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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20世纪学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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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100年,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则表现为新文化与固有 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一次次剧烈碰撞。每次碰撞都造就出新的划时代的学术文 化成果问世。郭沫若便是汇聚碰撞火花、创造新文化的一位与时俱进的文化巨人。从世 纪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登上文坛,到世纪下半叶的另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呼 唤科学的春天),整整60个年头,郭沫若始终站在文化大潮的潮头,肩负着“弄潮儿” 的历史时命。

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学术大师,郭沫若在步入文坛不久即已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 世界文化观和跳出“国学”范围的中国文化体系,并长期贯穿在他的学术文化运动中, 推动和影响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从童年和学生时代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基本上是从感情的喜好出发 的。当由感情的喜好逐渐进到理性的追求时,郭沫若的心路告诉人们,他与新文化运动 的代表人物们有着两个最大的不同之处:一是他没有像多数人那样直接接受国外关于改 造社会的思想学说,只是在寻求国外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通之处。二是他身居日本这样 一个既有东方传统又善于吸收西方科学的国度中,既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狂热崇拜和追 求,又使他冷静地对待中国“固有的文化”,形成影响他日后思想认识和学术研究的独 特的世界文化观——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

如何认识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第一次选 择如果说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 当他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恩 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上,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了“中国思想界的 主流”,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适应度,写下又 一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代表着新史学发展的方向。

从此以后,郭沫若的学术文化大体可以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 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 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 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 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没有间断过对于古文学、 古器物的考释或研究。

在这同时,郭沫若形成关于“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他认为:“今天要接受科学, 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1](P544-545)这一思想既融汇在他的世界文化观 之中,又包含着“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2](P315)和以“政治的民 主化为前提”的完整内容。直至逝世之前,他的最后心声依然是:“我们一定要打破陈 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3]

在以中国国情考验外来思想文化之际,郭沫若即已明确提出:中国人应该自己起来“ 写满”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50年代以后,他的世界文化观进一步理论化。如果对他的 整个学术道路作一概括性总结的话,可以说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他正是不断引 进外来思想,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 ,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美化人类生活”的思想,与吞吐中西的世界文化观、“科学的中国化”思想,彼此 交织,融为一体,贯穿于郭沫若全部人生和整个学术文化之中。有关这一方面的系统发 掘和研究,目前还显得很薄弱,这里将问题提出来,希望有志者深入研究,写出专门的 论著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成果,一是史前遗址的陆续发现,二 是殷墟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三是青铜器的大量出土与著录,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的变革。

1921年秋发现“仰韶文化”遗址,1922年发现“河套人”,随后在甘肃、山西等地陆 续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掘,1927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首次发现“北京猿人”遗 骸,1928年起在山东、河南等地发现“龙山文化”遗址。这些史前遗址的发现,改变着 整个学术文化界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认为 传统的“中国古史”完全是后人一代一代垒造起来的,并非客观真实的历史。王国维则 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提出“二重证据法”,以甲骨卜辞与殷周 史研究相结合,完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关于 上古史的著名论著。

1928年3月郭沫若亡命日本,在从事国外理论与学术文化著作的翻译过程中,逐渐意识 到简单地把历史唯物论只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生硬地玩弄一些不容易理解的译名和 语法,反而会使其在接受与运用上增加障碍。他采用了围绕“国学”介绍“国学”的做 法。同时发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在恩格斯所知道的美洲印第安人、 欧洲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1928年7月底8月初,郭沫若与古史辨派“不期而同”,从“文籍考订”入手打开“层 累地造成”的《周易》这座神秘的殿堂,写出《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后改名 《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紧接着又推出《<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 映》。两篇文章,反映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变革的最初认识。在写作过程中,他感到 《易》、《诗》、《书》中有“后人的虚伪的粉饰”,必须找寻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 “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于是,他迈出“考古证史”的步履,自1928年 8月底起,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读完了日本东洋文库中所藏甲骨文的著作以及王国维的《 观堂集林》,踏进甲骨文的研究领域,完成《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这一长篇论文。观点 是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摘录”的,材料则以罗振玉、王国 维的甲骨文研究为出发点,综合考察了殷商社会的生产状况和组织结构。随后,又以摩 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必须知道的准备知识” ,将《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基本观点浓缩出来,写成《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 西周以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 在结集出版之际,又赶写了《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以青铜器铭文论证西周社会是 奴隶社会。1930年3月,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和方法上有着两大重 要突破。其一,“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去认识“古代社 会之真情实况”。其二,“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由此 ,确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在“风雨如 晦”的年代推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披荆斩棘“开辟草径”,那么到20世纪40年代 末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各领风骚的史学新著陆续问世,在中国则已形成 一个代表史学发展方向的史学家群体。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 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 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考古证史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自己独特的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

甲骨文、金文研究是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曾经把《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与《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作为古代研究的“三部 曲”。前面说到,他对传统经典《易》、《诗》、《书》产生怀疑,因“疑经”转而对 地下出土的实物——甲骨文、青铜器进行研究,很快就在这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举世瞩目 的巨大成就。

19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偶尔发现甲骨,经古文字学家王襄、王懿荣辨认,确定为殷 商文字。罗振玉在此基础上一面购求、探采,一面开始整理,先后拓印编录了《殷墟书 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等。王国维从罗振玉的著录出发,开始对卜辞进行综合比 较研究,写下大量“超越时间、地域”的著名篇章。自1928年起,至1937年,中央研究 院先后15次对殷墟进行大规模发掘,总共得甲骨24830余片。1929和1930年,河南博物 馆也有两次发掘,得甲骨3650余片。正当中央研究院在安阳进行大规模发掘期间,郭沫 若在日本完成了他关于殷虚甲骨文的系统研究,走出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 秘密”的路径。于是,形成“甲骨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 作宾)、郭鼎堂(沫若)——各展其长的美谈。

1928年开始,1931年出版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郭沫若对于甲骨文“读破它 、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识字”是一切探讨的第一步,而且文字本身也是社会 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他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大多根据字的原始形义,结合文献中对字 的解释,再参照相关的民俗学资料,纳入他对古代社会的基本认识当中。虽然有些考释 尚有不同看法,但就其本身而论,大都能成其为一家之言。

当郭沫若开始“打开它的秘密”,对甲骨文自身特点进行考察之际,便发现自己先前 的“读破它,利用它”存在着某些“错误的看法”,并逐步作出纠正。这一转变,集中 体现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一书中。通过传世的甲骨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 “系统”,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 。这不仅把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指明了 入门的路径,即先从判读卜辞的干支、数字、世系入手,进而探寻其所显示的社会内容 。

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正罗振玉、王国维的错误考释,认识罗振玉、王 国维未认识的字句,更使其洞悉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改变殷代产业以“牧畜最盛 ”的看法,也是与其建立卜辞“系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殷人产业“以农艺牧畜 为主”的说法,就是在总结了“食货”类的卜辞之后得出的论断。由此,他先前关于商 代是“金石并用时代”和“氏族社会末期”的看法也开始有所改变。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 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 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

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只是凭着对传世甲骨的细 心观察和认真研究,即获得了与董作宾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关于占卜的次数 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他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 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 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误。书中约有一小半是按甲骨原大摹画片形,在相应位置作出隶 定(即用今天的文字标识),不仅给初学者提供了方便,就是对研究者也有助于使其减少 失误。

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郭沫若虽然没有将其断代分期的探索系统化,但他的断片缀合 和残辞互足却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 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纪录同一事的残损严重 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比较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通过缀合和 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 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在甲骨学发展近80年的历史中,有50年取得的成就都与郭沫若的创造性探索密不可分 。他的甲骨文研究使甲骨学的发展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推进的基本趋势。作 为“四堂”之一的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 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在青铜器铭研究领域,自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青铜器的 年代和来历不明。1923年,河南新郑、山西浑源等处发现春秋时期的铜器群。河南洛阳 、浚县、汲县以及安徽寿县、山东滕县等地,也都陆续有铜器被发现。殷墟发掘的商代 铜器数量也很多,但被盗出售的也为数不少。其中罕见的大器,又多铸有铭文,更是研 究铸造时期社会状况的极有价值的史料。当时,著录青铜器的名家有罗振玉、刘体智、 容庚、于省吾、孙海波、商承祚等。

1929年,为了考古学上有所借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德国学者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 发现史》(后改译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殷周青 铜器铭文研究》一书是最初的实践,书中16篇考释、韵读、综合研究的思路和编次,一 年以后被《两周金文辞大系》吸收和扩展。

《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增订成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改变了以往“以器 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治学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 布,首次建立起研究两周彝铭的科学体系。

郭沫若的“颇有创获”的做法,首先在于从古今中外的43种著录中选取324器,分作上 、下编。上编为西周金文162器,仿效《尚书》体例,以列王为序,自武王至幽王,仅 缺共和一代。下编为列国金文162器,仿效《国风》体例,以国别为序,共30余国。其 《图编》专辑形象,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录编》专辑铭文,通常为数百字,长铭 重器则多达数千言。第二,严格选定“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然后以“标准器” 为中心推证其它器物。所谓“标准器”,是指铭文中有周王名号或著名人物、事迹的铜 器,即郭沫若所说“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标准器”之外的器铭年代判定,一 是根据“标准器”铭文中的人名和史事,联系与之相关的年代不明的器物,借以推断其 所属王世;二是根据文辞字体和年月日辰,比较联系“标准器”,推定其所属王世。其 三,以花纹、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每一时代的器物有每一时代的花纹与 形式,花纹形式在决定器物的时代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尤其对无铭文的器物,则可以 作为考订时代的唯一线索。在增订《大系图编》时,专门写有一篇“序说”——《彝器 形象学试探》,概括论述了不同时期器物形制、纹饰的主要特征,将中国青铜器时代( 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为中外学 术界所接受和沿用。郭沫若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进行考察,以青铜器的形象求得其 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勾画出其发展轮 廓,这一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体现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完美结合。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因而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 究两周社会开出了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个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1920年春,梁启超最先草成《清代学 术概论》,强调乾嘉考据学和晚清今文经学“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是“以复古为解放 ”。4年以后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述清初各个学术流派的产生及影响的同 时,沿着“复古为解放”的思路步入“复先秦之古”的做法中,考察先秦的思想文化。 1922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对先秦各家政治学说进行了深入考察,将其政治思想 与哲学思想、经济思想以及当时的政治、律法联系在一起,并注意与希腊、罗马的古代 政治思想进行比较,从中寻出中国古代思想的特点。梁启超对于儒、墨、道、法四家显 学的政治思想的归纳,以及各家相互吸收、彼此渗透的认识,对于后来的研究均有启发 。梁启超之后,关于政治思想史、古代思想学说史、近代思想学说史的研究和论著接踵 而出,俨然成为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郭沫若考察周秦诸子思想,是与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郭沫若 初涉周秦诸子是1921年发表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勾画了中国远古历史的轮廓 ,设想的“各家学术之评述”,包括老子、孔子、墨子、庄子、惠施等。当他以唯物史 观为指导确立起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之后,1935年底写成《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不 仅注意各派的承传,更留神相互间的影响和趋同。至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对于秦以前 的社会和思想作出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 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子部诸家学说的代表 作。

由于不满意于“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他强调注意诸子思想的“ 社会属性”,从中寻得其基本立场或用意,归纳自己的方法说:“我尽可能搜集了材料 ,先求时代与社会的一般的阐发,于此寻出某种学说所发生的社会基础,学说与学说彼 此间的关系和影响,学说对于社会进展的相应之或顺或逆。”[4](P617)自1944年7月至 1945年2月,郭沫若实践这一研究方法,使他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形成一个比较科学的 体系。

对于儒学的研究,郭沫若一生中有过三次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认识,除了他本人思想 上的变化而外,还清楚地表明他对于孔子及儒家两重性的揭发。其一,孔子的思想,主 观努力上抱定一个仁字,客观世运中认定一个命字。二者相调适则顺应之,二者不相调 适则固守自己。这作为一种人生哲学,表现了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隐退、杀生成仁与保 全天年的两重性。其二,秦以后的“儒”作为“百家的总汇”,实即人们通常所说的“ 儒学”或“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名词。其所蕴含的两重性,是无庸 赘言的。其三,郭沫若再三论证秦以前的“儒”与秦以后的“儒”不能“完全混淆”, 但历史上“站在支配阶级立场”者却必定要“完全混淆”之。当支配权尚未转移之前, 打出孔子的“仁”来,以“同情人民解放”的面孔号召推翻支配阶级;当新的支配权一 固定,便又举起秦以后的儒家理论,用其为“今日的武器”。“尊孔”者故意树起“歪 斜的形象”,“反孔”者自然也就反对的是这一被“歪斜的形象”。本来面目与“歪斜 形象”间,又成为一种两重性。

郭沫若关于老子、庄子的设想,经过30年代与“古史辨派”的辩论,至40年代才完成 系统研究。首先指出道家的名称虽然不古,但其思想却很有渊源,肯定其为先秦诸子中 渊源最长的一家。依据《庄子·天下篇》的分析,知道当时道家主要分为三派,即宋鈃、尹文为一派,田骈、慎到为一派,关尹(环渊)为一派。它们兴起的学术意 义在于使先秦思想更加多样化,更加深邃化,儒家、墨家都因而发生质变,阴阳、名、 法诸家更是在三派的直接感召下派生出来的。

宋、尹一派,是站在黄老的立场“以调和儒墨”,但在学术发展中有着“连锁作用” 。慎、田一派,把道家的理论“向法理一方面发展”了。关尹一派,“很露骨地”主张 着“愚民政策”,是向“新时代的统治者效忠”。对于这一派演变为术家,郭沫若大加 挞伐:老聃之术传于世者二千余年,在中国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权变法门”,养出了大 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权谋诡诈的好汉”。宋、尹一派演变为名家,慎、田一派演变为法 家,关尹一派演变为术家。庄子的出现,从三派吸收精华,采取关尹、老聃的清静无为 的一面,而把他们关于权变的主张扬弃了,从而维系了“老聃的正统”,形成与儒、墨 两家“鼎足而三”的局面。对庄子及其后学的批判,郭沫若留下两段精彩的论述。一是 挖出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滑头主义处世哲学的老根——这是由庄子的消极厌世思想“培植 出来的”。二是揭出庄子后学流为“卑污”乃至堕为骗子的原因:一种思想,一旦失掉 了它的反抗性而转为御用品的时候,都要起这样的质变。

批判法家是郭沫若40年代提出来的,断断续续经历了三个年头。清算了社会机构的变 革之后,看到社会有了变革才有新的法制产生,有了新的法制才有法家思想出现。前期 法家如商鞅“行法而不用术”,主张公正严明,一切秉公执法,以法为权衡尺度,不许 执法者有丝毫的私智私慧以玩弄权柄。这些“纯粹的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 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一定是“王家本位”。倡导于老聃、关尹,发展于申不 害的“术家”,则把“法”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帝王南面之术”。到了 韩非,将申、商“二人综合”了,因而应该称为“法术家”。对于韩非的思想,郭沫若 这样分析:最重要的就在把老子的形而上观接上了墨子的政治独裁,把墨子的尊天明鬼 、兼爱尚贤扬弃了,而特别把尚同、非命、非乐、非儒的一部分发展到了极端。在韩非 的“法治”思想中,“一切自由都是禁绝了的”,包括行动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 ,乃至连思想的自由也当禁。

苏活古书生命是郭沫若一生整理古籍的最基本态度。这一方面,在他个人的学术研究 生涯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他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认识与特色 、成就和贡献。

选译《国风》中40首抒情诗给它“换上一套容易看懂的文字”,结集为《卷耳集》出 版,使得许多年轻人对于古代文学渐渐发生了研究的兴趣。郭沫若认为,不论对于传统 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要“向作品本身去求生命”,弄懂原著。而弄懂原著的关键在于 使原先颇具生命力的作品通过今译,能够在今天“苏活转来”。他特意写了一篇《古书 今译的问题》,强调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 ”,并满怀自信地预言:“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这在不远的将来是必然盛 行的一种方法”。[5](P163)后来更进一步指出,传统的注释方法总嫌寻章摘句,伤于 破碎,没有整个翻译来得那样的直截了当,并把古书今译问题提到关系继承文化遗产的 高度。

如果说对于《屈原赋》各篇时代性的考定主要是为了编排次序,那么对于《易》、《 诗》、《书》、《考工记》、《管子》等典籍的时代性的考定、真伪的辨别,则形成郭 沫若对待古代文献的鲜明特点。在作古代研究“自我批判”时,首先“检讨”的是“处 理材料”的问题,强调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 ”。在那前后,他对秦以前的主要文献的时代不断作出考定。关于《周易》,专门写有 《周易之制作时代》一书。至于《诗》三百篇的时代,则认为“尤其混沌”,前人的说 法“差不多全不可靠”。他的《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是一篇融汇古籍整 理(包括年代考定、古文今译、内容分析)与历史研究的文字。

校勘和诠释,历来是整理古籍最为基本、最见功力之处。《管子集校》一书,集中显 示出郭沫若在这方面的独特路径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是在版本搜集、对勘上下大 功夫,总共得17种版本和稿本,从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为前所未闻的创见。同时, 尽可能无遗地网罗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达42种之多。书中征引古今学者之说 ,不下110家。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其独特之处大致可 以归纳为:以校为主,校注一体;不仅校字校句,而且校节校篇;校释与辨伪、校释与 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书、草书等新旧文字作校释;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的 思想注入校释。这种带有研究性质的校改,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了新的高度,被 认为是“前所未曾有”的第一部博大精深的批判继承祖国遗产的巨大著作。

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是郭沫若自《离骚》今译与屈原研究、农事诗考察与 周代社会研究起即形成的一大治学风格。围绕集校《管子》展开研究者,一是从比较语 句入手,即获创见;二是由某篇校释出发,进行简要研究,得出重要结论;三是从校释 出发,写出相关时代或人物的长篇研究论文,《<侈靡篇>的研究》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 ,成为“二千年来第一次”对《侈靡篇》所作的全面的和深入的探讨。

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管子集校》、《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和《崖州志》 校勘等,在古籍整理方面形成系统认识、鲜明特色,在学术领域独树一帜。

郭沫若是一位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的文化巨人,因而形成他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 术风格。在他的庞大的文化体系中往往贯穿着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 ,即如他本人所说“以理智为父以感情为母”。这一特点,反映在他的学术文化研究领 域,差不多决定着他的论题选择、研究路数和所作评价。由感情喜好出发,生出选题兴 致,求得多种表现形式,或诗、或剧、或文。一旦进入研究境界,在论辩的推动下,定 要尽一切努力去寻求证据,非得弄清真相不可,以求得理智的归宿。这些特点,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诗词曲赋之中品评人物,以考释屈原、辨胡笳诗、考陈端生、评李说杜,最能 展示其思路敏锐、勇于创新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成果的长久价值。

第二,把“运动、变化”的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若干片断(细节)“复制”出来,以 艺术的形式再现于戏剧的小舞台,历史学与历史剧的关系被提到科学与艺术关系的高度 。

在科学研究逐步深入的今天看来,当年提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不失为一项颇具 预见性的认识。郭沫若的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相结合,确实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 方法,应当充分认识而加以继承。

【参考文献】

[1]郭沫若.“五四”课题的重提[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生命之科学》译者介言[A].郭沫若集外序跋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3]科学的春天[N].人民日报,1978—04—01.

[4]《青铜时代》后记[A].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M].

[5]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