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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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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在1996年12月13日黎明前走的,天还漆黑,城市的大街上空无一人。他走得很安静,死亡悄无声息地把他微弱的生命之火吹灭。以后的几天里,冬日的天空异常晴朗,太阳明亮极了,街景和往日一模一样,但是它毕竟有一点不一样了,我再不能到医院去看我爸爸了。
他看见了许多事物,一些人的面容,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人老了,旁人对他的态度自然就会发生变化,老人只有接受下来,就像接受头发变白,腿脚变得不利索一样。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的事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事,老要这样做其实也不容易,有时候就会没什么话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我妈妈说说别人请她吃饭都有些什么好吃的,我说说我儿子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来往……然而我渐渐发觉,事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或是乐观,而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么样呢?他无法满足。
可是他又想听我们说话。当他无力地坐在那儿,会说:“给我说点什么呀。”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思维可以自由出入,在这方面他达到的境界是很高的,他可以离得很近看着你的脸,而完全听不见你说话;也可以一边听你说话,脑子里一大半想着别的;当然他有时候也会对你的话有很好的反应;但很多时候你不能确定他是否真听见了,他是那么自由,这是我们还算健康、还不老的人所做不到的。
我爸爸在医院里住了很久,现在我脑子里几乎都是他在医院里的情景:他坐在沙发上,慢慢放下手里的报纸,头向后一仰,用手揉着疲乏的眼睛;他躺在床上,只枕着一个薄薄的枕头,这使他的肚子显得更大。有时他在阳台上晒太阳,阳台很宽大,也很长,空无一人,他坐在一张藤椅里,太阳光照在他的头顶上,稀疏的头发干枯而脆弱,而他脸上的神情是那样疲乏。我走到他面前,他闭着眼睛并不知道,于是我注视他,同时我能感觉到他的梦。他的一生就像梦一样,又真实又虚幻,他醒着,坐在那儿,但是他是在他的梦里,那是一个他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梦,很有分量。在他看见我后,就微笑起来,和我说话……在这一切活动的后面都能感到那梦的分量,我说不清,但这就是我的感觉。我爸爸老了,这样一种时聚时散的记忆就成了他的思想,带着他,带着他缺乏力气的身体,静悄悄地漫游。他看见了许多事物,一些人的面容,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他无法把这些告诉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他常爱说:“人真孤独。”我想是这个原因。
从住医院那天开始,他的空间在一点点地缩小,种种的躁动和喧哗都成了过去,不复存在,有些事物留下来,有些被遗忘,丢弃了。我渐渐感觉到,衰老的过程很像是一种过滤,从他不能负重的身心滤去废物,留下一些真东西。
痛苦是什么?是一种性格。我是通过爸爸认识到这一点的很多年以来,我爸爸没有再写剧本,他为此一直痛苦,这痛苦又是他无穷无尽灵感的源泉,隔一阵就要喷发一次。有一个早上,我妈妈去上海了,他自己睡一个房间,我在另一间屋里听见他大叫我的名字:小方子!小方子!我跑过去,推开门,看见他躺在床上,睁大眼睛,他知道我进屋了,可并不看我,直视着屋顶,说:“我疯了!我又来那个劲儿,我六点钟起来又吃了颗安眠药,不然不成,我什么也不能想了。”我坐到他床边,抓住他的手:“你本来就不用想。”他猛地斜了我一眼:“是吗?”他粗粗地喘着气,就像刚刚跋涉了很长一段艰难的路。过了好一会儿,他平静点儿了,望着我:“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说:“那你就写呀!”大约是我的话来得太快,说得太轻巧,他大出了一口气,翻过身去;一会儿,我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鼾声,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又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我不说话,站着等着,因为我安慰不了他,因为我改变不了事实,他终于再次发出鼾声,像是真的睡着了。我轻轻走到床的那一边,弯下腰看他,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就像一按开关,灯亮了。然后又灭了——他闭上了眼睛。在那一两秒钟里,他的眼睛亮得吓人,但是我不知道他那时在哪儿,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他是要看看他的屋子还在不在,屋子还在,他没有什么办法。
痛苦是什么?是一种性格,我是通过我爸爸认识到这一点的。我记得太多这样的时候,他讲述他的生活经历,他所见过的一些事,如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事,他反复地说他要写,要写真实的人。一次我已经睡下,又听到他连声叫我,我跑进他屋子,他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他说得迷迷糊糊,他的身体也是软绵绵的,我是说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经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了,但是我相信,他的灵魂刚才是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最近两年,随着身体的虚弱,他一点点地放弃了他的痛苦,放弃了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他常感叹自己太没学问,他说:“钱锺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他检讨自己过去不用功,没有系统地读书;偶尔,他会谈起他年轻时怎样写作,写得怎样酣畅,在四川长江边的一条小火轮上,天闷热到极点,他又是特别爱出汗的人,汗流不止。从早上到夜里,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写,天黑了就点起油灯。我想象得出江水拍打船舷的动静,想象得出投在纸上的昏黄的灯影,他的笔追赶着他的思路,那是他生命中极乐的时光。
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你不知道哇,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
我要说我爸爸很真诚。这个真诚还不是人们说到“真诚”这个词时的那种含义,我说的这个真诚可能更彻底一些下雨了,我推着他在走廊上走。往日里他散步的时候,会盯住一个过路的人,当那人走过他身边,走开了,他会转回身盯住张望,我问:“你看什么呢?”他说:“啊,没有什么比青春再好的东西了。”他能感到年轻的气息迎面拂来,对真正美好的东西,我爸爸从来也不迟钝。
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人艺三楼的小礼堂举行春节联欢会,大家请院长讲话,他就走到前面去,他的样子就像不会说话的人那样,总出错,下面不断有人笑,因为他又讲错了。他说得很短,然后结束了,人们给他鼓掌。我虽然还小,可是我能理解这掌声中有一层就是为他的不会讲话而鼓的,这样的讲话给人们带来发自内心的欢喜。
从本性来说我爸爸不隐瞒自己,他不会隐瞒,包括他自己认为是不美的、丑的东西,他的方式是袒露,他会紧接着批判自己,用些极重的话。当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如此。我要说我爸爸很真诚,我说的这个真诚还不是人们说到“真诚”这个词时的那种含义,我说的这个真诚可能更彻底一些。
有时候在外人面前,他的真诚是用惯常的、虚伪的方式来表现的。这种说法不是人人都能明白,这是我的说法。但,他的喜怒哀乐最后总是遮盖不了的。 家里常来人,邀他做一些没什么意思的事,类似宴会之类,他觉得烦恼。我们说,就说你身体不好,于是在来访人面前他真就病得很厉害、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也听不见别人说什么了、完全不成了。来客走后,我开玩笑说:“爸,你演得过了。”他说:“我真是难受,胸闷极了,就这儿。”他指指胸口。奇怪,这是真的,他的真诚表现为自己无法掌握的一种素质,超越他,控制着他。在任何时候,在各种心情之下,甚至包括恐惧,他对于不必恐惧的事物的恐惧,对于不必忧虑的事情的忧虑,以及在不得不讲的情形下讲的溢美之词,和他那出了名的过分的谦虚,都是真诚的,这种真诚总是能影响我,在我该生他气的时候变得不气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我爸爸的文章,其中提到他自己说他想当托尔斯泰。这确是他说过的话,也是在那样一个吃了安眠药之后,痛苦把他卷走的时候。那次他说了很多,后来他说:“我要成托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了,我把你们的债了了就走……”他说的债我想是指感情方面的事儿吧,总之我把他想当托尔斯泰的话写下来了,结果他看了这一段急得一夜没睡好,见了我就说:“你呀,你真是害了我,我想当托尔斯泰,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就曹禺,还想当托尔斯泰?”我说:“你想当。”
我用力强调了“想”字,他说:“是啊,是想当,你想当上帝也可以,不成呀!我着急得吃了安眠药都没用,又吃,你可把我急死了。”我说:“你自己再念念。”他把文章的这一段,从前到后又念了两遍,看看我,支支吾吾地说:“也成吧,”然后突然把杂志一扔,“活该呀,反正到时候我说我女儿当过编辑,都是她编的。”我乐了,好多时候他都让我不得不乐。
在我爸爸住院的日子里,每逢北京人艺的院长于是之和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徐晓钟来看他,他总很高兴。他打起精神仔细地听,他关心他们在干什么,又排了什么戏,演员和学员精彩不精彩,台词说得清不清楚。他们排的戏很多是他读过的剧本,于是他就看见了舞台和演员的表演,而他看见的是最好最准确的演出,他不由地兴奋了,想到观众能够欣赏这些好戏,他感到快乐。反过来,如果哪个戏演出不顺利,票卖得不好,他就又难过又着急,来看他的人就要安慰他,但他总是要难过一段时间,我这才真的知道,他深爱戏剧,只要谈起排练和演出,有一会儿功夫,听他说话就像没有病的人一样。
其他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精神他就抓起一本书,一张报纸,一篇儿上面有字的纸,他什么都看,仿佛他看进去的东西对他不会产生影响似的,这种阅读习惯是他从小养成的,伴随了他一生。有时他在报上看到一些消息,还讲给我们听,表示出惊奇或者气愤,但是他并不真的惊奇,现实世界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他越来越多地活在那个只属于他的梦境里。我爸爸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不爱抱怨,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不管他如何不习惯,我几乎听不到他抱怨,他宁可接受下来。他是多么不习惯衰老啊!他曾经是个多么活生生的人!他心中充满强烈而细腻的感受,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写出了《北京人》,写出曾皓,这是我真佩服的,他要具有怎样的感情,体味多少不愉快、苦痛,以至丑恶才能写出曾皓那样的人物,而他还是一个青年。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我爸爸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当我细细想着他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把他写出来。
爸爸,现在你透明的生命回到一个好地方去了偶尔,他说:“扶我走走。”他能走十来米,然后就要坐下,绝大部分的时间他只是坐着或躺着不动,这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生病以来,他的全部敏感都被衰老所攫住,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对自己的一种特殊虐待,但他只能这样,这是他的活法儿,他就是要彻底地甚至加倍地体味生命的每个阶段,他无法不这样做,他太爱生命了。一次,他在吃午饭,我坐在旁边,看他一边吃一边漏,就用纸巾给他擦嘴,他想到了什么,说:“上帝安排得多妙啊!小孩儿也让人受累,可是他可爱啊,怎么看怎么可爱,让人高兴,老人就不同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人老了,上帝就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我爸爸从不忌讳说死,他是心里极明白的人,他总是在想着各种事物的结局,他已经不对过程感兴趣,也许他认为过程已经完结。
在他临死的那段时间里,我去看他,他几乎不说话,他已经疲乏到极点,他再也走不动了。只有一次,我推着他在长长的走廊上,对着他的耳朵给他讲我正在写的一篇小说,讲小说里人的命运,他听得很仔细,还向我发问,我感到他的兴趣,感到他思想的亮光,从他生命的深根处透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走廊上的那段路。
天依然那么晴朗,这真是冬天少有的好天气。我爸爸坐在阳光里听肖邦的钢琴曲,穿过音乐,他听到自己的内心,那儿只有一种类似耳鸣一样的永不间歇的声响……现在这声音停止了,巴金伯伯的女儿打电话对我说:我爸爸说曹禺真可惜,他就这么走了,他心里有好多好东西,他把它们都带走了。
是的,我爸爸终于放下了他的痛苦,连同他心里的宝贝,还放下了很多东西。
他是一个极丰富极复杂的人,他一生不追求享乐,他很真诚,他有很多的缺陷和弱点,但是他没有罪孽。爸爸,现在,你透明的生命回到一个好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