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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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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界一位饱含阅历和充满智慧的大师级作家,他的作品属于文化味最浓、而又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大手笔之列。十年的,我从一篇文章中看到,日本学者认为,老舍的《四世同堂》是全日本人必读的书。六年前,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当客座研究员,那里的东方研究所的所长对我说,他过去教学生学中国语文,选的教材是老舍的《我这一辈子》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这就是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部有真正的有识之士把老舍作品当作认识中国语言的魅力,认识文化人生和历史教训的必读书来对待。这种空间的跨度是可以兑换成时间的跨度的,从老舍作品在超越国度的同时,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毫无疑问,老舍属于二十世纪、他也属于未来的世纪。他的《离婚》、《 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杰作,以及像《断魂枪》、《我这一辈子》等短篇和中篇《月牙儿》,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光荣,也将给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耐人寻味的启迪。
一个作家能够为他的世纪贡献如此多的杰作,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更何况他连同这些杰作,贡献了一系列具有大家风范的艺术法则:
老舍的作品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学。不妨回顾一下他进入文坛的最初的见面礼。他旅居英伦,写的却是北京,一出手就在《小说月报》和商务印书馆发表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为中国现代小说尽了开拓之功。他自述是受了狄更斯小说的影响,使自己落笔之时敢于“大胆放野”。其实这种泼墨成文的大胆作风,更多地表现了他对北京市民众生相的熟悉,以及对这种众生相烂熟于心的自信,他把众生相摆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大视野中进行解剖,为本民族性格中那些庸俗、怯懦和苟且偷安的习气而焦虑不已,以启蒙主义的智者的眼光热切地关注着民族性格的健康。他的纵声大笑中包含着忧郁的人文关怀。直到写《四世同堂》时期,他仍楔而不舍地剖析着存在于小胡同大杂院中的层次丰富的文化“千层糕”,强调“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警诫“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始终关注着整个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生命。北京平民生活,是带着老舍的胎记的生活,他从胎记人生中剖析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这就是老舍小说的文化学。
老舍的作品又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学。他的作品不是设色浓重、油彩重叠的油画,也不甚追求巴黎圣母院那种宏伟苍劲的结构框架,而往往是轻松落笔,信马由疆,以醇厚本色的漫画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滋味十足的燕京百态图,字里行间弥漫着小胡同大杂院的喧声笑语和煤烟气。若用画来打比方,他提供的是具有现代意味的《货郎图》或《清明上河图》。若用画风来打比方,它令人联想到丁聪的漫画风格。笔致丑而不恶,丑得可爱,味道俗而不滥,俗得有味。凡是大作家都会给人物画廊提供多姿多彩的形象系列,但我们总感到茅盾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政治,巴金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激情,老舍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习俗。读《离婚》,读《骆驼祥子》,读《四世同堂》,读《茶馆》,读《正红旗下》,也就是说读那些“最老舍”的老舍作品,都令人感到,习俗是老舍小说小几乎无所不在的非主人公的主人公。或者说,把习俗人格化,把人格习俗化,乃是老舍小说学的一大绝招。
老舍作品还有一个绝活,就是它蕴含着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学。白话取代文言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伟大贡献,但初期的白话文既来自口语,也来自话本,掺杂着欧化的翻译腔,以及书卷气的文言词。老舍的大本事,就是一下子把文学语言的根子扎到北京的老百姓的舌头根子上,散发着浓郁的京味魅力。他以京味的语言,写带着他的胎记的京味人生习俗。使二者浑融一体,语言也是习俗,习俗也是语言,达到新文学的语言学的新境界。最令人难忘的是老舍式的幽默,那是一种脱口而出、毫无修饰、本色自然的智慧。他开始写小说时,带着“写着玩,当笑话写”的轻松心态,其后追求当一种“笑的哲人”,“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由于他把文化思考渗入幽默,遂使俗趣中包含深思,调侃中洋溢着诗情。老舍的幽默使用到精彩的地方,是荡漾着诗意的魅力的,是一种“非诗化的诗”。
老舍的文学世界是具有开放性的。它向世界开放,在伦敦开始了写作;它向多民族开放,本人来自满族下层。同时他的文学世界又是具有主体性的,脚踏实地地扎根于带有自己胎记的北京平凡人生,从中升华出属于自己的不抱残守缺也不随波逐流的文化学、小说学和语言学。他给二十世纪留下的艺术法则和文学杰作一样重要。
在纪念老舍诞生百周年而面向新世纪的时侯,他的文学杰作和艺术法则都会启迪我们,如何涵养文学的大家风度,如向创造文学的大国气象。作为一种精神财富,让我们相信,老舍不老,它将滋养着我们文学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