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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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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创作中,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描写城市贫民的作品,数量少,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比较狭窄或者浅露,艺术上往往失之单调,思想倾向又大多停留在空泛的同情;与同一时期里以农民或者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比较起来,成就要低得多。1
打破这种局面的,是老舍。他的取材城市贫民生活的作品——从30年代的《月牙儿》等小说到50年代的《龙须沟》等剧本——是他的全部创作中最受欢迎的部分。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不只是记述个别人物的生活经历,而且真实地再现城市底层的生活场景,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锐地提出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社会课题。它们增强了这类作品表现生活的能力,提高了这类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这是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贡献,他也因此成为以描写城市贫民著称的作家。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且取得了成功——就这方面来看,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用,有些类似狄更斯之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同一时期的俄国文学;虽然他们的成就不尽相同,各有长处和弱点。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在发表这部作品时,他曾经向人表示“这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2;用他特有的风趣,指出这部小说在自己创作中的突出地位。在这以后,他还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向人表示了类似的意见3。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骆驼祥子》不只是作家本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很有代表性地表现出老舍为提高反映城市贫民生活的作品的水平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作出的贡献,也很有代表性地反映出他的创作中曾经相当长期地存在着的弱点对于这些成就和贡献的限制。下面就从这样的角度,围绕着现实主义问题,对小说做些探讨。

《骆驼祥子》写的是旧中国北平一个外号“骆驼”名叫“祥子”的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塑造了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城市个体劳动者的典型形象。

祥子来自农村,是个破产的青年农民。他保留着农村哺育他教养他的一切,却再也不愿意回农村去了,渴望在城里创立新的生活。近代中国,由于农村的急遽破产,沦为赤贫的农民成批地涌向城市,寻求新的生路。这个形象,是作家对于他们来到城市以后更加不幸的遭遇一个艺术的概括。到了城市,祥子选中拉车这一行,把买上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决心:“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经过三年的奋斗,终于买上了车,可是,才拉了半年,车子被人抢去了。重新积钱,车还没有买上,积蓄又被人勒索去了。再买车,没有拉多久,又为生活所迫,不能不卖掉。

每一场灾难,都是沉重的打击,使他产生过怀疑。但他又努力振作起来,开始新的奋斗。他以坚强的意志和执拗的态度,与生活展开了反复的搏斗,显示出如骆驼一样的坚韧的个性。这种富有特征的性格,充分反映出辗转于城市底层的个体劳动者对于较好的生活的渴望是何等迫切,为此作出的奋斗又是何等顽强。而且,像祥子这样要强的人,进行了这么艰苦的挣扎,结果还是失败,也就更加有力地说明他们卑贱的命运绝不是什么个人的努力所能改变得了的。在祥子的形象里,个性与共性,个人的特殊经历与大家的共同遭遇,社会内容和思想命题,都很好地统一在一起,使这个人物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

悲剧常常是将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毁坏给人们看。在真、善、美与假、恶、丑,正义与邪恶的社会冲突中,前者因为力量对比的悬殊,趋于失败以致毁灭,能够激起人们悲痛愤懑的感情:对于前者的同情或者尊敬,对于后者的憎恨或者唾弃,由此产生悲剧的艺术效果和思想作用。为了加强这样的效果和作用,最早的悲剧理论已经明确提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的主张4,认为“既然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模仿,诗人就应该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5,要求作家努力突出悲剧人物的美好。这是悲剧创作的一条重要的现实主义原则。《骆驼祥子》正是这样塑造祥子的形象的。祥子曾经是个正直、热爱生活的劳动者。小说一开始,关于他的外形的描写,关于他拉车的刻画,都写得很有光彩,简直成了青春、健康和劳动的赞歌。小说又以更多的篇幅,描绘祥子美好的内心世界。当他在曹府拉车,不小心翻了车,车给碰坏了,主人也给摔伤了;他引咎辞工,情愿把工钱退给主人作为赔偿,表现出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在严冬夜晚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子充饥,又倾注着对于苦难的伙伴真诚的关切和深沉的同情。这些段落,用朴实无华的笔墨,描写了祥子好的品质。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这个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

然而,这个在地狱里都会是个好鬼的祥子,在人世间却没有能够始终成个好人。随着生活愿望的破灭,他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他掏坏,打架,占便宜,为了几个钱出卖人命6。拉车曾经是他惟一的指望,后来却讨厌拉车了。连他的外形,也变得肮脏、猥琐了。小说结束时,他已经沦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而在祥子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他从来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更不是什么英雄。但买辆车做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命运的反抗,和改变低贱处境的努力。最后却完全安于命运的安排,“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他向生活屈服了,忍受着一切侮辱与损害,而没有任何怨尤。恩格斯在谈到被压迫者的生活态度时说:“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又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7发生在祥子身上的,正是这种从“人”到“牲口”的蜕化。

祥子被剥夺掉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在这里,美好的东西的毁坏不是表现为一个品格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死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殆尽,即精神上的毁灭。“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这就是为什么祥子的形象会具有特别强烈的悲剧意味的原因所在。

人在社会中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他的道路,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画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现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对于祥子的打击,首先来自反动派。第一辆车被北洋军阀的逃兵夺走,准备买第二辆车的积蓄又被国民党的特务孙侦探敲诈去。这些描写都很简短,事情也发生得突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和一切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通过这些情节表现出来的,却是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外打仗的消息已经流传了十来天,为了贪图几个钱,祥子大着胆子拉车去西郊,刚出城门,就被逃兵连人带车都抢去了。作品写出了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打仗不断地骚扰着人们的生活,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作品又提到逃兵如果“教村中的人们捉住,至少是活埋”,从人民对于逃兵的深恶痛绝,透露出这些军队曾经如何残酷地蹂躏过人民。在这样动荡不安,反动军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年代里,祥子的这场厄运,不过是连年战乱给人民造成的浩劫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本来,孙侦探跟踪的是祥子的主人曹先生,与祥子毫无关系,敲诈祥子,更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可是,既然碰上了……

对了。祥子是遇到了“点儿”上,活该。谁都有办法,哪里都有缝子,只有祥子跑不了,因为他是个拉车的。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

祥子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任何打击都可能而且可以任意地落到他的头上。它们来得越是偶然,越能反映这样打击的必然;越是离奇古怪、出乎常情,越能说明祥子在那个社会的实际处境。

大兵和特务,不过是旧中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中小小的零件。前者的掠夺还是在溃散逃命之际,后者的讹诈也只是作为一次意外的收获,但他们的顺手一击,给祥子带来的却是影响终生的祸害。孙侦探曾经轻蔑地对祥子说过:“把你放了像放个屁;把你杀了像抹个臭虫!”在那个强取豪夺的社会里,他们随时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作家对于生活的观察和表现,对于祥子命运的理解和描绘,都是真实而且准确的。

把车厂主的女儿、老姑娘虎妞引进祥子的生活圈子,描写了他们感情上生活上的纠葛,把这作为祥子的悲剧性结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显示出老舍对于城市贫民生活的丰富知识,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的细致理解。在这些情节中,展开了城市底层特有的粗鄙丑恶的生活场景。

他们的结合,始终都是很不自然的。对祥子说来,这是一场更加难以忍受的灾难。这主要还不在于虎妞是用诱骗的手段,使他一步一步上钩;也不在于虎妞的死去,使他又一次卖掉车子:而是在于这种结合本身,与他作为一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背道而驰。他们中间两种生活态度两种生活理想的冲突,一直都很尖锐。虎妞找上祥子,并不是真的甘心“作一辈子车夫的老婆”;而是希望得到父亲的同意,由他们经营车厂;至少靠着她那点体己钱,“弄上两三辆车”,当个小车主。当她知道父亲把车厂盘给别人,断绝了她回去的路,她承认“我这一宝押错了地方”。祥子却认为只有“凭着自己的本事买上车,娶上老婆,这才正大光明”;不管刘四有多少车,他都不能要虎妞。婚后,拉不拉车一直是他们冲突的起因。直到虎妞同意买辆车让他拉,他才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觉出来虎妞也有点好处”。他们中间没有平等的关系。虎妞后来干脆把事情挑明:“你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钱,你没往外掏一个小钱。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她仗着经济上的优势,要他按照她的意旨行事。成了夫妻,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先那种车主与车夫的关系。祥子是痛苦地感觉到了自己在这场结合中的处境的:“要了她,便没了他”,自己不过是在“老婆手里讨饭吃”!这种朴素的直感,确切地反映出他们之间由于经济地位不同所形成的畸形关系。即使后来没有出现不幸的变故,一切都按照虎妞所希望的那样发展,祥子真的当上了“车主”;对于渴望做个独立劳动者的他来说,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失败。作家是严格地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表现出这种结合的深刻矛盾的。

当然,虎妞对于祥子,并不是完全没有好感。她所谓的“我惦念着你”,“疼你”,“护着你”之类的表白,不都是虚伪的。她还因此失去了父亲和钱财,最后难产身亡。她在那个社会里,是她所隶属的剥削阶级的另一种类型的牺牲品。她的遭遇,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那个社会那个阶级的罪恶和残酷。它们不仅无情地压榨被剥削阶级;必要的话,也会毫不怜惜地摧残本阶级的成员。不过,这些都没有改变虎妞的阶级地位与她和祥子的关系。她对于祥子的兴趣和好意,仅仅在于年轻而又老实的祥子能够弥补她自己被耽搁了的青春的需要。这种做法本身,明显地暴露出剥削阶级的唯我主义的丑恶本质。她根本不理确也不想理解祥子。成亲的第二天,祥子和她商量今后的生活安排,问起她有多少钱。她怀着剥削阶级的偏见,傲慢地说:“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吗!你不是娶媳妇呢,是娶那点钱,对不对?”这使得本来就以在老婆手里讨饭吃为耻的祥子,感到莫大的侮辱:“祥子像被一口风噎住,往下连咽了好几口气。……他恨不能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掐!掐!掐!一直到她翻了白眼!把一切都掐死,而后自己抹了脖子。他们不是人,得死;他自己不是人,也死:大家不用想活着!”他几乎把对于自己所受到的各种侮辱与损害的愤怒,都倾泻到她的身上。这是他从未有过的盛怒。这不只是什么性格冲突,而是一场严重的阶级冲突。不难看出在他们中间,也绝不是一般的思想感情上的隔膜,而分明是阶级关系上无法调和的对立。这样的两个人,能有什么爱情可言呢?他不过是“自己老婆的玩物”。在社会上受尽了欺凌,回到家里还要由人玩弄,对于好强的祥子说来,确实是更大的痛苦和伤害。

最使祥子苦恼的,是无法摆脱虎妞的纠缠。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这种强加于他的关系,想方设法躲开她。虽然比起大兵和特务,虎妞没有可以任意置他于死地的权利;但她设下的圈套使他有苦难说,他的作为男子汉的责任感又使他不能当她困难的时候把她抛在一边,处处碰壁迫使他不得不回到她的身边。他没有别的选择。他把接受虎妞的安排,看作是“投降”。在这件事上,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面几次打击更为严重的作用。

在这里,阶级与阶级的对立,阶级对阶级的压迫,不是表现为政治上的迫害或者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表现为深入人物身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地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是全书最能表现出老舍特长的部分。

有些论者,只注意虎妞对于祥子的“爱情”,避而不谈她给他带来的伤害,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对立,笼统把她和祥子一样,划为“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们”。这是对于这些现实主义的描写和作家的意图的曲解:不但错误地解释了虎妞的形象,而且势必削弱小说所展示的祥子的悲剧命运的丰富内容。50年代中期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骆驼祥子》(改编者梅阡),把虎妞“作为一个比较肯定的形象来处理,……她所作用于祥子的不是不可克服的灾难,而是一种生活向上的鼓舞。……她和祥子相恤相怜,如涸泽之鱼,相濡以沫,他们以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残酷的现实”8。应该说,这个虎妞已经不再是小说中的虎妞,而是改编者一个独立的艺术创造了。

《骆驼祥子》还塑造了更多的人物。像流氓出身的车厂主刘四,“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的杨先生和两位太太,下流无耻的夏太太……他们各自都用不同的方式剥削和凌辱祥子,把他一步一步推向不幸的深渊。也有另外一些人物,并没有给祥子带来什么灾难;通过他们,给祥子的悲剧提供了更多的现实根据。

老马和二强子,与祥子一样,都是人力车夫。前者是一个已经被生活压榨得异常衰弱窘迫的老年人。儿子当兵一去不回来,儿媳妇改嫁,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孙子帮他拉车,作品透过他肮脏、枯瘦、老朽的外表,写出善良、谦和、庄严的性格——内在的真正的美。关于他在小茶馆里因为又冷又饿,昏晕过去的情景,他和孙子相依为命、彼此爱怜的关系,都写得十分动人。和祥子不同,老马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美德。但正如他最后向祥子诉说的那样:他心眼好,为人热心,救过多少人命,结果却“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自己也等着有一天冻毙在街头。他对于生活的热忱,和生活对他的冷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突出地表现出那个世界的没有公道。二强子的情况比较复杂。他把女儿小福子卖了,后来又逼她卖淫;他踢死了老婆,又撂下孩子不管;他用污浊的眼光看待祥子和小福子纯真的关系。没有什么人对他有过好感。但他的过错都是在喝醉以后干出来的;而他的酗酒,原是为了麻醉痛苦的灵魂,逃避生活的煎熬。作品在写到虎妞的死亡时说:“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拿这说明二强子,也是贴切的。他的性格的复杂性,决定了他的悲剧的复杂性。如果说,这个悲剧不能赢得人们多大同情,却能引起人们很多思索。

他们都有过自己的车,老马还几乎拉了一辈子自己的车;他们曾经是祥子羡慕不已的独立劳动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样是家破人亡,结局都很凄惨。他们是祥子的一面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前途。这两个人的经历如果充分展开来写,可以成为独立的长篇,都是同样激动人心的悲剧。穿插在这个长篇作品里,是为了从更多的侧面展示出祥子所生活的世界,用他们的不幸说明即使自己有车,甚至永远有车,也改变不了车夫的命运。

大学教授曹先生是小说中值得注意的人物。这个形象艺术上比较单薄,但在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曹先生同情下层人民的痛苦。他是祥子的主人,却把祥子“当个人对待”,使后者“觉出点人味儿”,还因此把他比作“孔圣人”。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给祥子以照顾和帮助。当走投无路的祥子,再次找到曹先生请他指引出路;他让祥子重新给自己拉车,还让小福子也来他家帮佣。这在受尽了人世间的欺诈打击的祥子看来,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只要不是局限于个人一时的恩怨,而是从被压迫者的解放着眼,不难看出曹先生给予祥子的一切,不管是出于多么真诚的好意,都不能也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祥子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地位,而且恰巧是让他去继续忍受这样的待遇,也就是鲁迅曾经尖锐地指出过的“暂时做稳了奴隶”9的待遇——即使它的最凶残最粗野的部分给去掉了一些,或者做了一番掩饰,本质却是丝毫没有改变的。这从小处说,只能是延长祥子的苦难;从大处说,又必然是维护旧的社会秩序。而且,事实上连这样的待遇,曹先生也无法保证祥子能够永远享受下去。特务的跟踪使他避居外地,祥子就无法给他拉车。小福子的失踪和自杀,使祥子失去

了精神上最后的支柱,终于懂得“曹先生救不了祥子的命”。正因为沉重地压在祥子身上的是整个旧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只能是以彻底推翻旧世界为前提的;曹先生和他的这番好心,怎么救得了祥子呢!

曹先生这个形象的意义,在于说明祥子的悲剧不是任何个人的善良和关切所能改变得了的。对比一下4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版的《骆驼祥子》英译本(题名《Rickshaw Boy》,译者Evan King)在这个情节上的改动,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这一点。英译本对于原作做了较多的改动。在那里,找到小福子之前,祥子虽然因为她的失踪十分懊丧,还是上了曹府,接受曹先生所作的安排。而最后,又从下等妓院“白房子”中把绝食三天奄奄一息的小福子救了出来。英译本是这样结束全书的:

他忽然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办了:谁也拦不住他!

他急速地抱起那个虚弱的身子(指小福子),用被单将她裹上,然后弯下身子跨出门口,以最快的速度穿过空地,进入那片树林。

在夏天的傍晚的淡淡的凉意中,他怀抱中的身躯在轻微地颤动着,当他奔跑时跟他贴得更紧些。她活过来了。他活过来了。他们俩都自由了。

这意味着曹先生终于救了祥子——还有小福子——的命,给悲剧加上一个虚假的所谓“他们俩都自由了”的尾巴。经过这样的改动,旧中国不再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祥子的悲剧也不再是任何个人所不能改变的了;同时还赞美了(至少是容忍了)曹先生给予祥子的那种暂时做稳奴隶的生活。两者的分歧,主要还不在于如何看待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社会作用,而是如何对待旧世界:是坚决揭露、彻底决裂,还是调和掩饰、委屈容忍?比起英译者来,老舍对于旧中国的理解,对于祥子命运的理解,显然要深刻一些。比起英译本的改动来,原作的思想意义和现实主义成就,也要高一些。它通过祥子的悲剧,对于暗无天日的旧世界提出了充满愤怒的控诉。

老舍对于城市贫民的深切理解,还表现在他懂得他们之所以如此痛苦如此悲惨,除了不得不忍受外界的压迫剥削,还由于他们没有摆脱作为个体劳动者的弱点。后者使他们的行动和反抗,常常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在《骆驼祥子》中,他没有把笔触停留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还进到人物内心的深处,写出祥子的失败是和他的个人奋斗的方式分不开的。就对于城市贫民命运的考察和反映而言,这部小说要比一般地揭露旧中国的黑暗,一般地同情不幸者的作品,具有更多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

祥子曾经是个农民,后来当上车夫,两者都属于小生产的个体劳动。把人们分割成互不相关的个体的生产方式,在他的思想认识和生活态度上,都留下鲜明的印记。他“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关心他的车”,“只顾自己的生活”。由此而来的对于政治既无知又漠然的弱点,在他身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前面已经提及,他连发生在身边的战争也不注意,在城外打仗的消息流传好几天以后,还拉车出城,“危险,难道就那样巧?”结果被逃兵抢去了车。在遭受意外打击以后,他感到困惑不解的只是别人“凭什么”欺侮他。当孙侦探勒索他的积蓄,他的惟一疑问仍然是“我招谁惹谁了?”他把阶级对阶级的矛盾对抗,看成只是个人与个人过不去;把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又看成纯粹是偶然碰上的无妄之灾。对于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一无所知,不可避免地使他处于极其被动、处处挨打的境地。 和几千年来的小农把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几亩土地一样,祥子把自己的前程也完全寄托在一辆洋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就“可以使他自由,独立”。他真诚地相信只要当上车子的主人,也就成了生活的主人。本来,他既没有钱财又没有权势,除了一个赤手空拳的自己,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东西。然而,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信心百倍地编织自己的幻想。他认为自己“有力气,年纪正轻”,“不怕吃苦”,“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嗜好,没有家庭的累赘”等等,已经给成功提供了足够的保证。他想得多么天真,有时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他的身体使他相信,即使不幸赶到‘点儿’上,他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个人奋斗,不管他自己是何等认真地对待,又是何等执拗地自信,显然是经受不起实际生活的任何考验,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

个人奋斗的道路非但不能把劳动者团结起来,而且只会扩大他们之间的隔膜。祥子第一次丢车以后,为了急于多挣些钱,不肯失去一次生意,和别人抢着拉车:

……他只看见钱,多一个是一个,不管买卖的苦甜,不管是和谁抢生意;他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像一只饿疯的野兽。拉上就跑,他心中舒服一些,觉得只有老不站住脚,才能有买上车的希望。……有许多次,他抢上买卖就跑,背后跟着一片骂声。他不回口,低着头飞跑,心里说:“我要不是为买车,绝不能这么不要脸!”

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内心矛盾。生活的鞭子抽在身上,使他不要命地拉车挣钱,也使他和自己的伙伴们越来越分离。本来就不喜欢交朋友的祥子,这时就更加孤单了。当最后,他希望找到小福子,成了家,一起在曹府干活;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打算只有小福子抛开赖她为生的父亲和弟弟才能实现,因为他养不起他们。个体劳动者常常不能不与自己的阶级兄弟争态生存下去的权利。这种精神品质上的弱点,在祥子身上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决定了自以为强大有力的他,其实是极其孤独脆弱的。当他落进虎妞的圈套,苦恼地发现自己连个诉说委屈的地方都没有。“他感到一点向来没有过的恐惧。照这么下去,谁也会欺侮他: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如此自信的祥子,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用了,不得不承认个人奋斗的渺茫了!这里已经透露出他的精神必然会整个地垮掉的最初的信息。

生活里,多少人早已在这条道路上碰了壁。他们的潦倒没落,理应使祥子惊醒过来,及早地认识到此路不通,去寻求别的道路。他是一再地目击过这样的事例的。老马的不幸,“似乎把他的最大希望给打破——老马的车是自己的呀!”可是,把人们分成互不相关的个体的劳动方式,使他们“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尤其是使他们在心理上习惯于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在看到别人的不幸时,祥子注意得更多的是自己与他们不同之处,而不是共同的命运。即使已经一再受到挫折,只要自己还没有像别人那样碰得头破血流,他就总是把自己从他们中间排除出来。他无法从别人的失败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是依旧盲目地走下去,重蹈别人的覆辙。祥子的这种不正视现实,欺骗自己的性格,既不是纯粹个人的弱点,也不是抽象人性的缺陷,而是来源于他的那种狭窄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阶级属性。

他甚至也不能从自己的失败中,引出正确的教训。当个人奋斗的幻想被生活砸得粉碎以后,祥子并没有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总结过去的错误,也并没有因此变得清醒一些。他仍然不懂得自己的敌人是谁,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也不知道自己失败的原因何在,而把一切都归之于虚无缥缈的“命”:“他认了命。”对于“命”,自然是不可抗拒也不应该抗拒的。因此紧接着的,不是新的斗争,而是“一切都听天命”,实际上是听凭社会的宰割。祥子向旧世界彻底屈服了。而且,既然自己过去攒钱买车,结果都给别人抢去,自己何不得乐且乐;既然自己过去要强、洁身自好,到头来还是一败涂地,今后不如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既然别人可以抢自己骗自己欺侮自己,自己为什么不也那样对待他们?他把这些当作“报复”。可是这样的报复,除了和原先的个人奋斗一样有很大的盲目性,又加上了很大的疯狂性和破坏性。它们决不能损伤那个旧世界,却会把自己更快地推向堕落的深渊。“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么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作家给祥子的个人奋斗,做了这样一个富有哲理性的概括和批判。

列宁曾经说过:“零散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于一个地点,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统一起来,无法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个人而在整个经济体系”;“不能了解使他所受的痛苦有时并不比无产者轻些的那种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性质”,从而“妨碍他们看出哪里是出路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制度”10。虽然在写作《骆驼祥子》时,老舍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论断出发的,但是对于城市个体劳动者的深切理解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他能够在祥子的形象中真实地表现出个体劳动者的这些弱点。

《骆驼祥子》的创作,标志着老舍思想和文学道路的重大发展。老舍出身城市贫民,在北京的贫民窟里度过艰辛的童年,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有过密切的血缘关系。这样的经历。在“五四”以后的作家中,是不多的。不过,由于他“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玩”⒒, “立意要幽默”,“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12,最初的作品,虽然从总的倾向来看,坚持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且在“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可以感觉到“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13,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正如作家自己所说的“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14,他的批判和鞭挞常常是温和的,留有余地的。有时,过多的笑谑还进一步冲淡了本来就并不强烈并不尖锐的思想命题。他因此一度被有些人称为“幽默作家”。对于这种状况,作家本人并不满意,他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和突破,包括改变幽默的风格。比如“《大明湖》里没有一句幽默的话,因为想着‘五三’”15。人民生活日益困苦的社会现实,更推动他的思想认识发生显著的变化。从中篇《月牙儿》起,笔调变得严峻起来。在这篇小说里,走投无路而沦为暗娼的女主角最后被捕入狱。她说:“自从我一进来,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经验中,世界比这儿并强不了许多。”用决绝的口吻,控告罪恶的旧世界。与此同时,他的视线也更多地转向处于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连续写了一些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在写作《骆驼祥子》前不久,他对比自己前后不同的生活态度时说:“‘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16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思想立场上的重要变化。应该说,只有经过这样的变化,才可能写出《骆驼祥子》。这部小说,正好包含着“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的思想17,而且和过去的作品相比较,的确不再是“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了,而是怀着最大的愤懑,抨击旧世界。他的批判和鞭挞,已经变得严厉而且猛烈了。他后来谈到写作这部作品的经验时说:“在这故事刚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并且指出在他的“笔尖”滴出来的是“血与泪”18。

这时,他的创作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色。在《骆驼祥子》里,盛暑的一场暴雨以后,祥子所住的大杂院坍墙的坍墙,生病的生病——祥子也由于在烈日和大雨下拉车,得了一场大病,到处都是一片凄惨的景象。作家写道:“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整个小说所揭示的,正是一个富人和穷人、不义的人和义人对立着的,前者施虐后者受苦的没有公道的世界。用科学的语言说,就是真实地反映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现实。而且和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作家嘲笑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救不了穷人,批判了小生产者的个人奋斗救不了自己:对于这些,他都不抱任何幻想。老舍说过:“穷,使我好骂世”。19这里的确不仅没有幽默,也没有讽刺,作为小说的基调的,是对于生活的诅咒和抗议。作家不是隔岸观火,也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和自己的人物站在一起,怀着与他们同样的痛苦和愤怒,写出了城市贫民不能再这样悲惨地生活下去,也不应该再这样盲目地挣扎下去了。而且不管作家主观上是否完全意识到,作品还包含着这样的客观意义:他们必须采用别的斗争方式,争取完全不同的生活地位。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城市贫民的思想情绪,特别是在急遽的破落中,他们对于没有公道的世界的强烈仇恨,和对于摆脱不幸处境的迫切愿望。

本文开始时,曾经提到过同样以描写城市贫民闻名的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这两位文学大师,都有他们不可企及的优点和成就;老舍曾经多次谈到自己喜爱狄更斯的作品,和从中所受到的影响20。在早期所写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日》等小说中,确实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但是,在《骆驼祥子》中,老舍没有像狄更斯在创作中所经常做的那样,给自己的主人公一个否极泰来的美满结局。他既不是像前者那样寄希望于“国家行政方面的伟大和平的宪法改革”以及平等的教育文化权利之类的改良主义方案,也不是像后者那样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呼吁“容忍和原谅别人”,“都能更好地相互了解,彼此之间能更接近一些”,建立“相互之间的尊敬和宽容”,企图用阶级调和的方法掩盖揭露出来的矛盾;而是让祥子被生活所吞噬。在写作时间与《骆驼祥子》接近的中篇《我这一辈子》中,穷途末路的主人公说:“穷人的命——并不像那施舍稀粥的慈善家所想的——不是几碗粥所能救活了的。有粥吃,不过多受几天罪罢了,早晚还是死。”他渴望的是“这世界就换人样儿吧”。老舍不相信没有公道的旧世界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可以用什么枝节的措施调和起来。在这方面,他要比狄更斯清醒。老舍他也没有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在作品中宣扬对于罪恶的宽恕,对于迫害的顺从,对于屈辱的忍受这类奴隶道德。他连暂时做稳了奴隶的生活都不给祥子,而且既不是用赞美的,也不是用同情的,而是用半是厌恶半是痛心的口吻,叙述祥子最后的对于生活的屈从。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鼓吹“必须在人的天性里包含有对于博爱的共同生活的要求,他必须怀着这种要求到世上来,或者是历来就早已承受了这种习惯”的博爱主义相反,老舍认为对于被压迫者说来,连男女相爱的基本权利都是不存在的。祥子那么厌恶虎妞,却不能不和她生活在一起;祥子真心喜爱小福子,由于无法负担她那一家人的生活,又不能和她共同生活。“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 ‘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 《骆驼祥子》所宣扬的不是“爱”,而是“恨”。在这方面,他要比陀斯妥耶夫斯基激进。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客观条件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要比19世纪中期英国和俄国尖锐,在主观条件上,老舍要比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更接近城市底层:两者都使《骆驼祥子》没有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常常难免的那些幻想和说教,而保持了尖锐的思想主题和清醒的现实主义。

然而,和任何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事物一样,《骆驼祥子》克服了作家原先的一些弱点,同时也还保留着另外一些弱点。50年代初,老舍在回顾过去的创作生活时指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革命斗争既无认识,又无热情。在文艺与政治斗争当中,我画上了一条线;我是搞文艺的,政治是另一回事”21。对于政治的淡漠和对于革命的缺乏认识,在《骆驼祥子》中也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

城市贫民的命运,本来是个政治性很强的社会课题。作家却回避了政治,没有自觉地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考察和表现他们的生活道路。虽然比之新文学早期的描写城市贫民的作品,《骆驼祥子》已经是从较多的方面反映现实了;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描绘城市贫民命运的作品,它所展示的生活画面还是不够宽广的。30年代初,在谈到文学创作的题材时,鲁迅强调说“下层人物……是不会‘在现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他们的“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22。在《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命运和时代潮流的内在联系,它的历史特征,是表现得不够充分的。

由于缺少强烈的时代气氛,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时期,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的评论,竟然把自己的论点建立在这样那样的假设上:一会儿说“如果说作品所反映的是北洋军阀时代,那么”,一会儿又说“即使我们假定作品反映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时期,那么”23,话剧《骆驼祥子》的改编者则断定:小说描写的“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夕,党所领导的北伐战争已取得节节的胜利,革命的主流已具有雷霆万钧之力,动摇着北方反动军阀们统治的宝座24本文关于故事发生年代的推断,也只是据北京一带战争频繁的叙述,断定作品开始时当属北洋军阀时期,又根据孙侦探跟踪曹先生,是阮明“到党部去告发”引起的,以及作品结尾处提到的“北平自从被封为故都”这些十分简短的文字,而不是作品的具体情节和描写,断定后面的情节已经是国民党统治以后的事了。对于同时代作家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品,发生这样的困惑和分歧,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在《骆驼祥子》中,关于日常生活的细腻生动的渲染,和关于政治事件的简略模糊的叙述,常常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虎妞和祥子的纠葛好比是一幅色彩鲜明、生趣盎然的油画,那么逃兵特务对于祥子的欺凌只是匆匆几笔勾勒出来的剪影。老舍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来表现人物。比如关于车厂主刘四的描写,虽然在为了需要女儿帮着经营车厂,耽误了她的婚姻,和生日那天对于车夫的无理限制等情节中,写到了他作为资本家的阶级本质;在表现他与祥子的关系时,更多的还是着眼于他曾经是个流氓的性格特征。他是从流氓讲究的“人物字号”出发,而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才把祥子和女儿一起赶走的,作品没有涉及他与祥子经济上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又比如“革命者”阮明。他的政治身份、政治观点以及政治态度变化无常的原因,都是不明确的。这个人物不只是没有革命的气味,也没有政治(无论进步还是反动)的气味,只是一个市侩式的利己主义者,把“革命”和政治都看作是一场个人随心所欲的游戏。当然,生活中有打着“革命”旗号的政客、两面派。但是,革命和政治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和集中表现,政治上的朝秦暮楚、翻云覆雨,同样是有深刻的阶级基础,由一定的阶级利害决定的。阮明的形象,却没有这样的政治内容。这种脱离政治的世俗主义,妨碍作家去深入把握和反映人物的阶级本质,对作品的现实主义和思想意义,带来消极的影响。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狄更斯等人,“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25就以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也就是他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为例,它给读者展开了当时英国社会多么宽广又多么丰富的历史画卷!在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骆驼祥子》是不如这些作品的。

小说的全部内容告诉人们:只有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改变祥子和他的伙伴的悲惨命运。可是作家恰巧在革命面前站住了。他当时还不懂得革命,更不理解惟有革命才能把祥子从旧世界的囚笼中解放出来。这并不是说一定要让祥子参加革命。前面已经反复分析了,祥子的悲剧是有典型意义的。问题在于革命的因素和可能性不仅排除在祥子的形象之外,也排除在小说的整个画面之外。所有的人都没有革命的要求,都不能自己解放自己,都在无可奈何地忍受着生活的折磨。整个生活也没有任何革命的投影。这是一个没有一线光明的黑暗王国。使读者感到痛苦的,不只是对于祥子一个人的毁灭的哀怜,而是由于看不到被压迫者的任何出路而来的绝望。在话剧《骆驼祥子》中,改编者保持了祥子“三起三落”的基本内容,但通过青年车夫小顺子倾向革命的情节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渲染,把革命写进了作品,使人们看到了劳动人民的前途,小说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悲观气氛也就随之消失了。就表现城市贫民的命运而言,话剧比小说更好地反映出生活的本质。

有些同志往往引用老马最后对祥子说的“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应该像蚂蚱那样,“成了群,打成阵”,那时就“谁也没法儿治它们”那些话,认为其中已经指出了正确的道路,甚至是在号召人们联合起来革命。老马的话,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家的观点。但这是用来批判祥子个人奋斗的道路的,很难说还有其他的含义。既然老马从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中认识到合群成阵的必要性,却依旧孤零零一个人等死;既然祥子的个人奋斗碰了壁,听了这些指引,仍然不能自拔一作品并没有描写他们从此走上新的道路,可见作家并不认为这就是引导被压迫者走上解放道路的真理。老舍自己回忆说:“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26工人提出的“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的疑问,正是由于从小说中看不到劳动人民的任何前途引起的。作家的“无言答对”,说明他不但在作品中没有写到祥子的出路,他本人在生活中也确实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还不懂得什么是劳动人民走向解放的正确路道路。

前面已经提到:对于政治的淡漠原是小生产者的弱点。这部真实地反映了城市贫民的思想情绪的小说,同时也清楚地留下了他们这种弱点的印记。由于在写作《骆驼祥子》时,还无法从自己所描写的悲剧性的社会冲突中,作出一个积极的结论;他只能是旧世界的严峻的揭露者,而没有能进一步成为新生活的充满信心的指引者。小说反映的是那些还没有找到出路的城市贫民痛苦彷徨的思想情绪。在创作方法上,基本上还没有越出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投身于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亲身感受到了革命的政治如何深刻地改变着一切。他一再用“狂喜”形容自己的心情。读过《骆驼样子》的同志,都能体会他这种心情的内在的丰富而且深刻的含义。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建国以后他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原先的思想弱点逐步得到克服,创作取得了新的更好的成就的原因所在;老舍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也就随之而有所发展。

注释

1 今年2月3日,是老舍的80诞辰。老舍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年,相当于公元1898年,但这一年的12月23日,应是1899年2月3日。过去有些书籍,把老舍的生日定为1898年2月3日(也有作2月4日的),是不对的。

2 转引自亢德的《本刊一年》(《宇宙风》第25期)。《骆驼祥子》就是从这一期起,在该刊连载的。

3 楼适夷:《忆老舍》;锡金:《严肃、勤恳、诚笃——追念老舍同志》,均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4 亚理斯士德:《诗学》第2章。

5 同上书,第15章。

6 出卖人命的情节,在后来的本子里被删去了。

7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8 梅阡:《谈(骆驼祥子)的改编》,《戏剧论丛》1957年第4辑。

9 《灯下漫笔》。

10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11 14 16 19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12 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日)》。

13 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抗战文艺》1944年9月第9卷第3、4期。

15 《我怎样写(大明湖)》,文中提到的“五三”,是指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枪伤我国军民的事件。

17 不仅整个故事表现出这个意思,小说中有的话直接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如“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着一些公理”。

18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20 参见《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谈读书》等。

21 《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人民日报》1952年5月21日。

22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23 思齐:《(骆驼祥子)简论》、《语言文学》1959年第5期。

24 《谈<骆驼祥子)的改编》,《戏剧论丛》1957年第4辑。

25 《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在注释中指出:该文发表时,经过《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改动,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论点无疑是马克思的。这首先是对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的评价”。该本作为“附录”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

26 《老舍选集》自序。

原载:《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