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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永远只属于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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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全过程参加了冰心文学第2届研讨会,得以全面摸清了整个冰心研究的基本脉络,从而深深地感觉到:冰心研究涉及了我们整个现当代文学史的知识与制度问题,涉及了我们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以及思考进路问题,涉及了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的重新认识问题,涉及了现代汉语写作开拓我们的现代思维问题……等等。而这一届的冰心研究的学术研讨显然有着明显的转向和转机:一是冰心研究专家王炳根先生提出的非文本研究价值⑴,二是来自日本的诸位女学者提供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调查的方法介入了冰心研究,假如说前者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的新思维,那么后者则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方法;三是青年才俊王侃先生的解构思维进入了冰心研究,同时提出了一个颇为尖锐却又发人深思的问题:冰心不应该进入现当代文学史,或者换句话说,冰心的文学成就远不能使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享有如此尊荣。实际上,王侃先生的见解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他也并非就像我们惯常所见的挖空心思仅仅为了发表“高论”,而是来自已渐渐式微却又余音袅袅的“重写文学史”的使命终结之前的顽强回声,是个体性觉醒之后的文化思想界仍然面临多重话语遮蔽而出现的重建知识主体的困难的曲折回响,比如就有刘再复先生等人对“重写文学史”的不满,并发问:过去的文学史把张爱玲、沈从文遗忘,重写的文学史就应该把“左联”、“十七年”文学排除出去吗?等等。在我看来,这显然并非表面上一般认为的对错问题或者是偏左或偏右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总是盲目地相信权威,总是在权威的阴影之下呼唤着一种总体性要求,尤其是在真正缺乏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逻辑认知的前提下,顺从于某种权力话语,或者某种历史必然性,就使我们自己的有效话语表达得无比困难。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王侃先生自己的逻辑认知是应该获得赞赏并当给予坚定的理论支持的,因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宝贵基因可能便存在于这种属于个人的逻辑认知之中。

也便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得以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首先必须忠实于我个人的逻辑认知。然后,本文试图就冰心研究所可能涉及的有关知识与制度的问题、现代汉语写作开拓我们的现代思维问题并适当兼及对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进行重新认识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认真探讨,而对冰心研究的基本学术范式问题以及相关的种种思考进路问题,将在笔者今后陆续展开的冰心研究系列文章中展开。

一、 我们的知识主体是如何被建构的

接着我们必须深入到我们身陷其中几乎不能自拔的本土语境之中。在做冰心研究的时候,显然不能忽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基本文学问题以及基本的文学事实:冰心研究的重大意义直指我们当下文学的现实状况以及文学精神的存在根基,历史选择了冰心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隐含了属于我们本土的一种逻辑必然性使然。

当我们重读冰心先生写作于1920年前后的一系列问题小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再次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历史境遇。比如《两个家庭》比如《去国》,至今读来仍能读出忧愤深沉,尤其是至今知识分子命运没有多大改变,源头在于:语言制度始终不能得以改变。比如,我们的知识分子们至今充斥在各个“衙门”包括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高校”,要不整天计较于各种蝇头小利比如种种“待遇”之类,要不满足于在“核心期刊”发几篇文章就为了评个高级职称,或者混足了年头好歹有个“博导”头衔,要不就占据着某个“位置”以便“大名鼎鼎”:至于知识本身倒是常常被莫名其妙地本末倒置地被搁于一边。这样,知识的毫无用处常常使学得了真正的知识掌握了真正的知识的知识分子,空有一腔豪情乃至报国之志,“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养精蓄锐的,满想着一回国,立刻要把中国旋转过来。谁知回国以后,政府只给他一名差遣员的缺,受了一月二百块钱无功的俸禄”,“这个时势,不游玩,不拼酒,还要做什么?难道英雄有用武之地么?”(《两个家庭》)上班除了喝茶聊天看报纸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我们还能干什么,我们还有多少事情可干?要干也只干自己的事情,或者借着公家的工具干自己的事情,还拿着国家的一份俸禄。当然也有为数不少不甘堕落的知识分子,但他们除了像《去国》的主人公英士那样理想破灭一身的心灰意冷“去国”,或者像韩少功先生回到乡下老家购田造屋、种菜莳苗,像人类学者、小说家潘年英那样对旧体制的彻底绝望宁可采取决裂的方式回到老家黔东南安心养牛,更有的老是把眼睛盯在“礼崩乐坏”上,比如寄希望于“革命”等等。却很少有人追问:我们为什么老是产生这样那样的换汤不换药的社会体制?为什么我们的无论新旧政体以及形成的种种社会控制,总是要扼杀个体性的生机?扼杀创造性的萌芽?扼杀种种个人存在的理由?扼杀知识追求与思想进步的可能性?除了隋唐科举以来的读书做官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毒害,而今甚至有人在看到世袭子弟纷纷当官的现实反而去对科举选拔人才制度褒扬有加,反而提出科举废除之后我们新兴学堂来不及为社会输送人才才导致了严重后果,就是不想想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知识制度的痼疾究竟在哪!恰恰是由于我们有着如此顽固而又柔韧阴性再生能力极强的种种知识制度,才怎么倒腾怎么造反怎么革命,最终导致的社会制度方式和社会控制方式如出一辙,根本就很少可能给个体生命与个体创造提供起码的环境和土壤。因此,“英士却拿着悲凉恳切的目光,看着芳士说:‘妹妹!我盼望等你回去时候的那个中国,不是我现在所遇见的这个中国,那就好了!’”重读到此,不能不悲从中来:这可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最低基准却又始终不得以实现的希望啊!

于是,出于冰心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和所接受的教育,她对人生的思考就跟她的艺术一样早慧,人生的终极性问题很早就进入了冰心的艺术和思想,比如人生就是“虚空”(《超人》),比如宇宙就是“盲触”(《悟》)。尽管有论者王欣先生指出:这些所谓问题小说,不过是中学生作文——记叙文,而已⑵;也尽管有论者梁锡华指出:“冰心宗教信仰的驳杂:他们出身中上的书香之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大。他们甩不开沉重的儒释道包袱,而又接受多方的新知影响,以致本身的宗教信仰,显得驳杂支离”⑶。他们说的都对。但我更关心的是:经过了近一个百年,我们经历了种种跟文化有关的清算和洗礼(包括新文化运动、普罗文学、文学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我们的个人心性却几无多少改变,我们的文化结构乃至语言结构几乎雷打不动,因此:经过了一个百年,从上到下由左至右全面回归传统价值,几乎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知识分子的苦闷困惑彷徨无计与一个百年前几无多大区别,几乎所有的人生问题就跟当年冰心们所面对的毫无二致,于是终极价值、终极关怀以及种种人生终极性问题等等一度甚嚣尘上,仿佛我们一旦具备有终极意义就真的能够获得人生拯救似的。实际上,所谓终极性意义却未必有着惟一性:所谓上帝的终极,仍然还有道家的终极,以及佛家的终极,即便是原教旨,谈的仍然是终极性的事情。一如茅盾先生在《冰心论》中所云:“一个人的思想被她的生活经验所决定,外来的思想没有‘适宜的土壤’不会发芽。”⑷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就是虚无精神:上帝即虚无。“决不允许制造偶像”,它却又无处不在。存在也即虚无——在谈论生存问题的时候,海德格尔说过大意如此的话:筹划中的此在虽然也把将来看作先于当下,但将来的大限是死亡,此乃向死而在。因而此在的此时性便获得了存在的绝对意义,也就是突出了此在作为非确定的可能性本身,就是瞬间生成着的,即是领悟着去蔽着筹划着的创造个体。所以它是用终有一死的将来抗拒敞开过去的绵延与遮蔽,为的是实现此在当下瞬时的生命活力使人成为一个自主自决的真实存在,而不是将来即过去亦即传统理性决定的摹本和影子:沉沦……“道”本来也应该是虚无,我们的先人却又把它彻底地“沉沦”化了,因为终于把它跟“天”挂在了一起,跟“气”连接在了一起:所谓天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气,云云。这样一来,一方面直接导致知识不是指向虚无,而是指向无用,然后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实用;另一方面,知识直接跟天命天道形成必然的联系,回过头来直接对具体的个人自由(比如思考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等等)进行种种限制和管制。尽管作为具体的个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总是随时随地地要面临自身的“界限状况”(死亡、苦难、斗争和罪过等),面对孤独的自我,那么人生的困惑便自然而然地接踵而来:人与人的交流中断之后,建立人与神的交流。西方人面对虚无时即便是感到知识论哲学的不可依托,也仍然要面对上帝的真,一种精神层面上的“怕”,一种个体精神裂伤意义上的“爱”,一种无辜的负疚,一种深刻的忏悔和自我反思并获得自我拯救的可能。我们呢?面对的存在几千年始终是“圣人”如何如何,然后就是“圣人一出,天下归心”,一个怎么都动摇不得的分疆封吏的官场结构性存在;个人面临的人生困惑或者摆脱困境就是把身心交付自然,自然而然的回归自然的心灵所谓“自由”,然后即便是身在“民间”心也一定是在“庙堂”,因此只要条件许可就是一定要把自身的身体“奉献”出去的:奉献给自以为可以委身的“庙堂”的。这样,我们就不能不从根本上缺乏了真信仰也就缺失了真精神,更遑论知识信仰与科学精神!也即从这个意义上说,冰心先生的个体立场,即便迥异于她同时代的那些思想大师、知识精英、革命者、文化领袖们——因为她痛感人类社会“制度已定,阶级已深,自私和自利”,“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作云覆手雨”⑸,由此产生烦闷愁苦、悲观厌世甚至走向自杀,她以为“如是种种,均由不爱而来”,因此她反复陈述了“爱的哲学”,以带有宗教底蕴的“自然”和“母亲”证明宇宙人生之爱,等等——也仍然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国人特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出于我们自身的人文文化传统以及古代汉语言撒播的乐感文化造就的人文主体,即便是接受了西化教育接受了基督教精神接受了种种新学新知,就像现代汉语言改造现实的主流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普罗文学一样,常常成了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或者拿着手电筒专门照别人,就是不照自己。因此冰心的“爱的哲学”一如众多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既能找出基督教精神,又能找到佛家思想(如《春水》第一百三十九首:这奔涌的心潮/只索倩《楞严》来壅塞了/无力的人呵!/究竟会悟到空不空么?),又能找到道家的旨趣,比如小说《海上》《月光》以及众多的诗歌与散文之中,当然后者有更多的泰戈尔痕迹,当然还有卢梭等的自然观:在我看来其所接受的影响更亲近于泰戈尔,卢梭的自然法基础显然并没有为冰心所吸取,所谓浪漫主义的泛神论仍然是基于深厚的东方人文性基础。而儒教经典教义的形象显现更是触目皆是,就像辜鸿铭老先生所曾指出的那样:西方人要人们爱上帝必先要爱其牧师,中国人要人们爱皇帝必要先爱其父母。冰心的“母亲之爱”虽然有浓郁的基督教精神,却也带着极其浓重的儒家精神,在冰心的眼里家国仍然如一体,她爱国家就跟爱母亲一样,以至在她后来的许许多多文章和一系列实际行动当中,几乎便是出于爱母亲那样爱着自己的国家,扩而大之——民族,比如《寄小读者》比如《往事》。最典型的莫过于小说《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假如说周总理的一生只是为人民做了众多应该做的事情,实在不值得全国人民倾注了这么深厚的感情,而应该是假如周总理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就理应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只是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文化原因社会原因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冰心的感情表达只不过是顺时人之理顺人情成章而已,以至顺理成章到了人们都感觉不到的程度罢了。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我们大致已经清楚:我们的知识主体实则由人文主体构成,这个人文主体特别重视乐感而又特别轻视理性,因此即便才高如冰心者以及绝大多数都显得特别天真(只有极少数曾经怀疑过我们的语言制度,从而力倡白话文运动,然后蔚然成风,汇成巨流),往往以为社会制度改变了一切就都改变了(尽管新文化运动仍然在继续,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文化”以及非常“纯粹”的最新最美的图画,最后的语言事件变成了彻底的语言暴力),同时也显出冰心思想的单纯(而不是复杂):她也写出过多篇民粹主义色彩颇为浓厚的小说,比如《张嫂》《冬儿姑娘》《分》等,相形之下,她的那些正面宣扬“爱的哲学”的小说反而显得说教意味十足,《超人》如此《悟》如此《最后的安息》更是如此,后者的最后一段话给人的感觉甚至生硬到整个是硬加上去的,以至让人感到翠儿的死与宗教情感意味的关联有着强拉出场的嫌疑,只有《我的学生》等所表达的宗教情感似较为纯粹。再看看冰心写于不同时期的3篇散文:写于1922年的《到青龙桥去》,“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的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是何等威猛的语句啊(如此激烈的言词在冰心的作品中属于不多见,另外就是那个控诉日本侵略者的名篇《我爱,归来罢,我爱!》,如名句:你先杀散了那叫嚣的暴客/再收你娘的尸骨在堂楼边!以及《鸽子》……等等)!写于1959年的《再到青龙桥去》,冰心热情地赞颂并讴歌“大跃进”带来的繁荣景象,写于1963年的《三到青龙桥》,冰心则真诚地表达了“支援亚非拉”的革命的必胜信念。由此可见,投身思想改造献身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运动就成了当年众多知识分子的自觉也就成了命运的必然。然后是反右、文化大革命,他们自己无一例外地惨遭厄运。就这样的一大批曾经身体力行于语言参与变革现实的大知识分子,一个个成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语言暴力之下的牺牲品。

噩梦醒来是早晨,真的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未必!语言事件仍然在继续,语言的暴力改换了头面以种种词不及物的方式仍然大量发生在我们的日常,尽管编码就是解码,但编码者仍然不遗余力地编出一个又一个注定要解码的“宏大”的码。语言已经不再能够参与改造现实,倒是现实现世借用了语言已经改变了的世界来重新控制这个世界,重新有效地管理了语言。以至个体的渺小再次以铁的事实重新呈现在以言说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面前,真实也真实了,但毕竟失去了话语强力的支撑或者更重要的是保护,知识分子终于重新回归到自身。于是,在人生的暮年,无独有偶,一对文坛名宿:巴金和冰心,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种种语言风暴的洗礼,不约而同,挺身而出,无所畏惧地完全不减当年风采地充当了我们那个时代和社会的良心:巴金以最后的赤诚说出的真话,蕴含了我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勇气,他的关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呼声至今余音绕梁,还不仅仅如此,他还重新严肃严正地审视了自己解剖了自己,相当真切地成为了上个世纪末真正敢于为自己负责任的天下第一知识分子;冰心呢,也毫不落后,在她80高龄之后重新披挂上阵,《空巢》《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落价》《我请求》《我感谢》等等作品,再次震动了文坛,时间仿佛倒流到了60年前......尤其是《我请求》《我感谢》《无士则如何》《开卷有益》等散文,为重视教育为提高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痛心疾首摇旗呐喊甚至奔走呼号,用王欣先生的颇为优美而又精到传神的语言概括之:一位以生命的清白、才情的超逸博得广泛威望的公民,怎样运用一种亲切率性的言论去守护公共事务的灯塔,感召无数羞愧的晚辈们的良知和勇气⑹。当我读着王欣先生的这一段精彩文字,我的脑海里就不时地叠印着冰心写作于1923年的《往事(二)之八》的有关“灯塔守”的种种意象以及记忆,莫非冰心先生以她一生“清白的生命”和“超逸的才情”仅是为了实践她形成于儿时的志向么?但我不能同意王欣先生的关于“公民”的说法,假如一个公民还要通过“广泛威望”,而且《我请求》等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发之前已经惊动了头头脑脑,而且压着不发有个把月时间,而且还是因为是冰心,否则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发表意见的机会和可能,又如何“公共”之有?假如一个公民不能在公共渠道自由发表意见,只能是四下里传播着种种小道消息的“私民”。“时隔七十年,我们今天还是要大声疾呼:‘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无士则如何》)更何况,众所周知的“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对冰心的戏说,其中的反讽意义不是直指向了“乱臣贼子惧”的经典说法了么?那么,究竟谁为“贼”就反倒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假如说“我请求”也仅仅是请求、呼吁建造“文革博物馆”也仅仅是呼吁,离现世现实还远远地隔着几大厚层呢,那么,我们能说语言改造现实的事情是可能的吗?

假如我们坚信可能,那么,我们的语言努力应该重新从哪里开始呢?

假如说我们的知识主体真的能够重新建构出来的话,我们的努力方向真的就像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明确了吗?

二、冰心的文学话语是如何被构成的

众所周知,冰心文学话语的重要构成,是因为她的“爱的哲学”。“爱的哲学”是冰心的文学精神,其内涵不仅由冰心本人的长达80年的话语实践所丰富,而且更由众多的评论者、研究者、阅读者、传播者的不断阐释所丰富,甚至由其对立面的“斗争哲学”的反复“斗争”与批评乃至冷落从反面更促成了其丰富。但,几乎很少人意识到:即便是冰心的文学话语如何丰富,毕竟也只是属于她自己的个人话语。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在现代文学史上,几乎很少有人像冰心这样,处于那么尊荣的地位,却又把个人的文学话语跟所有的权力话语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谨慎的距离。尽管她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她毕竟还是相当努力地去做,至于她如何受到权力话语的侵袭,公允地说:实在违逆她的天性。当然,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此容后再努力细加分析。

关于“爱的哲学”的研究,从30年代评论家阿英提出以来,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我们总是有着把个人话语意识形态化的传统。远的不说,30年前我们就曾经非常严重地把鲁迅先生的个人话语意识形态化了去,仿佛鲁迅是神早已不是人。这显然是我们在做着冰心研究时需要特别警惕的。

我们知道,也便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传统,让我们一开始就失去个人逻辑认知的可能,同时个人感知的感性可能性也变得十分有限。本来有着千差万别的个体差异常常被扼杀在一种完全是格式化的思维当中,根本不具备生根发芽的机会和土壤,一不留神说出来的话大家就都是一样的,假如你一定要不一样,那你肯定就是个异数或者另类了。出于冰心高贵而又融和的天性,她自始至终保持并忠诚着一个艺术家的个体感知,但又常常不是跟她所处的时代脉搏距离太远,然后谨慎地而又无比顽强地坚持着她的“爱的哲学”。已经过去的近百年历史证明,“斗争的哲学”是完全失败了的,那么,“爱的哲学”就真的获得成功了吗?

众所周知,冰心的问题小说、冰心体散文、以《繁星》《春水》为代表的小诗、以《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等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不管哪一种文体,她都几乎有着开山性质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的根基恰恰又都在于冰心个人的有效个体感知:冰心的问题小说几乎集中了她一以贯之了几十年的对人生种种问题的感悟,诸如家与国的问题,新青年、新学生的道德、责任、人格、情操等等问题,以及个体历史境遇与现实境遇问题,等等。同时期的诗集《繁星》《春水》,之后的《寄小读者》《往事》乃至《小桔灯》《空巢》等,无一不是在发展着扩大着延伸着丰富着冰心的个人文学话语,哪怕是《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以及《陶奇的暑期日记》等,也是把少年看作“革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来培养教育的,仍然是她个人感知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证明。当然,意识形态化的侵袭,即便是谨慎如有着独立人格的冰心者,也不能幸免。差不多近30年,冰心的创作和心灵处于了半萎顿状态,除了外部限制了表达的权利,更有内部心灵表达的困难。以至近30年创作留下的堪称珍品的可能只有《小桔灯》了。尽管《小桔灯》跟《分》《冬儿姑娘》《张嫂》等小说一样,颇具民粹主义色彩,但由于仍是出于个人感知,而且是真情实感,这也便是佳作诞生的创作基础,《小桔灯》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也就如同建国以来所极力主张的“社会正义”,正义本身并没有错,运送正义的方式却是出了大问题,直至酿造了空前的大灾难。一个作家、艺术家并不是说就一定要跟他(她)所处的时代保持着不可缩小的距离,只要这个时代的强音确实能够在他(她)的心灵的深处拨开琴弦,那么也就大可以唱出一阙比较美妙的歌。但一个作家一旦出现了内心表达的困难,这就无异于要扼杀了作家的艺术生命。冰心文学现象,作为现当代中国文学中一枚活的标本,显然为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着无比重要的精神参照和可资借鉴的精神遗产。

如果精神的火炬一旦被点燃,哪怕一时微弱,哪怕遭遇狂风暴雨,哪怕遭遇惊涛骇浪,只要一息尚存,它就会无比顽强地在适当的时候可能的时候出现一盏小小、小小的《小桔灯》,它何止是照亮夜路的行程,它更是激发前进的璀璨的精神力量啊!就如同六十年前是“青春年少之贼”,六十年后的冰心乃“老而不死是为贼”!自最早的问题小说中如《超人》,冰心的“爱的哲学”的文学话语就开始登场,同时经由《繁星》《春水》,再到《寄小读者》《往事》等发展壮大起来,之后绵绵无绝期,只要有合适的语义环境,爱的哲学旗帜即被高举,实在是其心灵深处深藏着的母爱、童心和对大自然的深深的眷恋使然。也正由于此,冰心永远不可能成为小说巨匠,却必然要成为散文大家。现在的人们之所以更喜欢张爱玲,原因便在此。冰心的问题永远只是问题,张爱玲却把那种种问题尖锐化了。也就是说,张爱玲对人性有着更深刻更彻底的洞察,因此才可能更为深刻立体地揭示了种种生存真相和精神真相。人跟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狼跟狼的关系,假如整个社会真的能够行使正义,惩恶扬善靠的是规则,依的是法治,无论是从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一切依法律办事,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才成其为人。人与人的调和、人与社会的调和以及人与自然的调和,都归入于爱的旗帜之下,靠的是修养,是反身是诚的内在修为,毕竟是自幼深受儒家精神浸养的冰心个人的必然选择。但作为儒家的原精神,孝悌毕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在这一点上恐怕是永远也改变不了也不可改变的已融入我们血液的信念和感情的中国人精神了。冰心“爱的哲学”之所以历久弥新,生命力不衰,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最根本的原因恐怕便在此。这还让我想起了写作那“一湾浅浅的海峡”的余光中,道理完全相同:余光中作品的影响也是一样有效地调动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感情,而不是他的作品真的有多么伟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是一种非常具体而实在的东西,全然不同于而今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国家”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时髦说法,而几乎完全是一种“道德共同体”的现世实存。就是我们的这个约定俗成的历史和民族的信仰体系的道德共同体,在起着相当程度上的精神和心理包括意识潜意识的调节作用。而且,我们知道:所有的文明都反映了人类组成社会的一种内在伦理道德要求,即便是形态各异的不同文明,在内在的道德属性上,也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因此,当我们讨论冰心“爱的哲学”的时候,总是喜欢探究其与基督教的关系,或者跟泰戈尔的关系,等等。实际上,从不同文明的根本一致性上说,它们之间可以有关系:均有普世济世情怀。但从粘合凝聚民族心理与文化传统的方式上说,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远: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采用宗教的方式,我们从来是采用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当然也通过我们特有的文化传统以及民族感情发挥出了这种功能。至于说基督的爱感、泰戈尔的宗教感情,本身便是诗性的东西,这对深受乐感文化熏陶的冰心来说自是如鱼得水,难怪她要那样情不自禁地崇拜并热诚地《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之后在她的《繁星》《春水》中完全接受其影响,对大海、星光、日月以及种种大自然的礼赞,对父亲、母亲、兄弟们的种种亲情与眷恋,对童年生活的种种迷恋与向往,到了《寄小读者》,就更是热切而真诚地向小朋友们传达了从太平洋东岸到太平洋西岸的种种沿途见闻,从而勾起的亲情故土的眷恋以及乡恋乡愁的倾诉,到了《山中杂感》又是那样精致地描摹了山中不同时辰不同角度不同情形的风景与风物:月夜的水声和嫣然的笑语,夕照的黄昏与深谷的早晨;夜色中的月光、池水、白衣,清新而淡雅;绿树丛中的黄叶、红墙,岩石边的草丛、繁花……繁而不复,层次分明,色泽清艳,不浮不俗,等等等等,几乎无一处不洋溢着典雅的中华文化气质而又无一笔不飘洒着汉语乐感诗学的芬芳。那么,我们最好还是温习一遍早已耳熟能详的这样一段文字吧:

在去年秋风萧瑟、月明星稀的一个晚上,一本书无意中将你介绍给我,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

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心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戚;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另外引用《一月的春光》文中描写海棠的冰心文字来概括冰心自己的汉语写作特点倒也相当合适:海棠是浅浅的红,红得“乐而不淫”,淡淡的白,白得“哀而不伤”,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秾纤适中,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或者还是继续引用王欣先生的另一段优美精到的文字来进一步说明吧:“她感觉细腻、想象舒展、谈吐生香、举止凌风,她用平易的白话文娓娓讲述,却旋起了数千年古典汉语的优雅柔美的乐感。”王欣先生还说:“胡适甚至撇开了自己对文言的蓄谋攻击而明确地褒扬了冰心在白话文中注入了古典汉语诗学的首创佳绩。”并声称:“这一语言高度至今未被超越。”⑺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无论冰心是怎样接受基督教影响接受西方新知教育,或者泰戈尔或者卢梭等等的影响,只不过是把潜藏在冰心心灵深处的精神岩浆有效地开启。其少年记忆、文化记忆、民族记忆乃至历史记忆才是支撑她全部创作的精神源泉。尤其是童年记忆殊关重要,它往往会不可思议地贯穿着一个作家的一生。由于冰心的家庭出身和家庭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她精神的高贵及气质的高雅,品位更是超凡,以她80年的个人文学话语实践的现实情形看,我以为其个人真实性以及美学感性的根基基本不容怀疑。我们知道,所谓汉语乐感诗学,基本上就是瞒和骗文学的活的源头。不说儒学经学化之后怎样,光是隋唐科举以来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会了口是心非,一心读那圣贤书无非就是为了获得进入“官场”的敲门砖而已,文章可能锦绣灿烂,为人是非不分,所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说的就是他们。因此在“白话文中注入了古典汉语诗学”时至今日仍然是个严重无比的误区。即便是导源于庄子的心灵自由的种种艺术情致,往往也就成了那些失意文人寻求解脱的不二法门。也就是说,古典汉语的语义环境、语言思维以及语言事实都需要重新漂洗,而且必得经过现代性洗礼,注入真正健康的现代人情趣,似乎才是现代汉语写作的正经之途。哪怕是冰心先生所主张的“西文中国化、古文现代化”以丰富我们的现代文学,也需要重新检验,因为:无论是古文还是西文,都需要翻译——前者好比今日欧洲人之于拉丁文,后者甚至存在着可翻译与不可翻译可共感与不可共感等等,即便是精通西语的冰心本人,跟我们的古汉语精神一脉相承,跟西语的具体语境就不能不隔着厚厚的一层。因此她的“爱的哲学”源头哪怕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具体教义,可在具体精神上确实严重貌合神离,除了前面说过的“思想驳杂”,更重要的是基督精神的苦难意识,几乎在冰心的所有文学话语之中不见丝毫痕迹,更遑论个体在世承担呢?假如我们的个体是圆融的个体自足的个体,而不是也绝不肯是有缺陷的个体,那么个体在世与上帝虚无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在冰心那里,其所强调的显然不是个体与存在的紧张冲突关系,而是处处显示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亲和谐调的关系,而只有在民族危难之时才会爆发出其完全是“天使般”的愤怒(如《我爱,归来吧,我爱!》《鸽子》等),只有在面临彻底的“界限状况”时才会具备上一点点的苦难意识(如《南归》),因此:与其说其是基督精神,毋宁说是儒学原精神的有意宗教化、哲学化,而其核心便是“孝悌”之家庭伦理规范的形象表达。这,不仅可以在冰心把母爱的描写推向极致的写于1931年6月的《南归——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看出——在中国人看来,“每一夜的寒冷,每一次的咳嗽,每一回的探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心”(王炳根语)⑻,可在西方人看来可能就未必,在我看来那种感情就是极端私人的,虽然能读下去也很感人但还得耐着点性子——而且,还可以在冰心晚年的小说写作的佳作之一《空巢》中看出,表达的一样是中国人特有的家庭伦理精神及其相关道德诉求(这同时也是冰心把“爱的哲学”坚持到了最后的明证),其对中国人的阅读肯定会有触动,而对老外的阅读来说却未必!

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语言高度,必得同我们试图参与改变的现实状况联系起来。冰心的语言高度自不待言,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张爱玲、沈从文都不同程度地代表了相应的语言高度,上个世纪末的王小波也一样代表了我们一个时代的现代汉语写作界的语言高度。而是否以继承了汉语乐感诗学的脉流,却并非特别重要。更何况,就如同新教伦理所强调的人们爱上帝却未必要爱牧师,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地面对上帝诚心地忏悔,我们的家国伦理难道不需要好好地再做更为深入一步的深刻反思与改革吗?我们爱父母,难道我们就应该爱皇帝吗?家庭伦理是中国人的基本德行操守,国家伦理难道还仍然应该停留在家庭伦理基础的合法性上吗?也便是在这个意义上,冰心的“爱的哲学”和她的现代汉语写作又确实获得了它的相当程度上的说服力,因为它毕竟注入了诸多的诸如“妇女的发现”(反抗封建,自立自强)、“儿童的发现”(尤其关注儿童的美育德育智育等教育)乃至“人的发现”等等理念和情趣,纳入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呼唤现代性的先进潮流和时代风云当中……

三、可以通过解构建构新的知识主体吗

但是,众所周知:我们的现代性呼唤了整整一个世纪,不仅远未完成,而且曾经一度甚至走向了反面。在现代性的革命文化运作之下,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曾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民生凋敝自不待言,就连起码的个人生活自由都被严重地剥夺。我们的个体性严重缺失,文学的主体性成了个面目可疑的问题,无论它打的是人道主义的旗号还是人文精神的招牌,都必不可免地陷入了一种坚硬的逻辑决定论和历史必然性的种种窠臼之中。个体的精神存在仍然时时受到严重的威胁,复杂多重的无数语言遮蔽仍然压得我们气都喘不过来。因此在我们做冰心研究的时候,至关重要的首先恐怕还是要还给关于冰心个人的最为起码的真实性,努力去除覆盖遮蔽着冰心个体真实性可能的种种语言屏障。在还给冰心个体真实性的时候,首先我们肯定不能忽略了冰心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境遇和现实境遇当中所遭遇的真实语境,她终生所致力倡扬的“爱的哲学”肯定不是一切,但作为一个大艺术家大散文家,她所致力努力并不遗余力地去丰富去立体完成的文学世界,却是她自己的一切。你可以认为她的主张非常好或者非常不好,她不能强加给你,但你最好也要表示尊重。即便是从宗教的意义上说,也有着个个体认信的问题,信不信由你的问题。况且冰心直至晚年实际上仍然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士”的品格(这从散文《无士则如何》中把知识分子称为“士”也可见一斑),其正直高洁,讲求气节而又趣味高雅,这跟她在长期的散文写作中追求的一种淡雅高洁的情趣实则一脉相承,这一点,冰心研究专家卓如女士有过出色的研究:冰心的那些特别优秀气质特别超凡的散文,往往就是飘逸着高洁之士的高雅小品。用卓如的话说:“翻开冰心的作品,就有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置身于雨后放晴的田野,微风吹拂的草原,朝华欢笑的山谷,旭日初升的海边,那样晴朗,那样清澈,那样飘逸,顿觉神清气爽,杂念烟消,心弦策策而动。”⑼窃以为其是中的之语,甚至概括称得上精确。

也便是由于此,冰心才成为了文坛之祖母:冰心大姐冰心奶奶冰心大师冰心……等等“冠盖满京华”接踵而至,甚至可以涵容了不同理念,似乎真的成了我们的一个新的道德共同体,甚至包容了各色人等无论高尚还是卑俗无论真实还是虚假无论真诚还是逢迎无论实用还是就那么打一打秋风……都能聚集在冰心的旗帜之下各说各话,故左右而言他,各打各的算盘,而又大概都可以领得一份“圣餐”罢。

这就如同当年冰心“爱的哲学”来自多方面的批评:革命者、激进主义者、文化领袖、学者教授乃至青年学生,著名的有陈西滢、蒋光赤也包括阿英、茅盾……无论是政治学的抑或庸俗社会学的等等,一样是对冰心的歪曲,一样是对冰心个体真实性的篡改。我们不能在任何时候出于理念的需要而对一个颇具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美学感性思维进行粗暴的践踏,而这,恰恰又从正反两方面更加彻底地暴露了我们的知识与制度的双重混乱与积重难返。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喻示着一个文学解构时代的真正来临。

我们知道,无论是古代汉语思维还是现代汉语思维,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是语言让我们的生活世界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尽管古代汉语言说出来的世界与现代汉语言说成的世界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其精神内核上却有着众所周知的扯不断理还乱的内在深刻勾连,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在那无比纯粹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我们一边破着四旧一边却又立着一个最古旧的“皇帝”。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冰心一边倡扬着现代性话语一边又采取着“士”的立场。而且这个“士”不是可以随便效仿不是什么人想“士”就能“士”得起来的,其间掺杂有冰心的身份身价地位影响以及声望:“士”的好处就是在那个遥远的“士”的时代,还有着个说不说由我用不用由你的自由。否则,你怎么模仿怎么效法难说就是效颦效尤只能是一副惨不忍睹的精神残废的文人嘴脸——科举之后的所有文人就是如此,时至今日的文人们一样如此:你没有说的自由,而且你是否被用也一样没有自由。“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语义环境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种种官场权力话语的又恨又痛而又彻骨的爱,恐怕不亚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明明远离着权力中心呢,但打死他也不肯往民间里挪半步,因此在民间是肯定形不成任何的解构力量的,如果不拉帮结派形成新的话语权力,要那民间干什么?尽管在精神上可能也会有着要求某种狂欢的欲望,但这种精神狂欢最好还是戴着旧体制的镣铐跳舞还必须得在旧的体制内部实行,要不怎么狂欢得起来而且有必要狂欢吗?这种中国式的精神“狂欢”似乎就是纷纷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或者彼此兴奋地传送着一些算不上特别下流的“黄段子”。我想,这当是时下特别时髦着的被称作“解构”的立场了吧?

显然,我们应该特别清醒的是,有着什么样的语言制度,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制度,也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便是我们传统上的“士”们的言说、“文人”们的言说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语言制度,然后形成的结构性语言规定了我们只能如此不能那样,因为语言从根本上规定了我们的感觉、思维以及言说。之后随着语义的增殖、语义环境的繁殖、话语手段的变换、词不及物的无穷能指化,再跟现世的权力话语体系挂起钩来,所由产生运作的语言泡沫与语言暴力,既轻而易举又不可抑制。从而对美学感性思维就不可能不形成彻底的强奸,从而又彻底地禁锢了人们的心灵之自由。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语言现实是:我们今天又该当如何言说?

历史给了我们契机:我们刚刚正确地回到了现代性发展的路子上。我们的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哲学话语、文学话语、社会学、法学以及诸多理论话语,都正在转型,在而今的城市化进程当中,个体性的生成有待于对“农村版城市”的农村话语(农村话语实则为自由和民主理念的最大敌人)的剥离尤其重要的是对文人话语(文人话语实则为农村话语和官场话语之间的纽带,是所有传统话语当中最为腐朽的部分)的清算,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确我们必须解构的对象与目标。比如解构冰心:不是说冰心不能解构,而是说我们要解构冰心的什么?我以为:首先要解构的,就应该是冰心的“士”话语。冰心的“士”话语和“爱的哲学”成就了她的大散文,可恰恰是这种“士”话语以及它的变种——“文人”话语,使得当下的散文写作成为一种最为危险的写作,闹得不好就极为容易继续毒化我们国民的精神。但,当我们重新面对我们这块无比古老而又终于晃晃悠悠地走上现代性道路的土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不时地还要面对强大无比的西方他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常常无比复杂,我们常常还要为找不着自己的真实的面目和灵魂感到深深的焦虑,那么,更为深入全面地揭示种种生存真相和精神真相,显然更加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而最为便当的办法,自然是借用他者提供的精神参照系以便更为真切地认识自身的知识状况、身体状况乃至精神状况,以便能够更为有效地疗救自身。那么,解构的问题显然又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新的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在解构的时候,又须当特别警惕我们自身固有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文性传统和西方流行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形成貌合神离的“合谋”,然后把我们自己继续推进在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上。我们显然应该分清:西方现代性发生的问题,跟我们现代性发生的问题是处在完全不同的轨道上的。我们解构传统的“人文主体”,其目的和前提就是要试图建构出一个全新的知识主体。否则“解构”何为?何为“解构”?难道我们就不应该都好好地认真想一想?

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我颇为欣赏青年批评家王侃先生的一篇题为《当代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论文中的这样一段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是对文学文本的阐释,更主要的是作为‘重写’的文本,与女性文学文本一起汇入到对从文学到文化的权力话语的解构洪流中去,并在‘重写’与解构中确立自身的主体性。”⑽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真正的现代汉语写作的语言高度应该在哪,我们究竟又应该怎样参与到一场空前的语言真正能够有效地变革现实的具体话语实践当中去……

那么,我们自身的主体性的真正确立,就是我们当下必须身体力行的首要目标。

就像作家艺术家应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心灵自由和表达(创造)的自由,批评家理论家也都应有着充分的理解自由、阐释自由和“重写”的自由,其目的和前提只有一个:努力促成精神创造世界的真正丰富,而不是相反。因此,在我看来:还给冰心先生一个完全彻底的个人真实性和对冰心的文学话语进行有效有力的解构,几乎同等重要。

——因为其涉及了知识与制度的双重保证,同时也涉及了知识与制度的双重可能。

注释

⑴王炳根:《非文本研究的价值》,见《冰心:非文本解读·跋》,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⑵⑹⑺王欣:《冰心创作“五期论”》,《冰心论集(下)》,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⑶梁锡华:《冰心的宗教信仰》,《冰心论集(上)》,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⑷茅盾:《冰心论》,《冰心论集(上)》,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⑸冰心:《悟》,《冰心代表作》,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⑻王炳根:《冰心“爱的哲学”书写与演变》,《冰心论集(下)》,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⑼卓如:《冰心作品的情趣和色泽》,《冰心论集(上)》,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⑽转引自王侃提交冰心文学第2届学术研讨会论文:《<冰心女性意识辨析>的辨析》

——2003年12月30日完稿于泉州

2004年元月3日修改,元月6日重改

[作者系冰心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冰心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收稿日期:2004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