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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敕文体改良与中唐古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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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国势倾颓之时期待王朝中兴,推动儒学复兴,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在经世致用的需要下大力进行古文的创作。其中有很多人任当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他们利用掌书王命的职权,或以理论相号召,或以实践相支持,对诏敕进行了文体方面的改良和革新,使这一封建王朝的最高政令文体能够更好地为君主统治服务,同时也起到了推广古文写作的作用,构成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一部分。

  关键词 古文运动 翰林学士 中书舍人 革新 诏敕 文体改良

  唐代社会重视文学的发展以及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唐代文人也热衷于事功,科举、荐举等使大批文人投入国家政治生活,他们对于文学发展有着自觉的意识,对于文学运动有着参与的精神。

  中唐时期古文运动兴起。“古文”一词,将经、史、子乃至碑、铭、杂说等一切应用文体统统包罗在内,在写作实践中赋予这些应用文体以文学的特质,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使之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

  古文家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为了扩大声势,在当时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中,他们有意识地将古文作为推崇的文章标准,唐代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这些诏敕的草拟者被从中择优选拔。诏敕文体在他们手中经过了改良,在撰写时被直接运用散文手法,愈加倾向于文学性,体现出不同于前代以及初唐、盛唐时期诏敕诰命公文的独特风貌,同时也起到了实践古文运动主张、壮大古文运动声势的作用。

  一、前代及初、盛唐诏敕的大体面貌

  诏敕是古代皇帝专用的宣谕上命、教化臣民的诏书,又称诏令、制诏、制诰。唐武则天时为避其名讳改“诏”为“制”,后又恢复“诏”的名称。

  唐代诏敕据《唐六典》“中书令”条大体上分为七种类型:“一曰册书,立皇后、皇太子,封诸王,临轩册命则用之;二曰制书,大赏罚、赦宥虑囚、大除授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勉赞劳则用之;四曰发日敕,废置州县、增减官吏、发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则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请施行则用之;六曰论事敕书,戒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制,不易于旧则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后行焉。”[1](卷9)李肇《翰林志》也引用《唐六典》,指出王言之制有七,但在记载翰林学士所掌内制的情况时,显然很多已经超出了七种之外[2](卷1)。广义上讲,天子的言论都可以称之为王言。

  诏敕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官文学,其职事官多由具有较高文章功底的人担当。在撰写过程中,既要完成下达国家最高政治命令的任务,同时也要注重对文章艺术形式的营造,既要庄严典雅,又要让人容易听懂,更上者,还要入情入理。不同时代的撰诏者在草诏过程中除需要遵循诏敕特定的体制要求外,由于自身的文人特性,也常会在写作中自然地遵循文学的发展形态,反映出鲜明的文体风貌。

  在文体形态方面,先秦时期诏敕多散文,《尚书》中现存最古老的诏令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大文体[3],皆单独成篇,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尧典》、《皋陶谟》等,但尚非成熟的散体公文,其文字古奥迂涩,正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4](卷160);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西汉时的诏敕在散文形态中开始出现骈偶成分[5],如武帝时的《轮台罪己诏》;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的应用性文章“气爽才丽”[6],即情辞与藻饰相称,如曹操的教令甚具风采,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7]率真通脱,对于诏诰无疑是一种文学性的改造。总体上看,建安之文已呈现出从辞清志显向藻饰渐繁方向发展的趋势。南朝齐梁尤其是“永明”以后,诏敕撰写大体遵循文章学的发展,多用骈体,在写作中踵事增华、变本加厉;北朝时期西魏的苏绰在宇文泰托古改制的背景下,推行《尚书》体诏敕,提倡去华存朴、师法上古,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虽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一味模仿《尚书》文体,有违文学语言的发展规律,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北朝诏敕文体的托古改良不能独立于文学自觉性发展之外,南北政权的割据并没有阻断北周诏敕文体对南朝文风影响的接受。《周书·明帝纪》所载武成元年(559)后的诏书,已不依《大诰》之体,多对偶工丽之句,可见文风已有明显改变[8](卷4)。到隋朝时李谔曾师法苏绰,上疏请求端正文体,但影响不大。

  唐代特重“王言”,文人也以“掌书王命”为荣。初、盛唐诏敕文体多用骈体写就,形式精致华美,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从文章学角度来看是诏敕艺术形式的一种进步。当时有许多因擅长撰写严整典丽的骈体制诰而被誉为“大手笔”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如初唐时的颜师古、岑文本、李峤、崔融等,盛唐时的许景先、席豫、孙逖、张九龄等,中唐以后,则有杨炎、常衮、令狐楚、李德裕、钱珝等。这些“大手笔”们被唐人所推崇,如白居易《冯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诰制》云:“吾闻武德暨开元中,有颜师古、陈叔达、苏颋称大手笔,掌书王命。故一朝言语,焕成文章。”[9](卷48)又钱珝《舟中录序》云:“夫体正而有伦,辞约而居要,始终明白,兹所以为诰也。国朝声名辞臣,率能由是而作。”[10](卷836)

  骈文体式虽然使诏敕具有了可读性,但发展到后来,骈体的弊端也随之而生。文人为逞才斗艺,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华美的形式成为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直到中唐古文运动前后,散体化成分在诏敕文体中日益增多,这一文体的弊端才逐渐得以改良。

  其实早在盛唐时期,诏敕写作中的骈文体式已经有所改变,“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骈文诏敕写作中以其富有气势的雄文,一扫六朝以来骈文的华靡柔弱之习,崇雅黜浮,运散入骈,展示出雍容雄浑的气势和深厚的艺术功力。

  《旧唐书》卷97《张说传》称张说“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张说担任知制诰的时间仅有一年左右,其文集是其子孙所编,文集中的禁中书诏只有制文一篇、诰文一篇,而且篇幅简短,并不能充分体现其在诏敕改良方面的主要成就。但参照他同时代奉敕撰写的颂赞、碑志文,如《圣德颂》等,可以看出张说的“大手笔”行文一般很少用典,偶然用典也是习见而非生僻的;其文不务华词丽句,皆浑融自然而不失雍容大雅;气魄宏阔,颇具声色,皆出自胸臆;句式整齐,仍用骈体,却又不限于四六,而是适当杂以散体,有崇雅黜浮的特色。

  苏颋诏敕近200篇,因是代作王言,所以极少自抒胸臆的言辞。苏颋《授张说中书令制》乃命相之诏,精心力作:“门下:咸有其德,委廊庙之宰;知无不为,归掖垣之成务。银青光禄大夫检校中书令上柱国燕国公张说,含和育粹,特表人师,悬解精通,见期王佐……我凭柱石,尔作盐梅,正名之谓,群议斯集。可守中书令,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11](卷380)全文虽多以骈俪造语,但结构精严,详略得当,言简意赅,肃括凝练,高步瀛在《唐宋文举要》中说道:“(苏文)敛典丽为肃括,易铺排为包扫,摆落一切,直趣深微,诚大手笔也。”[12]

  盛唐时期,张九龄流传下来的诏敕共126篇,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散化倾向。

  张九龄《曲江集》中有《敕处分十道朝集使》文凡4篇,篇幅均四、五百字。第一篇(敕朝集使等:朕恭已奉天)[13](卷7)作于开元十二年,张九龄时任中书舍人。当时的唐朝政府因汉制,每年底惯例,各道需遣使朝集京师,谒见皇帝和宰相,称朝集使。这篇诏敕旨在训示各道朝集使务须明了“四端”,理好“八事”,以收“厚生”、“淳俗”之效。虽然该诏敕体式上未出骈文格局,文句也大都还是四六言,如“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万方”、“夫星列躔次,土分区域”,但已非专以用典隶事为能的骈四俪六。内容表达已基本摆脱了重复拖沓的骈文局限,确能做到指事切理,耳提面命,不少语句因富于变化而显得颇为生动。如列举政要四端时:“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农桑,礼义兴於学校,流亡出於不足,争讼由於无耻。”分别用了“本于”、“兴于”、“出于”、“由于”这4个动因词。文中有时用一语中的之句:“不患不知,患在不行”;有时用反问句:“岂至长吏屡改,正教屡移?”还有的运用了排偶句以示强调,如“故先王务其三时,将以厚生也;修其五教,将以淳俗也”、“浇俗不可不革,淳风不可不长”等。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散化现象仅存在于张九龄撰写的少量告诫边将和宣示四夷的敕书之中,可能是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不应看作文风的刻意改革,张九龄现存的大部分制诰文仍为严整的骈体。

  二、古文先驱者的诏敕改良尝试

  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政乱民贫、吏治日坏以及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士人普遍怀有强烈的中兴愿望,伴随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古文先驱萧颖士、李华、贾至、颜真卿、独孤及等人都秉持传统的儒家思想,倡导宗经,并因宗经而自然走向文学上的复古。他们在文学观念上都对魏晋以后的文学予以否定,追慕上古时风,希图由文返质。

  古文先驱中的贾至开元末明经擢第,历任中书舍人,在当时颇有文名,今存诏敕77篇,他对于古文写作的推广主要是在草拟诏敕的过程中完成的。

  贾至以安史之乱后整顿统治秩序、巩固皇权纲纪的需要为出发点,倡导复兴儒学,这在他的文学主张中有所反映。《文苑英华》卷701《工部侍郎李公集序》:“唐虞庚歌,殷周雅颂,美文之盛也。……而公当颓靡之中,振洋洋之声,可谓身见尧舜之道,宣尼之旨,鲜哉希矣。”无论叙历代文章流变,还是评价具体作家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宗经立场。《议杨绾条奏贡举疏》(《文苑英华》卷765《选举》):“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意,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表明贾至反对浮艳之文,要求作者精通六经旨意,使文章能够发挥教化作用。这些主张对于促进“古文”的发展具有理论支持的作用。

  贾至依据他所秉持的儒家思想,积极参与政治,并利用中书舍人的身份,在诏敕中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思想。语言形式上,上承张说、苏颋,进一步推动了诏敕文体由骈到散的变化和在文风上的“复雕为朴”。他的诏令文虽未完全摆脱骈体影响,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从苏颋的句式整齐、用典精工、才藻纵横、词理典赡,发展为散句与骈句交错,散句居多,骈句也写得朴实平易,明白晓畅,较少用典,同时又不失王言之体典雅雍容的气度,已经不再归属于骈体文的范畴。

  《玄宗幸普安郡制》(《文苑英华》卷462)是贾至在国家危亡之际为唐玄宗写的罪己诏,该文开头以玄宗的口吻,叙大唐王朝的德泽声教、颂扬历代皇帝的功绩,并略述即位50年来,天下承平之景象,本应该用雅丽华瞻的语句大肆描绘,可贾至处理得相当平实,多用质实的内容和顺畅的散句或散化的骈句来增强语言的可信度和感染力,“门下:我唐受命百有十载,德泽浸于荒裔,声教被于殊邻……兢兢业业,不敢自宁”;接着对安史之乱的发生躬自切责,是骈散兼行,多化单句为两两相对的散化骈句,如“或窃弄威权,或厚敛重赋”;然后散体行文,分命诸皇子分镇四方,殄灭贼寇,“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永王璘宜充山南东道、江南西道、岭南、黔中等节度采访等都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其署官署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并对诸皇子提出训诫,“太子亨,忠肃恭懿……宜加辟命,量事奖擢”。最后以骈体收尾,“谨恭祗敬,以见师傅;端庄简肃,以莅众官;慈恤惠爱,以养百姓;忠恕哀敬,以折庶狱;色不可犯,以临军政;犯而必恕,以纳忠规”。这种骈散兼行的方式是上承张说、苏颋而来。张、苏所作的骈体公文中骈散相间已是普遍的形式,但仍以骈句为主,中间夹杂少量的散句。李舟《独孤常州集序》(《文苑英华》卷702)说:“贾(至)为玄宗巡蜀分命之诏,历历如西汉时文。”所谓“历历如西汉时文”就是指诏敕语言的骈散相间,典雅纯厚,颇具西汉乃至三代文风。

  《明皇令肃宗即位诏》是肃宗于灵武即位之后,贾至为玄宗撰写的传位诏令。与《玄宗幸普安郡制》相比,此诏在形式上进一步散化,以散句为主,间杂部分骈句,复雕为朴,简明雅洁。如“顺乃德,故舜禹揖让而履皇极;咈乃道,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鸿业”[14](卷30)这个句子中,其他部分都对偶工整,但第二句的“而”和第四句的“不能”相互之间出现了字数的不对称。贾至撰写的是朝廷诏令,显然不会犯字数不对称的低级错误,很明显是他有意为之,这是他化骈为散的手段之一。

  贾至有些诏令文甚至全用散句。如《授郭子仪兵马副元帅制》(《唐大诏令集》卷59):

  制:昔伊尹与汤合,傅说与高宗合,尚父与周合,故哲后良臣,莫不至合。非贤不父,有开必先,久大之业也。公上略宏才,惇信明谊,受我旄钺,辑宁区夏,典器铭勋,高视前古。实邦家之杰,岂独为予?社稷之卫,可独弼予。节制咨谋,安危斯属,惧朕之不称也。往钦哉!司空子仪可兵马副元帅,主者施行。

  贾至较少用典,即使用典也多为常见的、能使人一看便能知的熟典。他的《授窦绍山南东道防御使等制》(《文苑英华》卷409《防御使》)中称赞窦绍的才华使用了两个典故:“永思诸葛之谋,伫振祖生之任。”一个是说三国时期诸葛亮长于智谋,一个是说南北朝时期祖逖誓复中原的大志向,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以此来勉励窦绍,客观上减少了诏敕读听的理解障碍。再加上贾至用典不事藻绘,所以他的诏令文在今天读来还是让人觉得平实易懂。而在《诫示诸道制》(《唐大诏令集》卷110)诏书中,贾至没有用典。

  因为诏敕是“布告亿兆,咸使闻知”的文体,贾至在草诏过程中大胆地运用骈散结合甚至是以散为主的文体形式,较少繁辞赘典,在当时的影响极大。

  另一位古文先驱独孤及在唐代宗时曾被召为左拾遗,与高适、贾至等相交,也重经术,但不为章句之学,在宗经之外,主张“先道德而后文学”[15](卷93),对“饰其辞而遗其意”、“天下雷同,风驱云趋”的“俪偶章句”予以抨击(《文苑英华》卷702《赵郡李公中集序》)。他在当时颇有文名,所作文章各体兼备,以骈体为多,但他也写过一些古文,并尝试着以古文来改良诏敕文体。

  独孤及的《敕与吐蕃赞普书》[16](卷18)以“皇帝问赞普”一句开头,使诏敕具有了书信文体的面貌,接着用骈散相间的句子,列举了吐蕃的诸多不是,自然流畅,平实的语言中蕴藏机锋,而全诏书中使用的诸多反问句,如“自料国家,何负於彼”、“念在目前,得不叹恨”、“何况君长,能无情乎”、“虽实无多,何须有损”、“从前所言,岂有虚也”,如连珠排炮,增加了问责的气势。这篇诏敕作品,质取其深,艳从其损,为文不求华艳,质实有内容,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薄厚而高明,能上继两汉散文的传统。

  客观而言,古文先驱带给诏敕文体改良的影响很小,除少数作者,这时的散体诏敕并不具备与骈体诏敕一争高下的实力,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艺术上的独创性,大都是对先秦两汉文体文风的模仿,语言和表现方法显得陈旧,生气不足而因袭有馀。清人赵翼所谓“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两汉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17](卷20),指的便是这种情况。许多古文先驱撰写的仍是严正的骈体诏敕。但同时也应该肯定他们提出的宗经复古、以道领文、充实文章内容,反对浮靡文风等观点,为后来的古文运动做好了前期铺垫、为诏敕文体改良做好了积极准备,对同时代及以后的诏敕文风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代宗朝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常衮草拟诏敕大多仍为骈体,但《大赦京畿三辅制》(《全唐文》卷415)这篇诏敕虽用四六偶句,不过文中段落如“顷者,鱼朝恩夙有功勋,委之戎事,而征求黎庶,空竭闾阎。加之广有贸易,夺人贿利;京城之内,擅致刑狱;恣行忍虐,幽执无辜;部领帅人,乖于抚驭;资粮刻薄,劳役烦苛;恶稔舋盈,自婴沈痼”,揭露了鱼朝恩的种种罪行,包含着作者强烈的个人爱憎,有异于其他面貌冰冷的诏敕。虽句式整齐,但文句散行,文辞质朴朗直,已非骈体。

  三、古文运动时期的诏敕文体改良

  面对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形势的急转直下,永贞元年(805),以王叔文为首,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为中坚的一批进步士人,发起了一场旨在打击宦官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使贞元弊政廓然一清。这场运动虽然在多种政治势力的联合打击下很快就失败了,但它致力于王朝中兴的内在精神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元和一朝的政治方向,既有力地促使唐朝走向中兴,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在这一背景下,中唐古文运动兴起,促成了包括诏敕在内的各种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

  中唐古文运动是由韩愈、柳宗元推向了高潮,而在韩、柳之前,先有柳冕、梁肃、权德舆等人在政坛、文坛活动,成为当时儒林推重的人物,他们提出了比古文先驱们更为成熟的古文理论。理论核心是“文以明道”,极力突出文章的教化功用,并由教化论出发,反对与教化无关而仅仅是争价一句之奇的文章,反对骈文彩丽竟繁、兴寄都绝的文风,主张恢复古文传统。

  有“内相”之称的草诏高手陆贽对梁肃、崔元翰这两个提倡古文的前辈非常推崇,《旧唐书·陆贽传》记载陆贽尤其“输心于肃”。梁肃强调文章要有利于教化:“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气说:“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唐文粹》卷92《序》乙《唐左补阙李翰前集序》)这一主张的重心是强调文章的内容、气势和骨力,是对当时空洞浮靡文风的批判。这一观点颇为陆贽所认同。

  为了更好地推广古文,据《旧唐书》卷139《陆贽传》记载,陆贽在主持科举考试时,请梁肃代为参阅,崔群、韩愈就是这一年经梁肃推荐给陆贽,才得以中第。而梁肃的古文理论,对其弟子韩愈的文气说显然具有直接影响。据《旧唐书》卷159《崔群传》,贞元七年这一榜中,中举者后来多位居台省,故有“龙虎榜”之称。

  陆贽对古文运动以及诏敕文体改良的贡献,不仅在于他通过让梁肃主持科举考试提拔了后来成为古文运动领袖的韩愈,以及此后和韩愈一起在科举中选拔了更多的古文弟子,更在于他自己在草诏过程中的实践活动。

  陆贽在德宗朝任翰林学士,《翰苑集》中有“制诰集”10卷,他力创散体化诏敕,以古文形式打破骈体文的僵化模式,运散入骈,多用平实的叙述性语句,“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18](卷15)。如早在朱泚之乱,德宗避难奉天,他为德宗所写的罪己诏《奉天改元大赦制》,这篇诏敕以散句为主,明白如话,但同时也采用了少量骈句,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19](卷1)文笔犀利,真情笃挚,情怀深广,已非那些一意追求繁辞冗典、形式僵化、缺乏真情实感的骈文可比。陆贽这篇诏敕代皇帝自责之深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据载:诏书下达之日,“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20]。叛乱得以平息,实有赖于此。

  陆贽改良诏敕的另一大方式就是较少用典,多平实的叙述。他的《萧复刘从一姜公辅平章事制》(《翰苑集》卷7)以及《奉天改元大赦制》(《翰苑集》卷1),篇幅都很长但都没有典故。即使用典也多为常见的典故,如《册淑妃王氏为皇后文》(《翰苑集》卷6)中,“永念顷筐之志,且怀求剑之情”,“顷筐”出自《诗经·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朱熹《诗经集传》注“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见其贞静专一之至矣”[21](卷1)。此典故恰当地说明了王氏昔日在危难中追随侍奉迁播的德宗皇帝付出的操劳。“求剑”出自季札讲信义的旧事,表明皇帝要册封王氏为皇后是早有约定。此二典的使用使得王氏封后的事情既合情合理,又典雅庄重。另外句中的“永念……之志”、“且怀……之情”体现出德宗念旧的款款深情,使诏敕显得亲切生动而又通俗易懂,可以视作对用典的解释。除了用古典,陆贽在用典时有时也用今典,《李晟司徒兼平章事制》(《翰苑集》卷7):“天宝之季,寇陷二京。时则先臣子仪,翼戴肃宗,勘定祸乱,再造区夏。”这是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因辅佐肃宗平定叛乱有功而迁中书令的故事,说明李晟在克平奉天之难中的功绩以及应该得到重用,同时以郭子仪为例,说明克平靖难的功臣任中书令在唐史上有先例。

  陆贽的诏敕在使骈文平易化、应用化的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22]。

  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门荫于陆贽,其理论核心仍是“明道”[23](卷5),而其精华却是“为文”,“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文苑英华》卷689《与兵部李侍郎书》)他使用“古文”、“文章”之类词语,将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统统包罗在内,并在理论上予以倡导,在写作实践中赋予应用文体以文学的特质,散体文气象一变。

  韩愈曾由史馆升为知制诰、中书舍人,掌管诏令的草拟。需要说明的是,他并没有在自己草诏的创作实践中以古文革新诏敕文体,诏敕写作在韩愈手中体现出的是一种尊体裁的特征。《除崔群户部侍郎制》[24]是他现存的唯一一篇制诰,是严正的四六骈俪。但韩愈的古文理论给中唐诏敕文体改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与其同时代及稍后的制诏者在草诏过程中对这套理论活学活用,改善了诏敕文体的艺术形式,并将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艺术阶段。

  此后,元稹、白居易在草诏过程中以“新体”制诰打破了诏敕原有的陈腐僵化的格式,使这一文体由严正骈俪向散体化方向发展,体现出显著的新变。

  元稹《制诰序》:“制诰本于《书》,《书》之诰命训誓,皆一时之约束也。自非训导职业,则必指言美恶,以明诛赏之意焉。……秦汉以来,未之或改。近世以科试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务刓饰,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而又拘以属对,踞以圆方,类之于赋判者流,先王之约束盖扫地矣。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诰,初约束不暇,及后累月,辄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从中覆。然而余所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浅近,无以变例。”[25](卷40)这可以看作元稹改革诏敕文体的理论宣言,与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样,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元稹要求诏敕要将事情交待清楚,不要只是玩弄词藻,夸大事实;文字要浅近易懂,不要一味追求典奥与华美。至于形式,则可以适当采用骈体形式。

  元稹于元和十五年(820)五月为祠部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二月充翰林学士。《新唐书·元稹传》称其“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26](卷174)现存作品中,有制诰150多篇,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他虽然反对“拘以属对,局以圆方”(《元氏长庆集》卷40《制诰序》),却也并非上规周诰,故作诘屈。有的诏敕亦骈散相间,流畅自然,文辞清新简练。

  如元稹《许刘总出家制》是以散句为主的诏敕,“门下:朕闻西方有金仙子,自著书云:‘昔我于无量劫中,舍国城妻子,以求法要。’朕尝闻其语,未见其人,安知股肱之间,目验兹事!脱身羁网,诚乐所从;舍我系维,能无永叹!遂其高尚,良用怃然。具官刘总,五岳孕灵,三台降瑞,位兼将相。代袭勋庸……屡陈章表,恳愿舍家,勉喻再三,终然不夺。朕又移之重镇,宠以上公……於戏……功留鼎鼐,誓著山河……宜赐法号大觉,仍赐僧腊五十夏。主者施行”。[27](卷42)散句中交错使用骈词俪句,如“视轩冕若浮云,弃妻孥犹脱屣”、“莫顾中人之情,遂超开士之迹”、“张良却粒,尚想高纵;范蠡登舟,空瞻遗象”、“长存鱼水之欢,勿忘香火之愿”,虽为骈句,但不尚雕琢刻镂,不以刻意求工,自然恰当。文中用典如“张良却粒”、“范蠡登舟”,都是人所熟知的典故,并不晦涩难懂。

  白居易对元稹的制诰文特加推崇,在《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中说元稹“能芟繁词、划弊句,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引之而成纶,垂之而为典训,凡秉笔者,莫敢与汝争能”。[28](卷50)又在《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白氏长庆集》卷23)“制从长庆辞高古”自注说:“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又在《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白氏长庆集》卷70)中说:“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

  这些评论与元稹的诏敕创作相结合,可见他在诏敕文体的改良方面,既批判骈文的堆砌词藻、繁用典故、华而不实、空洞冗长的习气,又借鉴吸收其对偶排比的格式,使文章富有韵味和气势,朗朗上口。这种对骈文有扬有弃、有因有改、矫枉而不过正、批判继承的态度,在当时尤为难能可贵,为古文运动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正确之路。元稹所作制诰、制策等政治文章,格高词美,成为当时的模范。

  白居易在草拟诏敕的创作中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元稹曾评价他“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以风喻之诗长于激……碑记、叙事、制诏长于实”。(《元氏长庆集》卷51)

  元和十五年(820)十二月,白居易迁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迁中书舍人,创作了大量的散体诏敕。在编集时,他将自己所作的200多篇制诰,分为“旧体”80多篇与“新体”140多篇。

  “新体”、“旧体”之分,陈寅恪认为:“今《白氏长庆集》中书制诰有‘旧体’、‘新体’之分别,其所谓‘新体’,即微之所主张、乐天所从同之复古改良公式文字新体也。”[2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认同陈寅恪之说:“‘旧体’即用骈俪文体所草拟之制诰”;“‘新体’即与旧体骈俪制诰对立之散体”。[9]由此可知,新体式就是“制从长庆辞高古”中的制,是复古改良公式文字的体式,是和旧体骈俪制诰对立的散体文字。

  将白居易的旧体诏敕《张籍可水部员外郎制》(《白氏长庆集》卷49)和他的新体诏敕《武昭除石州刺史制》(《白氏长庆集》卷51)放在一起比较,这种差别一目了然。同样是叙事,但前者多处采用对偶,如“文教兴则儒行显,王泽流则歌诗作”、“笃于学,敏于行”等。后者写实的内容则明显多于前者,多用散化的句子“某官武昭:王师伐蔡,尔在行间。致命奋身,挑战当寇。忠愤所感,卒获全生。求之军中,不可多得。司马以尔信直谨厚,可领边城。尔宜酬乃己知,副我朝奖”等,只是在文章最后才为了加强语气使用了两句对偶,“抚獯戎杂居之俗,安离石重困之人”。由此可见,前者渲染的成分明显多于后者。总起来看,新体制有明显的散化特征。但是,由于当时旧体制积习已深,即使是新体制,也不免出现骈俪句式。

  元稹、白居易的平易文风合于语言发展的大趋势,宋初古文运动的先驱王禹偁给予元、白很高的评价。《丁晋公谈录》说:“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阁中商较元和、长庆中名贤所行诏诰有胜于《尚书》者,众皆惊而请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杀人盈城,汝当深诫;孥戮示众,朕不忍闻。’用《尚书》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则孥戮汝。’以此方之,《书》不如矣。”[30](卷16下)使朝廷的应用文字由华而不实改为雅正实用很难,故陈寅恪称元稹为古文运动之健者。高步瀛《唐宋文举要》骈文类列有元稹一家。郭预衡先生说:“元、白的制诰之文,吐词‘高古’,也曾大开风气,对于一代文章是颇有影响的”[31]。

  元稹、白居易受古文运动的影响,大力创作复古改良公式文字的新体诏敕,与专意于用骈俪文字草拟的旧体诏敕相对应,使有唐一代的诏敕具有了前代所不及的风貌。

  四、唐代古文家改造诏敕文体的成就及意义

  诏敕是“布告亿兆,咸使闻知”的文体,中唐时期的诏敕文体改良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唐代以及后世古文运动的推广也有着自上而下的重大影响。

  句式上,古文家撰写的诏敕体现出不同于传统诏敕的特点,吸收古文运动所提出的复古理论,摒弃字句整齐的骈体文,使诏敕既有王言的尊贵华美,又体现出类似三代两汉文章散体自然的特色,两者兼顾,融散入骈,运单成复。中唐时期贾至、陆贽、元稹、白居易等人在古文运动的号召下所作的诏敕,凡是涉及重大政治事件、有广泛影响的,大都采用散体或骈散结合的形式,有意识地将诏敕文体改良作为其文体复古的手段之一,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用典方面,受中唐古文运动影响的陆贽等人在草拟诏敕时往往较少用典甚至不用典,并不是因为草诏者不具备熟练运用典故的文学素养,而是另有原因。

  从文体特征来看,初盛唐时期的诏敕追求文章形式的华美,多隶事用典,唐代专门编撰有为草诏者掇拾典故提供参考的工具书,都有列举经史对偶对类之事,其中著名的如陆贽的《备举文言》(此文献今已亡佚,仅在宋代王应麟撰《玉海》卷55《艺文》之“唐备举文言”条可见)、白居易的《白朴》(《玉海》卷64《诏令》之“白氏制朴一卷”条可见记载,原文献亦已亡佚)[32]。陆贽、白居易虽然在草诏时较少用典甚至不用典,但能够编写出《备举文言》类的典故工具书,说明他们其实不仅会用典,而且还是精通用典的行家。因为中唐崇尚古文,而古文运动又和当时的国家政治紧密相关,身居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这样尊崇的文官职位,他们在草拟诏敕时自然会受到古文运动的影响,少用典故和不用典故就是体现。另外,诏敕不是案头文学,而是一种功能性很强的政治公文,为了能在传达时更好地晓谕百姓、上令下达,起到预期的政治效果,草诏者在撰拟诏敕时必须认真考虑受众的文化接受水平、理解能力,尽量在保持文体高华典丽的同时也能做到明白晓畅,使接旨的人听得懂。如陆贽《奉天改元大赦制》2000多字的篇幅却没有用典,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那些受宣谕的士卒武人都听明白。

  辞采方面,骈文是美文,非常重视辞藻的运用,而制诰文即是代皇帝立言的骈文,应该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王应麟《玉海》卷204云:“制辞须用典重之语,须多用诗书中语言及择汉以前文字中典雅者。若晋宋闲语及诗中语不典者不可用。魏晋以来文史中语间有似经者亦可与制中用,但其间名臣非人共知者不必称引,以为故事。”指出了制诰文的语言应该用典雅庄重的语言、多来自于《诗》、《书》等经典中的语言及汉以前堪称典雅的语言,魏晋以来“有似经者”也可以用。唐代诏敕的撰写者都是文章高手,对于骈文体的声律和词采自然分外讲究,中唐诏敕虽然减少了繁辞藻饰的成分而多用平实的语言,但这并不是因为古文家排斥骈文,更不是不会写作骈文。他们在改良诏敕文体的过程中吸取了骈文工整典雅的优点,摒弃当时文坛上已经形式化非常严重的弊端,将原本公式化非常明显的诏敕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思想和艺术俱佳的美文。如上文提及韩愈作为古文运动领袖,主张恢复先秦两汉“文以载道”的传统,为文主张用朴素的散句形式,但他在参加科考、草拟诏敕时仍用时文骈体的形式。韩愈的《崔群户部侍郎制》一文,通篇骈文,但其思想则是儒家正统,甚为西山先生称道。

  当然,由于诏敕这种“润色王言”的特殊文体由来已久以骈为主的特点,庄重典雅才是它的正统形式,这是历史形成的,骈文在当时还是禁中书诰的主要形式。但诏敕属于一种特殊的骈体文,可以根据政治需要、文学发展稍微更改一些体式,中唐时期的以散体写诏敕,虽然对诏敕文体的改良作用是有限的,但毕竟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改良。

  正如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诏》所说:“古之诏词,皆用散文,故能深厚尔雅,感动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俪,而诏亦用之,然非独用于诏也。后代渐复古文,而专以四六施诸诏、诰、制、敕、表、笺、简、启等类,则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谓古法尽废也。”[33](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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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