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学网简体|繁體|English

初唐骈体诗序的艺术成就及其缺陷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微信

  内容提要 初唐诗序以四杰与陈子昂为代表,将六朝以来的骈体诗序推向了艺术高峰,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写景整饬流丽、境界开阔;刻画人物肆意铺排、神采飞扬;大量抒发人生感慨,富于文人气息;注重文气,骈偶中融贯散文的流畅自然;诗文交融,使文序具有诗的意境。当然,也存在一些重大的缺陷,如“序重诗轻”、格式雷同、用典僵化等,成为骈体诗序继续发展的障碍。

  关键词 初唐诗序;艺术成就;艺术缺陷

  初唐,作为一个文学历史概念,一般从唐高祖开国初年(618)计算到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共九十四年。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一段总体上由乱世走向治世的过渡时期;而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则是一个“百年徘徊”的局面,既没有产生一流的作家作品,也缺乏为后世仰慕的典型时代风格,似乎处于一种“期待”状态,期待诗人性情的开张,期待诗文能够走出六朝以来低迷柔弱的泥潭,使风雅比兴、汉魏风骨重新主宰文坛。与诗歌关系密切的诗序正好可以作为一个观察世风、文风的窗口,通过考察初唐时期诗序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认识到骈文诗序取得的艺术成就及其缺陷。

  一、初唐诗序的艺术成就

  初唐诗序的创作以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据统计,《全唐诗》中收录初唐时期重要作家19人诗序共80篇,这五位作家就占了51篇,占总数的64℅,如果再加上《全唐文》中收录的他们大量赋诗之序,总数约150篇左右。初唐诗序除了李世民的《帝京篇并序》是模仿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稍显骈散结合、陈子昂的《观荆玉篇并序》和《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序》为散体外,其余全部为骈体,可以说初唐时期的诗序将南北朝时期产生的骈文诗序推向了一个高潮,也成为初唐时期文风的一个典型代表。

  通过对初唐时期诗序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骈文诗序取得了下面几个方面的成就。

  (一)骈文写景:整饬流丽、境界开阔

  初唐时代文风整体上表现出趋同的格调,无论朝廷上使用的官方文体,还是文人之间交际的实用文体,都基本上是骈文,甚至史书的传论赞语及碑铭墓志等也用骈体。初唐四杰及陈子昂的诗序都以骈文为主,体现了骈文偶对、藻饰、用典、韵律等方面的基本艺术特征,总体上成为南朝以来骈体诗序的一个艺术高峰,其中景物描写的整饬流丽、境界开阔、气象雄浑,作为富有艺术表现力的美文风范,一直保持着影响力,甚至渗透到诗歌的血脉之中。

  四杰的诗序就最注重刻画景物来烘托宴会的热烈气氛或反衬离别的愁怀。王勃的诗序对春景与秋景的描绘就非常出色,如写春景:“迟迟风景,出没媚于郊原;片片仙云,远近生于林薄。杂花争发,非止桃蹊;群鸟乱飞,有逾鹦谷。王孙春草,处处争鲜;仲统芳园,家家并翠。”(《三月上已祓禊序》)将日朗风清、浮云四散、芳草遍地、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美妙春景描写得栩栩如生,加上一些诸如“王孙”“仲统”等标签性典故的装饰,遂使曼妙春景多了一些文人气息。而《守岁序》中描写的新春景象“槐火灭而寒气消,芦灰用而春风起。鱼鳞布叶,烂五色而翻光;凤脑吐花,烁百枝而引照”则既有浓郁的新年文化氛围,又有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祥瑞气象。王勃禀性多感,对秋景的描绘更见特色,如在《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中这样描写道:“岩楹左峙,俯映元潭;野径斜开,傍连翠渚。青萍布叶,乱荷芰而动秋风;朱草垂荣,杂芝兰而涵晚液。”将岩石耸立、楹轩敞阔、深潭蓄翠、秋风动荷、芝兰芬芳的秋景刻画得诗意盎然。有时景物还相互掩映,颇富气势,如《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所写“阵云四面,洪涛千里。帘帷后辟,竹树映而秋烟生;栋宇前临,波潮惊而朔风动”就显得特别的波澜壮阔。如果有朋友在这样的宴会上离别而去,那么王勃又能够将景物与离情融合在一起,如《春日桑泉别王少府序》中说“他乡握手,自伤关塞之春;异县分襟,意切凄惶之路。既而星河渐落,烟雾仍开,高林静而霜鸟飞,长路晓而征骖动”,星河渐落、烟雾消散的时刻,林静鸟飞,友人征骖发动,伤春离怀与景物相互交融。又如《越州永兴李明府宅送萧三还齐州序》中这样描写:“蓐收戒序,少昊司辰。清风起而城阙寒,白露下而江山远。徘徊去鹤,将别盖而同飞;断续来鸿,其离舟而俱泛。”在清风白露、城阙江山的旷远凄寒背景下,以白鹤、鸿雁作象征,将去者与留者的依依惜别之情表现得真挚动人。王勃诗序中精彩的景物描摹不胜枚举,如“长松茂柏,钻宇宙而顿风云;大壑横溪,吐江河而悬日月”(《山亭兴序》)、“凫雁乱而江湖春,梅柳开而庭院晚”(《春日孙学士宅宴序》)、“荷叶滋而晓雾繁,竹院静而炎氛息”(《夏日登韩城门楼寓望序》)、“他乡怨而白露寒,故人去而青山迥”(《秋夜於绵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朔风动而关塞寒,明月下而楼台曙”(《冬日羁游汾阴送韦少府入洛序》)等等,无不对仗精警,韵律和谐,色彩明丽,兴象飞动,境界开阔,韵味隽永。王勃擅长将四个景物用两个虚词和两个动词或形容词密集地组合在一起,形成景物描写主干性句子,既生动形象,又紧凑而凝炼,极富于艺术表现力。

  杨炯与其他三杰不同的最大一点是,他一生最精华的岁月都与馆阁有关,因此四杰中他的诗序台阁气味最浓,带有典型的朝廷气息。如《登秘书省阁诗序》(《全唐文》卷191),写书斋生活情景:“陶泓寡务,油素多闲。命兰芷之君子,坐芸香之秘阁。”在杨炯看来,这样的生活也有乐趣,周围虽然是“重栏四绝,阁道三休,红梁紫柱,金铺玉舄”,但可以平看日月,坐望山川,欣赏唐都风物和大唐舆图,非常枯燥的书斋生活,在杨炯的笔下带有诗意,令人神往。更妙的是,高秋八月的景色秀美宜人:“风生阊阖之门,日在中衡之道。烟云凄惨,白露下而四郊空;林野苍茫,青天高而九州迥。”于是“列芳馔,命雕觞,扼腕抵掌,剧谈戏笑”,陶然于博弈咏歌的趣味之中。这篇诗序展现了唐代秘书省属僚的生活情趣,馆阁清闲,博学雅士,所作的诗歌一定是典重富赡,充满书卷气息。又如《群官寻杨隐居诗序》(《全唐文》卷191),其突出特点在于描写景象富有气势且前后有变化,开篇描写嵩山:“太华千仞,长河万里,则吾土之山泽,壮于域中。”气势磅礴,境界开阔,笔力雄壮。后面描写杨隐居的幽居景致“寒山四绝,烟雾苍苍;古树千年,藤萝漠漠。诛茅作室,挂席为门。石隐磷而环阶,水潺湲而匝砌”,则清幽淡雅,古朴庄重,境界优美。前者与杨氏辉煌的家族历史“西汉十轮,东京四代,则吾宗之人物,盛于天下”相映生辉,后者与杨隐居恬淡无为与世无争的性格相互比美,两处描写景物都以实写虚,具有文采飞动之美。高步灜评曰:“骨肉匀停,色味俱美,骈文正则。”[1]确实具有规范骈文格调的意义。

  卢照邻的诗序数量较少,写景比较沉稳。如《宴梓州南亭诗序》(《全唐文》卷166):“宾阶月上,横联蜷之桂枝;野院风归,动葳蕤之萱草。······圆潭泻镜,光浮落日之津;杂树开帏,彩缀飞烟之路。藤萝杳蔼,挂疏阴以送秋;凫雁参差,结流音而将夕。”以密丽开阔的秋景烘托南亭宴会的热烈场面,虽缺少王勃那样的飞动气势,但给人以沉稳健举的印象。

  骆宾王的诗序写景往往与特定情感表达交织在一起。如《晦日楚国寺宴序》(《全唐文》卷199):“春生城阙,气改川原。闻迁莺之候时,行欣官侣;见游鱼之贪饵,坐悟机心。加以慧日低轮,下禅枝而返照;法云凝盖,浮定水以涵光。忘怀在真俗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描写群公游宴寺庙,追求“缁衣将素履同归”“廊庙与江湖齐致”的任性逍遥生活,“慧日”“禅枝”“法云”“定水”等词,非常切合寺庙特征,在这种境界里饮酒赋诗,应该别有情趣。又如《秋日与群公宴序》(《全唐文》卷199),开头展现“挂瓢隐舜”“潜心物外”的闲逸生活,强调群公的志同道合,接着是景物描写:“玉女司秋,金乌返照。烟含碧蓨,结虚影於鳞枝,风起青蘋,动波文于翼态。庭榴剖实,擎丹彩以成珠;岸石澄澜,泛清漪而散锦。”景象真切如画,富于动态感和艺术表现力。

  陈子昂诗序追踪四杰,描写景物也具有很高的技巧。如《忠州江亭喜重遇吴参军牛司仓序》:“新交与旧识俱欢,林壑共烟霞对赏。江亭回瞰,罗新树于阶基;山榭遥临,列群峰于户牖。尔其丹藤绿蓧,俯映长筵;翠渚洪澜,交流合座。”显然从结构到句式都有王勃的影子。又如《冬夜宴临邛李录事宅序》:“丝竹纷于绮窗,琅玕盛于雕俎。楼台若画,临故国之城池;轩盖如云,总名都之车马。……金壶漏晚,银烛花微,北林之烟月无光,南浦之星河向曙。”则有将宴会场景与周围景物绾合起来的趋势。如果是饯别故人,子昂则善于悬想一路景象来慰藉离人,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之子孤游,淼风帆于天际。白云自出,苍梧渐远,帝台半隐,坐隔丹霄。巴山一望,魂断绿水。于是邀白日,藉青蘋,追潇湘之游,寄洞庭之乐。”不仅多用四字句,干脆利落,言简意深,而且有骈散交织、流畅通脱的意味。

  总体上看,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的初唐文人,在诗序这种文体中,将景物描写的艺术推进到很高的境界,既注重景物本身的动态美与静态美的刻画,追求形象飞动的气势,又注意景物之间虚实映衬的关系,善于营造或雄浑壮阔或宁静优美的意境,烘托环境气氛,并且能够将特定情感融化于景物之中,具有情景交融的特色,尤其送别诗序的景物描写已经形成定式,对送别诗中写景联有一定的影响。

  (二)骈文写人:极力铺排、神采飞扬

  诗序制作的最初本意是为了说明诗歌主旨或创作背景情况的,是一种可以避免接受者产生歧义的有效方法,属于个人行为。但是到了初唐时期,诗序的功能增加了,变成了文人交际应酬的工具,尤其是宴会诗序或者饯别诗序,总会对宴会主人和宾客极力赞颂,因此刻画人物形象就非常讲究出于颂美的典饰,这样主宾双方其乐融融,气氛和洽。王勃等人经常参加宴会,便成为写生高手。如他参加滕王阁重阳节宴会时,就称颂“宾主尽东南之美”,又说“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真是极尽赞美之能事。在《秋日饯别序》中这样赞颂杨学士:“天璞自然,地灵无对,二十八宿禀太微之一星,六十四爻受乾坤之两卦。论其器宇,沧海添江汉之波;序其文章,元圃积烟霞之气。”写他自然淳朴、灵气充盈、器宇轩昂、文采斐然,将典故、比喻与夸饰结合在一起,尽管给人虚饰浮夸的印象,但是很适合社交的场合。再如《冬日羁游汾阴送韦少府入洛序》中刻画韦少府:“玉山四照,珠胎一色。纵横振锋颖之才,吐纳积江湖之量。子云笔札,拥鸾凤于行间;孙楚文词,列宫商于调下。”真可谓珠光宝气,灿然生辉,在一片典雅的颂美声中,那雍熙热烈的氛围仿佛荡漾在眼前。

  杨炯也非常擅长此道,如《崇文馆宴集诗序》(《全唐文》卷191)引用辅佐太子的历史名人来颂扬崇文馆的诸学士才德双馨:“莫不搢绅旧德,缝掖名儒,衣簪拜高阙之门,骖驾陪直城之路。琢靡其道,玉质而金相;黼黻其词,云蒸而电激。”这些人在“琴书暇景,风月名辰”,在“青垣缭绕,丹禁逶迤。鱼钥则环锁晨开,雀窗则铜楼旦辟”的环境中,周旋揖让,辩论清谈,馔佳肴饮美酒,寒温取适,交欢百拜。虽时隔千年,其颂声仿佛仍洋溢在耳边。杨炯的诗序也写了一些具体的人物,如李舍人是“凝脂点漆,琼树瑶林,学富文史,言成准的”(《李舍人山亭诗序》),族人杨八官是“金木精灵,山河粹气。一门九龙之绂冕,四代五公之绪秩。天资学业,口谈夫子之文;日用温良,身佩先王之德。独游山水,高步烟霞”(《宴族人杨八宅序》),等等,均是从家世品性、风度仪表、道德文章、人生意趣等方面进行铺排典饰,显出杨炯特有的凝重端庄。

  卢照邻和骆宾王的诗序很少这样带有夸饰性的描写人物,有可能是年龄稍长的原因,不像王勃、杨炯那样年少才高,参与宴会必须说些客套话。陈子昂的情况与王、杨相似,所以他的诗序中也常常刻画人物,如《金门饯东平序》描写了“青阳二月,黄鸟群飞”的季节,在洛阳金门饯别东平的场面,这位帝族人物是“紫微英胄,朱邸天人,蕴岐嶷之瑰姿,得山河之宝气”,当时的景物是“青阳二月,黄鸟群飞,残霞将落日交晖,远树与孤烟共色”,加上大量的典故装饰,遂使这次宴会显出一种富丽堂皇的气象。

  尽管这样的人物刻画带有很强的类型化特点,显然是学习赋体写物极力铺排的结果,却对后来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李、杜诗中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描绘就是汲取了诗序的艺术营养加以变化的创新。

  (三)拓展新境:文人气息、人生感慨

  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中说:“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到江山塞漠。”[2]26闻先生从诗歌史角度立论,揭示出四杰在诗歌题材、体裁及表现生活内容方面拓展新境的贡献,非常具有真理性。其实远远不止在诗歌革新方面,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诗序也开拓了新的内容领域和情感世界,首先题材由宫廷应制转向了现实人生,虽然他们都有宴会赋诗的经历,但是主要表现的是他们鲜明的文人特征,较少朝廷气息(杨炯稍多一些书生意气和台阁气味);其次,坎坷曲折的人生际遇,使怀才不遇之悲成为他们诗序的基本主题,因而他们呼唤心灵的相通,珍惜志同道合者之间的真挚友谊,崇尚禅道境界中的任性逍遥。

  王勃的诗序中充满了伤春悲秋的情调。如《秋日游莲池序》(《全唐文》卷181)中说“越林亭而极望,生死都捐;出宇宙以长怀,心灵若丧。悲夫!秋者愁也。”这篇序以“幽居少事,野性多闲,登石岸而铺筵,坐沙场而列席”的游宴来“消积恨”,从悲怀满目的愁情来看,当是除名之后的作品,“莲”是圣洁心灵的象征,在文中显然是作为“龌龊”人间的对应物,因此他用洁净高雅的词汇来描写景物和人物:俊人如清风朗月,琳琅满目;君子如鸾凤虬龙,高洁如珍珠美玉。游莲池则因为莲花如隐士出污泥而不染,如仙人出绿水而雅静;因而希望通过极望林亭长怀宇宙来“荡幽襟”“消积恨”。这样以丽景写哀心,取得了王夫之所说的“一倍增其悲”的效果。

  又如《秋日饯別序》(《全唐文》卷181):

  黯然别之销魂,悲哉秋之为气!人之情也,伤如之何?极野苍茫,白露凉风之八月;穷途萧瑟,青山白云之万里。奏鸣琴则离鹍别鹤,惊歧路之悲心;来胜地则时雨凉风,助他乡之旅思。琴书人物,冀北关西;去马归轩,云间日下。杨学士天璞自然,地灵无对,二十八宿禀太微之一星,六十四爻受乾坤之两卦。论其器宇,沧海添江汉之波;序其文章,元圃积烟霞之气。几神之外,犹是卿云;陶铸之余,尚同嵇阮。接光仪于促席,直观明月生天;响词辩于中筵,但觉清风满室。悠哉天地,含灵有喜愠之容;丘也东西,怅望积别离之恨。烟霞直视,蛇龙去而泉石空;文酒求朋,贤俊散而琴歌断。门生饯别,如北海之郡前;高士将归,似东都之门外。研精麝墨,运思龙章,希存宿昔之资,共启相思之咏。

  这篇赠序闻一多先生认为是饯别杨炯的,[2]25当作于被除名将赴南海之前,文思由悲转乐,最后是赋诗相思。几乎句句用典,既贴合自己的心境,又切合行者的状况,对仗精工,句法老练,将抒情写景与应酬结合得非常完美,为随后的《滕王阁序》做好了准备。

  王勃的诗序中抒发羁旅愁怀的句子很多,如“下官狂走不调,东西南北之人也。流离岁月,羁旅山川”(《夏日登韩城门楼寓望序》)、“坎坷于唐尧之朝;傲想烟霞,憔悴于圣明之代。情可知矣”(《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孤吟五岳,长啸三山。昔往东吴,已有梁鸿之志;今来西蜀,非无张载之怀”(《绵州北亭群公宴序》)、“天门大道,子则翻飞而赴帝乡;地泉下流,余乃漂泊而沉水国”(《秋日送沈大虞三入洛诗序》)、“听孤鸣而动思,怨复怨兮伤去人;闻唳鹤而惊魂,悲莫悲兮怆离绪”(《冬日送闾丘序》),等等,这些句子比较典型地表现了王勃具有自宋玉以来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伤春悲秋情怀。

  骆宾王的诗序除了抒发王勃一样自伤身世的情怀(如《在狱咏蝉并序》)外,还有诗酒风流的内容。如《扬州看竞渡序》(《全唐文》卷199),描写夏日在扬州观赏龙舟竞渡的情景:“夏日江干,驾言临眺,于时桂舟始泛,兰棹初游,鼓吹沸于江山,绮罗蔽於云日。媥娟舞袖,向绿水以频低;飘飏歌声,得清风而更远。是以临波笑脸,艳出浦之轻莲;映渚蛾眉,丽穿波之半月。”既写出了江中舟子操舟争渡、气壮河山的激越场面,又表现出岸上美女如云、清歌飘扬的美妙氛围,还特别描写出采莲姑娘的动人形象,因此骆宾王抑制不住诗兴说:“能使洛川回雪,犹赋陈思;巫岭行云,专称宋玉,凡诸同好,请各赋诗云尔。”游乐歌诗成为文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能体现陈子昂文士色彩的诗序是《晦日宴髙氏林亭并序》(《全唐诗》卷84),作于高宗调露二年(680),陈子昂初次来到洛阳,于春正月晦日参加了高正臣的林亭宴会。开头就通过古今对比突出“皇居之盛”:“光华启旦,朝野资欢”的景象,而没有“地或幽偏”“多阻升平”的缺陷,宗英贵戚“发挥形胜,出鳯台而啸侣;幽赞芳辰,指鸡川而留宴。”而宴会上更是绮席珍馐,珠翠美玉;席下是秦筝赵瑟,燕舞笙歌;参与宴会的则是冠缨济济,优雅贤淑;整个东都的楼台亭阁、伊洛水滨是“都人士女,侠客游童,出金市而连镳,入铜街而结驷”,真个是“罗绮生风”“珠玑耀日”。接着叙写时律气候:“律穷太簇,气淑中京,山河春而霁景华,城阙丽而年光满。”在这样的良辰美景中,人们都“淹留自乐,玩花鸟以忘归;欢赏不疲,对林泉而独得”。子昂从心底发出一声赞叹:“伟矣!信皇州之盛观也。”因此一种与古人争雄的气象产生了:“岂可使晋京才子,孤标洛下之游;魏室群公,独擅邺中之会。”于是赋诗言志,以记芳游。这篇诗序显然带着六朝以来到四杰发扬光大的金粉气息,用典丰富,词藻华赡,镶金嵌玉,五光十色,但有一种“函谷壮皇居”的气象,是四杰追求雄壮文风的体现,也表现了陈子昂初次踏入上流社会,感受文雅奢华时的一种颂圣心态。子昂的诗也是同样的珠光宝气:“寻春游上路,追宴入山家。主第簪缨满,皇州景望华。玉池初吐溜,珠树始开花。欢娱方未极,林阁散余霞。”如果将诗与文对比,则可以看到诗不如文气壮,诗显得秀弱柔媚,而文却雄壮健举,充满富丽堂皇的气象。这是骈文中表现力充分张扬的因素在起作用,而用同样方法结撰的诗则柔弱很多。也就是说“序重诗轻”的缺点还比较明显,当陈子昂的这股雄杰之气贯注于他的《感遇》为代表的古诗中时,将会开创一个诗歌的新世界。

  陈子昂晚年的即席赋诗抒怀,往往展现他诗人的本色。如武则天圣历二年(699)春天,子昂退居乡里时作《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议泰之二使并序》:“余独坐一隅,孤愤五蠧。”开篇即倾吐孤愤情怀,接着说“虽身在江海,而心驰魏阙”,揭示孤愤的根源。没想到喜遇故人“二星入井,四牡临亭”特来相访,于是“隠几一笑,把臂入林。既闻朝廷之乐,复此琴樽之事”,感叹“山林幽寂,钟鼎旧游,语默谭咏,今复一得”,最后是抒发别后的相思:“北堂夜永,西轩月微,巴山有望别之嗟,洛阳无寄载之客。”写得意挚情浓,令人凄怆下泪,足见子昂退居归隐后心境的寂寞凄凉。“江关离会,三千余里,名位宠辱,一百年中。欢娱如何,日月其迈,不为目前之赏,以増别后之思”,道出了赋诗之旨。子昂诗多感慨,晚年尤带苍茫雄浑之气,这篇短序即显现本色,多用四字句,字字融情,景景传意,有苍劲遒举而沉郁悲凉的意境。

  综观初唐时期的诗序,我们可以看到文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意趣:一方面他们有强烈的入世精神,渴望用世,期待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但是屡遭挫折之后,又往往遁迹江海、傲想烟霞,沉醉歌舞、借酒浇愁。因此,托这些精心结撰的美文抒发人生感慨。

  (四)诗文交融:借光生色、文序诗化

  诗歌与散文是同源异趋的两种文体,《诗经》和《尚书》就是分道扬镳之后的典范之作。诗歌朝韵律方向发展,追求艺术意境的空灵蕴藉和音韵平仄的抑扬顿挫,形成跌宕跳脱的节奏美;而散文则在实用性的召唤下,追求简明有序、说理透辟,形成条达疏畅的气势美。诗序正好成为绾合诗歌与散文的一种独特文体。最早的诗序都是散体文,明白晓畅,朴拙简洁,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骈文影响,诗序朝精致美文方向发展,吸取汉赋(主要是东汉及六朝抒情小赋)和诗歌音律的艺术营养,于是形成一套比较固定的格式,在初唐四杰及陈子昂等人手中,达到一个艺术高峰。他们的诗序往往是宴会、游历、赠别、感言的多重结合,增强了诗序的艺术含量,扩大了诗序的艺术包融性,使诗序形成了诗性化特征。

  前面所列举的王勃诗序中大量的描写景物的例句,就让人鲜明地感受到一种类似于诗歌的韵味。但是今存王勃文集中的大量诗序后面的赋诗都已经亡佚,很难看出诗序与诗歌的关系。今以诗、序双存者为例加以说明。

  如卢照邻《七日绵州泛舟诗序》(《全唐文》卷166),记录了卢照邻与众文士一起在七月七日参加的游赏活动,诗歌也保存在他的诗集里。这是多人赋诗的总序,故开篇叙众人绵州泛舟的原因:“迹寓市朝,心游江海。访奇交于千里,惜良辰于寸阴。”并运用一系列典故抒写能与群公泛舟的喜悦心情,接着是情境描写:“愿驻景于高天,想乘霓于缩地。繁丝乱响,凉酎时斟。戏翔羽于平沙,钓潜鳞于曲浦。乘流则逝,不觉忘归。”颇能见出卢照邻的情趣,最后是探韵赋诗。诗曰:“河葭肃徂暑,江树起初凉。水疑通纤室,舟似泛仙潢。连桡渡急响,鸣棹下浮光。日晚菱歌唱,风烟满夕阳。其二:凤杼秋期至,凫舟野望开。微吟翠塘侧,延想白云隈。石似支机罢,槎疑犯宿来。天潢殊漫漫,日暮独悠哉。”[3]这是两首押不同韵的五律,都描写一整天泛舟的经过,前一首从“江树起初凉”到“风烟满夕阳”;第二首从“凫舟野望开”到“日暮独悠哉”,都点明了时间的流程,可见当日游兴的浓厚。前一首重点落在“泛舟”具体感受上,争渡时船桨发出的响声,湍急水流的浪花声和众人的唱歌声相互应和,似乎在天河的仙境中一样;第二首接着这样的感受,描述想象中的仙境,照映七月七日向织女乞巧的典故,又联想到浮槎犯牵牛的典故,因此心中升起一种悠哉游哉的飘飘然的旷达来。诗与序相互补充,序注重叙事、描写,诗着重空灵、想象,相得益彰。

  骆宾王很多赠别诗序中所赋的诗歌都留存下来了,因此可以诗文同赏,为诗文的交融提供了样本。如《秋日送尹大赴京》(《全唐诗》卷78):

  尹大官三冬道畅,指兰台而拾青;薛六郎四海情深,飞桂尊而举白。于时兔华东上,龙火西流。剑彩沉波,碎楚莲于秋水;金辉照岸,秀陶菊于寒堤。既切送归之情,弥轸穷途之感。重以清江带地,闻吴会于星津;白云在天,望长安于日路。人之情也,能不悲乎?虽道术相望,协神交于灵府;而风烟悬隔,贵申心于翰林。请振词锋,用开笔海,人为四韵,用慰九秋。

  诗曰:

  挂瓢余隐舜,负鼎尔干汤。

  竹叶离樽满,桃花别路长。

  低河耿秋色,落月抱寒光。

  素书如可嗣,幽谷伫宾行。

  这篇诗序中“三冬道畅,指兰台而拾青”是对尹大的祝愿,而“四海情深,飞桂尊而举白”则表达惜别的情感。然后是大量运用典故和景物描写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渲染,“重以清江带地,闻吴会于星津;白云在天,望长安于日路”绾结客我双方,最后是赋诗“人为四韵,用慰九秋”。从诗与序来看,有一种对应关系,序中所涉及的内容,在诗中也必须有交待,像这首诗首联概括客我双方,友人赴京“干汤”即“指兰台而拾青”,我则“隐舜”即“剑彩沈波,碎楚莲于秋水”;第二联写离别,是对序中描写的精练概括;第三联写景衬托气氛,是对序文写景部分的补充;末联与序文末尾相辉映,是对友人旅途的慰藉。无论序还是诗,都追求情景交融,追求凝练整饬,诗与序是对称的。总体上看,序文优于诗歌,这在初唐时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又如《秋日饯陆道士陈文林并序》(《全唐诗》卷78):

  陆道士将游西辅,通庄指浮气之关;陈文林言返东吴,修途走落星之浦。于是维舟锦水,藉兰若以开筵;绁骑金堤,泛榴花于祖道。于时赤烟沈节,青女司晨。霜雁衔芦,举宾行而候气;寒蝉噪柳,带凉序以含情。加以山接太行,耸羊肠而飞盖;河通少海,疏马颊以开澜。豋髙切送归之情,临水感逝川之叹。既而嗟别路之难驻,惜离尊之易倾。虽漆园筌蹄,已忘言于道术;而陟阳风雨,尚抒情于咏歌。各赋一言,同为四韵,庶几别后,有畅离忧云尔。

  诗曰:

  青牛游华岳,赤马走吴宫。

  玉柱离鸿怨,金罍浮蚁空。

  日霁崤陵雨,尘起洛阳风。

  唯当玄度月,千里与君同。

  这是赠别陆道士和陈文林的诗序,陆“将游西辅”,而陈“言返东吴”,因此对友人旅途是对称双写,然后绾结于眼下统一的秋景,再以太行山和黄河的壮阔景象作陪衬,表达登高送远、临水伤别之情,最后是安慰友人,赋诗赠别。这一完整的送别过程,在诗歌里也有表述,首联概括陆、陈二人的远路目的地,次联叙写宴会情绪,展现离别时的场面,三联用洛阳的景象作陪衬,最后抒发望月相思的惜别深情。诗与序相比,更显空灵,而序则翔实,带有一种很雄浑壮健的气势。

  骆宾王的遭遇悲惨,带有初唐时代文士普遍的悲剧命运,因此他深沉而苍凉的人生感慨经常通过诗序表达出来。《在狱咏蝉并序》(《全唐诗》卷78),这篇诗序和诗歌作于高宗仪凤三年(678),当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因上疏论事触怒武后,遭人诬陷,以贪赃罪名下狱。序中描述了“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的独特感受,用汉赋的铺排笔法,从洁身、蜕皮、候时、应节等方面写蝉的“声以动容,德以象贤”,表现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的高尚品质,虽然他“吟乔树之微风,韵资天纵”,但是“饮髙秋之坠露,清畏人知”,还要担心螳螂的威胁。然后联想到自己品行高洁却身遭徽墨,这样物我同一,于是托兴抒发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慨,这样哀蝉即怜己,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序中“哀弱羽之飘零”“悯余声之寂寞”与诗中“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有相得益彰之妙。这是骆宾王写得非常成功的诗、序交融的代表作品。

  此外,如前面提到的陈子昂《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议泰之二使并序》,这首五律与诗序相互补充,诗曰:“谢病南山下,幽卧不知春。使星入东井,云是故交亲。惠风吹宝瑟,微月忆清真。凭轩一留醉,江海寄情人。”序重抒慨,诗道离情,二相映照,极见子昂晚年心态,也可以看到他的诗文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佳境。

  诗序作为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扭转初唐文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必须迎合时代的要求,追求诗序的华美精致,以求得主流文坛的认同,为他们的作品(含诗歌)的流传打下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遭遇写进诗序中,并运用娴熟的骈文技巧,改造了文体,清晰地透露出骈体向散体演变的消息。

  二、初唐诗序的艺术缺陷

  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的骈文诗序也存在一些严重的艺术缺陷,阻碍了诗序的进一步发展,使诗序创作走进了死胡同,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序重诗轻

  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诗序存在严重的“序重诗轻”问题,即他们虽然同时写诗作序,但是往往用力不均衡,从现存的诗序和诗歌来看,真正水乳交融的作品还是很少,仿佛在精心结撰诗序,诗歌倒好像应景似的,读诗序情绪激越,但读诗歌则显得孱弱不振。像王勃的诗序今存63篇,而诗歌则仅存《滕王阁诗》一首,诗佚序存的现象说明流传过程中接受者的价值取向是偏嗜序文而并不看好诗歌的。

  又如骆宾王《初秋登王司马楼宴得同字并序》(《全唐诗》卷77),开篇点明王司马在闲暇时候举行宴会,接着描写秋景:“葭散秋灰,檀移夏火。鸿飞渐陆,流断吹以来寒;鹤鸣在阴,振中天而警露。”在这样清迥宜人的背景下,“肴开玉馔”,仿佛闻到了兰花的幽香,“酒泛金翘”,仿佛酒中泛着菊花的倩影,因此“物色相召,江山助人”,只有诗歌才能表达此时此境的心态和感受。诗曰:“展骥端居暇,登龙喜宴同。缔赏三清满,承欢六义通。野晦寒阴积,潭虚夕照空。顾惭非梦鸟,滥此厕雕虫。”除了“野晦寒阴积,潭虚夕照空”是涵虚包融、令人神远的名句外,整首诗未能表现出诗序体现的意蕴。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陈子昂的《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序》,这篇序成就很高,不仅表现在它具有吹响唐诗改革号角的理论价值,而且作为散体诗序也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是那首诗歌却很难获得人们的好评,远远没有达到“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境界。

  这充分说明诗歌和散文的连体,两种艺术形式的交融,不能有所偏颇,当然他们的作品中也有两者结合得较好的例子,为后来者在这方面的继续探索指明了方向。

  (二)格式雷同

  首先,描写景物有格式雷同之嫌,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描写壮丽秋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骆宾王也有类似句子:“参差远岫,断云将野鹤俱飞;滴沥空庭,竹响共雨声相乱。”(《冒雨寻菊序》)陈子昂又接着模仿:“新交与旧识俱欢,林壑共烟霞对赏。江亭回瞰,罗新树于阶基;山榭遥临,列群峰于户牖。”(《忠州江亭喜重遇吴参军牛司仓序》)。王勃还自已重复自已的写景名句,如“金风生而景物清,白露下而光阴晚”(《秋日宴季处士宅序》)、“北斗横而天地秋,西金用而风露降”(《秋日游莲池序》)、“三涂镇而九派分,白露下而清风肃”(《秋日宴洛阳序》)、“沙尘起而桂浦昏,凫雁下而芦洲晚”(《绵州北亭群公宴序》)、“金风高而林野动,玉露下而江山清”(《宇文德阳宅秋夜山亭宴序》)等等,尽管有字词的细微差异,但是有似曾相识之感。此外,写秋景多“金风”“玉露”,且常常白天与夜晚对举,有许多动词、形容词重复,读多了易生厌;更重要的是这种雷同,不能突出景物的特征,王勃的有些诗序无法编年,当与描写景物太普泛化、类型化有关。

  其次,是篇章结构的雷同,王勃的宴会诗序几乎都是一个格式,先交代宴会举行的原因及其相关人物,接着就是大段的景物描写,宴会场景再交代几句,最后是抒怀赋诗。像最著名的《滕王阁序》写宴会的仅“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几句,主体部分都是写景抒慨。考察王勃的其他诗序也是这样的结构,杨炯、骆宾王、卢照邻、陈子昂等,也都如此。这种类型化的结构模式使骈文诗序显得呆板,缺少变化。

  (三)用典僵化

  用典是骈文的基本特征,过分用典形成一种虚套,如宴会就是“兰亭”“金谷”,游览就提阮籍、嵇康,最俗的是常说陶潜之菊,潘岳之花,这种贴标签一样的用典,没有必要也无意义。

  另外,珠玉龙凤之类祥瑞词汇太多,尽管组合得珠圆玉润,声韵和谐,但给人以虚假的印象,这正是杨炯批评的龙朔文风在王勃诗序中的表现,也影响诗序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高步灜.唐宋文举要: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11.

  [2]闻一多.唐诗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李云逸.卢照邻集校注: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8:117-118.

  原载:《宁波大学学报》201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