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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学术价值,无法弥补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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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舍百年诞辰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十九卷本的《老舍全集》(以下简称 《全集》)[1],以此来缅怀老舍这位为中国20世纪文学以及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人民艺术家。作为一名老舍研究者,笔者一方面为《全集》空前的学术价值而叫好。深 深感到,《全集》是20世纪老舍作品收集、发掘、整理和研究的集大成者,是老舍近半 个世纪创作的总汇。它的问世,不仅对21世纪的老舍研究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指导作用 ,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其他作家的深入研究也有重要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笔者也 为《全集》所出现的严重资料错误而深感不安,觉得《全集》所存在的众多遗憾之处是 难以弥补的,这对老舍研究无疑将会产生负面效应。

谈到《全集》编选的成就,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全集》编选思想的开放性,以及《全 集》内容的丰富性。众所周知,过去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师的全集 时,除了《鲁迅全集》保持了作品的原貌外,其他大师的全集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取舍或 删改,特别是回避了那些与历次政治运动有关的“敏感”篇章或段落。《老舍全集》的 编辑者在做过反复的调查研究之后,充分借鉴了其他大师级全集编选的经验和教训,从 而确定了《老舍全集》独特而先进的编选思想。正如编辑者所说:“这次编辑《全集》 ,我们的一条总的原则就是要保持老舍创作原貌,现存老舍作品全部收入,没有撤去任 何一篇。收入的作品除改正个别原版误植之处,不加任何删节改动。”[2]尽管编辑者 所制订的编选原则最后未能全部实现,但这种开放的编选思想对《全集》的编选来说自 然是十分重要的。

伴随着这种开放的编选思想而来的,是《全集》内容的丰富性。与先前所出版的《老 舍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相比[3],《全集》新增加了200多万字,无疑是比《文集 》要“全”得多了。其中,小说增加了《她的失败》、《天书代存》、《小人物自述》 等3篇;戏剧、戏曲和电影文学剧本增加了《国家至上》、《王老虎》、《桃李春风》 、《五虎断魂枪》、《第二个青春》、《人同此心》等20部;曲艺增加了《张忠定计》 、《游击战》、《文盲自叹》、《铃铛谱》、《打小日本》、《女儿经》等45篇;诗歌 增加了《救国难歌》、《希望》、《居庸关》、《赠吴组缃》、《和杜宣》等约200首 ;散文、杂文增加了《更大一些的想象》、《广智院》、《到武汉后》、《慰劳》、《 我说》等约300篇;文论增加了《论文学的形式》、《小说里的景物》、《文艺思潮讲 义》、《论通俗文艺》、《精彩的小戏》等约180篇。另外,工作报告、书信、日记、 译文、教材、早期佚文、英文作品等,则是首次收入《全集》。由此可见,《全集》是 迄今为止收集得“最全”的一部老舍作品集。这样一部《全集》的出版,其学术价值是 显而易见的。

《全集》中新增加的篇目,有相当一部分自发表后鲜为人知,也有一部分从未公开发 表过,这次在《全集》中首次与读者见面,以至于为广大老舍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课 题,从而大大拓宽了老舍研究的空间。像首次收入《全集》的《北京缸瓦市伦敦教会改 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以下简称《纪略》)等早期非文学类佚文,可以帮助我们探讨老 舍早期的基督教信仰和教育思想。《纪略》详细地介绍了北京缸瓦市伦敦教会改建为中 华基督教会的经过,系统而完整地规定了教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这是老舍力图使基督 教中国化的改革大纲,老舍关于华人自办基督教会的设想,在本文中做了系统、完整、 具体的阐述。如果与另一篇首次收入《全集》的老舍早期宗教译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 》相联系,能启发我们更深入地去探讨老舍早期的宗教救国思想。首次收入《全集》的 另一篇老舍早期宗教论文《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则集中地阐述了老舍 力图改革主日学的主张。老舍针对当时中国教育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决心对教学内容和 教育方法进行大胆改革,这种努力自然是很可贵的。假如再将本文与老舍在英国期间所 编写的《灵格风汉语教材》,以及在山东期间所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等教材相比较 ,还能帮助我们深入探讨老舍不同时期的教育思想。

长期以来,老舍的翻译作品很少为人所知。就连老舍的好友楼适夷先生也认为,解放 后老舍所翻译的萧伯纳的《苹果车》,“可能是他出版过的惟一译作了”[4]。即使老 舍本人,也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做过翻译工作。他在1954年8月举行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 会议上讲话时说:“我没有做过翻译工作,因为我知道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不敢冒 昧尝试。”[5]实际上,老舍一生中的译作还是不少的,目前已经发现的有16篇(部), 约计二十五六万字。这些译作首次选入《全集》,从而向老舍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需要 探讨的问题,比如:老舍从事翻译的动因是什么,老舍的译作有何倾向性,老舍的翻译 方法有什么独特之处,老舍对西方文论有何偏爱,老舍翻译的《文艺批评》这部理论著 作对他一生的创作有什么影响,老舍翻译的一些教材和教参对他的教学有何帮助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新颖而又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极待我们去做深入研究。

《全集》的问世,为探索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提供了比较确凿的资料和比较权 威的文本,从而使寻找“真实的老舍先生”成为可能。比如众多的老舍书信首次收入《 全集》,对于我们探讨老舍不同时期和阶段的人生历程和创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参 考价值。可以说,每一封书信不仅透露出了老舍在写信时那个特定时刻的真实思想,而 且也代表了老舍在当时那个特定时期和特定阶段的思想状况。甚至于可以说,从老舍书 信中可以粗略地窥见到老舍一生中几个重要人生阶段的足迹。比如,从《致子祥兄》这 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由于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老舍在青年时期曾经追求过“婚姻 自由”,也曾发生过“初恋”的悲剧,并一度恪守过“独身主义”。这对于我们了解老 舍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和生活状况,肯定是有重要帮助的。《致西南的文艺青年书》中 ,老舍则正确地总结了自己创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那就是“太好进取,而忘了 慎重”。现在看来,这段自白,是老舍对自己创作情况所做的深层次的理性反省,对正 确评论老舍的作品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借用这句话来评价老 舍一生创作中的得与失,并且依然是恰如其分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封书信的重要 价值来。《致何容》这封信,则真实地讲述了老舍当年寄居美国纽约时那种去留不定的 矛盾心情,对于研究老舍在美国时期的思想发展和生活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集》中首次披露的老舍日记,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了老舍在解放后几个人生阶段的 活动足迹。其中,既有部分参与重大国事活动和外事活动的内容,也有一些日常生活、 个人交往、写作情况、工作日程的记载。它既是老舍当时生活和工作情况的真实记录, 也是反映老舍当时思想状况和创作经过的第一手材料,对探索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 路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史料。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宝贵资料,日记的字里行间无 不充满着国际和国内激烈斗争的风云。例如,老舍参加“广州会议”的日记,从一个角 度向我们展示了这次会议的大体过程,记录了我党为纠正极左的文艺路线、贯彻落实“ 双百”方针所做的艰难努力。而老舍的“访日日记”,则填补了老舍在日本时期行踪记 载的空白,再现了这位文化使者活跃在异国他乡、从事外事活动的身影。所有这些,都 是极为宝贵的资料,为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探讨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 路提供了活生生的佐证。

在充分肯定《全集》编选的巨大成绩、认同它具有空前的学术价值的同时,笔者也不 得不坦率地指出,《全集》也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全集》对自己所确定的开放性的编选思想未能全部贯彻,对读者所做出的“没有撤 去任何一篇”的承诺也未能完全兑现,结果导致了《全集》仍然不“全”。尽管“全” 是相对的,绝对的“全”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早已为读者所熟悉的篇目,甚至于多 次被收入过老舍其他专集的篇目,《全集》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漏掉的。例如,《国庆 与重阳的追记(“济南通信”之六)》,曾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海南版),不知何故 被《全集》遗漏了;《小动物们续(鸽)》,曾收入《文集》第14卷,《全集》却只收了 “正篇”而遗漏了“续篇”;两篇同名散文《敬悼许地山先生》,曾分别收在《文集》 第14、15卷,《全集》却只收了第14卷中的一篇而遗漏了第15卷中的一篇。《多写些小 戏》、《世界人民要求释放季洛姆》、《你看见过肯尼迪吗》等篇目,老舍生前就已经 发表过,《全集》不收也是不合适的。至于《<龙须沟>人物介绍》、《顶可爱的北京》 等篇目,则是近几年才被发现并见之于报刊的,按理说也应该收入到《全集》中去。遗 憾的是,以上这些篇目,在《全集》中均看不到它们的身影。

《全集》在编选老舍的短篇作品时,有的将老舍生前所编定的专集和单行本直接收入 了《全集》,如《老牛破车》、《出口成章》、《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等;但也有的 则是按照原刊收入的,如曾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福星集》、《小花朵集》中的 部分文章。然而,这种取舍似乎缺少合理的依据。例如,《全集》为了照顾老舍幽默文 体,而将长篇散文《一些印象》分为散文和幽默文两部分,分别收入了《全集》第14、 15卷。当年,老舍是为了编选《老舍幽默诗文集》一书的需要,才去节选《一些印象》 的。现在,我们是在编选《全集》,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再将一篇文章人为地分成两半了 。特别是《老牛破车》,由于《全集》不是按照初版本,而是根据老舍1944年前后的增 补本(未能出版)而收入的。这样,就给《全集》带来了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如:随同 《老牛破车》增补本收入《全集》第16卷的《我怎样写<火葬>》一文,与随同长篇小说 《火葬》收入《全集》第3卷的《<火葬>序》,实际上是同一篇文章。一般来说,一篇 文章在同一部《全集》中不宜出现两次。随同《老牛破车》增补本收入《全集》第16卷 的《我怎样写通俗文艺》和《我怎样写<剑北篇>》两文,也无法找到它最初的发表时间 和出处。《全集》“附录”中说《我怎样写通俗文艺》载1941年1月1日《抗战文艺》第 7卷第1期,但笔者在该刊中未能查到该文。从内容上来看,前一篇文章系根据《<三四 一>序》和《三年写作自述》两文编辑整理而成,后一篇文章系根据《<剑北篇>序》和 《<剑北篇>附录(致友人函)》两文编辑整理而成。如果单独出版《老牛破车》增补本, 收入以上两文那是很合适的。但如果要将两文随同《老牛破车》增补本收入《全集》, 最好能查明它的原始出处后再予斟酌。另外,《全集》第13卷收入的旧体诗《改编<荷 珠配>脱稿有感》,也系误收。它并非是老舍本人的诗作,而是老舍手书唐代诗人韦应 物的一首诗。尽管该诗的误收笔者理应负很大责任,但收入《全集》后所产生的影响就 不是笔者所能承担的了。

《全集》留下的遗憾之处不仅存在于选篇上,而且更多地是表现在内容上。对已经收 入《全集》的部分文章,《全集》不仅未能兑现“不加任何删节改动”的承诺,相反的 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删节改动”。这些改动,有的是从这次收入《全集》时才发生的。 如《全集》中收入的散文《且在生活上表现点爱国样子吧,哪怕是假的也可以!》,后 半部分误排了梦惜《悲惨的纪念——“九·一八”七周年的献词》一文(载本文的下方) 的内容,造成了张冠李戴。散文《自遣》,大部分内容莫明其妙地消失了,显得文章很 不完整。新诗《打》,后半部分误排了另一首新诗《战》的诗句,造成了该诗的不伦不 类。《抗战民歌二首》,也由于未从原刊收入该诗,以至于使《全集》漏掉了第二首民 歌。旧体诗《内蒙东部记游》,也不知是何原因,而将后面的(二)、(三)、(四)首旧体 诗不明不白地给全部删去了。相声《过新年》,在收入《全集》时把原刊稿中间的两页 给漏掉了,结果使这段相声变得残破不全……以上种种情况的出现,虽然未必是编辑者 主观上的意愿,然而在客观上差错是已经造成了。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全集》的编选未从原始文献入手,而是在借鉴以往已有成果的 基础上进行,于是使那些过去曾经“删节改动”过的篇目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全集》。 如散文《内蒙风光》,在收入《老舍散文选》时最早被“节选”,现在“节选稿”又被 顺理成章地收进了《全集》。然而,这种以“节选”身份收入《全集》的篇目,总让人 产生出一种名不正而言不顺的感觉。散文《白石夫子千古》,由于原刊稿中有一段关于 “反右派斗争”的内容,于是在初收《老舍散文选》时做了删改,如今“删改稿”也被 收进了《全集》。新诗《新春之歌》,在初收《老舍新诗选》时删去了歌颂“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诗句,如今“删改稿”也被《全集》所收入。其他,像 相声《神仙辞职》,快板《我们选举了毛主席》,散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 ,论文《请多注意通俗文艺》,讲话《我的几点体会》、《说好新书》,创作谈《答友 问》、《积极发挥文艺尖兵的战斗作用》等篇目,也都对个别“敏感”段落做了删改。 这些删改,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讲是绝对不允许的,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是对编选 者最起码的要求。同时,也无须去做为贤者讳的傻事,这是对老舍本人的不尊重。正如 一些学者以及本书的编辑者所说的:“后人无权删改作家既成的东西,历史是不能改变 的。”“老舍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的思想不能超越时代,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解放以后许多作家都有着和老舍相似的经历,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只 有承认历史,才是尊重历史,尊重作者。”[2]

更多的差错是由于对原刊稿的误排而造成的。如《“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仅 是一篇二三百字的题词,居然错排了3处。《希望》这首34句的短诗,竟错排了七八处 。《祝贺儿童节》这首短诗也只有18句,结果错排了一句,漏掉了一句。《家庭会议》 这段五六千字的相声,就有20多处与原刊不同。《文学创作和语言——在作协湖南分会 举办的文学讲座会上的报告》,竟然出现了40多处差错。《读与写——卅二年三月四日 在文化会堂讲演》,创《全集》差错率之最,达70多处。其他,像散文《三个月来的济 南》、《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抗战与文艺——两年来全国文艺活动的报告》、 《文艺界情况述略》、《谈诗——在文华图书馆专校演词》、《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 验》、《<龙须沟>的人物》、《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等篇目,每篇的差错都高 达20多处。此外,像《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一年来之文艺》、《这一年的笔》、 《关于“文协”》、《血点》、《一年之计在于春》、《谈献金》、《锦绣江山》等篇 目,尽管每篇只是几千字的短文,但其中的差错却都高达十几处。

值得注意的是,《全集》中有的篇目已不仅仅是个别漏字错字的问题,而是成句成段 的遗漏。如《写信》,仅一千多字,就被遗漏了两句(段),并将原刊时的“十六条”改 成了“十四条”。《论文学的形式》,漏掉了两句(段)。《答客问》,漏掉了四句(段) 。其他,像散文《新年的梦想》、《吃莲花的》、《在乡下》、《习作二十年》等,都 将原刊稿遗漏了一大段或几大段。另外,像山东快书《吓一跳》,新诗《怒》、《听王 少堂老人评讲<武松打虎>有感》,散文《趵突泉的欣赏》、《何容何许人也》、《归自 西北》、《过新年》、《向妇女同志们致敬》、《赠于非闇画师》、《立春大吉 》、《济南的药集》、《耍猴》、《暑避》、《在火车上》、《致臧克家》,论文《在 新歌剧改进诸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艺术家也要杀上前线去》、《怎样读小说》、 《创作经验谈》、《谈“粗暴”和“保守”》、《听曲感言》、《我的几句话》、《勤 学苦练,提高作品质量——在大同市一个文艺报告会上的讲话》等篇目,也都遗漏了一 句(段)或几句(段)。

在其他资料的使用上,《全集》中也存在着一些差错。比如《全集》所注明的老舍作 品的原刊出处,就有一部分欠准确。像《诗与散文》,原载1934年11月19日、11月26日 、12月3日《国立山东大学周刊》,《全集》却误为“《国立山东大学周报》”;《诗 人》,原载1941年5月30日重庆《大公报》,《全集》却误为“《新蜀报》”;《邵恒 秋先生画展》,原载1945年11月10日重庆《大公晚报》,《全集》却误为“《大众晚报 》”;《元旦试笔》,原载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全集》却误为“《人民日报 》”;《赠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原载1965年9月20日《解放军报》,《全集》却误 为“《解放军日报》”……资料是客观的,一篇作品何时何地刊于何处,它并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也不存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造成《全集》中这些资料性错误的原因, 有的是由于校对粗心造成的,但更多的则是由于《全集》编辑者未能及时吸收最新成果 所致。新时期以来,经过老舍研究者的辛勤核对,老舍著译出处基本上已经核实清楚了 。但《全集》中却依然沿用过去不太准确的资料,因而出现一些资料性错误是必然的。 为了对老舍资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也为了使老舍研究者少走弯路,有必要将《全 集》中出现的老舍资料错误彻底改正。

以上所述,也只是列举了《全集》中存在的一小部分差错,实际上,《全集》中的差 错比列举出来的要多得多。作为一位文学大师的《全集》,出现这么多的差错,是非常 不应该的。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深深的遗憾!

《全集》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遗憾之外,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的重要原因之 一,是编辑时间紧,人员投入少。据编辑者说:“《全集》正式启动是在1997年秋,到 1999年1月完成,经历一年多时间。”[6]为了让《全集》赶在老舍百年诞辰之前问世, “抢时间”就成了头等大事,编选质量相对来讲也就退到了次要地位。世界上的很多事 情都是由于“抢时间”而导致最后出现问题的,《全集》的编选和出版当然也不会例外 。

就编辑人员的投入来说,尽管《全集》的“编后记”中罗列了很多编辑者的姓名,但 据笔者所知,出版社的其他编辑都另有编稿任务,对《全集》很难全部投入。按照专业 分工,有的编辑同志也只是负责《全集》中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编稿或翻译任务。真 正从头到尾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全集》编辑中去的,实际上也只有一两位编辑。这一两 位编辑同志,再加上舒济先生,就组成了《全集》的核心编辑班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 里,如果要求他们两三个人从原始文献入手,编选和出版一套八百万字、十九卷本的《 全集》,那是何等艰巨而又紧张的任务啊!

特别是在这个编辑班子中,缺少了另外一个方面的生力军,那就是其他专家、学者的 参与。这一点,也是《全集》与其他大师级全集编选方式的不同之处。作家亲属提供文 稿,出版社负责编辑,这种合作出书的方式目前在出版界较为流行。其优点是简单、方 便,防止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扰,从而使出版周期大大缩短。但也正是由于缺少了来自专 家、学者的意见,编选视野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因而,笔者认为,对于文学大师的 全集编选,不宜采用这种方式。因为据笔者所知,作家亲属往往都具有较浓重的感情色 彩,他们考虑更多的常常是如何维护作家的权益,以及怎样尽力保持作家的“美好形象 ”等问题。而一个正派的专家、学者,则更注重于理性分析,他要强调的是如何立足于 原始文献本身,事实求是地去反映作家创作的真谛。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者之 间既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也存在着认识上的明显差异,相互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尽 管《全集》编辑班子中的成员也都是老舍研究中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多年来一直从事 老舍作品的编辑出版和老舍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有目共睹,成绩斐然。但是,他们在 《全集》的编辑中毕竟有自己特定的立足点和角度,因而也就不可能代替其他专家、学 者所能起到的作用,这样,《全集》也就缺少了来自另一个角度的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 的把关。

鉴于编辑时间紧、人员投入少的客观情况,也随之带来了造成《全集》缺憾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那就是运作方式的失误。据编辑者说,《全集》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出 版的《文集》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那么,如果《全集》采用这种运作方式, 那就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前提:其一,《文集》必须是忠实于原刊的;其二,如果《文 集》达不到忠实于原刊的程度,那就必须以原刊为准,对《文集》进行“重新整理”。 可惜的是,这两个重要的前提《全集》都不具备,所以最终出现诸多遗憾也就是意料之 中的事了。

众所周知,《文集》16卷本陆续出版于1980年11月至1991年5月,前后历时十余年。而 在这十余年间,中国的发展变化固然是巨大的,然而改革开放的步伐却是逐步的,人们 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并非是一步到位的。这一点,在《文集》的编辑出版中也明显 地反映了出来。比如说,《文集》是按照作品的不同体裁与创作时间(或发表时间)的先 后来进行编排的,所以长篇小说《猫城记》理应编入1981年5月出版的《文集》第2卷。 但是,根据当时的思想解放情况此事却未能如愿,而是一直拖到1984年5月才收入了《 文集》第7卷。如果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明显的是违背了《文集》编辑体例的 ,然而在当时“心存余悸”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忍痛割爱地去这样做。这就十分清楚地 说明,对近20年前开始编选的《文集》,如果不进行一番“重新整理”的话,那是无法 让它以“原貌”进入《全集》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集》16卷本的编选,尽管前后历时十余年,却也仍然存在着 编辑人员投入太少的缺憾,也同样缺少其他专家、学者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致使编 入《文集》的有些作品未能直接从原始文献入手,而是借用了先前已经出版过的各种老 舍专集。比如,《文集》第13卷明显地借鉴了《老舍曲艺文选》、《老舍新诗选》、《 老舍诗选》等专集;《文集》第14卷则明显地借鉴了《老舍散文选》、《老舍幽默文集 》等专集;《文集》第15、16卷就明显地借鉴了《福星集》、《小花朵集》、《出口成 章》、《老舍论创作》、《老舍论剧》、《写与读》、《老舍文艺评论集》等专集。

可惜的是,这些老舍专集有的是出版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时就曾经根据当时 的政治形势对原刊稿做过一些修改。如《语言、人物、戏剧——与青年剧作者的一次谈 话》、《人物、语言及其他》、《儿童剧的语言》、《戏剧语言——在话剧、歌剧创作 座谈会上的发言》、《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文病》、《比喻》、《青年作家应有 的修养》等篇目,在收入《出口成章》一书时每篇就曾经被删去过一段或几段。《福星 集》和《小花朵集》中收入的文章,其删改情况也与《出口成章》差不多。还有些老舍 专集是出版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拨乱反正初期。那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彻底解放 ,担心编选的专集会影响老舍的“美好形象”,于是对老舍的原作做了一些删改。例如 ,《老舍曲艺文选》在收入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时,就删去了“毛主席的著作活学 又活用”、“大寨精神,政治挂帅,敢教日月换新天”等内容。也有的老舍专集在出版 时对原刊稿缺少仔细校对,导致对老舍原作有许多误漏和误排之处。譬如,《老舍写作 生涯》在收入散文《头一天》时,就将原刊稿漏掉了一大段;《老舍论剧》在收入《本 固枝荣——对天津市爱好文学青年的一次讲话摘要》时,误排了30多处。上述错误,也 都被《文集》所沿用。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文集》既吸收了其他老舍专集的优点 ,也同样承袭了它们的缺点。其最终结果是,《全集》在执行“专集——《文集》—— 《全集》”的运作过程中,不仅没有克服各种专集和《文集》的原有错误,甚至还增加 了一些新遗憾。

造成《全集》缺憾的再一个重要原因,是校对的粗疏。为了赶时间,校对工作做得太 匆忙,以至于使《全集》的差错率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假如能以原刊稿为准,将《 全集》书稿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地校对几遍的话,错误肯定会大大减少。

当然,尽管《全集》存在着诸多的遗憾,有的甚至还比较严重,但它毕竟是老舍著译 作品的集大成之作。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行的补救办法就是“亡羊补牢”——尽快将 《全集》修订再版。笔者相信,通过进一步的修订,《老舍全集》一定会以崭新的面貌 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老舍研究者最信赖、最可靠的文本。我们将热切地期待着!

参考文献:

[1]老舍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舒济,王海波.尊重历史,尊重大师——写在《老舍全集》出版之际[N].人民日报( 海外版),1999-02-04.

[3]老舍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991.

[4]楼适夷.忆老舍[J].新文学史料,1978,(1):132.

[5]老舍.关于文学翻译工作的几点意见[A].我热爱新北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7 4.100.

[6]舒济,王海波.老舍与二十世纪[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436-438.

原载:《岳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