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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历史演义序跋批评中的文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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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随着历史演义小说类型的出现和创作的兴盛,明代小说理论批评领域展开了对其文体性质问题的多方面探讨,其中尤以历史演义小说的序跋批评最为突出,主要聚焦在历史演义小说语言的“雅俗”与内容的“虚实”两个方面。明代序跋批评关注历史演义小说和正史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到了它和一般小说的关系,并将历史演义和一般小说予以区别。

  关键词 历史演义; 序跋; 通俗; 实录; 虚构。

  明代嘉靖年间,随着第一部长篇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横空出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目,随即在小说批评领域引发了关于其文体性质问题的探讨;而小说序跋近水楼台,它们依附于《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作品而传播,最早、最集中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争鸣,使当时的人们对历史演义文体性质的认识进一步明晰,小说观念因此得到提升,促进了小说批评理论的发展。其中,明人序跋有关历史演义文体论研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语言的“雅俗”与内容的“虚实”两个方面,本文将就此做一深入研讨。

  关于历史演义小说语言的问题,早在弘治甲寅年间,嘉靖元年本《三国演义》庸愚子《序》就提出了雅俗结合的见解:“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其后的序跋批评由于明代尚俗思潮的影响,却一味单方面强调演义小说语言的通俗,不妨看一些尝试为历史演义小说进行定义的事例:

  演义,以通俗为义者也。(陈继儒《唐书演义序》)

  文不可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托名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好事者聚取而演之,以通俗喻人,名曰演义。(雉衡山人《东西两晋演义序》)[1]

  这种界定无一例外,都是从言语通俗的角度认识历史演义小说;而且开始较早,其中时间可考的是陈继儒序,作于万历癸巳(1593),说明至迟在历史演义流行的前期,这种文体类型就引起了士人的注意,并开始思考其特点,尝试为其下定义。

  不过这一界定只是将其与正史作了简单的区分,并不能与一般小说区分开来,从学理上说并无甚大的意义。但考虑到明代最早流行的主要是历史演义小说,作这种简单、表面的区分,便是很自然的现象了,况且强调通俗也有利于整个通俗小说领域的繁荣,其作用也不可忽视。然而,在后世的批评领域,由于没有及时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刻意宣扬通俗的话语,却有愈演愈烈的倾向。

  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矣。义不必演,则此书亦不必作矣。(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

  批评之者何?再与世俗增一番鼓吹也。夫俗,……天地间莫便于俗…… (秃子《序批评三国志通俗演义》)

  一味强调语言的通俗而不注意艺术品位的提高,必然导致作品粗陋低劣,也为书坊主只顾牟利而放纵粗制滥造、低水平拼凑制造口实,这是长时期内历史演义小说整体水平堪忧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黄霖先生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中,就陈继儒“以通俗为义“的说法指出:“他的认识也是当时人们对历史演义的普遍认识,这种认识既促进了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繁荣,又阻碍了它的文学性的进一步提高。”[2]p138

  序跋批评中倡俗话语的泛滥,与创作领域尚俗文学思潮的流行不无关系,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是社会进步思潮的折光和映射,但对文学创作来说却是一把双刃剑。如推崇民间歌谣的前后七子,诗文集中有不少刻意规模民间作品、生吞活剥、缺乏真情实感的作品;尚真尚俗的公安派,其部分作品也流于率意鄙俚,而被钱谦益讥为“雅故灭裂,风华扫地”。[3]p567类似状况在明代历史演义的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嘉隆之前,除了魏晋南北朝之外,各朝代都被写完,[4]p376但随着历史演义创作高潮的到来,已有写本的作品又被拿来改写或重写,如《云合奇踪》之于《皇明开运英武传》,《西汉通俗演义》之于《全汉志传》,《新列国志》之于《列国志传》等等。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正如改写《全汉志传》的甄伟所言:“偶阅西汉卷,见其多牵强附会,支离鄙俚,未足以发明楚汉故事……”。实际上由于万历中期以后刻意倡俗之风犹盛,历史演义作品整体艺术水平依然不高,以至入清以后,有人还乐此不疲地进行改写。如这时期出现的《征播奏捷传》,亦声称“以通俗命名,令人易晓也”,可是艺术水平较前期低劣作品也强不了多少。该部作品以重大事件——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定四川播州杨应龙叛乱为题材,并在平乱后的第三年(1603年)便动笔创作。本来时事在目,又有翔实的资料,完全可以创作出较高质量的作品,但作者仅仅诠次史料,以俗语敷衍,艺术十分粗陋。通俗文学提倡通俗本来无可厚非,但一味强调,甚至为通俗而通俗,以通俗为最终目的,必然不顾艺术水准的提高。早期的《三国演义》庸愚子序能注意到双向的接受者——众人与士君子,倡雅俗结合,无疑是正确的创作导向,但其后的序跋批评,除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为雅俗之巨览”等提法之外,大都是只关注“众人”,以之为理想读者进行创作。如林瀚《隋唐志传序》的“使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序》的“俾闾巷颛蒙(愚昧意)皆得窥古人一斑”,乐舜日《皇明中兴圣列传序》的“使庸夫凡人亦能披阅而识其事”等,接受对象缩小至下层愚昧,不去顾及较高层次读者的需求,必然会流于和满足于低水平的制作,而不注重艺术品位的提高。

  明人序跋探讨历史演义文体性质时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内容虚实问题,也即演义小说应该忠于史实还是允许虚构。个中情况较上文所论雅俗问题复杂,但大致可分为三派意见:一是忠于史实,反对虚构;二是忠于基本史实,适当虚构,三是抛开史实,随意虚构。强调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完全忠于史实的,可称为实录派。该派并非如一般研究者所云,是承继修髯子“羽翼信史”的观点发展而来,因为嘉靖元年本《三国演义》的两篇序、引,对此问题并没有展开过明确的探讨。而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流行,与历史演义创作的兴盛,这时虚实问题才逐渐引起文人阶层考证的兴趣。庸愚子“读《三国志》,求其所以”只是一种预示,在对读正史的过程中,必然会意识到其中记事真伪的问题。于是一些对小说性质持保守意见的文人,难免会以史学概念强加历史演义,并通过相关序跋来表达自己实录的观点。

  序跋实录派中的人物为数不少,代表者有陈继儒、余邵鱼、委蛇居士、峥霄主人等。陈继儒是晚明名士,诸生,虽早年即已隐居,但与官场上层一直保持来往。他是一位通俗文学爱好者,曾为《列国志传》、《唐书志传》等小说作序,故与钟惺、袁宏道、李卓吾、金圣叹等知名人物一起,常常被书坊主托名评点或作序,以促销牟利。陈继儒虽然喜好历史演义,但由于史学观念的影响,并不能正确认识历史演义的虚构性质:

  《列传》始自周某王之某年,迄某王之某年,事核而详,语俚而显,诸如朝会盟誓之期,征讨战攻之数,山川道里之险夷,人物名号之真诞,灿若胪列,即野修无系朝常,巷议难参国是,而循名稽实,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譬诸有家者按其成簿,则先世之产业厘然,是《列传》亦世宙间之大帐簿也。

  序跋肯定《列国志传》的价值,首先是从忠于史实的角度,即“事核而详”,连“野修”、“巷议”之类内容,也要“循名稽实”,将小说作品看成“世宙间大账簿”。陈继儒无视或故意悬置《列国志传》的虚构成分,恰恰暴露了其小说观念的保守。如果说陈继儒是受请作序,有意避重就轻,但谈的还是个人真实认识的话,那么余邵鱼为同一部书作序,所说的话就是处心积虑、言不由衷了。作为书的编撰者,不会不知其作品多有荒诞不经的事实,但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标的下层书坊主,不会像陈继儒那样的名人有所顾忌,去找一些“循名稽实”的借口,而是不顾事实,大言不惭:

  起自武王伐纣,迄于秦并六国;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纪。

  此处掩耳盗铃地开列一长串史书名单,实际上给人的是欲盖弥彰的感觉,并非他真的这样做了。因此,余邵鱼之流的书坊商人在序跋中强调忠于史实,应该与陈继儒等文人区分开来;因为它不是序者对小说的真实看法,而是对社会心理的蓄意迎合。委蛇居士,姓名不详,或以为是作者。从其字号和《隋炀帝艳史题词》的内容来看,应该是位有一定身份的文人。《题词》对历史演义中的虚构明确地表示出鄙视和不满,认为那些“拿空捉影,吹波助澜”的作品,“费几许推求,用几许结撰,区区作此种生涯,不亦悲夫!”而《隋炀帝艳史》则:“盖即隋代炀帝事而详谱之”,“固非野史诐经之捏造讹传”。《凡例》亦称“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增一语”。的确,《艳史》主要人物与事件都有据可依,但其依据,除了正史之外,还有大量的唐宋笔记小说,材料虚实不言自明。那么委蛇居士为什么还言之凿凿声讨别人的“拿空捉影”呢?其原因正如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所提到的,将事出有据偷换了历史真实的概念。[5]p388

  此一手法在明代文言小说序跋中并不鲜见,追究起来,与一千多年前干宝的心理有所近似:“设有承于前载者,(真实与否)则非余之罪也。”(《搜神记序》),但干宝还比较老实,说“安敢谓无失实载!”明人却故意装糊涂。比较起来,峥霄主人主张实录,还相当客观求实,不像在做广告。其《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 是书自春徂秋,历三时而始成。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清朝圣政》两集,《太平洪业》、《三朝要典》、钦颁爰书、《玉镜新谈》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于绮语之戒。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是时事小说,为历史演义之分支,在《凡例》中强调实录也许有其特殊的一面。但实录话语是承袭一般历史演义的批评套式,却是不言而喻。

  实录派还有一种依违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即在理性上认为要忠于史实,但在客观上却以“理”或人自身局限之类的理由,为虚构开脱,提供其存在理由。序跋中以托名钟惺者为代表: 虽治甚荒忽,井龟听通,事无足征,理有固然。王充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声色,后之声色也。”鸟兽竹木,人民好恶,以今而见古。由此以知,来千古之前,万世之后,无以异也。(《盘古至唐虞传序》)乃或者问曰:“再世姻缘之说,似属不根。”予曰:“事虽荒唐,然亦非无因,安知冥冥之中不亦有账簿,登记此类以待销算也?”(《混唐后传序》) 两篇小说序跋均署名钟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认为二篇都是伪托。不过二序的小说观念却如此近似,或许出于同一人之手,也未可知。这种虽主张实录,却又为小说虚构寻求理由,始作俑于郭璞《山海经序》,盛行于明代文言小说序跋,从而影响到通俗小说批评领域。

  由上所述,历史演义序跋中的实录派虽然阵营庞大,但成分复杂,或是言不由衷,或是偷换概念,或是依违两可;而真正恪守历史演义要忠于史实观念的,只有提出“账簿说”的陈继儒之流,说明由于新思潮的冲击,传统观念越来越难以固守自己的阵地,实录派的营垒渐趋分崩离析,明人的小说观念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第二派意见则相对较为开通,既要求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忠于基本史实,同时也不反对适当的虚构。代表人物有庸愚子、甄伟、李大年、可观道人、吟啸主人等。在嘉靖元年本《三国演义》所附弘治甲寅(1494)序文中,庸愚子既要求历史演义创作“留心损益”,又主张“庶几乎史”,是针对较为成功的该类型范本《三国演义》,所作出的符合实际的直觉判断。虽然其认识还没有上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却给后人认识这种文体性质以重要启示,其后修髯子的“以俗近语,隐括成编”,便是最早受其影响的表现。对于历史演义的虚实问题,应该说它的编撰者(主要是一些书坊主和下层为人)最有发言权,虽然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可能言不由衷;而那些上层文人如陈继儒等,由于受传统史学观念影响较深,反而认识较为滞后。撰《西汉通俗演义》的甄伟即属于前者,他在该书自序中敢于公开提出历史小说的虚构问题:“若谓字字句句与史尽合,则此书又不必作矣!”不主张“与史尽和”,这是序者创作体会和经验的总结,明显是承认虚构的必要。而有论者联系前文“一展卷而悉在目中”诸语,对此句作出曲解,认为甄伟还是主张忠于史实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应该认真领悟“一展卷而悉在目中”的说法。此句实际源自庸愚子序:“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庸愚子不属于实录派,已经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他的这句话,实际是强调历史演义这种文体,在介绍历史知识时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也即能“豁然于心胸”,意指与甄伟“悉在目中”相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把正史用通俗语言完全实录式地翻译,恐怕也实现不了!而将甄伟前后两句话放在一起看,恰恰表明了他对这一文体性质的较为准确的认识:历史演义要能展现基本历史概貌,即主要和基本的事实要符合历史实际,但在一些细节和次要问题(字字句句)上,却可以适当虚构。事实上也只有如此,才能产生较好的艺术效果。李大年同样允可历史演义中适当的虚构。其《唐书演义序》谈到小说因有“紊乱《通鉴纲目》之非”,受到别人的质疑,李大年为之辩解云:“虽出其一臆之见,于坊间《三国志》、《水浒传》相仿,未必无可取。”所谓“相仿”指出了这几部小说都与正史有不一致处,《唐书演义》并非特例;“未必无可取”表明了序者对这种现象认可的态度。至于李大年指出小说中的“诗词檄书颇据文理”,是进一步表达对这部小说的肯定,“岂以全谬而忽之焉?”关于李大年的小说观念也存在一些异议,不过如能循其思路、沿波讨源,再仔细斟酌词句,似不难于摆脱误读歧解的。

  可观道人(冯梦龙)的观点被误读较深,《新列国志叙》概括了其演义小说观: 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 两句话一句说依傍正史,一句又说不无“增添”、“润色”,到底冯氏表达的是怎样的小说观呢?一般认为,冯氏主张忠于史实,反对虚构,且援引序文批评《列国志》临潼投宝的一段来印证。那么是否如此呢?为了便于分析,兹录该段部分内容如下: 如秦哀公临潼斗宝一事,久已为闾阎恒谭,而其纰缪乃更甚。……然则哀公之世,秦方式微,岂能号召十七国之君,并驾而赴临潼耶? (1) ……况斗宝何名,哀公何时,乃能令南之楚,北之晋,东之吴,数千里君侯,刻日麇至,有是理乎? (2)至伍员为明辅尤属鄙俚。此等呓语但可坐三家村田塍上指手画脚,醒锄犁瞌睡,未可为稍通文理者道也。顾此犹摘其一席话成片段者言之。其他铺叙之疏漏,人物之颠倒,制度之失考,词句之恶劣,(3)有不可胜言者矣。(着重号、数字符号均为笔者所加) 冯梦龙对《列国志》的批评,大致可归结为为三方面(加点部分):与史实不符;荒诞有悖情理;艺术粗陋与常识错误。明中后期的历史演义片面强调通俗,只管“通乎众人”,不注重艺术性的提高,质量普遍堪忧。冯氏正是对此现状不满,才借谈《列国志》予以批评。他明确定位自己的创作目标:“为雅俗之巨览”,这是对庸愚子雅俗结合创作导向的肯定,有利于通俗小说艺术品位的提高。那么冯氏批评“临潼斗宝”,是否可以认为是他在反对艺术虚构呢?联系冯氏《警世通言序》:“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可见是位主张小说可以虚构的通达人物。

  那么是不是他反对历史演义的虚构,把《列国志》也当成历史通俗读物来看待呢?序跋开头即云:“小说多琐事,故其节短。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此处径称演义为小说。况且以冯氏之识见,身为思想界的泰斗和通俗文学的提倡者,不可能对历史演义性质缺乏了解。实际上,仔细考察冯氏三方面的批评,意思表述得十分清楚。他之所以反对临潼斗宝,不是因为它的虚构,而是因为这一虚构性情节:(1)与重大史实不符,过于荒诞;(2)不合情理。这样的情节,对于有些类型的小说,无可厚非(序文最后一段云:“墨憨氏补辑《新平妖传》,奇奇怪怪,邈若河汉,海内惊为异书”,便毫无指责之意),但对于具有独特文体特点的历史演义,则不能允许。因为它不符合基本史实,过于荒诞离奇。可见,冯梦龙并非强调小说忠于史实,而是主张有条件的虚构,即“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吟啸主人《近报丛谭平虏传序》主张时事小说也可以适当虚构: 传成,或曰:“风闻得真假参半乎?”予曰:“苟有补于人心世道者,即微讹何妨。有坏于人心世道者,虽真亦置。…… 这里的“真假参半”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不能认为是一半是真一半为假,《三国演义》也有人认为“真假参半”的。值得注意的是吟啸主人“微讹”观点,无疑是提倡一种在历史演义中的有限度的虚构,其前提是服务于作家创作目的的需要。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有悖于这种创作目的的,“虽真亦置”,说的是对史实的筛选剪裁。无独有偶,主张对时事小说虚构的还有九一居主人《刻征播奏捷传引》:“以通俗命名,令人易晓也,即未必言言中款,事事协真。”总之,第二派主张忠于基本史实、适当虚构的认识,较为符合历史演义小说的文本特质。不足之处是,他们往往是就具体作品发表看法,还没有从宏观上概括历史演义的文体特点,此为局限。

  持第三派意见的,即主张历史演义小说可以根据创作需要随意虚构者,为数不多,但在序跋批评中却客观存在。以万历刊本的《新刻续编三国志引》的佚名作者为代表,或以为是小说作者酉阳野史。其“引”云: 客或有言曰:“书固可快一时,但事迹欠实,不无虚诳渺茫之议乎?”予曰: 世不见传奇戏剧乎?人间日演而不厌,内百无一真,何人悦而众艳也?但不过取悦一时,结尾有成,始终有就尔。诚所谓乌有先生之乌有者哉。大抵观是书者,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 引文将历史演义与传奇戏剧并提,认为这一文体类型的小说,为了“取悦一时”,可以“百无一真”,“乌有先生之乌有”,并主张“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这里将历史演义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提倡完全脱离史实的虚构,显然不符合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实际和文体性质。又据序文,酉阳野史因不满蜀汉衰微,为司马氏所并,忠良杳灭,不能恢复汉业,“诚为千载之遗恨”。于是托借西晋末刘渊父子为汉氏后裔而灭晋,以“显耀奇忠”,“以泄万世苍生之大愤”。这种任意改变重大史实,随心结撰、虚构的作品,显然不符合历史演义的文体要求和创作方向,只能算是戏说之作。

  由上所论,序跋在探索历史小说文体性质、特点的时候,聚焦于语言之雅俗和内容之虚实两方面,落脚点主要是关注历史演义小说这种新型文体和正史的关系;但更为可贵的是,序跋批评也注意到了它和一般小说的关系,认为历史演义和一般小说同属一类。如周之标《残唐五代史传序》: ……野史非正史也。正史略,略则论之似难;野史详,详则论之反易。何也?略者犹存阙文之遗,而详者特小说而已。 此处认为野史小说具有“详”的特点,与正史 “略”区分。“详”不只是字数的多少,通俗历史读物不能称之为“详”,因为它只能是用通俗语言,如实地传达正史的内容,只在字数上与正史区别。而“详”则意味着内容的增减,不排除虚构的成分,故曰:“特小说而已”,只有小说才会如此。显然,这里是把历史演义和一般小说放在同一类别,而和正史进行的比较。类似的提法还有陈继儒《叙列国传》:“有学士大夫不能详者,而稗官野史述之;有铜螭木简不及断者,而渔歌牧唱能案之”。托名徐渭《点校隋唐演义叙》更进一步,注意从形象生动的角度进行比较:

  说者谓非圣之书不可读,矧小说家俚而少文,奚取乎?不知史故整而裁正,如崔珪饬为魏武,雅望非不楚楚,苦无英雄气。而不衫不履、裼裘而来者,风神自王。

  《南宋志传》是一部具有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双重性质的作品,织里畸人序说:“史载有天下之事,传志之所言,布衣之所行也。 诡谲狂,稗野体哉。”这是从题材和艺术特点两方面区分史与小说(包括历史演义),对小说的性质认识得尤为深刻。应该说明的是,明人往往将稗官野史、稗官小说、野史小说等混称,也许不全同于但毫无疑问包括今天的小说观念,这是古人小说观念复杂性所致。而所谓正史通俗读物之类,语言虽俗,却是肯定不会称之野史稗官的,因为古人所谓小说,无关宏论大旨,前者则有所不同。对于历史演义和一般小说的区别,明人也有所认识。徐渭《点校隋唐演义叙》:“谓此亦正史之鼓吹,庶几附于求野之义。即不然较之《水浒》、《西游》为子虚乌有之言者,不犹贤乎!”虽没有认识到《水浒》、《西游》的价值,但将《三国演义》和它们尤其是《水浒传》区分开来,而明人往往是对《三国》、《水浒》不加区分的,这一点殊为不易。又如崇祯刊本《隋炀帝艳史凡例》:“今《艳史》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增一语,以滋世人之惑。”这里将历史演义看成小说的一个种类,同时认为在对史实依傍方面,与其他小说不同。

  从以上两例可以发现,明人注意到了历史演义和一般小说在题材真实程度上的不同,但也因而贬低了其他类型小说的价值。但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在历史演义小说以外的序跋中我们也会发现相反的情况,如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就讥讽《三国演义》为“官府传话奴才”。所以不能简单地认定,明人真的视其他类型的小说没有价值。实际情况是,由于序跋这种实用文体的局限,它需要宣传自己,便随手贬损了他人。(王猛)

  参考文献:

  [1]丁锡根.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下文所引序跋文献均引自该书,不再一一标明。)

  [2]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5]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作者:王猛,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原载:台湾《国文天地》2012年8月第3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