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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论戏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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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束缚太多了,也许领导的意思倒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就使作家陷入圈圈里边。我写《雷雨》时,也不怕人说,也不怕人批评,现在是多方面的顾虑。我觉得创作是不能勉强的,是自然流出来的,不能勉强要表现四个现代化,要表现这个,要表现那个。一个作家要有艺术良心,要有责任感,要对人民有贡献。相信他们会这样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通四个现代化。一个剧本、一部小说就解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这样是不行的,不能这么干。我搞了一辈子社会问题剧,总是觉得应该更深刻更广阔地反映这个时代。”

                  ——1980年5月23日

“现在,我感觉有个很大的问题,无论是写戏,写小说,写什么东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是不反对的,应该有的;但是,这里有个问题,现在一个戏,有个官僚主义者,另外有一批正面人物是坚决执行法制的,于是乎两种思想成了两种人物,形成两种对立的思想斗争,两个人上台辩论一番,写成一部剧。当然不是这么笨拙的了,必然有一些曲折,有一些故事情节,有一些道理,无论如何是逃脱不了这么一个套子。一方是真理,是正面政治,一方是代表邪恶,不对的甚至是反动的那一面,正的压服了邪的,这样成了一部戏。这种戏需不需要呢?当然需要,这就是现在的社会问题剧。……这样一个写法,是不是就等于写出了好戏呢?是不是就写出真正有价值的好戏呢?我是怀疑的,是很值得研究的。”

                  ——1980年6月22日

“可能我们有一种误解,批评家有误解,作家也有误解,于是把所有问题拿出来,似乎把所有问题都拿出来写,好像就解决问题了。写了后大家就欢迎,好像很解气了,至于写出来效果如何先不要管它,究竟将来怎么样?写得好,可能有很好的效果。但我仍然认为,这对戏剧创作来说,只能引到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这好像是在赶着一群羊,向着一条很窄很窄的路走,走到天黑,走到最后。”

                  ——1980年6月22日

“所有大作家的作品,不是被一个社会问题限制住,被一个问题箍住的。应该反映得更深一些,应该反映真实的生活,但不是那么狭窄的看法,应该把整个社会看过一遍,看得广泛,经过脑子,看了许多体现时代精神的人物再写;除此之外,还应该提倡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那种叫人思,叫人想的作品。……但是叫人顺着一条道想,顺着作家规定的思路去想,把问题搞得很透,顺着作家已经画好的道去想,或者某些人指示我们的道去想,而不是叫人纵横自由地、广阔地去想,去思索,去思索整个的社会主义社会,去思索人生,甚至思索人类。一些作品,目前看来是好的,再发展下去,就不妥当了,把什么话都说好。”

                  ——1980年6月22日

“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一种什么人物就写一些什么人物,而不是把自己的精神世界种真正深思熟虑过,真正感动过,真正是自己感情充沛的东西,拿来写。”

                  ——1980年6月22日

“《救救她》在上海演过,有些人跑上台去抱住方老师,演出效果是很强烈的,难道还有比这更强烈的吗?但我说的不是这种一刹那的东西。”

                  ——1980年6月22日

“我不大赞成戏剧的实用主义,我看毛病就出在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上。总是引导作家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具体的目标上。这样,叫许多有生活的人,有才能的人,不能从高处看,从整个的人类,从文明的历史,从人的自身去思考问题,去反映社会,去反映生活。我们太讲究‘用’了,这个路子太狭窄。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实用主义是害死人的。……思想性,政治性,文艺和政治,它们不是两个门户,政治就在真实的生活里边,反映了真实,政治就在里边,就不要再定什么题目了,就不一定在那里高喊什么政治口号、政治观点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作出那种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来?《战争与和平》、《复活》,在我们看来都有错误,虚伪,但确实有世界性。我们总是写出那些‘合槽’的东西,‘合’一定政治观念的‘槽’,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是出不来好作品的。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主题。一定要讲出有关于四个现代化,写出一种人物也要合于四个现代化,《红楼梦》也不是那么狭窄嘛!”

                  ——1980年6月22日

“写作这种东西,可是心血,是心血啊!心血这个东西,是多少年的经验,多少年的思想感情里渗透出来的。”

                  ——1980年6月22日

“《蜕变》是发挥作用了,在国统区一些城市演过,在前线演过,在上海孤岛演过,发挥了作用,傅作义也拿来演了。……这个戏当时演得十分红火;但是这个戏,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随着岁月的流失,它却被人遗忘了。所以,再一次证明,只是写出一个问题来,问题狭小到极点的时候,就很快被人遗忘的。虽然是写抗战,但视野太狭小,写得不深,不叫人思,不叫人想,更不叫人想到戏外的问题。”

                  ——1980年6月22日

“打倒‘四人帮’之后,题材无禁区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我看更重要的是心中无禁区。我认为心中不能有禁区,心中有禁区怎么能写戏呢?创作上,不能有任何禁区。害怕,这不能写,那不能写。害怕,怎么能写好呢?从创作道路上看,应该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在范围之内,应当有广阔的天地,否则,就很难写了。”

                  ——1980年6月22日

在我看来剧本的谋篇是最考验作者的功力的,写剧本最难的就是搞结构了。高尔基说剧本创作在所有文学样式中是最难的,他这不仅是经验之谈,而且也是一个理论性的总结。……一个戏的结构,决不是形式,它是一种艺术的感觉,是一个剧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特有的感觉。

                  ——1981年7月28日

       (摘自田本相、刘一军编著的《曹禺访谈录》)

原载:《中国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