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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文学和史学中是否应有一席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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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15日《文艺报》发表了李复威、杨鹏整理的《姚雪垠希望身后发表的谈话》,谈话的时间是在1994年4月29日和5月17日,内容除了讲述他的生平及《李自成》的创作问题外,主要都是与郭沫若有关的事。发表的内容是4月29日15时至17时的谈话,标题为《我对历史的研究很有功夫》。姚雪垠对几部历史小说的作者,由于不熟悉历史,而在书中出现了不应有的错误提出了批评。这是忠告,对今后写历史小说的作家是有益的大好事。姚雪垠写《李自成》时对明末清初的历史,进行过极为深入的钻研,作了许多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在评议郭沫若的学术时,姚雪垠说:“郭沫若在文学界没有多大贡献”,“是‘五四’时代的诗人,而不是史学家”。我们对姚先生这一观点,不敢苟同,下面谈谈我们的几点看法,请方家指正。

一、郭沫若的文学。如果按照姚雪垠的观点来办,那么,新落成的现代文学馆中的七位文学大师,就只有六位了。因为郭沫若只是“‘五四’时代的诗人”,是达不到文学大师水准的。其实郭沫若之所以被人们称作文学大师,主要是他的文学著作等身,成就卓越。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剧作家、散文家、小说家、书法家和翻译家。他不仅在“五四”时代是著名的诗人,一直到建国后的几十年也被文学界公认为诗人。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三十年代评论郭沫若时就说过:“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对于这个人的作品,读得很多,且对于作者致生特别兴趣”,“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诗、与戏曲、与散文、与小说,几几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坏,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是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郭沫若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出版)建国前他出版诗集多部不谈,建国后出版的诗集足可证明郭沫若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

郭沫若在剧作方面成绩斐然。他一生写了十几个剧本。从《凤凰涅槃》、“女神三部曲”之后的草创阶段,经历了创作《卓文君》、《王昭君》等剧逐渐走上成熟。当时有人评论说:“沫若的史剧在中国的新兴的文坛上,的确是一朵绚烂夺目的奇花”(王以仁:《沫若的戏剧》,见《郭沫若评传》)。到了抗日战争,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时期,他创作了6个历史剧,并被搬上了舞台,在大后方引起了轰动。《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还有《南冠草》,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在广大群众面前。一时间评论颇多。现摘录几个,以证明其成功的程度。“那《棠棣之花》是以诗意的浓郁见称,《屈原》是以气魄的雄伟出色,至于这个《虎符》恐怕就在意境的高远吧?”(褚遂初:《虎符》,载1942年《文化先锋》第1卷第4期);刘遽然评论道:“由于《棠棣之花》的演出,在舞台获得了优越的成功,郭沫若先生在十天内写成了《屈原》和最近又脱稿的《虎符》,实在是作者给予目前在为复兴抗战而奋斗的中华儿女,一番宝贵的教训和楷模,另一方面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人格表现,也许是非郭沫若先生这位热情的诗人之笔不能把它描写出来。”(1942年5月17日《中央日报》)这些评语说明郭沫若是一位有很大成就的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建国后,郭沫若虽然工作繁重,但他的创作并未停下来。《蔡文姬》的演出是替曹操翻案的杰作,几乎成了当时人们不可或少的话题,紧接着在1962年5月他又发表了他的新作《武则天》,1963年他的电影剧本《郑成功》问世。郭沫若不但有历史剧新作,还有研究史剧的《历史·史剧·现实》等论文发表。他在论文中提出“优秀的史剧家必须是优秀的史学家”,“史剧创作要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武则天〉序》)等重要理论,填补了历史剧创作理论上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历史科学与艺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做了前人很少进行尝试的跨学科的研究与实践。

二、郭沫若的史学。姚雪垠的谈话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讲历史科学的,他认为自己是史学家,而且比一些著名的史学家如郭沫若、吴晗、顾颉刚等高明(虽未直说,但可以听得出来)。如他说:“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的诗人,而不是史学家”;说吴晗对“明末及清朝历史不熟悉”;说“顾颉刚为主的‘正统史学’(应为‘古史辨’派史学)对古代史表示怀疑,我认为那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等等。其实吴晗是明史专家,搞了大半生明史;顾颉刚对唯物史观还是了解的。那么郭沫若是不是史学家呢?从他的历史著作看,他的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的专著有近千万字之多,他在30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学术界称作是一部中国最早的用唯物主义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著,具有开拓性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他的考古学成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被认为是甲骨文四堂之一。下面让我们考察一下建国前,有关学人对郭沫若学术的评论。被姚雪垠称作“正统史学”代表的顾颉刚在他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说:“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为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这部书的影响极大。”顾颉刚认为,在甲骨文研究上,以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够继承王国维并有开拓性贡献的是郭沫若。宋云彬评议道:“自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问世,一切曲解中国历史,改造中国历史的谬论,都扫荡了。”陈布雷曾在郭沫若25周年创作纪念时,吟诗称赞他的史学成就,诗云(1941年11月28日《大公报》):

搜奇甲骨著高文,描史重征起一军。

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

老舍对郭沫若有过较全面的评论,他说:“关于沫若先生,据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赞述:1.他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及翻译;2.在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功业;3.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4.抗战以来,他的抗敌工作;5.他的为人。”因评论太多,不可能摘录很多,只要能够证明,郭沫若是史学家也就够了。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时,最初人文组候选人有55人,经过5轮选举,在最后当选的28位院士中有郭沫若。胡适的日记中记载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而力争选郭沫若的是傅斯年。可见郭沫若在学术中的地位,远不是姚雪垠所讲的那样。

下面我们想谈一谈姚雪垠对他个人的评价问题。在姚先生的谈话中谈他自己的内容不少,有些评论是恰当的,但也有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说,他认为《李自成》这部小说“相当于一部百科全书”就不大符合实际。更有甚者,则是姚雪垠下面的一段话,不能不予以澄清。他在谈到清初建立清王朝的主要掌权者多尔衮时说:

过去史书上说皇后下嫁,这也是汉人的政治谣言,没有此事。多尔衮与皇太后有感情,他当时很年轻,才31岁,这是很可能的。爱情在内心萌发,也很自然,但下嫁却不可能。多尔衮后来活到了70多岁,没当皇帝,他回沈阳时,因为腿脚不便,康熙皇帝亲自下马扶他,说明康熙对他很尊敬。如果多尔衮年轻时有越轨行为,这是不可能的。康熙就不会对他那么尊敬有加。

在上面这段谈话中,有3个问题有误:1.太后下嫁。当时的满族习俗,有下嫁一说,下嫁不属于越轨行为,无可厚非。说下嫁是越轨行为,显然是对清初满族习俗没有研究;2.多尔衮生于1612年卒于1650年,享年39岁,没能活到姚先生所说的70多岁,此说或有来源,但显然是伪史,姚雪垠对之过于轻信,诸多可靠史书,姚先生可能没有查过;3.康熙皇帝生于1654年,即多尔衮死后4年出生,因此不可能出现他下马扶多尔衮的动人场面。

姚雪垠说:“我认为对他(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批判很重要。”这里所说的批判,就是1981年,他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此文后来引起了一些明史专家的批评,最后以姚先生未再答辩而停了下来。当时交锋的简况是这样的:姚文对郭沫若批评说:“翻阅的极少史料也没有认真研究、辨别真伪、轻于引用,然后在此基础上抒发主观意见,草率论断。”这“和严肃的历史科学方法背道而驰”。姚先生认为,李岩问题“基本上都是子虚乌有”,也不同意郭沫若对刘宗敏在“追赃”和“掠走了陈圆圆,激变了吴三桂投降清朝”两问题所作的结论。他认为,崇祯时,明朝国库已经“内帑空虚”;同时他不同意,陈圆圆同大顺军有关系和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投降清朝的说法。谷斯范对姚文持反对意见。他指出,郭文是有一些错误论断,但还是“有根有据,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的”。他说,陈圆圆并非“早死”,“冲冠一怒为红颜”不是虚构的传奇故事;刘宗敏“拷掠降官、追索赃银”,是严重失策和招致失败的致命伤;关于李岩,“所记多是亲见亲闻”,“怎么能说都是‘子虚乌有’”。(《应当全面评价〈甲申三百年祭〉》,1981年8月13日《文汇报》)王春瑜在1981年11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岩·〈西江月〉·〈商雒杂忆〉》一文,认为姚文对郭沫若的指责不公正,并列举了一些材料为证。顾诚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发表了《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说尽管郭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在学术上“依然是一篇史学名文,它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他还就李岩、刘宗敏及“明末内帑”等问题对姚文进行了反驳。十几年后,姚雪垠又翻开了老账,说明他对此是一直耿耿于怀,但是又觉无法说服不同意见者,所以才采取谈话的方式,以缓解心中的不快。

姚雪垠的谈话中,有几处互相矛盾之处。如他在前面说:“郭沫若这个人我一生最不佩服。”可是在后面他又说:“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思想研究,我也很了解,当时很佩服,我那时买了一本郭沫若的书,批了一句话‘最心爱的书’。”姚雪垠对郭沫若的看法尽管有了改变,由对郭“很佩服”变为“最不佩服”,说明他对郭还是佩服过,并不是“一生最不佩服”。又如在姚雪垠所列出的几派史学中,是把郭沫若作为新思想研究的代表的,这说明他还是承认郭沫若是史学家的,不但说他是史学家,而且还把他说成是一个学派的代表。这个观点和前面所讲的郭沫若“不是史学家”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

在姚雪垠的谈话中,有的是快人快语,有的则是显得很含蓄,如他要说自己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史学家,在谈话中是找不到明确的内容的。但人们从诸如“我对历史研究很有功夫”,“我是先有史学,然后才从事文学的”,“所以作为历史小说家,必须是历史家”等谈话中,是不难找到“我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史学家”的谈话内容的。那么姚雪垠是不是史学家呢?如果是,也是半路进入史学行列的一员。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先看看他的简历吧。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预科,后因参加学运被开除,1938年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东北大学副教授,上海大夏大学教授。解放后历任河南省文联和武汉作协专业作家,湖北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三四十年代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和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等中、长篇小说。解放后有多卷本长篇小说《李自成》,有关的历史论文多篇。

姚雪垠的旧学根底较深,但从他的谈话内容看,他所指出的他人的错误,多已见诸报章,从他所熟悉的晚明史来看,其成果仅有几篇文章,且多因过于武断而被批评,很难立论。《李自成》属于历史小说,不能作为历史专著看,严格地研究,其内容有不少与史实出入甚大,不少晚明资料是从晚明史专家谢国桢手中借的。从他对多尔衮的论述来看,一些重要史料也未看过。“我有很深的史学底子”一语有些言过其实。

姚雪垠的谈话,为什么要等到身后发表呢?有人猜测大概是他给评论这一谈话的人所设置的障碍。无论如何,你总不能对已经作古的人进行批评吧。我们认为,学术问题的讨论是对事不对人的,有不同看法就讲出来,是有益于学术工作的。既不要捂着错误不准别人批评,也不应不尊重事实,更不能篡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