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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惭痛”的心灵祭歌—一读韩愈的哭女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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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不过百年,精华的时间也就三四十年。人生由悲欢离合组成,其中痛苦最大的莫过于四种:童年失怙(hù,依靠,失去父母),青年失意,中年丧妻,老年失子。中唐文化巨子韩愈,尽管在继承孔孟儒家道统方面有所建树,在古文运动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基本格局,在诗歌方面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拓,成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转捩(liè,扭转:转捩点)点之人物”(陈寅恪《论韩愈》),然而他并不漫长的五十七年生命历程中,却几乎尝遍了人生的各种痛苦滋味。他3岁而孤,鞠养(抚养)于兄嫂,随兄嫂漂泊四方;青年时期,虽读遍诸子百家的典籍,但由于在朝中缺乏强有力的援助,导致“四试于礼部乃一得,三试于吏部卒无成”,只好屈就于幕府,人生失意,长期沉沦下僚,默默品味人生的郁闷悲苦;中年之后,两次忠而遭贬,获非罪之罪,差一点就命丧南方瘴疠之乡;晚年又失去爱女,让他再次饱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可以说,韩愈的一生总是与悲伤相伴,不懂事的幼年就失去父母,青年时期先后丧兄、失嫂,相依为命的侄子十二郎又在32岁的盛年撒手归天,韩愈几乎哭干了所有的眼泪,一篇《祭十二郎文》倾泻比东海还深的悲伤,成为祭文中的千年绝调,期间还经历丁好友李观、欧阳詹、柳宗元的去世之痛。在这所有的亲友去世之痛中,最痛的应该是元和十四年的失女之悲。那年初春的季节,韩愈在“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严遣路上,全家翻越巍峨雄峻的终南山蓝田关时,遭遇暴风雪的袭击,惊恐万状的年仅12岁的幼女惨死道上,当时王程紧迫,只能草草埋葬路边就匆匆奔赴贬所。一年后,韩愈被召回朝廷,才有机会在小女的墓前祭奠,留下一首“百年惭痛”的心灵祭歌。就是:

  《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曾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粱》

  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

  惊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舁:yú,共同拾东西。)

  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

  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

  这是韩愈全部十二首七律中最为独特的一首。首先,题目很长,是典型的以题代序。我们知道从《诗经》时代开始,诗歌是没有诗序的,因为那时候诗歌都是作为乐歌存在的,不需要题目,更不需要题序,后来受到汉赋的影响,由赋序向诗序过渡,到东汉张衡正式出现交代写作意旨的诗序。此时乐府诗盛行,一般的文人诗歌也很少作序,且诗题一般也很短。东晋与南朝刘宋之交的诗人谢灵运,由于大量创作无所依傍的山水诗,每一首涛都是一次不寻常旅游经历的记录,因此非用长题不能交代清楚,今存谢诗90余首之中,长题达70首之多。此后,长题诗成为一种较固定的格式。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重要诗人都有以长题代序的习惯。谢灵运的长题是交代游览山水的线路或历程,李杜等人的长题是交代自己的重要经历或赠别朋友的独特境况,而韩愈的这首诗题却是记录生命历程中一次惨绝人寰痛彻心扉的遭遇,记录的是爱女的不幸天亡,所以非长题不能表白清楚心灵的巨痛。题目还交代了此诗创作的历史背景,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

  “风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真是弄得伤风败俗乌烟瘴气,韩愈是一个站在王朝中兴立场坚决反佛的斗士,因为崇尚佛教是当时社会的一大顽症,佛教盛行需要大量修建佛寺,吸引众多善男信女脱离生产,遁入佛门,这些寺庙占有大量的土地,又不交赋税,因此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和国家财税收入,给社会的长治久安带来巨大的隐忧。现在皇帝竟然率先事佛,其影响更是无法预料,为国家前途计,韩愈决定冒死直谏,毅然上《论佛骨表》,要求将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并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卷下,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此表引起宪宗皇帝震怒,欲对韩愈实行极刑,幸得宰相裴度、崔群和王公贵戚的求情,才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这一年韩愈52岁,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晚期,如果从明哲保身的角度看,实在没有必要冒这样的风险,但是勇敢无畏的担当精神激发了韩愈的历史责任心与道义感,使他“忠犯人主之怒”,最终招致了对家庭影响深远的巨大磨难,直接导致了聪慧的女挐(nà,牵引,混乱。女挐:女儿)的夭折。韩愈《女挐圹铭》中这样记载了女儿夭亡的经过:“愈之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乱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败,可一扫刮绝去,不宜使烂漫。天子谓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汉南海揭阳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曾峰驿,即瘗(yì,掩埋,埋葬)道南山下。”(《韩昌黎文集注释》卷下)由此看来,表面上是一起家庭悲剧,实际上包孕着巨大的时代历史内容,因此这首诗也就成为记录元和末年历史的一首史诗,同时也是韩愈生命的一首史诗。虽然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杜甫史诗内涵深广,但实际上韩愈是以小蕴大,通过个人的遭际来透视社会历史面貌。从创作渊源上看显然是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用个人的巨大人悲痛来书写历史的悲哀。韩愈的七律绝大部分作于两次南贬的途中,都具有记录生命历程的功用,而个人的遭际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阴影,为七律一体拓展了艺术的表现空间。

  再来看诗歌。这首诗写于女挐死后一年,因此也属于追忆类的作品,要求突出最重要的印象。首联描写草草埋葬女儿的情景和当时自己的心理感受,用几根带皮的木头做成简易的棺材,再绑上几条野生的草藤,埋葬在这荒凉孤寂的商山朝南的路边,那冤死的白骨令人凄寒。一个“寒”字,既写出了当时暴雪纷飞天寒地冻的严酷环境,又写出了女挐诀别父母抛尸荒野的悲苦命运,还表达了韩愈失去爱女万箭穿心的悲寒苦涩。这种寒意是韩愈晚年最严酷的生理和心理考验,最严峻的还是来自朝廷的政治迫害,那才是更加令人恐惧的打击,本为朝廷除弊事,满怀无限的忠诚,却几乎招来杀身之祸,难道不是令人心寒吗?接下来补述女儿临死前得病上路的情况,按照人之常情,尽管韩愈触怒了皇帝犯下大罪,但家人尤其是年幼的孩子生了重病,无论如何也应该让孩子先治好病再上路吧,可是“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可见当时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孩子本来就生了重病发烧,又遇天雪冰寒,再加上严遣的惊吓,谁都知道孩子被搀扶上路肯定难以逃脱死神的魔掌。韩愈在《祭女挐女文》中这样沉痛地描述说:“昔汝疾极,值吾南逐。苍黄分散,使女惊忧。我视汝颜,心知死隔。汝视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随谴。扶汝上舆,走朝至暮。天雪冰寒,伤汝羸肌。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饮食,又使渴饥。死于穷山,实非其命。”第三联回到现实的当下情境,在韩愈经历一年多瘴疠之乡的折磨之后,宪宗皇帝果然死于宦官之手,不幸被韩愈言中,大好的元和中兴局面顿时化为乌有,穆宗即位,韩愈被召回朝廷,来到女儿的坟头,真是百感丛集,痛彻心扉。韩愈运用《礼记》中延陵季子葬长子绕坟三匝号哭的典故和《荆楚岁时记》中孙楚用黍饭一盘祭奠介子推的故事,写自己心中无法抹去的痛楚和无法弄到丰盛祭品祭奠女儿的遗憾。由于典故的灵活运用,使简陋的祭奠具有典重深厚的文化意味。清人朱彝尊称赞“用典亲切有味”,清人汪森更说是“死典活用”。由此可见韩愈诗歌运用典故的高超技巧。最后一联自责并抒发悲痛之情,诗人说让你无辜夭折是我的罪过,这是不是韩愈后悔上《论佛骨表》了呢?不是的,韩愈反佛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名誉和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朝廷的中兴大业,但是忠诚却换来家人的遭殃,这是韩愈万万没有想到的。这里让人想起当年杜甫冒着风雪回奉先县探望家小时,遭遇幼子饿死的悲剧,杜甫也是无比自责,说:“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lòu)有仓卒。”两位诗人命运中的细节如此相似,令人感慨。杜甫的小儿子饿死在天宝十四年深冬,安史之乱刚刚爆发,平静的小县城还没有遭受战争的摧残,就已经民不聊生了,杜诗表现了盛世虚幻的光环下面藏着的隐忧,是一首伟大的史诗。而韩愈的女儿死在元和十四年初春,且死于非命,暴露了所谓的“元和中兴”局面下的政治黑暗和社会隐忧。两位诗人通过自己家人的不幸命运反映了时代的悲剧,与其说是命运的相似性,毋宁说是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深刻的洞见,他们用诗歌表现自己的独特经历,意旨却都指向时代的历史命运。应该说杜甫由自己孩子的死亡,能做到推开一层,“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想到天下更苦的百姓,确实是一种伟大的仁爱精神的体现;但是韩愈的失女之痛显然超过了杜甫,因此他创造了一个新词“惭痛”,这是一种比“悲痛”、“哀痛”、“惨痛”、“剧痛”等更深的痛楚,因为那是夹杂着深深愧疚的痛苦,是时代历史政治环境和韩愈理想追求及行为准则之间相互冲突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必然产物,即是说女儿的死是韩愈无法摆脱的宿命。“百年惭痛泪阑干”是韩愈饱含政治悲愤的情感倾泻,更是震撼古今的心灵祭歌。 (吴振华)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