧握着祥林嫂这个农村妇女的命运。作为一个个体,祥林嫂是无法避免她的悲惨的命运的,因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压在祥林嫂头上的不只是那一个个别的压迫者和剥削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统治和渗透到一切方面的封建制度。在这里,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鲁四老爷当然是可恨的,但祥林嫂周围那些玩弄她,用“又尖又冷”的态度对待她的人们,特别是那个用阴间的恐怖来恐吓她的柳妈,都实际上不自觉的促成了她的悲惨的结局,而这结局显然不是摆脱了鲁四老爷的束缚之后便可以避免的。尽管整个一生她都在不断地挣扎,不断地希望稳定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但最终也逃不了封建主义的罗网。

单是《祝福》这个作品,我们便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的现实,对中国的封建主义的本质,有着如何深刻的认识。

也正因为这样,鲁迅自然是十分清楚地看到,要想推翻这个压迫人民的制度,是非有异常强大的力量不可的。到底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到底什么力量可以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敌人,可以解脱人民的灾难和苦痛?在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鲁迅对他所接触到的社会的几个阶级,进行了长久的深入的观察。

近代中国充满关系着我们民族命运的事变,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社会各个阶级的性质和力量也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而鲁迅自己,在几十年的生活中是一直和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的事变、社会的各个阶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的。这是鲁迅进行深刻的观察和深刻的艺术的概括的基础。

鲁迅在他的作品里不只一次地对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投射出他的深刻而锐利的批判的光芒。比较起过去来,辛亥革命是更为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正因为这样,它的悲惨的失败,便更加清楚地证明了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育了当时中国的许多先进人物,使他们努力寻找新的道路。

鲁迅并没有完全否定辛亥革命,鲁迅自己曾是辛亥革命的热烈的赞助者和拥护者。对于辛亥前后的真正的革命分子的英勇不屈,鲁迅是始终表现了自己的敬意的,在《药》里所表现的夏瑜便是一个例子。然而不管这样,在总的方面,辛亥革命是失败了,它对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作为一个反映着被压迫的农民的要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对于这点,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鲁迅在《阿Q正传》这个作品里,对于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特性,作了无比深刻的典型的表现。鲁迅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看法,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的。这便有可能使他比较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更深刻地揭示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站在彻底拥护农民利益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毛泽东同志对辛亥革命的根本缺点,作了这个结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所得到的实际的结论,和毛泽东同志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鲁迅在《阿Q正传》里,自始至终都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表现辛亥革命的。鲁迅清楚地表现了辛亥革命曾经使中国农村发生了不寻常的震动,像阿0这样本来十分落后的农民都动起来了,封建阶级表现了很大的恐慌和动摇,如有些研究者已经指出过的,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赵太爷对阿Q的态度的改变,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如果革命有足够的力量,是可以把这个世界翻转过来的。的确,在革命的高潮中间,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的可能的征兆,是被鲁迅天才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但辛亥革命的根本的致命的弱点也在这里,它对于已经动起来了的农民,对于农民已经燃烧起来了的自发的革命的热情,不但没有加以发扬和提高,相反的是被当时在农村占着支配地位的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加以排斥。这个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妥协而结束的。

在下面这个用讽刺的手法表现出来的简单的场面,鲁迅便表现出了辛亥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权,不但继续保护封建阶级的利益,和封建阶级相勾结,而且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还直接参加进去的。这个简单的讽刺的场面是在赵太爷家里遭了劫之后出现的:

然而这一夜,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他和把总呕了气了。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贼,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把总近来很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拍案打凳的说道,“惩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破了案,你叉来迂。不成!这是我管的!”举人老爷窘急了,然而还坚持,说是倘若不追贼,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民政的职务。而把总却道, “请便吧!”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竞没有睡,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没有辞。

而恰好对于革命曾经抱着热烈的希望和幻想的阿却终于成了牺牲。阿Q的悲剧,在这里便多少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悲剧。

在《风波》里,我们看到鲁迅用同样锐利的讽刺手法表现出了辛亥革命除了剪掉了七斤的一条辫子,并未带来农村任何真正的变革。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条辫子还是七斤因为进城才被剪掉的。但因为被剪掉了这条辫子,当皇帝要复辟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还给七斤和他的一家带来很大的风波和很大的惊恐。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鲁迅对辛亥革命这样尖锐的讽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故乡》里,鲁迅表现了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封建势力和它的军阀官僚上层建筑对于农民的压迫,而使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这是前面也已经谈到过的。

如果对于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辛亥革命,鲁迅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那么,作为一个反映被压迫农民的要求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鲁迅对农民阶级的特性有深刻的理解,那更是自然的了。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鲁迅深刻地表现了农民的被压迫的状况。但鲁迅看到,农民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是一个革命的阶级。鲁迅在他的实际的观察里,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正是在反映中国农民的最可悲的落后性的阿Q身上,鲁迅证实了自己的这个看法。过去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在证明:被压迫的群众所处的被压迫的地位,必不可免的会发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阿Q便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甚至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表现阿Q后来终于开始有了觉悟,开始热烈的要求革命,要求改变自己原来的生活地位。当《阿Q正传》这个作品出现之后不久,有人对于先前极端落后的阿Q,后来成了做革命党的阿Q这点表示怀疑,认为人格似乎是两个。鲁迅给予这样明确的回答: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的出现。

当鲁迅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中国的南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新的势如暴风骤雨的农民运动。鲁迅的看法证明他对于中国农民的将来抱着坚定的信心,证明他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对于被压迫的农民的本性,有极深刻的理解。

阿Q是因为向吴妈求爱,发生了“恋爱悲剧”之后,生活便开始了一个大的变化的。从那时候起,阿Q不但受了赵太爷一次残酷无理的讹诈,以至马上陷入赤贫的地位,而且所有年轻的和年老的女人见了他都马上避开,所有原来请他帮工的主人都拒绝再请他帮工。这时候,阿Q是完全陷于孤立,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重的发生“生计问题”了。阿O所处的这种从未有过的困苦地位迫使他找寻到底是什么做成他这困苦地位这个问题的解答。他发现是因为人家都去雇用小D,小D成了他的竞争者,成了站在他旁边的失业的后备军,于是他把愤怒都集中到小 D身上了。对于一个还没有觉悟,还没有真正地认识自己的痛苦、贫困的根源的被压迫者说来,像阿Q这样的认识是典型的。但事实一定会证明,阿Q即使打倒了小D,也是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地位的。在他和小D一场不分胜负的搏斗之后,阿0出门“求食”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

这是对于正在酝酿一个从未有过的变化的阿Q的内心的真实的解剖。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已经不是可笑的,而是对于人生问题陷入深思的阿Q了。我们第一次看到阿Q觉得自己原来十分熟悉、在那里耗去了自己长久岁月的生活,并不是他所要求的生活。他对于那些所谓田家乐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了。他只对它投下愁闷的深思的一瞥。一种现在还是朦胧的、不确定的、新的希望和企求正在他的心里孕育。我们第一次在阿Q身上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不能不发生一种对于生活和对于阿Q的严肃的、亲切的感情。

阿Q接着是翻过静修庵的土墙去偷萝卜。依据无产阶级一般的观点看来,任何偷窃都是不值得赞扬的,因为它并不能真正改善被压迫者的生活地位,它只能败坏被压迫者的意识。但阿Q这时也的确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使他生活下去的方法。如果我们从阿Q整个觉醒过程的观点来看,那么,阿Q这种偷窃行为终究表现了他不甘于驯顺地忍受那种无衣无食的生活,表现了他要想突破他那种困苦的生活地位的尝试。这是阿Q正在萌芽的觉悟情绪的歪曲了的表现。作为他后来走向真正革命的觉醒的过渡,阿Q的这种行为和他跟小D搏斗一样是真实的典型的。

在这里,我们便看到,鲁迅在创作方法上是严格的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现实生活的逻辑规定了原来极端落后的阿Q的转变不可能是简单的,他的转变必然走着曲折复杂的道路。在这里,每一个孤立地看来未必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行动,在整个转变过程看来都是必要的并不多余的环节。鲁迅在这里并不打算使

阿Q一下子便摆脱了他的极端落后的思想,如果这样,那倒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我们对于阿Q甚至到最后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的落后思想,不能看作是鲁迅没有充分的认识农民的革命性,而应该看作是鲁迅的现实主义的表现,那么,现在阿Q并没有一下子转变,我们便更不应该感到奇怪了。

阿Q最初对于革命的态度,是被鲁迅表现为充满尖锐的矛盾的。作为一个深受封建阶级的思想的熏陶和影响的人,阿0也从封建阶级那里接受了他们对于革命的看法,“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作为一个被压迫者,他与封建阶级有着显然的矛盾,当他看到革命爆发以后,城里的举人慌忙把家产运到乡下来,看到革命竟“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和大多数农民一样,首先是生活的逻辑,而不是抽象的理论的逻辑,教会了阿Q倾向革命的。这就是说,作为一个被压迫者,阿Q从比较里,认识了革命对于封建阶级原来是可怕的,因而对于自己,至少是并不可怕的了,便这样,他开始接近了革命。从这时候起,阿Q即使认识还很朦胧,还很幼稚,还保留着很多落后可笑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他和赵太爷等等之间的阶级界线,是划分出来了。

阿Q在土谷祠里对于革命的热情的幻想,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

阿Q……又要了一支点过的四两烛和一个树烛台,点起来,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烛火像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进跳起来了: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 ‘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在这里,在农民的质朴的幼稚的形式下,在仍然错综着各种落后的朦胧的观念的状态下,我们看出了在阿Q身上发生了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因为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是暴力对于农村的统治;因为他毫不犹豫的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因为他的行动的实际结果是破坏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一切都是和封建传统的观念绝不相容的,只有深受压迫的苦痛,已经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农民才可能产生这样的思想。

这一切都使我们有理由再说一遍,作为一个反映被压迫农民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是信任农民,相信被压迫的农民必然走向革命,相信被压迫的农民必然发生革命的思想的。而且,在后来的表现里,鲁迅还把以阿Q为代表的农民和以赵秀才、假洋鬼子等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或者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加以鲜明的对照。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投机革命,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的力量;而农民,在鲁迅的实际表现里,证明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的真正的动力。

正由于对现实生活有深刻的理解,鲁迅也不可能不同时看到农民阶级的缺点。这里所指的主要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的缺点,主要还不是像阿Q那样的受统治阶级影响的缺点。我们前面提到鲁迅看到广大的人民还不觉悟,这一方面是封建阶级长久统治和压迫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被小生产者所处的地位决定的。鲁迅的小说常常带着极深的悲剧的性质,不仅是在于主人公所经历的悲惨的生活本身,而且还在于他们以及他们周围的人的不觉悟,在于他们对于共同利害的不认识,因此,往往同是在被压迫者中间,对于别人的不幸,对于别人的悲惨的命运,也并不理解,并不发生同情和共鸣。统治着鲁迅的小说周围的,往往是普遍的冷漠、麻木的空气,这便不但使被压迫者的悲惨的境遇带着更深的悲剧的性质,而且也无法避免这种被压迫的状况一时难以改变。

鲁迅的小说里所表现的被压迫者,不但生活和命运是悲惨的,而且精神上也往往是孤寂的。他们的痛苦不但往往得不到理解、同情和共鸣,甚至成了别人鉴赏和娱乐的资料,《祝福》里的祥林嫂便是这样的。这个一生中受尽了痛苦与磨难的农村妇女,在她自己的儿子被狼衔走以后,遇到别人总想诉说一下自己的苦闷和悲哀,她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同情与安慰,但是她失败了,因为别人对她的悲惨的故事已经太熟悉,没有愿意再听的了。因此,当她不能自制的再在他们面前诉说的时候,她所得到的便不是同情和安慰,而是对于她的玩弄和嘲笑,“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便是这样,祥林嫂只能自己抚摸自己的灵魂的创伤,自己咀嚼自己灵魂的创伤了。

这种情形,在《明天》的单四嫂子那里,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单四嫂子在自己的丈夫死后,便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放在三岁的儿子身上,但她的儿子后来是病死了。单四嫂子在这里也和祥林嫂一样经历了封建社会里的妇女的最沉重的悲哀。但她周围的人怎样呢?像蓝皮阿五和红鼻子老拱这两位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不用说了,我们且看看单四嫂子替儿子看病回来遇到王九妈的一段对话:

“单四嫂子,孩子怎了?——看过先生了么?”

“看是看了。——王九妈,你有年纪,见的多,不如请你老法眼看一看,怎样……”

“唔……”

“怎样……?”

“唔……”王九妈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

我们看,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在临到别人危难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也还是自己的得失,甚至因此连一句负责的话也不说。在这样的时候,比较起来,即使是一句不是无误,但发自真心,可以显示对于别人的关怀的话,也比王九妈这种态度可贵得多。这种发自真心,这种关怀的话,我们是很少听到的。在鲁迅的小说里的环境,往往是这样的环境,在这里,没有对于人的真正的关怀,没有热情和激动,即使生活中最神圣或者最不幸的事也不能引起他们的关心,这是多么可悲的麻木呵!

鲁迅在《俄译本(阿Q正传)序》里说过这样沉痛的话:“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不再感到别人的精神的苦痛。”实际上,在黑暗的充满阶级的和民族的压迫和奴役的中国,在鲁迅的笔下,同是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也往往不能真正了解别人的痛苦了。这是不能不使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痛心的。我们看,单四嫂子的儿子死了之后,王九妈和其他一些帮忙的人,何尝表现出对她的真正的了解和同情?她们忙的是发命令,烧纸钱,将单四嫂子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作抵,替他借了两块洋钱,给帮忙的人备饭。接着便是买棺木,抬到义地上去安放——

这一日里,蓝皮阿五简直整天没有到;成亨掌柜便替单四嫂子雇了两名脚夫,每名二百另十个大钱,抬棺木到义琢地上安放。王九妈又帮他煮了饭,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太阳渐渐显出要落山的颜色;吃过饭的人也不觉都显出要回家的颜色,——于是他们终于都回了家。

单四嫂子很觉得头眩,歇息了一会,倒居然有点平稳了。但他接连着便觉得很异样:遇到了平生没有遇到过的事,不像会有的事,然而的确出现了。他越想越奇,又感到一件异样的事:——这屋子忽然太静了。

在这里,这些帮忙的人,一切都似乎做得很妥帖的,但他们,连王九妈在内,有谁真正了解单四嫂子的苦痛呢?他们除了按照不知多久以前便习惯了的办法替单四嫂子办完了丧事,对她还有什么帮助呢?单四嫂子始终是孤寂的,始终只有她一个人承担着全部沉重的悲哀。

广大的人民,首先是广大的农民对于周围的冷漠和不关心,鲁迅在其他作品里也有着同样的表现,《孔乙己》里的店主和其他许多不知名的人,《长明灯》里的许多不知名的人,《阿 Q正传》里看枪毙阿Q的吴妈和其他许多不知名的人,《风波》里的许多不知名的人,以及《药》里的许多茶客,都是这样的。我们随便挑一两个作例子来说说吧。在《孔乙己》里,孔乙己这个引起我们含泪的微笑的人物,也是这样寂寞,“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所有孔乙己周围的人,对孔乙己这个虽然可笑但终究是不幸的人的消失,是并没有引起一丝一毫内心的波动的。沉静的停滞的乡镇的生活还是照样的过去,我们的咸亨老板也照样安详地沉浸在他的狭小的利益的计算中。也和在《祝福》、《明天》里一样,真理的阳光还没有照耀到他们头上。在这里同样没有关怀,没有热情和激动,最神圣或者最不幸的事都不能引起人们的关心。

在广大的居民,首先是广大的农民这种普遍的不觉悟、冷漠、麻木的状态下,有觉悟的分子的出现自然也往往是孤立的,从《长明灯》里便可以看出这点。《长明灯》也和《狂人日记》一样,表现着作者明白、热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精神。那盏据说从梁武帝起便点着的长明灯,在这里可以说是象征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落后和灾难的根源,而一心要想扑灭它的那个疯子,却正是体现着反抗者的精神的。这个疯子是这样坚定、沉着,不受别人的阴谋诱惑,也不因为别人的威胁便动摇自己的意志。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几乎是完全孤立的,他周围的人没有哪一个是理解他同情他的。

恩格斯在1894年曾经说过: “作为政治力量方面的因素,农民至今都是往往只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孤绝状况的冷淡态度。广大人口所表现的这种冷淡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国会贪污风气的大靠山,而且是俄罗斯暴君制度的强大靠山。”(《法德农民问题》)事情不仅在当时巴黎、罗马和俄罗斯才是这样,在鲁迅当时的中国也是这样的。鲁迅始终都把目光注视着广大的普通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几乎在他的每篇作品里,都注意到他们对于现实生活、对于进步事业的态度。鲁迅是注意到,广大的普通人民,首先是农民的态度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如前面屡次表现到的,当他们还不觉悟、冷漠、还在封建主义影响下的时候,他们便实际上成为中国封建主义的强有力的支柱。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篇《药》作为例子。这篇作品,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是经过他有意删削黑暗装点欢容而使它多露点亮色的。在这里,鲁迅歌颂了革命者的英勇坚决。革命者夏瑜虽然只是经过一个并不同情革命的人的谈话表现出来,但这个革命者的鲜明动人的形象还是掩盖不住的。当管牢的红眼睛阿义因为搜不到他的财物而打了他两个嘴巴的时候,他不但不表现出恐惧和软弱,反而说阿义“可怜!可怜!”革命者的伟大的自傲心在这里是清楚的表现出来了。这个作品还暗示出革命的光明的前途,这也是我们记得很清楚的。但鲁迅却同时不能不看到,群众对革命是冷漠、不理解和不同情的。茶馆里的茶客是一致地攻击已死的夏瑜,茶馆老板华老栓夫妇,虽然并未表示过他们对革命的仇视,但在他们身上,却正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深刻的无知。他们也不幸,也值得同情,但他们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不幸的真正原因。这正是一切小生产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共同弱点。

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弱点,他们的生活地位给予他们的认识的限制,在《离婚》这篇小说里有着更为深刻的表现。《离婚》里的爱姑的悲剧,是由于没有真正的觉悟、对于封建主义这个敌人没有真正的认识而打算用个人的力量来反抗压迫的失败的悲剧。爱姑的性格是属于泼辣、敢作敢为那一类的,她不甘默默地忍受她的丈夫和她的家庭的压迫,但她只知道应该反对的是直接欺压自己的她的丈夫“小畜生”和她的公公“老畜生”。对于那些并未直接压迫过她但其实是更高更集中的代表封建势力的人物,对于当时的官府——当时封建的政治统治机构,她并不反对,而且还抱着幻想,她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在她看来,“知书识理”的七大人是会了解她的苦痛,也会主持公道的。这样,爱姑即使敢作敢为,即使充满敌忾,但她的反抗行动只能悲剧结束,是注定了的。有一位也是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叫慰老爷的曾经这样警告爱姑:

爱姑,你要是不转头,没有什么便宜的。……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么?那时候是,“公事公办”……

在这时候,封建阶级自己对于封建阶级、对于封建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比爱姑了解得更清楚的。

虽然鲁迅表面上似乎保持着十分冷静,但实际上,是带着深沉的痛苦和热情来注视着爱姑的悲剧的。爱姑的悲剧、爱姑的幻想和认识的限制,对于小生产者的农民说来是典型的。这并不是她的一时的偶然的错误,她的这种认识的限制,是被整个小生产者所处的生活地位决定的。列宁说:“……小生产者因被生产条件本身份散和隔绝,因被系缠于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剥削者,根本不能了解他有时并不比无产者少受其苦的那种剥削和压迫的阶级质……”列宁同时还说过,由于同样的原因,小生产者是“无法了解到,压迫之原因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全部经济体系”(《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关于小生产者的弱点的这个分析,是被鲁迅《离婚》里的艺术表现全部证实了。

鲁迅也曾经把自己的视线不只一次的投向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以后。这并不是偶然的,前面已经提到,在经过“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各个阶级的力量重新改组,鲁迅对于探求中国向前发展的道路是表现得更加艰苦和剧烈,同时知识分子的本性,也在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显露得更加明显,对他们在艺术上加以深刻的解剖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了。

鲁迅知道,在充满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受难的。知识分子往往首先感到时代的苦痛,因此也往往是首先觉悟的分子。他们大多数开始时都是勇气勃勃、充满信心的,但他们和群众缺乏联系,当革命正在昂扬的时候他们拥护和参加革命,但当革命走向低潮或者是他自己受到挫折时,他们便往往动摇、消沉、颓唐了,与群众和现实更加隔离了。鲁迅一面对于现实给予他们的失望和苦痛寄予深挚的同情,一面也以他所特有的冷峻、沉重的心情对他们的弱点加以有力的鞭挞。

和研究与表现农民的时候一样,鲁迅是在寻求解答什么力量可以解除人民的苦难这个问题来研究和表现知识分子的,因此,和那些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的作品不同,鲁迅在表现知识分子的时候,不是离开现实生活中的根本的重大的问题而去歌颂或者感叹他们生活上的一些狭小的情感的变化和遭遇,而且在显明的历史背景上,在他的主人公经受严酷的历史考验,在他们和敌人作力量的角逐中去表现的。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篇小说,都深深地浸染着一种旧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而新的风暴还没有来f临之前的那种使人窒息的沉重的历史气氛。通过这里的主人公的受难、苦闷和变化,新社会在孕育过程中的苦痛,在这里是令人感动得很深的。 和鲁迅的许多作品,特别是《彷徨》集里的另一些作品一样,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个短篇小说,显示着很深的悲剧的性质,这种悲剧的性质,是被我们一开始便提到过的鲁迅对于当时中国现实的总的认识,是被敌我力量悬殊这种情况决定的。正如爱姑归根到底也仍然是因为自己不觉悟,自己的力量太小而遭遇失败,《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里的魏连殳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有着同样的遭遇。

《在酒楼上》是艺术上十分完美、十分成熟的一个短篇。鲁迅在这个短篇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被黑暗的封建势力战败了的受伤的灵魂。吕纬甫本来并不是缺少理想和聪明才智的,他很早便投身到勇敢的反封建的斗争中去,就是在他已经变成悲观颓唐以后,他对于自己年轻时代的那种热情、勇敢的形象,还保持着清晰的记忆。他也和中国其他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是首先觉悟的分子。但正如爱姑也经验到的一样,中国的黑暗的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不但要撼动以至推倒它并不容易,就是仅仅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要想触动它一下,也并不容易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便曾经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正是这样。如果不是十分坚定,和人民保持着深刻联系的人,他是不可免的会被历史所压碎。吕纬甫的悲剧也在这里。吕纬甫后来是消沉了。“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几乎在他刚出场,他便给自己十年来的生活做了这样的一个总结。这两句话是非常富于特征的,一个无所作为的中国的“多余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活现出来了。鲁迅用来表现吕纬甫的性格的事件也是很富于特征的。一次,他依照自己的母亲的意思为自己早已死去的三岁的弟弟迁葬,他发现他弟弟的墓穴里除了一堆木丝和小木片,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甚至连头发也没有,这本来便不必再迁了的,但他还是在小棺材里铺好被褥,包一些土,花了许多工夫运到父亲的坟地上去埋了。明知是毫无意义的事,但为了骗骗自己的母亲,使她安心,他仍然是这样去做了。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鲁迅用来表现吕纬甫的性格的另一些事件也是同样富于特征的。这大都是些平常的人看来会感到十分平常的生活中所经常遇到小小的悲欢,然而吕纬甫便粘滞于这样的事件。吕纬甫对于自己的行动往往都是用这类的语调来叙述的:“正在今天,刚在我到这一石居来之前,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吕纬甫把自己的精力都消耗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而自己又没有能力自拔。显然,鲁迅是表现了吕纬甫的生活的没有意义,没有目标,不理解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失掉了一切战斗的锋芒和一切决断的能力。后来他是无所谓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在别人家里靠教学生“子日诗云”来维持生活。

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这个为黑暗势力所战败,为历史所压碎了的吕纬甫,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悲观失望的人了。

但《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却和吕纬甫有着并不相同的性格,吕纬甫在他的消沉、颓唐中仍然明白地看出自己的苦痛和挣扎,而魏连殳,现实给予他的打击以及他自己和周围的隔离已经使他变成一个冷漠、阴沉的人了。在魏连殳身上我们看出了一种完全被扭曲了的性格。

魏连殳大体上也和吕纬甫一样,是在近代中国输入了资产阶级革命文化以后开始有了新的思想的。他是从封建社会出来,反叛了这个社会的。对于“五四”时候涌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是属于上一代的了。他深受封建传统的束缚和压迫的苦痛,不只是感受到自己身受的苦痛,而且还亲自看到他上一辈人所受的苦痛。他对封建社会、对封建家族制度的虚伪、丑恶、无情,是理解,是憎恨的。

但如果在吕纬甫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过去时代所留在他身上的历史的负担,那这种负担在魏连殳身上是更明显、更沉重了。他的父亲的继母,他的孤独地默默地忍受人生的苦痛的祖母的形象,便常像梦魔一样的追随着他。“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命运。”魏连殳自己也痛苦的感到这点。因此,在他祖母死后,在她的棺材跟前,在经过一阵谁也不能理解的沉思之后,他为祖母,为自己哭了:

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但这个魏连殳,也因为常常“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而不容于社会,不但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而且学界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他的教员的职位被辞退了。还不到三个月,魏连殳便陷入极度穷困的地位。以后我们便看到他成了一个师长的顾问。如

他自己在一封信里说的:

……现在简直告诉你吧: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但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周围的人,他周围的报纸,都对他恭维奉承起来了,甚至他先前被传为笑柄的事,也被人认作“逸闻”。他的境遇是完全改变了。

以后的魏连殳是以一种愤懑、憎恨然而也多少是玩世的心情来看待他的周围的。但他那样的生活也没有继续多久,他便死了。

正如鲁迅所表现的,魏连殳“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他把自己孤立起来,把自己和周围隔离开来,但就是这样,也无法避免现实所给他的打击,无法抗拒现实加到他身上的压力。魏连殳的确是失败了。

在《孤独者》里,也和在《在酒楼上》一样,鲁迅带着无比愤慨与同情的态度表现了黑暗的中国给予知识分子的失望和创痛,同时,鲁迅也沉重地鞭挞了他们的弱点。

如果吕纬甫、魏连殳都是辛亥革命时期产生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的营垒中来的,还没有脱尽旧的影响,还多少承继着封建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的负担,那么,在《伤逝》这个作品里,鲁迅便把目光移向“五四”以后出现的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这 里,鲁迅注意考察了这时期的知识分子所十分关心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问题。但鲁迅在这里也同样看到,对实际生活缺乏认识,和实际生活脱节了的知识分子的脆弱性。当许多“五四”以后出现的知识分子都热衷和沉醉于争取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时候,鲁迅却在他的作品里证明了: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问题是不能离开整个社会解放的问题而单独解决的。

《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当他们在为自己的婚姻自由而斗争的时候,他们是坚决和勇敢的。他们克服了家庭和朋友的障碍,毫不怕周围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鲁迅看到,他们当时也是为环境所不容,也是遭遇到种种的困难需要决心加以克服的。但这一切,与其说是增加他们的犹豫和顾虑,还不如说是加强了他们的决心,加强了他们的反抗的勇气以及他们的自豪的心理。特别是子君,比较起来,她是显得更冷静、更坚决和更勇敢的,当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时候,在我们的面前屹立着的的确是为争取自己的自由,为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家庭束缚的毫不反顾的战士。如果她并不停留在争取个人的婚姻自由这个目标上,如果她更进一步地认清中国的现实,那么,便正如当时的涓生所说的,“……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现实生活也证明,从“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这样的女性的例子。但涓生和子君的问题也正在这里,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鲁迅的革命的彻底性和深刻性也表现在这里。这个作品接着便表现了,这位其实并无明确、远大的斗争目标、对中国现实没有很好的认识的子君,当她达到了婚姻自由这个目的,开始过着暂时还是所谓平静和幸福的生活的时候,她便忘记了原来的理想,而把自己沉没到平凡琐细的家庭生活的事务中去了,她所关心的方面,她的感情,逐渐变得狭小平庸了。就连当时的涓生有时也感觉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如果在他们中间已经失去了更远大的目标,而只是沉浸在那种平庸的所谓幸福里,这点当然是做不到的。我们看看涓生自己所记述的他们同居以后的生活: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是的,在这种平庸的幸福的生活里,子君胖起来了,脸色也红活了。但她也很忙,因为她在全神贯注地照顾着自己这个小家庭的生活。她和涓生往往连谈谈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

这就使我也一样地不快活,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

这和起初看来是这样分明,这样坚决和勇敢,说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子君,是多么不同,有着多么大的变化!而且,问题还不只这样。中国的现实生活给予中国知识分子的考验还远为严酷得多。事实很快便告诉他们:这种狭小、平庸的生活,虽然难免时常发生小小的悲欢,但在他们说来,至少还算是平静的生活,是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很快的,他们共同生活的惟一的依靠,涓生的职业,被解除了。这是和他们为周围所不满的恋爱与同居的生活有关的,他们的那种恋爱和同居的生活不但不容于家庭、不容于朋友,而且也不容于社会。这对于他们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如果先前家庭、朋友对他们的责难和不满也算是一种打击,那么,这次对于他们是远为沉重、远为现实的打击,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承认这是一种打击。在这时候,我们便更清楚地看到,小资产阶级那种并未在实际生活中生根的所谓美丽的理想,是如何的脆弱了。它一接触到真正的现实便立刻破灭、粉碎、完全覆没。

……但我的心却跳跃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她说。

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

如大家所知道的,涓生和子君两个人的生活是以非常黯淡的悲剧结束的。他们后来是变得愈来愈不能互相了解了。他们的感情破裂了。他们终于无法抵御生活的严酷的考验,他们想在当时黑暗的中国实现理想的婚姻自由的生活是全部破灭了。子君回到了家庭,不久便死了,涓生又孤独地回到了他和子君同居以前自己住的会馆。

涓生和子君也曾经有过勇敢的战斗,但也是由于没有认识,由于自己的微小的力量抵敌不了庞大的黑暗的封建势力,他们是战败了。在这个根本之点上,他们和吕纬甫,和魏连殳,以至和爱姑,都是共同的。

鲁迅在《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这些作品里实际上证明,知识分子在和实际、和群众结合以前,他们是无力的,是无所作为的。《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有过这样一段自述: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

的确,这个蝇子的故事,是象征着我们中国许多知识分了共同的命运的。他们本来也许也有自己的志向,然而结果“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从那里出发,又回到那里。不但吕纬甫是这样,涓生和子君也是这样。从家庭反叛出来的子君又回到了家庭,从会馆出来的涓生又回到了会馆。

当我们仔细地研读鲁迅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记起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理论的分析。当我们看到鲁迅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的结局的时候,我们的面前特别容易浮现出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这几句话。“知识分子在其未和民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民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如此深刻、单纯、明晰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科学分析,鲁迅是以他的艺术的表明加以证实了。

便这样,鲁迅对于资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几种不同的社会力量都作了一番考察,这归结起来就是:鲁迅在“五四”和以后一个时候便以其深刻的艺术的现实主义的力量真实地表现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农民的被压迫的地位是必然走向革命化的,他们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的真正的动力,但农民本身却具有他们的弱点,而知识分子呢?他们许多人都是聪明、正直的,是每一个革命时期首先觉悟的分子,但当他们对现实还没有明确坚定的认识,当他们把自己“孤独”起来的时候,他们是软弱无力,毫无作为的。很显然,鲁迅需要找寻一种比上面这几个阶级都更坚强的力量,能够把上面这一切力量都团聚起来,带动起来的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这种力量,但对于这种力量,鲁迅在整个写作《呐喊》与《彷徨》的时期,还是没有找到,没有认识到的。

鲁迅在《呐喊》与《彷徨》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革命,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但对于近代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在这里却没有得到反映。不错,鲁迅的“一件小事”这篇作品是表现当时的洋车工人的,鲁迅以十分崇敬的态度表现了一个洋车工人的崇高的品质。“几年来的交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日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叫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当鲁迅对于当时的中国的现实,对于所谓“交治武力”表现了深刻的失望的时候,这个洋车工人的“一件小事”在鲁迅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鼓舞和启发的作用,但鲁迅在整个写作《呐喊》与《彷徨》的时期,都没有看到过近代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鲁迅在十月革命以后便知道“‘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他对无产阶级还是相当隔膜,还是不理解的。因此他不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惟一可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阶级身上,便使得鲁迅这个时期的思想,同时也使得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往往带着过多的沉重的阴暗的色彩。

在整个写作《呐喊》与《彷徨》时期,鲁迅的思想都是属于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本质上是被压迫的农民的革命思想。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伟大的杰出的代表人物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特别善于深刻地暴露中世纪的残余,暴露封建主义的落后与残暴,也特别善于反映农民的状况,农民的愿望和情绪,但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也不是没有限制的,正因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阶级基础是农民阶级,而还不是无产阶级,因此,它的即使最伟大的代表人物,连同鲁迅在内,还不可能完全认识到消灭中世纪残余、消灭封建主义以至最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真正的道路。在这个限度上,在写作《呐喊》与《彷徨》时代的鲁迅也和欧洲其他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一样,恰好反映了农民这个阶级的弱点。

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的鲁迅,是要求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在这方面,他和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是最一致的。他的这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同样表现在他的杂文和小说里。在“五四”时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鲁迅的那一段对中国的封建主义提出控诉的有名的话是不待摘引大家都很清楚的,他在这里把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的历史归结为“吃人”的历史。在过去的中国文学,是从未有过这样彻底,这样勇敢和猛烈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的。

鲁迅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鲁迅是中国第一个要求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作家。

鲁迅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首先便是要求文学自觉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鲁迅曾经毫不犹豫地、简直带着革命的自豪心公开地宣布自己的创作是“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的“遵命文学”,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我们一切先进的文艺工作者的共同的信念。我们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最光辉和最可宝贵的传统。但鲁迅的那种公开的把文学服从于政治的思想,不但是鲁迅以前中国文学的历史上不曾有过,而且就在“五四”当时,也是没有第二个人像鲁迅表现得这样坚定、明确的。

鲁迅在其根本倾向上,比一般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有着更深刻、更彻底和更明确的性质。

我们往往拿鲁迅去和19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来作比较。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在社会生活、在经济文化方面这样的相同和近似,也必然使这两个国家的文学的面貌也有着许多地方相同和近似。俄国文学会给鲁迅以很多有益的影响,还在学生时代鲁迅便十分注意俄国文学,这并不是偶然的。

但问题是要加以具体的分析。例如我们说到鲁迅和果戈理。如果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从根本上推翻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是一致的,他是反映被压迫的农民的利益,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角度来观察和表现生活的,那么果戈理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深刻地暴露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并且热烈地希望和幻想俄国走向美好的将来,但果戈理从来未曾怀抱过根本否定封建农奴制度的思想。他的思想和他的现实主义并没有达到完全一致。他的现实主义有许多地方是在违背他自己的贵族阶级的偏见的时候才更加有力的表现出来的。

鲁迅对果戈理一直到晚年还保持着他十分赞赏和尊崇的态度。他是果戈理的许多作品其中包括果戈理的主要著作《死魂灵》的忠实的译者。鲁迅不但说过自己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而且还说过果戈理在《死魂灵》里所描写的封建阶级的人物,除了泼留希金外,其他都是多少还有些可爱的地方的。鲁迅还看到,果戈理大胆地暴露小官僚和小贵族的丑恶,但对于高级的官僚和贵族,则持着保留的态度。鲁迅同意《死魂灵》德文译本序言的作者珂德略来夫斯基的意见,认为“即G(即果戈里)有一种偏见,以为位置高的,道德也高,所以对于大官,攻击特少”(《鲁迅书简》,第870页)。所有这些看法,都是符合事实的。而鲁迅自己是怎样的呢?鲁迅小说里所表现的封建阶级的人物,是没有一个带着保留态度,没有一个不是把他作为人民的死敌与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而完全否定的。能否从赵太爷、鲁四老爷、四铭、郭老娃、高老夫子、七大人、慰老爷等等人物中间找到一些可爱的地方呢?我们一点也不能够。鲁迅对封建阶级的人物的态度是这样明确,憎恶是这样强烈,这正是一个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特色。

正因为鲁迅具有代表广大被压迫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因此鲁迅是更善于从阶级的关系、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来观察和表现封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人物。因为在被压迫的农民看来,封建阶级首先就是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而农民,首先就是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如果果戈理更多地是从地主阶级的丑态、生活的空虚、无聊、精神的贫乏等等暴露了封建阶级,那么,鲁迅首先而且更多地从他们对农民的凶残的剥削和压迫来暴露封建阶级。鲁迅是更清楚更尖锐地表现了封建阶级是农民阶级的凶狠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不论是《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祝福》里的鲁四老爷,或者是《离婚》里的七大人和慰老爷.等等,都是这样的。封建阶级的人物在鲁迅的作品所以只能是彻底被否定的人物,在这里也得到了解释。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表现了娜拉不满于家庭的束缚而以出走作为问题的解决的时候,鲁迅却提出问题道:“娜拉走后怎样?”

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便表明,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于现实的理解有着不同的深度。鲁迅不能满足于那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反抗。鲁迅显然在娜拉对于资产阶级家庭道德以及宗教、法律的大胆、激烈的攻击和抗议后面看到它的脆弱和空虚的一面,原因就在于娜拉这种行动并没有在实际中找到依据,并没有在它那里生根。鲁迅看到,娜拉这种行动终归是要失败的。他认为出走后的娜拉不是终于堕落便是回到家庭,没有另外的出路。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民敌人的力量异常强大的国家,鲁迅要求更加有效的斗争。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论文里,鲁迅总结了他的看法道:“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好像是有意和“娜拉”对照的一样,鲁迅曾经写了《伤逝》这篇小说。

如果我们拿这两篇作品加以比较,我们会立刻发现这两篇作品之间的显著的区别。《娜拉》里的主人公娜拉,如前面提到过的,她为了不满于家庭的束缚,为了个性自由而离开了家庭,而在《伤逝》,鲁迅正好利用涓生和子君这两个人物离开了家庭以后的遭遇,证明了脱离了整个社会解放的个性解放,是没有出路的。恰好是易卜生认为是问题解决了的地方,鲁迅却认为是问题的开始。我们看到《伤逝》比《娜拉》更忧愤深广。

写作《呐喊》、《彷徨》时代的鲁迅和19世纪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如萨尔蒂柯夫一谢德林、涅克拉索夫等,在根本的思想性质上是大致相同的。他们也特别善于深刻地暴露中世纪的残余,暴露封建主义的落后与残暴,也特别善于反映农民的状况、农民的愿望与情绪。他们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也同样取得了一致,比较起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来,他们也同样带着更加深刻、更加彻底和更加明确的思想性质。列宁把这些作家称为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或者是农民民主主义的作家。他们在思想上代表无产阶级出现以前的农民革命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以前的思想的最高发展。

鲁迅是在比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活动的时代更为进步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的,因而在鲁迅身上,也反映了一些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所不可能有的历史特点。在那时的俄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因为这样,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便支配了俄国的整个历史时代。当时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正如列宁所说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但最终也不能越过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面前停住了,这是被俄国社会发展的行程所决定的。但在中国,从“五四”开始,从鲁迅正式进入文学生活的时候开始,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独立的政治力量,并且开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革命思想一起,中国已经出现了无产阶级思想。因此,中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不是单独代表中国一个历史时代,而是以无产阶级思想的盟友的资格而存在的。

鲁迅说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因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不错,中国现代民主文学的发生,是落在欧洲的后面的,这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但中国现代的民主文学却走着和欧洲不同的道路,这主要在它很快便取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由民主的文学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学。这个历史特点在鲁迅身上有着典型的表现。

前面说过,鲁迅从“五四”开始,从进入文学生活的第一天,便使自己的文学活动服从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他公开地毫不犹豫地宣布自己的创作是“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的“遵命文学”,虽然鲁迅当时对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思想还不理解,但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鲁迅实际上是把“五四”的根本方向,为共产主义思想所决定的方向,作为自己的指导方向,并且对这方向表现着这样信任,这样坚决,这就表明,中国杰出的和优秀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可能而且在中国的条件下必然把自己的活动逐渐融合到共产主义思想中去。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规律。即使鲁迅在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在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前,还需要经过一段复杂曲折的道路,经过一个摸索和怀疑的过程,但这个根本方向,是在鲁迅进入中国文学生活的第一天,便确定了的。

原载:《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