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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如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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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郁达夫,他们不仅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同窗好友,而且都是我国“五四”时代的文坛巨匠,同为创造社的发起人和核心领导成员,又同为我国新文学浪漫抒情流派的开拓者和莫基人,他们的关系当然是很近,很密切的。郭沫若曾用商末周初孤竹君之二子来比喻他们的关系,郭沫若年长一点是长子伯夷,郁达夫年少一点是幼子叔齐。但再好的兄弟也会有不同的思想的认识存在差异的情况,因此,他们之间也曾有过矛盾的龃龋,甚而至于曾经一度绝交,但后来误会消除,终于又走到一起来了。所以,郁达夫说他们的友谊“二十余年如一日”,确也非虚假不真实之词.

孤竹君二子

一九二二年暑假期间的一日午后,两个青年相携从上海民厚南里走到四马路泰东图书局的门口,他们要去找泰东的老板赵南公先生,打听《创造》季刊创刊号发行的情况。走在前面的那位年约二十七八岁,身材瘦削,眼睛小小的,穿一件灰布长衫,后面的那位年纪稍大一点,但也只三十岁上下,戴一副圆形眼镜,额头宽宽的,着一套日本大学生制服,他们就是当时尚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和郭沫若。穿长衫的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经济,着制服的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医,他们都曾经想学一点实际的本领,以便归国之后能对国家社会作点切实的贡献,但在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都被裹挟到新文学的建设中来了。他们不仅一个熟谙传统的经史子则,一个精读历代的著名集部,一人常以屈原、李白自比,一个则以黄仲则自居,而且都精通日、英、德诸国文字,对美欧、俄罗斯和日本的文学广有涉猎,因此,他们不仅抱负甚高,志吞日月,而且持才傲物,自命不凡,不太把国内文坛诸豪杰放在眼里,所以《创造》创刊号刚出不久,新文坛诸先进已经得罪了好几位。这就使他们不知不觉间有了些寂寞的感觉,认为国内的文坛就如同沙漠一样。今天,他们相约来找赵南公,就是想来打听一下他们的《创造》的发行情况。当他们听说“初版两千部,还剩下有五百部的光景”时,一种悲凉的感觉更加油然而生,他们感到能理解和欣赏他们的人太少了,偌大一个上海似乎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样。

“沫若,我们喝酒去!”

“好,我们去喝酒。”

就这样,两个人手挽着手,相互搀扶着,在四马路上从这家酒楼吃上那家饭馆,一连吃了三家,足足吃了三十几壶酒。”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在走回民厚南里的路上,郭沫若一面这样说着,一面还得去拉住常常从侧道跑上街心,把手举起来对着迎面开来的汽车狂喊的郁达夫:“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要用手枪对待!”以发泄对于坐汽车的西洋人和官僚富商的义愤。

其实,《创造》发刊才三个来月,两千册已经卖去了大半,在当时要算成绩已经相当可观,很好很好了。

想当初,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他们几个留日同学,从1918年夏季开始筹备,梦想为中华新文坛献出一个纯文艺的新刊物,曾经费尽心机,多方设法,终于束手无策。直到1921年春,由于赵南公的慧眼,由于郭沫若等的艰苦努力,《创造》才得以允准出版,算计起来,《创造》筹备花了三四年的功夫,而《创造》出版仅两三个月,就销售出去l千多部,读者肯定争取了不少,应该说成绩已经相当不菲了。不过,郭沫若、郁达夫对此也许有特殊的感受,因为《创造》这样的文艺刊物曾经是他们好几个人朝思暮想,并为之辛勤操劳,企望它一炮打响、一鸣惊人,好不容易才诞生的宁馨儿。而且这宁馨儿,对于郭沫若、郁达夫还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最初是由郭沫若在1921年9月以前集稿,未待编就而由郁达夫回国接替,自己回福冈继续学医,直至1922年5月才由郁达夫边教书边编辑而成,它是郭沫若和郁达夫第一次携手合作的产物,也是他们友谊的最早结晶和见证,所以他们特别地珍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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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下载: 附件1 原载:《郭沫若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