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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现代性缺失与冲突的悲剧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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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在论及《子夜》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时,曾一再强调,他写作《子夜》是为了回答有关当时社会性质的问题,即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不但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种西方业已完成的历史叙事,反而更加殖民地化了,小说中的民族工业家吴荪甫以其性格命运的具象性,言说和喻示了其所处的存在环境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属阶级命运的必然性,吴荪甫与其置身的社会存在环境之间是一种“互文”证明。长期以来,人们大多按着这种最初由茅盾本人提供的思路和视角,对《子夜》和作品的中心人物吴荪甫的形象命运进行同步性的社会政治话语阐释,得出了与作者的创作动机相吻合的而且被广泛认同的政治性主题。

不过,如果进行阐释置换,即从社会政治学角度阐释过渡到复制小说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进行文化学阐释,那么可以看出,《子夜》密聚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多元信息及有关中国主体性语境评价的多种话语资源,从而使《子夜》具有一种密布社会信息的“话语空间”的文本特征。而《子夜》中以吴荪甫的人生命运为主旨的悲剧性叙事内容,一方面固然肇自于茅盾反复言说且在文本中极力喻示的诸种社会政治性因素,但从深层的文化语境上看,这诸种社会政治性因素其实导源于现代中国的诸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上的内在矛盾——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促成和决定了吴荪甫的现代性追求与选择,另一方面,这种语境所借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结构性局限,又使得它本源性地存在着现代性多重缺失,即存在着现代性追求与现代性缺失的悖反式特征,而这种特征,又必然导致出现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选择及不同的现代性追求和选择之间的矛盾冲突。要而言之,以“现代性”为焦点的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及其内在矛盾,构成了《子夜》中以吴荪甫命运悲剧为中心的主导叙事。

一 民族国家缺失与现代性追求的矛盾和困境

从《子夜》所提供的“文本叙事”环境,并联系到文本所赖以支撑的“历史叙事”环境,可以清楚看到,吴荪甫首先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现代性缺失,是能够对外抗拒压力威胁、对内能够“组织合理化”地最有效动员社会资源实施现代化、具有合法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以及由民族国家所提供的制度化合理化的现代性保障。而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是现代化实施的首要条件,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尤其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对现代化追求是至关重要的。从中国的历史过程来看,1911年辛亥革命只是初步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而没有真正确立和完成现代民族国家。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军阀统治和混战,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中国一直处于寻求现代民族国家确立和完成的过程之中。迄及《子夜》所呈现的文本环境——30年代初期,表面上,吴荪甫们面对的是具有民族国家形式的统一了全国的政权,但实际上,这个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不仅有难以纳入统治范围的外国租界和外国势力的存在,更有实际上独立为政的众多地方军阀势力遍布数省的中共红色政权的存在。这众多势力的存在,皆对国民党中央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P184),使表面上号令全国的中央政权一直陷于合法性危机中,因而这个中央政权兴奋和关注的中心,自然就是全力忙于应付和解决合法性挑战与合法性危机。一个为自身的合法性而忙乱的政权难以构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同时无暇也无心无力为民间的现代性追求提供优先合理化的制度保障。而没有这些基本的现代性条件和保障,吴荪甫们的那不论是来自民族主义的还是来自个人利益驱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必然遭遇道道阻力,重重困难。在《子夜》文本的具象书写中,我们首先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尚未真正形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和一个真正具有合法性的统一政权,所以才会出现国民党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惨烈的中原大战,才会出现农村广大地区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才会有中共红色政权的存在及工农红军向长沙等城市的进攻。换言之,这些现象都是现代民族国家缺失及国民党中央政权面临合法性挑战、处于合法性紧张的具象化体现。而这些现象和因素都与吴荪甫及吴荪甫代表的民族资本家集团的现代化追求息息相关,实际上它们客观上影响和阻遏着吴荪甫集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王国梦想的实现。因为,不论是军阀混战还是农民革命,它们对于那幻想着“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即以广大中国内地和农村为原料基地与商品市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理想王国的实现,都不啻是一种现实的阻遏和打击。因此,当获悉自己的家乡被农民攻占、自己三年前在家乡投资建立一个小的资本主义“模范”王国的理想和行为化为泡影时,吴荪甫“从双桥镇的治安联想到一县一省以至全国最高的负责者,他的感想和情绪便更加复杂了”。这“感想和情绪”的“更加复杂”,说穿了,就是对不能实施有效权威统治、合法性受到挑战与压力的国民党政权当局的失望与不满,若从这一语句的更深层次的心理意识来看,则可以说,吴荪甫实际上直觉地感受到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和具有合法性权威性的有效政权与自己事业追求的密切关系,对缺失这样一种现代性保障从而使自己的现代性追求遭到打击,直觉而不便明说的表达了失望与不满。

其次,这样一个面临合法性危机从而难以真正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权,对内既不能有效合理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现代性提供保障,对外自然也不能有效抗拒列强对中国现代性追求和行为的各种压力与威胁。在《子夜》中,吴荪甫自始至终面临着来自于外部列强的威胁与压力:日本的工厂,以买办赵伯韬为代表的美国财团,无不虎视耽耽地将吴荪甫们作为欲望的目标,千方百计地图谋吞并之。它们不仅是具体的现实的威胁性存在并伴以具体的威胁行为,而且已成为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压力背景,像巨大的阴影一样沉重地散布在吴荪甫们的现实环境、行为环境和精神心理环境中,显露出资本全球化时代国际资本对后发展国家的无情与狰狞。对吴荪甫们而言,他们的现代性追求本来来自于西方列强的现代化文明压力与文明示范,但是,在资本全球化的殖民时代,西方列强和国际资本出于利益驱动,却不会允许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重复自己的现代性过程和经验,而是要将中国纳入殖民经济体系,因此,它们势必要对吴荪甫的现代性追求设置障碍,施加压力,进行威胁、干扰和颠覆。这种情形在《子夜》的具体语境中,就表现为金融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对吴荪甫集团的一次次威胁围剿并终于瓦解之。可悲可叹的是,吴荪甫们的现代性追求和行为本来在根本上有助于政权当局克服合法性危机,并最终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因而吴荪甫们最需要来自政权当局的帮助以抗拒外部压力,政权当局也理应提供这样的保护和帮助。然而,陷于合法性危机因而无暇他顾的政权当局,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抗拒外部压力的保护。非但如此,政权当局的政策行为和措施是为虎作伥,实际上限制和打击了吴荪甫们的现代性追求。赵伯韬们之所以骄横狂妄横行无忌,在得势时咄咄逼人不可一世,在稍有失势时可以用“全国公债维持会”的名义“电请政府禁止卖空”,并可以“直接去运动交易所理事会和经纪人会”,操纵证券市场,除了得力于背后有美国财团即国际资本支持以外,还得力于缺乏合法性与权威性因而不得不实际上屈服于外部列强势力的当局政权,赵伯韬们的处处得势与吴荪甫们的处处失势,都与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当局政权的性质及其行为密切相关。

第三,如果透过《子夜》文本对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意识形态内容作更深层次的重构或将其还原,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赵伯韬们的得势猖狂与吴荪甫们的失势失败的确不是肇自于政权当局的客观上的偶然失策或暂时失策,而是肇自于这一政权的存在和性质的本身。吴荪甫们之得不到政权的支持保护及其与政权的紧张悖反关系,是先天性、结构性和本原性的。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追求中,一方面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集中而有效地动员和使用社会资源推进现代化,另一方面,国家应开拓、发展和保护民间现代化力量与资源,即发展私有企业、自由市场和形成开拓民间现代性力量与资源的体制,积极地对之提供支持并形成依赖信任关系。国家对民间发展现代化的力量与资源、对民族和民间资产阶级的扶持及提供“优先合理化”的制度保障,对该国的现代化进程会起到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国民党政府同吴荪甫们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却并不存在着这样的依赖和支持关系,而是相反。在1927年到193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看到北洋军阀统治对他们自身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因而他们积极支持通过革命建立新政府,“资产阶级竟会热烈欢迎这种思想,认为一个权力无限的政府是国家统一和繁荣的保障……”为此,资产阶级为扶植国民党政府慷慨解囊,提供巨款。然而,资产阶级的依附与支持只是使他们暂时得到一点甜头,“几乎是在顷刻之间,原先的合作关系马上变成服从与剥削的关系了。‘四·一二’政变一结束,蒋介石……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敲诈”。[2](P855)他动用特务和利用青帮黑社会流氓,对上海工商阶层强行摊派勒索,甚至逮捕、通缉、绑架和暗杀不愿向政府交钱的商人和企业家。据保守的估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二个月中,上海各界向政府提供的钱财有将近一亿元之多[2](P147,853,878)[3](P430-431)。此后,南京政府逐步地削弱作为民间资本力量的上海资产阶级的职权和特权,毫不客气地压制乃至迫害这个曾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建立出过大力的民间势力:1927年4月的上海特别市场法规及对商民协会的重组,迅速地剥夺作为民间资产阶级联盟团体的商会的职权,将一切权力归于只能在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的“大上海市国民政府”,1929年11月上海国民政府解散了上海最大的“上海马路商家联合会”,1929年5月到1930年6月上海总商会被改组。资产阶级在被剥夺了所有的主动权后,一部分人作出了加入政府上层梯队的选择,国民政府吸收了一些来自资产阶级的人物加入政府官僚阶层。“就这样,通过强制手段并辅之以许诺特权,资产阶级被整合进了国家机构之中,强制手段对于企业家的打击最大,而特权则让银行家受惠更多。”[2](P870)即是说,在对资产阶级的分化压制和限制拉拢中,受害最大的是民间工商业资本势力,这一点在《子夜》文本中也有具象的描叙,比如,金融买办赵伯韬姑且不论,就连吴荪甫的亲戚、民族金融资本家杜竹斋也每每能左右逢源,“兜得转”,获益多,如不倒翁一样,而大触霉头困境重重的总是从周仲伟朱吟秋到吴荪甫一类的大小民族民间工业资本家。对此,吴荪甫曾有些后悔地说:

开什么厂!真是淘气!当初为什么不办银行?凭我这资本,这精神,办银行该不至于落在人家后面罢?现在声势浩大的上海银行开办的时候不过十万块钱……

而在他们遇到困难危机的时候,政府却不提供任何帮助而是袖手旁观乃至落井下石。对此,白吉尔描述到:“国民党政府对于发展私人企业的态度是相当冷漠的。这里可以举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工业萧条的最初几年里(1932-1935)年,南京政府竟然不愿为濒临绝境的资产阶级提供任何支持,以帮助企业克服和渡过危机。”[2](P874)这种情形在《子夜》中吴荪甫们所生活的1930年,同样如此。

由此观之,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情势中,《子夜》中的吴荪甫作为民族民间的资本势力的代表,他之力图以民间资本来推动振兴民族工业的现代性选择与行为,他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发起成立的益中公司——一种旨在建立民间资本联盟并使其发展壮大的现实行为,就不仅与赵伯韬所代表的国际资本势力构成对抗,使后者必欲千方百计地将其驯服之吞没之,更与建立政权后通过改组解散商会等手段、对资产阶级尤其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民间资本势力采取压制、限制、削弱乃至措施的国民党政府,构成了内在盾。换言之,吴荪甫发展扩大民间资本努力进而推动民族工业和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行为和选择,同力图限制乃至取消民间资本势力,而采取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国民党政府的“现代性行为选择”,构成了内在的紧张与矛盾。因此,吴荪甫们的行为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保护而只能任由国际资本势力蚕食,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在《子夜》文本中,这样的历史文化情势和语境,虽然不像军阀混战等作为与吴荪甫悲剧性命运直接相关的显在因素而被置于前台,但它们却是被遮蔽的、同样是甚至是更内在地与吴荪甫们的悲剧命运相关的历史叙事。正因为如此,所以不是“在商言商”而又吃尽苦头的吴荪甫发出的那段“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感慨,我以为在其话语之内和话语背后就包含着这样的历史叙事和时代意识形态内容。

二 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共不同的现代性抉择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子夜》的构思中,茅盾曾经打算更大规模地描写农村与城市的革命运动[4](P573)。在实际写作中,这一意图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还是留下了相当篇幅的有关农村农民运动与城市工人运动的历史内容。而不论是农民运动还是工人运动,在《子夜》文本中,它们都是令吴荪甫关心、操心和烦心的问题,是吴荪甫在与国际金融资本势力作殊死争斗时仍不得不专门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加以应付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间接或直接与吴荪甫的追求和利益相关,它们与吴荪甫的追求和利益构成一种剧烈的矛盾和对抗——农民运动使他的父亲不安于乡村而要出逃上海,农民暴动使他在家乡的投资化为乌有,急需的资金难以抽回;而工人罢工则直接打击着他的“事业”,使他的“益中公司”和资本主义王国梦想“雪上加霜”,因而,吴荪甫极端仇视工农运动,“恨极了”这些有碍于他事业实现的“匪”们,暴露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反动性,我们以往正是如此阐释吴荪甫的。这固然不失为一种有道理的代表着时代认识水平的阐释,但是,如果从本文的阐释角度看,吴荪甫与工农革命的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同样是两种不同的现代性选择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及其历史合法性的定位,依然最终导致吴荪甫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和设计的失败与流产。

这两种现代性不同抉择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种自然是吴荪甫所追求的、以发展私人资本、壮大民族工业进而使民族国家走上发达富强的现代性模式,一种则是通过工农运动和革命等政治斗争形式表现出来的,以“革命建国”为“问题构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性选择和模式。中共的这种现代性抉择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扩张和胜利的背反与消解,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主要的现代性抉择与模式之一,并且随着中国现代历史时间的推演,它越来越成为占居主导地位的现代性模式。而中共的现代性抉择同吴荪甫发生矛盾冲突,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从清末洋务派以“船坚炮利”为目的的兴办近代工业的洋务运动,中经维新派的变法维新运动和革命派的反清革命运动,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一直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现代性规范为启示和标准,来确立自己的现代性追求并实施现代性工程的。然而,在五四时期,在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为主要抉择的新文化运动中,另一种现代性、即同样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开始涌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持肯定态度;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组织制度是不合理的,其内在的无法消除的巨大矛盾性最终必然使其自取灭亡。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理论:合理的消除了内在矛盾性的社会组织制度加现代工业文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选择和理论,到了列宁手里,变成了适用于落后和不发达国家的、具有阶段性和实践操作性的现代性策略:苏维埃制度加电气化,即首先进行革命夺权和创建新国家、确立新的社会组织制度,在这一阶段性目标完成后再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电气化不过是现代化的代用语)。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清末以来中国现代化实施推动的屡屡失败及对失败的反思,与中国国情较接近的俄国革命的成功,促使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救国心切的中国人开始抛弃以往的来自于资本主义西方的种种现代性选择和方案,并开始接受和逐步确立了以“俄国化”的现代性为根本的选择和实施的方案,“走俄国人的路”,将“革命夺权与建国”(制度的彻底变革)和“现代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问题构成”,并按照这种“俄国化”现代性所特有的决定论、目的论和阶段性理路与方案,把“革命”(制度的变革创新)作为现代性工程启动的第一步。李大钊、陈独秀等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抉择的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一个先选择“西化”、后选择“俄化”的变化转移过程。这样,在鸦片战争后以不断选择与变换现代性方案模式为特征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种全新的现代性抉择和模式又在五四时期登场出现。

这种现代性抉择以“革命”即制度创新为首要工作,核心思想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的“人民创造历史”,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现代性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来源和主导阶级,因此,它采取和信奉的是自下而上、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和阶级动员的行动策略。这样,中国五四时期引进和产生的、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为核心思想、以“革命”与“现代化”为问题构成并且以“革命建国”为阶段性首要任务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不仅扬弃和超越了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性抉择,而且对来自于西方启蒙理性的、以启蒙人民和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五四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构成了“拆解”与超越。在“五四”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抉择,便由一些学理上的、思想文化上的引进、阐释和合法性确证,变为具体的社会化、制度组织化的行动策略和实践操作。1921年中共的成立,标志着以组织化、社会化、实践化方式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开始。此后,中共开始和领导了以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方式实施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第一步——革命、制度创新和创建非“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手段方式,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强调的是依据经济财富的占有情况和社会地位进行阶级划分,确定各个阶级的“本质”及其是否具有合法性,并进行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由被确定为具有合法性和历史主体性的“人民群众”承担创造历史和创建民族国家的重任。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中,阶级斗争和人民创造历史是核心思想、主导策略和行为指南,二者是密切相联的。这样,在中共成立后所领导实施的“革命建国”行动中,动员民众和阶级斗争成为常见的主要的内容和方式,就是自然、正常和不奇怪的了。到本世纪30年代,中共的这种“革命建国”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正走向变化和成熟之中:从现代化选择模式来看,正在形成以农村为基础的仿效俄国模式的发展趋向;从“革命建国”的策略来看,正在形成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性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思想路线。因而,30年代中共的“革命”行动空前猛烈,《子夜》所映现的城市罢工、农民运动、红军进攻等,都是这“革命建国”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在《子夜》所呈现的3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历史情势中,一方面是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抉择和模式,它以“革命建国”和“现代化”为“问题构成”,以清楚坚定的目的性和阶段性策略,把通过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建国”作为首要的任务并实际上进行了激烈地实施。

自然,中共的“革命建国”的现代性抉择在一定意义上与吴荪甫们的现代性抉择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存在着包融关系,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言,这第一步的革命,“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5],据此,曾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必得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6],因而中共的现代性抉择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抉择是基本相同的。其实这种认识判断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在指出中共革命“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之后,毛泽东马上接着强调指出,中共的“革命建国”行为的性质和最低纲领任务——反帝反封建,只是“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客观”上呈现出这样一种现实功能和可能性,而且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只是“革命”的一种较低的功能,它的更直接更大的功能“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革命的主观要求、方式手段和目标追求都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是为了使中国“必得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共的革命虽然客观上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但它却在根本上与资产阶级现代性抉择存在着质的差异。不但如此,在同一篇著作中,毛泽东对“还想抄袭欧美资产阶级已经过时了的老章程”的观念行为进行了批判否定,强调“抄袭欧美资产阶级已经过时了的老章程”即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中国根本走不通。这样,中共的“革命建国”的现代性抉择尽管“客观上”有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功能,但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存在着根本性歧异并对其可能性与合理性作了否定。这种歧异和否定在作为文学文本的《子夜》中,就表现为吴荪甫扩大民间资本、振兴民族工业的现代性抉择追求,同以工人罢工、农民运动等“革命”形式和行为表现出来的中共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或者说,具象化为吴荪甫与工农的矛盾冲突。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后者不仅制约、阻碍着前者的实施,而且实际上否定着前者。

此外,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同民族民间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前者对后者的否定,不仅来源于两种现代性在方式手段、原则策略、方向目标上的不同,也来源于现实的刺激和中共现代性的理论原则认定。中共现代性表述者和集大成者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后来成为中共的基本指导思想。早在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其阶级地位出发,既可能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存在着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并认为“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7],即民族资产阶级现代性企图是缺乏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后来,毛泽东及中共在一系列文章和文件中一再提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价值判断,并提出了对应的策略和方法。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共认为从此自己开始单独领导和从事中国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软弱性和动摇性使其依附和追随背叛了革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1927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合过反革命”[5],特别是“1927年以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8]。在《子夜》据以为时代背景的30年代初期,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身上,不论是历史情势的真实投射还是作者的理性化政治化描写,的确体现出仇视工农运动、仇视中共革命的“反革命性”。基于这样的现实刺激和政治价值判断,在1927年后到30年代初中期,中共不仅早已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工业、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抉择缺乏合理性与合法性,“完全行不通”,而且认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立场的变化,其所做所为(反对过革命)已使它处于与中共革命的对立面。既然处于对立状态,所以在此时中共的“革命现代性”实践实施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事业”行为进行拆解、颠覆与否定,也就在情理和逻辑之中。体现于《子夜》文本,吴荪甫的第一条也是最大的战斗“火线”——与赵伯韬的对抗(实际上也是同西方资本和殖民主义的对抗),以及吴荪甫对父亲吴老太爷和《太上感应篇》为代表的“封建中国”的反感背逆,本来同中共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方略目标是同道吻合的,但是由于吴荪甫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实现现代性目标的方式手段(反对农民运动、镇压工人罢工)同中共构成了矛盾冲突,必然会引来后者的对抗,使他不得不踏上另一条火线。吴荪甫与工人罢工和工农革命运动这条“火线”,以往谈论虽多却又语焉不详。其实,透过这条“火线”的表层内容可以看出,它深层蕴含的正是中共“革命建国”的现代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的不同抉择及其相互冲突,这种冲突及冲突的结果,同样导致吴荪甫事业的失败——即现代性抉择的失败,或者说,是导致吴荪甫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多重现代性缺失

在《子夜》中,吴荪甫与屠维岳的交往关系也是小说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情节。屠维岳原不过是由吴老太爷介绍进厂的普通职员,却在工人罢工风潮中由被吴荪甫憎恶、训斥,到被吴荪甫赏识、收买、委以全权管理工厂的重任,成为吴荪甫管理工厂、制止工潮的重要帮手,或者用我们过去一贯的说法,是成为资本家的“走狗”。此后,屠维岳在小说中就成为时常出场的人物,他的所做所为也就为吴荪甫关心瞩目并影响到吴荪甫情绪的起落和事业的成败。吴荪甫之所以这样重视重用屠维岳,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和动机,就是期望他能够扑灭工潮,稳定和管好工厂,使自己的“后方”稳固,以便全力以赴地经营自己的宏图大业。然而,对屠维岳的“收买”和重用,除了这种直接主要的功利性动机和目的之外,吴荪甫还有没有其它的考虑和想法呢?答案是肯定的,即吴荪甫希望通过自己的发现和提拔,能够遴选和造就称职的企业管理人员(尽管他对自己的大胆提拔也时常感到担心乃至“后悔”),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这种称职的高素质的现代企业管理人员是极其稀缺的。对此,小说中有一段对吴荪甫此种心理的生动叙写:

外国的企业家果然有高掌远趾的气魄和铁一样的手腕,却也有忠实而能干的部下,这样才能应付自如,所向必利。工业不发达的中国,根本就没有那样的‘部下’,什么工厂职员,还不是等于乡下大地主门下的帮闲食客,只会偷懒,只会拍马,不知道怎样把事情办好——想到这里的吴荪甫就不免悲观起来,觉得幼稚的中国工业界前途很少希望,单就下级管理人员而论,社会上亦没有储备着,此外更不必说了。

马克斯·韦伯在他有关资本主义研究的著作中曾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肇自于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及由此形成的职业责任和职业化,“在一定意义上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基础”[9](P38),同时,来自于资本主义“合理的永久性的经营”、即作为资本主义“必然因素”的理性精神所导致的科层化、专业化和技术管理专家、技术官僚集团的出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必然条件和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10](P56)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早生内发型”现代化国家而言,这些现代性条件和资源都是顺理成章、自然正常和不会稀缺、也不可能稀缺的。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民族危机环境中“被迫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其现代化是在急迫匆忙之中,是在包括专业化、职业化并且对职业有献身精神的技术管理专家等诸种现代性条件和资源都稀缺的情形下启动的,自然而然,在这种情形下启动的现代化工程将会困难重重。因此,留学过欧美、深谙西欧资本主义现代性经验的吴荪甫,才会有如此的慨叹。他的慨叹表明,他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与“忠实而能干”的职业化专业化管理和技术专家集团之间的重要关系,有清楚深刻的认识,对中国缺乏这样的现代性资源而自己却要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尴尬处境,亦有悲剧性认识和感受。由于缺失这样的现代性资源,所以吴荪甫在自己的工厂企业中不得不使用那些“只会偷懒,只会拍马”的“等于乡下大地主门下的帮闲食客”的人作为企业管理者。而对于这些人在企业管理经营中能起什么作用,吴荪甫心中有更具体和更苛刻的评价与认识:

像莫干丞一类的人,只配在乡下收租讨帐;管车工王贞和稽查李麻子不过是流氓,吹牛,吃醋,打工人,拿津贴,是他们的本领;吴荪甫岂有不明白。

既“明白”而又任用这些封建农业生产方式中的“帐房先生”和城市流氓作为现代化企业的管理者,“还是用他们到现在,无非因为‘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即缺乏职业化专业化的现代企业管理者而又要创建经营并力图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结果必然是力不从心,极感困难。因此,当屠维岳这样的人才——显示出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精明强干和尽忠尽职的气质才干——出现时,吴荪甫立刻大胆提拔委以重任,就是毫不奇怪的了。从吴荪甫与屠维岳的关系中,反映出的是吴荪甫所置身环境的又一种现代性缺失,以及这种缺失对他事业追求的必然性的拆解与负影响。


同样,吴荪甫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的工人,已不是韦伯所说的那种具有清教精神、职业献身精神的工人。韦伯曾详细论证了欧美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发展的另一个现代性保障,清教的天职精神、献身尽职精神和禁欲主义,为早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他们相信劳动和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责任”,因而“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成为现代工人的特征”[9](P139)。这种具有清教精神、勤勉敬业、把工作与劳动视为天职的“劳动生产力”即工人劳动者的大批产生,是推动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和动力。与此相反,在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由于面临的是一种民族生存危机的背景而缺乏西方似的宗教背景,因而也就没有产生那种把勤奋工作视作天职和获得上帝恩宠的、具有新教精神的工人。如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工人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他们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被迫地走向城市和工厂,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他们不具备宗教似的“天职”精神。当然,中国早期工人同样具备一种来自中国农民天性的勤劳精神,这种勤劳精神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进取精神融合在一起,曾经创造了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数年间快速发展一度繁荣的局面。[3](P344)不过,由于“国情”所导致的中国工人在政治经济上受到的剥削压迫远较西方工人为重,更由于1921年以后他们进入了或生活在所谓“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因而他们很快成为一支被誉为“特别能战斗”的政治力量,从为生存谋生的来自于农村的工人,变为从事阶级斗争、实现中共“革命建国”现代性追求的主导和集团力量,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先锋”与“领导”阶级。这种情形在1927年以后、特别是《子夜》所据以为时代背景的3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子夜》中,吴荪甫工厂中的工人的主要兴趣和活动,是经济斗争和通过经济斗争表现出来的政治斗争,而不是“守时,勤奋和敬业”,是作为阶级斗争的主导力量而不是“企业的生产力”。尽管中共的“革命建国”现代性方针策略并非以吴荪甫这样的民间民族资本家为“革命”目标,但是,工人们以反生存压迫方式表现出来的“冲厂”、“罢工”等阶级斗争内容,却直接冲击和拆解着吴荪甫的“事业”,对吴荪甫构成不能漠视的威胁。工人们极具热情和“献身”精神的是正义性的反生存压迫、目标性和价值性的阶级政治斗争,而不是代表另一种价值性的工厂企业利益,尽管他们产生和谋生于工厂企业,企业如果被拆解颠覆、破产关门意味着他们也将失去生存的机会和依托、意味着不论对资本家还是对工人而言都是更大灾难的降临,但是,中国工人作为一种阶级和政治力量的更远大的目的已经压倒了个人生存考虑。因此,吴荪甫的那句“工人已经不是从前的工人了”(这“从前”即指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的慨叹,同样道出了他对上述现代性缺失的准确感受和悲剧性认识。

此外,同上述现代性缺失相关,在《子夜》里吴荪甫的家族及其周围环境中,还存在着一种对吴荪甫发展资本主义的普遍的反对抵触情绪,或者是对他行为精神的不理解与不支持。对吴荪甫的事业最不支持、最为反感乃至因此构成“父子冲突”、对现代都市及整个资本主义文明都持反对态度的,首先当推吴荪甫的父亲吴老太爷。尽管小说让吴老太爷一到上海就因为受刺激过度而中风死去,以喻示“封建僵尸”和“传统中国文化文明”在资本主义面前的衰弱不堪,但实际上,在具有千年农业社会传统的中国,反资本主义情绪和思想不会就这样轻易速朽和退场,吴老太爷们的幽灵会“形散而神不散”,长久地在中国存在与徘徊。在吴荪甫家族成员中,吴老太爷的一对“金童玉女”阿萱与四小姐,也就是吴荪甫的弟弟妹妹,他们作为“乡村文明、传统中国”的晚生代代表,虽然到上海后或被迅速同化或感到困惑迷惘,但他们对吴荪甫的事业和内心依然相当隔膜生疏。小说的描叙表明,吴荪甫与他们之间存在年龄、心理、文化背景、文明类型的巨大的鸿沟。阿萱到上海后的迅速被同化,只是被带有殖民地色彩的都市享乐所征服,而并没有真正理解和学到资本主义精神。同样,吴荪甫的妻子林佩瑶虽然嫁的是20世纪的工业“骑士”和“王子”,但她的心灵却一直停留在19世纪以前的浪漫天国,她的精神依恋和家园,是欧洲骑士时代和“少年维特”时代,是昨日黄花,因此,她与吴荪甫的确是“同床异梦”——吴荪甫的梦想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王国,林佩瑶的梦是19世纪以前的骑士、王子和罗曼司。作为一位著名企业家的妻子,林佩瑶虽然不像吴老太爷那样“反现代”,却也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从而也就没有真正支持过吴荪甫的资本主义王国梦想和事业。不但没有支持,林佩瑶的精神和作为(与雷参谋重叙旧情),事实上在认定丈夫吴荪甫的所做所为只能带来物质上的繁华,而不能带来真正的精神安宁与幸福,她的精神幸福在别人、别处、别一时代(借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是“生活在别处”),只有骑士和玫瑰园而没有“烟囱林立”的时代。林佩瑶的这种深层的心理情绪在差点成为她的妹夫、因而也差点成为吴荪甫的妹夫和家族成员的诗人范博文身上,更直接地表现出来。在范博文的诗中,他公开指责“甲虫样的汽车卷起的一片黄尘”,“点污了淡雅自然的西子”和“诗意的苏堤”,即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破坏了艺术和自然。尽管这位号称“瞧不起资产阶级黄金”的人实际上也崇拜黄金,他属于享受着现代文明又诅咒现代的人(不过贪欲发财是任何时代和国度的人们都具有的,它与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一回事[9](P40),但他的反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却不是“做伪”并且有一定代表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吴荪甫才对其人其诗其思想感到“可恨”,并由此认为“现在的年青人就是这么着,不是浪漫顽废,就是过激恶化”,那种反现代反资本主义思想精神明显使吴荪甫不快和恼怒。这样,如果细读本文,就会看到并可以还原重构出吴荪甫面对的具有反资本主义情绪(直接的间接的)的势力范围和环境:在上是以扩大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为宗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间是吴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中国”和传统势力,以及林佩瑶、范博文为代表的浪漫派和知识分子,在下是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以及其他人民群众。这种反资本主义情绪不仅可以通过《子夜》文本重构或浮现出来,更可以通过史料看到它的真实存在。在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举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专题征文讨论中,完全赞成走西方或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一篇,倾向于采纳社会主义方式的约有五篇,最多的是主张采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长,取混合发展模式的,[11](P315)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和一般社会思潮的激进化和反资本主义情绪。这个统计虽然较《子夜》据以为时代背景的1930年稍晚两年,但历史情势基本相同,足以代表和反映吴荪甫生活环境中的时代情绪。这种从上到下弥漫于整个社会中的反资本主义情绪,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不足,自然会对民间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带来先天不足和“现代性”缺失,并必然直接或间接地转化成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阻碍性因素。吴荪甫面对的社会环境、文化语境和历史情形是如此。

综上所述,《子夜》作为一部集聚了30年中国社会多元信息和话语价值的“高密度”文本,一方面其基本的情节矛盾设置和主题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话语性和主观性,是一种“文学叙事”,另一方面,这种基本的情节冲突和主题又并不纯粹是主观性、意识形态性的“虚构叙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和肇自于真实性、客观性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历史结构中,是客观化的“历史陈述”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原生态”,它反映出的是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多事结构性矛盾,是一部有关30年代中国民间私人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在面临诸种现代性缺失以及在其它更具强势和优势地位的现代性抉择的冲击下走向没落失败的悲剧性寓言。

[1]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步[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 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4] 茅盾.再来补充几句[A].子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A].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刘康.全球化“悖论”与现代性“歧途”[J].读书,1995,(7).

[7]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A].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A].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87.

[10] 〔德〕马克斯·韦伯.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1988.

[1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