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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文学研究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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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门学问则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而确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50年间,也应合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节拍而发展,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体部分一样,迄今已取得了堪称辉煌的学术成就。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其所提供的研究条件的特有制约性以及所要求的研究方法的特殊规定性等,郭沫若研究在这50年的发展历程中显示着自身的特点,展示着自身的逻辑节奏,体现着自身的前景。

郭沫若文学研究在近50年中,演化了一个逐步摆脱政治化规约以建构学术品格的历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中,郭沫若无疑是政治色彩最浓厚的一个。写罢了《女神》、《星空》,转换了自己的方向之后,他基本上成了一个政治人物,虽然大革命以后隐身日本的10年时间他几乎就成了一个纯粹的作家和学者,可他的流亡者身份无疑又强化了他这一时期的政治色彩;虽然他到了40年代乃至新中国以后仍然活跃于中国文坛,但他的政治影响常常超越于文学影响。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使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得以享受对于整个世纪的其他每一个中国作家来说都难以企及的优厚待遇。这不仅是指他长期身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高位,而且也包括他即使在“文革”时期的风雨飘摇中依然受到某种保护,尚能较为从容地研究文物、甲骨文和李白与杜甫;而涂抹不去的政治色彩又使他蒙受了莫大的羞辱,以至在不少时候和不少场合成为人们忌讳谈论的对象甚至是恣意毁谩的对象。近50年来的郭沫若研究,虽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较多地纠结于政治的论评,可体现着对于郭沫若作社会评价和学术评判的努力,一直是各个时代有关郭沫若最富于理性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研究在理性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这一特定的方面,担负着较之其他现代作家的研究(比方说,鲁迅研究)更为繁难的重责。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沫若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文教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在政界和社会各界都显得声誉日隆。令人欣慰的是,此时的郭沫若研究并没有随着其政治地位的提高而急剧升温,相反,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本来40年代便已十分热闹的郭沫若研究此时处于较为冷静的状态,报刊上除了有关郭沫若活动的报道和生平介绍外,学术论评性的文章迟至1953年才出现。这当然与当时的学术气候有关,但也多少显露出郭沫若研究的某种矜持。1953年刊载于《文艺报》第23号上的臧克家的《反抗的、自由的、创造的〈女神〉》一文,应该被视为新中国建立以来郭沫若研究的第一篇学术性论文,该文固然有些论点打上了那个时代必有的政治化烙印,但更重要的乃是传导出了新时代郭沫若研究努力追求学术性的可贵信息。首先,这篇论文的选题落在诗集《女神》上。《女神》固然是郭沫若最有影响贡献最大的作品,却公认不是最政治化最革命的作品;如果新时代郭沫若研究的起点设定在政治化倾向上,则臧克家的这篇论文或许会选择《前茅》、《恢复》之类的革命诗歌作为论述对象。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正是1953年的3月,郭沫若满腔热忱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的诗集《新华颂》已隆重推出,郭沫若研究却偏偏没有从政治上最牢靠的这部诗集切入,可见政治性的考虑从新时代郭沫若研究之初并没有能克服学术性的讲求。其次,臧克家在这篇论文中并没有任意强化《女神》的政治功能或拔高它的思想意义,虽然他没能顾及初版本与郭沫若修订后的本子在政治用语上的显著差异。作者仍然站在肯定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分析《女神》,准确地总结出其中蕴含的“反抗”、“自由”和“创造”的思想内容,对诸如“自由精神”之类的民主主义命题给予了由衷的赞赏。他论定“叛逆的反抗精神”是《女神》基本的主题,而反抗、叛逆和自由、创造的中心乃是“我”,因而其中“每篇诗都是作者的自我表现”;“这个‘自我’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个人威权,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而是“五四”时代个性解放要求的产物。作者对这种“个性解放”作出了完全肯定的,也是相当科学的理解和评价:“‘五四’时代的启蒙大师们,多半是踏着‘个性解放’的阶梯走上集体主义的大道的。”如此大胆地肯定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自由”、“个性”,在无产阶级政治意识非常强烈的时代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这不能不视为研究者学术上的相对严谨态度和相对科学精神的体现。

50年代的郭沫若研究从1957年至1959年掀起了一个不大的高潮。尽管经历了包括反右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研究者们也没有完全牺牲学术去追寻郭沫若研究的政治可靠性。一般来说,带有相当政治色彩的学术性探讨在郭沫若研究领域占据了上风,非学术性的政治阿谀与粉饰极为少见。张光年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上的《论郭沫若早期的诗》,除了肯定郭沫若的《女神》等早期诗作的思想、艺术价值而外,还从美学的角度对他后来的诗歌作了严厉的解剖和批判。针对郭沫若1936年检讨自己时所作的表态:“我要充分地写出些为高雅之士所不喜欢的粗暴的口号和标语”,“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1]张光年严肃地批评道:“这真是一种过激之论。”他指出,“既然诗人已经自愿地降低了对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既然不再考究把自己的光芒四射的热力凝集在艺术形象的结晶体中,那么这个时期的新诗就自然不能像我们谈到的前期诗歌那样在人们心胸里保持永久的激动的力量。”他慨叹郭沫若因此而《女神》风光不再。这样的论断不仅没有从政治出发,而且显露出以美学价值制衡政治评判的学术指向。

这时期影响最大的郭沫若研究成果当数楼栖的《论郭沫若的诗》,其中一部分发表于1957年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等刊物,1959年又作为新中国郭沫若研究史上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并且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屡被再版。这部著作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也是它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从学理的角度论析了郭沫若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作者一方面较为辩证地揭示出郭沫若“把个性解放和泛神论熔为一炉,作为‘自我表现’的一种动力”,另一方面又不无夸大地判断泛神论在郭沫若早期诗作中的普遍性,说是“诗人早期诗篇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以及对一切封建束缚、传统因袭的反抗,都和泛神论有相当深厚的血缘。”这样的提法引起了学者们的密集关注,以至谷辅林不久便发表了与之商榷的文章[2]。艾扬的《试论郭沫若前期思想的发展》[3]一文,也就郭沫若前期思想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与楼栖不同的看法。

楼栖的专著将“泛神论”对郭沫若的影响及其在《女神》、《星空》等作品中的精神体现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虽然存在着某些观点上的偏颇,可它又确实为郭沫若研究界开辟了一个学术领域,并且为将郭沫若研究引向深入提供了可能。事实上,艾扬的文章,以及后来宋耀宗的《对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的一些理解》[4]等,其研究兴趣都趋向于对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复杂性解析。与臧克家、张光年的上述研究相呼应,楼栖的探讨使得50年代的郭沫若研究将重心尽可能地移到了学术解剖和学术评判上,因而将注意力也集中到了郭沫若前期的思想和创作上。

这一时段的郭沫若戏剧研究虽然没有像郭沫若诗歌研究那样将注意力集中于前期创作,可也同样体现出了将研究重心移向学术解剖和学术评判的努力。陈瘦竹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郭沫若戏剧研究的第一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发表于1958年5月出版的《戏剧论丛》。这篇文章从作者厚实的戏剧理论功底出发,较为科学地解析了郭沫若历史剧的悲剧性风貌,并结合中国文学传统的悲剧性的解读,有力地指出,郭沫若历史剧所刻画和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中焕发出来的雄壮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的实质和特征,“是悲壮而不是悲惨,使人奋发而不使人消沉”。这样的论断基于西方悲剧美学,又融进了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加之于郭沫若意气风发的历史剧创作,不仅十分贴切、精当,而且透溢出学术的深度,显现出理论的魅力。稍后,王淑明在《文学研究》1958年第2辑上发表同题论文,从思想倾向上认定郭沫若剧作中所蕴含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惹上了“人的尊严”等敏感话题受到了责难。不言而喻,那个时代的责难者一般都会同向俞平伯发起责难的“小人物”一样,更愿意从政治倾向上做文章,在阶级分析上找突破口,以政治判断冲断或瓦解原本意义上的学术判断。这当然不包括从学理探讨的初衷出发的争论。例如《蔡文姬》公演之后,张艾丁撰文对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戏剧效果提出质疑[5],严家炎则从人物的典型性角度为郭沫若辩护,这些论争都并不拘泥和倚重于政治判断[6]。

与新中国的政治气候大致协调,郭沫若研究由50年代末的小高潮过去之后,便进入了左倾倾向日益明显的60年代,这一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一般可以视为50年代末小高潮的余绪,有一些论文径直就是对50年代末小高潮中出现的论点的商榷和讨论。其间当然也有一些新的论点,但政治讨论往往掩过学术探询。例如何其芳在《诗歌鉴赏》[7]一书中,将《女神》的主题内容概括为“革命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的表现,并以此质疑闻一多关于《女神》表现“时代精神”的论断,其实是用政治化的概括冲淡了闻一多论断的学理性和复杂性。这时有关历史剧的探讨也较多地集中到了“古为今用”[8][9]之类的浅泛议论上,学术上似乎很少能够掘发新的机杼。这是郭沫若研究在挣脱政治化规约的历史进程中经受挫折的时期,也是十年“文革”真正意义上的郭沫若研究停滞的时代序曲。

时序将郭沫若研究从基本停滞中带进了1978年,那是郭沫若热情赞颂和呼唤“科学的春天”的年份,也正是在这一年,这位热情的呼唤者停止了歌唱,溘然长逝。“科学的春天”里迎来的不仅是自然科学的似锦繁花,那遍带春温的地气中也催生了人文科学的绿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课题,包括郭沫若研究,正等待着春风化雨中的欣然复苏。恰好在这样的时刻,诗人离去了,他不仅贡献了《女神》和《屈原》,也通过《水调歌头》唱出了人们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欣喜之情,在生命的严冬向他步步逼近的关头,他又声嘶力竭地呼唤春天,希望身后有一片春意盎然留给他所难舍的人们。他的这种情怀,他的如此胸襟,不仅淡化了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固有色彩,而且在久违春风的人们看来显得颇为亲切可爱。于是,伴随着对他的悼念,也应合着科学的春天到来的脚步,郭沫若研究在此之后掀起了一个很大的高潮。

一个高潮涨涌起来的时候,最醒目的往往是潮头激起的浪花水沫;郭沫若研究的高潮中,最常见的也是回忆、悼念和赞颂性的文章,它们不能说没有价值,但远不是托显起这一高潮的中流砥柱。后者应是指那些真正把郭沫若及其创作当成学术对象加以把握的研究论文和论著。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1978年掀起的郭沫若研究高潮其实不过是20年前郭沫若研究小高潮的一种接续,或者不如说一种更大力度的推进。

首先,承继着50年代末的郭沫若研究传统,对《女神》和郭沫若前期创作的研究依旧成为这一新高潮中的显著浪峰。以楼栖发表于1978年年初的《再论〈女神〉》[10]开其端,《女神》研究论文以十分密集的样态出现于研究界,黄曼君《论郭沫若的诗集〈女神〉》[11]、邓牛顿的《论〈女神〉》[12]、许毓峰的《论〈女神〉》[13]、张毓茂的《郭沫若早期杰作——〈女神〉》[14]、谷辅林的《重读郭沫若同志的〈女神〉》[15]等,都可视为这一番郭沫若研究高潮中的潮头文字。而以《开一代诗风的〈女神〉》为题的文章,在1978年8月至少就出现3篇,可见人们对《女神》的研究热忱以及对它的基本评价。林非的《略论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创作》[16],吴景和的《试论郭沫若的早期思想和创作》[17]等是这一高潮中较早出现的郭沫若早期诗歌研究专论。所有这些作为新一轮高潮的开篇之作,不仅没有将郭沫若研究的重心非学术化地引向更为“可靠”的后期,而且重新确认了郭沫若早期的浪漫主义风格,纠正了50年代的一些以政治化判断取代学术性分析的论点,诸如将郭沫若早期的诗风也往现实主义方面去硬贴等。

其次,在郭沫若前期思想研究中,泛神论等学术难点已然成为探讨的中心。李保均、陈永志等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们已不愿再像50年代的研究者那样将泛神论的探讨淹没在郭沫若前期思想的复杂纠葛中阐论,而是直截了当地将泛神论当作论题,李保均写出了《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探源》,发表于1978年的《文学评论丛刊》第1期,陈永志则写有《论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18]和《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发展过程》[19]等论文,邹水旺也发表了《试论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20]一文。而谷辅林继续沿着60年代的思考,针对重新出版了的楼栖的专著展开新一番论争,写出了《试谈郭沫若世界观的转变——兼与楼栖同志商榷》[21]等,论辩的重点也集中在泛神论的影响方面。新一轮郭沫若研究高潮由于有了如此复杂而深邃的论题支撑,便成功地避免了政治化以及学术浅泛化。

再次,郭沫若戏剧研究继续沿着50年代末的路数展开,美学探讨占据了主导地位。刘元树《抒情的壮美的战斗的〈屈原〉》[22]堪称是新一轮郭沫若戏剧研究高潮的开篇,从题目便可看出,该作将“抒情的”、“壮美的”美学特征置于“战斗的”政治定性之先,而“壮美的”概括也直接承继了50年代末陈瘦竹的著名论证。陈瘦竹的《剧中有诗——〈沫若剧作选〉学习札记》[23],依然保持了对郭沫若剧作进行美学考察的学术传统,敏锐地提出了郭沫若史剧“剧中有诗”的审美特征,并联系当代戏剧创作的实际,阐析了诗性之于戏剧创作的重要性。此外,吴功正的《郭沫若的历史剧》[24],黄侯兴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25]等文章,也从艺术美学的角度切入了郭沫若历史剧的研究,而张毓茂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试论郭沫若历史剧的“反秦”问题》[26],虽然疏离了郭沫若历史剧的美学研究,却也成功地避开了政治评判,在“历史的”意义上将论题引向了深入。此外,周棉的《〈蔡文姬〉浅论》[27]对剧中主人公历史人物蔡文姬与作者郭沫若的创作关系等作了探讨。有意思的是,复苏期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还直接延续了60年代的一些未竟话题,如古为今用问题。

当然,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变,郭沫若研究在1978年至80年代初期掀起的这一番高潮,显然比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那番小高潮更有冲击力,内容也更充实。展露这一番高潮主要风采的是郭沫若研究成果量级的加重和研究面的扩大。

陈永志的《试论〈女神〉》197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它开启了郭沫若研究专著出版热的先河。而且,以一部专著的篇幅论述一部作品,这不仅在郭沫若研究中首开先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也特别显眼。它是郭沫若研究成果量级增加的一种标志。此后,郭沫若研究专著纷纷涌现,如卜庆华的《郭沫若评传》、黄侯兴的《郭沫若的文学道路》、谷辅林的《郭沫若前期思想及创作》、傅正乾的《郭沫若创作论稿》、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田本相、杨景辉的《郭沫若史剧论》、高国平的《献给现实的蟠桃》等,都是为本时期郭沫若研究奠定厚实基础的代表性专著。而四川大学等单位创办的《郭沫若研究专刊》,和稍后创办的《郭沫若研究》丛刊,则有力地促使郭沫若研究向学科化的前路迈进。

由上面简单的列举便可看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郭沫若研究高潮,推涌着郭沫若生平研究的热浪,这是上一次小高潮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在这一番高潮中却成为研究的重镇。应该说,围绕着郭沫若悼念活动的大量纪念和回忆文章,有力地推动了郭沫若生平研究,也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条件。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呼唤春天的诗人》、三联书店出版的《悼念郭老》等,正不同程度地为郭沫若生平研究的热潮起到了造势的作用。卜庆华、黄侯兴等人的专著,以及其他研究者这时期推出的各种版本的郭沫若传记,体现了这一热潮的学术实绩。

与郭沫若生平研究相呼应,有关郭沫若的资料性开发与编集,使得这一时期的郭沫若研究既显示出深入又体现出扎实。在这一方面,萧斌如、邵华的《郭沫若著译书目》,苏川、倪波的《郭沫若著译系年》,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年谱》,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作的《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上海图书馆合编的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王锦厚、伍家伦、萧斌如编辑的《郭沫若佚文集》,吴奔星、徐放鸣编辑的《沫若诗话》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全集》,王训昭、卢正言等编的《郭沫若研究资料》等,至今成为郭沫若研究的可靠资料。

研究面上的拓展还体现在郭沫若小说、散文研究的启动。随着研究的深入,郭沫若小说研究和散文研究跃上了学术的平台。张杰的《试论郭沫若小说的创作》[28]和邹水旺的《郭沫若小说创作初探》[29],以及张毓茂《试论郭沫若的〈牧羊哀话〉》[30]等,打破了郭沫若小说除了鉴赏性解读外没有学术研究的局面。在郭沫若散文研究方面,王东明的《试谈郭沫若散文的艺术特色》[31]以及为数众多的《科学的春天》的读析文章开创了新的局面。

在横向比较的意义上并论鲁迅、郭沫若两位伟人,既标志着郭沫若研究面上的拓展,也标志着研究方法上的更新。自从周恩来在1941年11月16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我要说的话》,肯定并强调了“并论鲁迅和郭沫若”之后,研究界一直未能就这样的并论展开论述,1959年虽有王仰之在《羊城晚报》发表过《郭沫若和鲁迅》一文,但限于报章文体,无从伸展,自然局促。1978年以后,鲁迅、郭沫若并论的文章时或可见,次第展开了这一有意义的论题。其中,黄侯兴的《郭沫若与鲁迅》[32],龚济民的《鲁迅与郭沫若》[33],张毓茂《鲁迅和郭沫若》[34]等,基本上达到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层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单演义、鲁歌编注的《鲁迅与郭沫若》[35]一书,系统地辑录了人们对鲁迅、郭沫若的种种“并论”,以及两位文化伟人相互间的评论资料,为研究者就此展开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着郭沫若逝世掀起的郭沫若研究高潮,在中国现代文学趋于热门化的80年代并未出现一个明显的休止过程,直至80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研究仍然在不断出现新的成果,特别是在郭沫若诗歌和戏剧研究方面,还有关于郭沫若的资料建设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郭沫若创作心理的研究有了可喜的收获,黄曼君的《〈女神〉创作灵感试论》[36]一文堪称代表。文章将灵感定位为郭沫若《女神》创作的突出现象,说是“最能体现《女神》诗歌创作特色的是那些灵感骤发,迅即完篇的诗章”,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等。接着从“诗人对五四时代的总的特点的深切把握和敏锐感受”,以及“从外界事物的‘机缘’中抓住有真正艺术意义的东西,捕捉到不落俗套的艺术构思”等实在意义上解析“灵感”,对郭沫若的创作“灵感”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这篇论文发表于1984年,却收集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郭沫若与新文学主潮》一书中,成为归属于90年代初郭沫若研究新高潮的基本成果。确实,这一时段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注定要汇入90年代初期的郭沫若研究的又一轮高潮之中。郭沫若研究的这第三次高潮围绕着郭沫若诞生100周年而展开,虽然不如上一次高潮来得猛烈,却更全面和彻底地显露着学术的风采,郭沫若的研究因此得以走向深化。

郭沫若研究的深化建立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基础之上,后来的许多学术建树都直接来自于前一次研究高潮的推进。例如郭沫若研究在小说领域的拓展,则催生了黄曼君的《郭沫若“寄托小说”新探》一文,将郭沫若的《L?benicht的塔》、《函谷关》等小说落实到郑伯奇所说的“寄托小说”概念上,并作出了较为周延的阐论。郭沫若研究在散文领域的拓展,则带动了刘茂林、叶桂生等对郭沫若杂文的深入探讨,在他们所著的《郭沫若新论》中,醒目地辟有“杂文的风骨”专章,对郭沫若杂文作出了“战鼓与投枪”的精当概括。在前一研究高潮中已有相当积累的鲁迅、郭沫若“并论”,在90年代新的研究高潮中得以继续发展,黄曼君的前述著作固然是这方面的新收获,而较早出版的张恩和的《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则更在此一论题上更加深入。它真正在两位文化伟人之间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比较研究,包括总体比较、平行比较和交叉比较等颇有系统的几个方面。此外,王骏骥等也在这样的比较上作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

构成90年代初郭沫若研究新高潮的学术成果,许多都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关研究的集成,这不仅是指黄曼君那部论文集和出版于1989年的张恩和的专著,包括陈永志出版于1992年的专著《郭沫若思想整体观》,也还是在他10多年相关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串写而成的。本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郭沫若包含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兼容人道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伦理学思想,哀民生之多艰和进步救国的社会学思想,以及注重表现的文学思想。卜庆华在其专著《郭沫若研究新论》中,则较为准确地论述了郭沫若早期的“唯能论”思想,特别是从郭沫若的佚文《生命底文学》着手,结合早期诗歌中的“能”的崇拜内容,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唯能”与创造的关系,确实超越了较早时候出现的“唯能”便是“唯心”的偏激说法,对于郭沫若思想的研究起到了别开生面的作用。

较充分地展示90年代郭沫若研究学术风采的,是郭沫若的人格研究,有关郭沫若的文化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

作为全面、准确地把握郭沫若人格的一种学术努力,80年代后期便有人提出以郭沫若自己概括的“球形发展的天才”去认知他,这样的认知在王文英、王尔龄、卢正言所著的《郭沫若文学传论》中得到了较为圆满的实现,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确实达到了深刻、理性的水平:“用‘一代完人’去要求他,不免要产生失望;如果作为天才而言,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于天才,并不需要盲目的崇拜,也不应该任意诋毁,重要的是予以深切理解,因为天才毕竟也是人群中的一个。”[37](P1)这番话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对郭沫若人格构成把握的切当,而且在这个历史人物每每遭遇无端苛责的情势下更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一些研究者则从某些特别的角度切入郭沫若人格学的研究。罗成琰的《郭沫若与屈原人格》[38]一文,通过与屈原的比较,论析了郭沫若人格构成中最突出的几个方面,如富有个性意识的“孤高和激烈”,倾向于儒家学说的“美政”思想,以及舍生取义的爱国情怀。

由对郭沫若人格特征的把握直接引发了文化学研究的蔚然成风,代表性成果有黄侯兴的《郭沫若——“青春型”的诗人》、周海波的《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等专著。这些论著认为,郭沫若在五四时代体现出来的“自我”、“破坏”、“创造”等主要精神特征,都是强调和鼓励“主观”、“冲动”的青春文化的典型体现,即使是在40年代乃至创作《蔡文姬》的50年代,郭沫若仍然体现了这样的人格作风。这样的文化学与人格学相结合的学术把握,比原先对郭沫若“浪漫主义”的特征性概括显得更加有力,更加确切,也更富有学术内涵。对郭沫若进行的文化学研究,势必广泛牵涉到郭沫若与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90年代的郭沫若研究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在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从文学的现代化的角度论析了郭沫若文学,1993年,中国郭沫若研究会还在山东曲阜召开了“郭沫若与儒家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汇编成《郭沫若与儒家文化》一书。研究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难免不涉及郭沫若人格的解剖,刘纳的《重读〈李白与杜甫〉》[39]一文在这方面有过缜密而富有兴味的展述。

对郭沫若的文化学研究当然绕不开郭沫若与外国文化关系的考察,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方法的运用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便属势在必行。这一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姜铮的《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郭沫若与歌德》一书。这部无论在比较文学的意义上还是在郭沫若研究的意义上都是十分难得的专著,没有满足于浮在人物关系的表面上比较中德这两个文化伟人,而是沉入郭沫若的思维和情感内部,寻证其与歌德之间的情绪感应与心灵共鸣。郭沫若对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倾心,他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但他为何心仪歌德的《浮士德》,且前后花了近30年的时间致力于此作的翻译,则从来语焉不详。据郭沫若自己说,1919年开始翻译《浮士德》是因为五四运动“有点像”“狂飙突起运动”,他自己那时“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这是他在《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中的补述,未必非常吻合于当时的胸臆。其实五四运动爆发时郭沫若正蛰居于日本九州岛,很难切身感受到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氛围。作者凭着严谨的学术推证,突破了这种自述,大胆地断言“共鸣”并不是翻译这部巨著的根本动因,并引入接受美学的一个新概念——“期待视野”,分析出郭沫若对《浮士德》文本期待的五种变量,即神经系统类型的情绪兴奋性,包含反抗、叛逆、自主的人生趣味,追求审美刺激和浪漫爱情的阅读喜好,性早熟及长于抒情与表现的生理内驱力的作用,以及年龄和性格上的吻合,等等。

90年代的郭沫若研究还有一些值得称道的贡献,如冯望岳所著的《郭沫若的文学世界》,从郭沫若人格心理的深度作出了《星空》是“诗体的《彷徨》”的学术判断,的确很富有启发性。卜庆华的《郭沫若研究新论》一书,专辟“考据编”,收有《郭沫若研究若干问题考辨》凡6通,另有关于郭沫若化名、作品编本的考订等等,为郭沫若研究引入传统的治学方法作了较为成功的试验。在资料建设方面,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年谱》的修订再版,黄淳浩编集的《郭沫若书信集》的出版,阎焕东编辑的《郭沫若自叙》的出版等,都值得一记。这一时期又有多种郭沫若传记出版,更壮大了郭沫若研究的声威。请恕我不在此处一一点出它们的书名,事实上我在写这篇述论时总是尽量避免将它写成一部点名簿式的东西,哪怕冒挂一漏万的危险也在所不惜。我从不怀疑被漏点了的成果同样有各自的价值,只愿郭沫若研究者不要太多计较。作为一种诚恳的姿态,我在文中同样回避了自己的相关文章。

卜庆华在《郭沫若研究新论》[40](P321)中提出了“郭学”概念,相信会激起郭沫若研究者的兴奋,同时是否也会引起郭沫若研究界的某种警觉:郭沫若研究是否有资格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郭沫若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无疑是够格的,他在众多领域的卓越建树,他在各个历史阶段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他所代表的社会文化哪怕是政治文化意义,都足以使每一个尊重历史的人意识到:他可能不是一个值得崇拜的对象,他可以在许多场合得不到认同,但任何一种想鄙夷他蔑视他的想法都多少体现出某种僭妄态度。

问题确实是在我们的研究还不足以使得这一研究课题成为一门学问。不错,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50年来郭沫若研究掀起过三次高潮。可就从这三次高潮的运作,即能看出研究界的不够成熟。第一次小高潮无疑与“向科学进军”的时代鼓动有关,第二次大高潮则是郭沫若逝世引发的悼念思潮的集散,第三次新高潮又是郭沫若100周年诞辰纪念的学术回应。每一次高潮都不是来自郭沫若研究内部的学术激发,郭沫若研究界似乎还没有能形成有序整合的学术定力,这与高潮感并不那么明显的鲁迅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令人遗憾的是,郭沫若研究总体上是前进的,但毕竟与时代与政治挂钩较紧,有些时候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会出现某种倒退现象。这种倒退在我所谓的“大高潮”中就出现过。例如徐迟40年代曾指出《屈原》中的《雷电颂》与莎士比亚的剧作《李尔王》“有平行”,建议郭沫若删改。这样的提议无论是否正确,毕竟学术性地点出了某种实际情形,对于郭沫若,对于读者都颇有价值。可到了近40年后,徐迟竟完全“缴械”了:他彻底拜服了郭沫若在《屈原与厘雅王——答徐迟先生的一封信》中的说法,屈原与李尔王面对雷电的独白并不相同,是屈原与雷电同化了,而李尔王却保持着异化的地位。然后徐迟还不无遗憾地感叹:“他是‘用哲学家易懂的话’(见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选集卷一第39页)用‘异化’的字样来教育了我的,当时我并不怎么懂得。”[41]就徐迟而言,他的态度是真诚的,可从学术争鸣的角度看,他的放弃基本上意味着一种倒退。类似的倒退在郭沫若研究的各个时期都能观察到,这体现了这一学科在学术上的稚嫩和柔弱。

这并不足以让我们气馁。建立“郭学”的构想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在健全郭沫若研究学术格局上下功夫。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郭沫若研究的理论体系,探讨出适合于郭沫若研究的基本方法论。迄今为止,郭沫若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解析层次,针对郭沫若这一研究对象的理论营构尚未真正开始。这应是郭沫若研究今后努力的目标。此外,郭沫若作品的解析应广泛运用归纳推理的方法,郭沫若的许多作品及生活史迹应注重考订和考证,这对于准确地把握郭沫若文学至关重要,也是建立“郭学”方法论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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