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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全集》应该续补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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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济全集》第1至第10卷已经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值得庆贺!

  张元济先生作为近代著名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和图书馆事业开拓者,功高声远,彪炳史册。《全集》著录他的一生主要言行,实为传世佳作。张人凤兄与商务印书馆为《全集》的辑编、出版呕心沥血,我们深表敬意!

  然而,人无完人,书无全书。《张元济全集》10卷本出版后,张人凤兄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历史文献中以及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又找出12万余字的张元济佚稿,包括书信、便签等,内容相当丰富;友人们也常常相告有新的发现……这些都有待《全集》续补。笔者就《全集》对张元济先生主持编纂商务印书馆教科书成就反映明显不足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求正于张人凤兄与各位专家学者。

  我认为,编印教科书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贡献之一,《全集》应该收录教科书。张元济与商务教科书的密切关系及巨大影响,有大量事实为证。

  第一,1903年初,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应夏瑞芳邀请加入商务印书馆。张、夏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反映出张元济教育思想的重大转变。他认定,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比教育少数英才更为重要。由“英才教育”到“普及教育”,本是一个思想飞跃。1903年初,张元济就完成了这一飞跃,并主持创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出版《历史丛书》和期刊《绣像小说》等书刊外,他即聘请高梦旦、蒋维乔等进馆,着手编纂新式教科书。速度之快,成果之大,令人惊叹不已!

  第二,中国旧有的蒙学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早已不合时宜,处于淘汰之列。清末一些新式学堂直接采用教会所编的教科书,又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容易误人子弟。当时有几种编得稍好的儿童教材,如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无锡三等学堂编、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课本》,以故事为主,文字浅近,曾盛行一时。但是内容陈旧,与急剧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相脱节。张元济决心自己加速译编,走出一条新的路来。自1904年初开始,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编印出版了“最新”系列小学教科书,种类齐全,体例新颖,适合儿童心理,一版再版,影响极广。内容包括国文、修身、笔算、理科、地理与习字帖等,大部分还配有“教授法”等教师用书。据蒋维乔《鹪居日记》记载,张元济、高梦旦与蒋维乔等人采用“合议制”方式,讨论《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原则,一起编写课文。蒋氏日记还有“与张菊翁同编五课”的记载。《修身教科书》前几册也出自张元济的手笔。在一封给老友汪康年的信中,他写道:“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商务1907年的“简明”系列、1909年的“简易”系列小学教科书,张元济参与校订的有中国历史与国文等数种。“简明”与“简易”系列教科书,适应了当时不同学制学堂的需要,与“最新”系列同样畅销不衰。

  第三,商务印书馆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民国后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许多民营出版商,大都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作用不无关系。商务自己通过教科书印行积累了大量资本,为后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之,商务教科书的编纂出版,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成就之一,已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浓墨彩笔的一页。然而《张元济全集》第5卷“诗文”仅收录几篇教科书序文、小引,与张元济对商务教科书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作为伟大实践的成果——教科书原书,至少可编成一至二卷,如今却一部也没有,能不让人遗憾吗?署名或考订系张元济参与编纂的书,为什么不能收录于他的《全集》呢?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的几种,张元济作为所长、代表者,收录入《全集》又有何不妥呢?况且有的还有他的序文呢。属于“校订”者,情况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如何处置,可以研究。教科书的成功,往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非一人之功。然而张元济作为主持人,与后来的主编无异。明明参与“同编”,署名却是“校订”,显然只是一种谦称。

  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成功之“秘诀”,贵在有创意,不仅超越前人,而且胜过同时代的蒙学读本。以事实为证,请看:

  《中国历史教科书》:首次载入戊戌维新

  该书全名《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光绪二十九年七月(1903年8月)初版,线装二册,张以“渉园主人”署名撰有序文。版权页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卷七“国朝”篇,有“林则徐毁鸦片”、“英兵来攻”、“宁波之战”三节,叙鸦片战争概况颇详。对历次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数字,均有较详尽的记载。在小学教科书中披露这些,可见编者的胆识和忧国忧民之情。卷末首次载入戊戌变法,尤其值得一读。

  《最新国文教科书》:由浅入深,循序而进

  该书全称《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全套10册,另有《教授法》10册相配套。1904年3月至1905年11月初版。1906年经清政府学部审定,1907年重版起更名《学部审定初等小学用国文教科书》。前已所述,该套书在张元济主持下以“合议制”形式议定编纂原则,“同编”而成。课文编纂符合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可以说成为后来各种初小国文教科书的范本。

  《最新修身教科书》:引进并强化“国民”意识

  该套书全称《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共十册,《教授法》十册,1904年11月至1906年2月陆续出版。据考订,张元济参加编纂,极富创意。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堂书》中写道:“一切教授规划皆受成于学部,凡所损益: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我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国民”概念来源于近代西方。教科书引入“国民”概念,始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正是以此作为编纂《修身教科书》的指导思想,从而也成为该书最显著的特色之一。

  老商务教科书重印早已屡见不鲜。有排印,也有影印;有照本全录,也有几种凑合;有单独重印,也有配套发行,花色多样,品种丰富。最早似可追溯到2005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推出的《老商务国语教科书》(署张元济、蒋维乔编),与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同类教科书合成一套。但当时销路不很畅,库存积压不少,人们一时尚未认识到它们的文献价值。然而几年后情况大变,不仅上述库存出清,而且各地新印者此起彼伏,年年有新品种竞相上市。仅2011年就有四种老商务教科书得以重印出版,而且都挂有张元济的名字:(一)《民国老课本》第1、2、3辑,戴克敦、沈颐、刘传厚、张元济编校,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版。(二)《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部分),线装4册,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新星出版社2011年9月版。(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部分),同上。(四)《商务国语教科书》,张元济等编著,武汉出版社2011年11月版。2012年1月,《商务印书馆民国老课本经典诵读》全套6册又一口气推向市场。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栏总署名:“张元济等原编著”。该套书包括《启蒙》、《歌谣》、《修身》、《常识》、《故事》与《童趣》各一册,每册还配有CD光盘一张。老课本从冷门货到热销品的角色转换,令人深思。人们收藏、阅读这些商务老课本,并非出于猎奇或“怀旧”的冲动,恐怕更多的是为了考察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探寻编纂者与出版家各种理念更新、变化的思想轨迹,从而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推动当今社会的教育改革以及史学研究。对于作者署名,单本或成套重印,可以如此清晰标注张元济的名字,为何不能编入他的《全集》呢?

  据张人凤兄相告,辑编《张元济全集》原先考虑将几种署名或考订系张元济参与编纂的教科书编入其内,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为补此遗憾,张人凤兄在《全集》附录中编入了一份《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60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目录》,聊胜于无而已。《张元济全集》应该续补教科书。

  教科书编入个人文集,目前为止似乎尚无先例可循。此举确有相当难度。首先,教科书一般都是集体成果,并非个人创作。其次,教科书均为“小儿科”作品,难登大雅之堂。再次,教科书流传虽广,却保存不易,清末时代的教科书尤难一见。加上同一部书,版本众多,见仁见智,选择重印,标准难定。然而,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不妨从张元济开始,从商务版教科书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吧。我在这里提出几点设想:

  一、编纂本全书收录。版权页明确署名有张元济编纂者(如《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习字帖》等)并不多。已考定者,如《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及《教授法》、《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及《教授法》等,如此鲜明反映编纂者的教育思想与紧跟时代步伐的教育理念,我们没有理由不列入张元济参与编纂的教科书之列。《中国历史教科书》、《立宪国民读本》等署名编纂者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几种,与《修身教科书》情况一致,书又创意十足,我认为,加一条说明,没有人会反对归入张氏名下的。当然,《新字典》、《节本康熙字典》等辞书正文无须收入。

  二、校订本择要而选。张元济参与校订的商务版教科书很多,是否可以各种选定一册编入《全集》?我以为,一般当以刊有《编辑大意》的第一册编入为妥。

  三、版次不拘一格。教科书往往一版再版,少量常有增删或修改,因而初版者并非最佳之版。年代久远,寻找初版本也非易事。我以为,应秉承实事求是原则,有初版者用初版,无初版者用后来的版本,只要完整无破损、缺页即可。

  四、排印、影印相互搭配。商务版教科书无图的不多,大都有插图(《教授法》则无图),有的插图还相当精美,弃之可惜。无图者现在当然只须排印,有图者如何处置,值得探讨。我以为,拟用缩小拼页影印,保持原书式样。彩色倒不必,黑白即可。技术上看,这么做并无困难,问题似乎是成本压力。《西洋历史地图》等地理类教科书,其中地图是否全印?可以研究。但至少要有选择地收录具有代表意义的几幅为好。排印、影印相互搭配的原则,也许能解决重印老教科书的一些难题。(柳和城)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2月05日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