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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旗人的京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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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旗人的京话小说

张菊玲

  清朝,满族人统属满洲八旗,故通常称之为“旗人”、“旗族”[1]“在旗”,北京的满族人又称“京旗”。老一辈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旗人的北京话说得最地道、最悦耳动听。胡适说:“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儿女英雄传序》)周作人说:“《红楼梦》的描写语言是顶漂亮的,《儿女英雄传》在用语这一点上可以相比,我想拿来放在一起,二者的运用北京话都是很纯熟,因为原来作者都是旗人。”(《小说的回忆》)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誉为语言大师的老舍,这位土生土长的北京旗人,注意学习先辈作家语言艺术经验,成功地创作了《骆驼祥子》等蜚声中外的小说。中国小说史研究者们,在充分肯定从《红楼梦》到《儿女英雄传》到《骆驼祥子》,这一由旗人作家用北京话写作小说的优秀传统时,曾有一种论断说:这一传统,在清末民初之间出现过中断现象。我们认为:此说与实际不符。事实是,由于政治原因,有些作品一度被人们避而不论了,久之,后人也就无从知晓;其实,清末民初有过为数不少的京话小说。本文打算专门介绍一下这批被遗忘了的清末民初旗人的京话小说,进而说明:一代又一代擅长运用北京话写作的旗人作家,从未中断过自己的辛勤奉献,这些人所作的成绩也许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努力却都是不能忽视的。

  旗族报人小说家

  晚清,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尖锐化,从皇帝开始,朝野上下各层人士也都纷纷卷入立宪救国的潮流之中。受梁启超开通民智,唤醒国民,以改良群治的思想影响,京师一批旗籍人士也先后出来开学堂、办报纸。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后,半年多时间里,京师新出报章十余种,遂使京中风气大开,据长白山人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载于《新闻学集成》第六辑,中华新闻学院民国三十二年版)的记载,旗人最早办的报纸有:

  《公益报》,设于崇文门内方巾巷,社长文实权,编辑蔡友梅(损公)、白云祉(睡公)、文子龙(懒儒)、王咏湘(冷佛)。体裁白话。以普及教育为宗旨,每日一张。

  《进化报》,设于东单北大街,社长蔡友梅(又署名松友梅),编辑杨曼青、乐缓卿、李问山,体裁白话,蔡氏等皆为旗族,故其言论新闻,注意在八旗生计问题。

  以后,宣统年间至民国初年,旗人报纸有:

  《大同报》,设于琉璃厂土地祠,社长恒诗峰。体裁文言,日出一大张,以变通旗制,促进宪政为宗旨,与杨度在日本东京所刊之《大同杂志》相呼应。

  《京师公报》,设于宣武门外后铁厂,社长文实权,编辑文子龙、杨曼青、黄佛舞、赵静宜。体裁白话,日出一张,与《国民公报》有紧密联络,主张君主立宪,报虽小,实为旗族人士之言论机关。

  《官话政报》,设于宣外北柳巷,社长李仲悌(啸天),编辑斌小村、刘省三、戴正一。体裁白话,日出一小张。其主张实行君宪,与《京师公报》有密切联络。

  《国华报》,社址琉璃厂万源夹道,社长乌泽声,编辑穆都哩(辰公,别字儒丐)。日出两小张,为安福系言论机关。

  《群强报》,社址樱桃斜街,社长陆哀(慎斋,别字瘦郎),初为端方子继康侯所办,后归陆氏。经理戴正一,编辑王丹辰、杨曼青、勋荩臣。白话小报,以提倡戏剧,登载戏报作营业之基本。

  《燕都报》,社址宣外裘家街,社长文实权,编辑文子龙、白云祉、陈重光。白话小报,以小说著称,如西太后小说、《梅福结婚记》,皆为市隐所编,以提倡旗族生计为目的。

  《爱国白话报》,社址西草厂,社长马太朴,编辑王冷佛、权益斋。白话小报。

  上述一些报纸与当时最受欢迎的《京话日报》一样,是预备立宪时代的宣传工具;民国以后,欢迎者日减,除继续关注八旗生计问题外,也只在小说、戏剧方面发挥旗族人士的特长。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在报纸上开辟文艺一栏,名曰:“杂俎”,由《公益报》发起始载小说,首登之小说即是文实权(笔名市隐)的《米虎》,为破除迷信而作。受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等思想影响,这批旗族报人为“爱国保种”,先后在所办报纸上,陆续用北京话撰写通俗小说,进而形成一支报人兼小说家的创作队伍,影响甚为深远。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的《进化报》小说栏连载了社会小说《小额》,德少泉谈到此书写作缘由时,作过如下说明:

  丁未春北京进化报社创立。友梅先生以博学鸿才,任该馆总务。尝与二三良友曰:“比年社会之怪现象,于斯极矣。魑魅魍魉,无奇不有。势日蹙而风俗日偷,国愈危而人心愈坏,将何以与列强相颉颃哉?辅助政府为天职,开通民智为宗旨。质诸兄,有何旋转之能力、定世逆之方针?捷径奚由?利器何具?”是时曼青诸先生俱在坐,因慨然曰:“欲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莫小说若,莫小说若。”于是友梅先生,以报余副员,逐日笔述小说数语,穷年累日,集成一轴。

  (1908年和记排印局发行《小额》单行本《序言》)

  很明显,这批旗族人士在大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认定肩负辅助政府的天职,力图通过报纸来开发民智,并以小说作为安邦定国的利器,此番慷慨言辞,不过是梁启超语言的重复。在宣统预备立宪时,各省名流共同组织国会请愿团,八旗代表即是文实权。当时革命派报纸《国风报》,与这些君宪主义报纸笔墨交绥,各不相让。甚至,在武昌起义、京师震动时,文实权等人还组成君主立宪维持会;恒诗峰等人组成君主立宪期成会。毕竟革命潮流势不可挡,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这批旗族人士有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有人见风使舵成了新政府的议员政客,领着党部的津贴办报赚钱。清末民初北京的这些大报小报号称极盛,实也充斥着黑暗与腐败,正如当时戊午编译社《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一文所说:“北京之新闻界,大率分为苦乐两界:属于经理者,则豪奴怒马、趾高气扬;而记者界则无日不在凄风苦雨中也。其间苦乐之悬殊,方之大地主之于劳动者犹突过之。”“大凡北京报纸之为经理者,多受某方或某有力者之津贴而来”,“雇一编辑不过三四十元”,此种情形下,每日报纸之出版不过是编辑“手执大剪一把,将外埠报纸割裂无数,再斟酌前后而连属之,勾之以红笔,粘之以浆糊,不一时而两大张之日报成矣。”(见《民国日报》1919年1月9日)。穆儒丐在民国初年的《国华报》当编辑,后来就将自己在编辑部所见所闻写进小说《北京》,借主人公宁伯雍之口说:“我皆因饥饿所驱,才当了一名暗无天日的报社编辑”,他描绘这所报社编辑部工作的景况是:

  只见他们把通信社的稿子,往一块粘了粘,用朱笔乱抹一气,不够的,便拿了剪子,向交换报上去寻,不大工夫,新闻电报都算有了,交给馆役往印刷厂送。他们腾下手来,又作论说时评,还要来两首诗。伯雍在旁边看看,却很惊讶的,这样忙忙乱乱的,胡抓一气,居然也能出两大张报,却是不易了。

  旗人穆儒丐是和平稳健的,民国以来,对社会持一种消极主义的态度,纯粹以卖文生活,不断在各家报纸发表小说。像他一样,还有一些旗籍作家,他们写的反映清末旗人生活的作品,在报纸上留存了下来。以后,因排满声波逐渐高涨的革命形势,使这些小说被人们淡忘了。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中国近世小说史的学者,方才又开始提及他们。现将这批旗族报人小说家简况介绍一下:

  文实权,名耀,笔名市隐,又名燕市酒徒。《公益报》、《京师公报》、《燕都报》社长,自《公益报》始载小说《米虎》,还在《爱国白话报》、《燕都报》载有《西太后外传》、《梅福结婚记》、《武圣传》、《闺中宝》等。

  王冷佛,名王咏湘,《公益报》、《爱国白话报》编辑。据市隐日记提供材料著《春阿氏》,载于《爱国白话报》。

  蔡友梅,又名松友梅,笔名损公,《进化报》社长、《公益报》编辑。著小说《小额》,载于《进化日报》。另有《新鲜滋味》数十种,分刊于《顺天时报》、《京话日报》。

  李仲悌,本名志恺,笔名啸天,《官话政报》社长,《平报》、《实事白话报》小说编辑,以《京尘影》最著称。

  穆儒丐,名穆都哩,字辰公、六田,《国华报》编辑,著小说《梅兰芳》连载于《国华报》、《群强报》、《盛京时报》。

  勋荩臣,《群强报》编辑,著《白话聊斋》刊于《群强报》。

  这些人中间以蔡友梅、王冷佛、穆儒丐成绩最为突出。蔡友梅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版的《小额》、王冷佛于宣统三年(1911年)写作的《春阿氏》、穆儒丐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发表的《北京》,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小额》传到日本,至今受到欢迎;《春阿氏》在二、三十年代曾一再出版。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描绘历史转折时期旗人生活的纪实作品,来回顾一下逝去不久的历史陈迹。那些在二十世纪初年,还是京师内城各条胡同里四合院主人的讲礼讲面的旗人,以及梳两把头、穿花盆儿底鞋的旗装妇女,他们种种并不相同的命运,以及悲欢离合的故事,虽出于不算是一流手笔的作家的如实描绘,带给我们的认识价值却大大超过了艺术审美的愉悦,不仅能使新时代的读者从中找到无数抹不掉的历史记忆,而且,人世的沧桑更让人感慨良深。

  “咱们旗人是结啦”

  清末民初这批旗族报人作家,写小说的初衷,并不愿意仅仅将它们当作反映旗人生活的作品来读,而是作为社会小说来写社会黑暗、腐败的。杨曼青在为《小额》单行本写的《序》中,曾特别指出:“倘以旗人家政而目之,恐负良匠之苦心也。”只是,事实上这些小说在揭示社会种种怪现象方面,远不如已获成功效应的汉族作家《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小额》、《春阿氏》、《北京》首先吸引人们注意的,在于它们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清末民初北京城里普普通通的旗人生活。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前后十几年间,北京旗人生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位作家带着深沉痛切的民族感情,将这一切作了如实的描述。

  北京城里的旗人居家生活的唯一来源,是靠朝廷发放饷银,二百多年的积弊,到了这时期,大清王朝与满洲民族的双重危机,早已暴露无遗,《小额》的故事就是由旗人到旗下衙门领钱粮写起,那一天,“又到钱粮头儿上啦”,人们都起早到衙门领饷,衙门口有好几百口人等着关钱粮,可堂官却迟迟不到署,大家都抱怨连天:

  有一个老者,有五六十岁,左手架着忽伯拉(鸟名,本名叫虎伯劳),右手拿这着个大咂壶儿,一边儿喝,一边儿说:“咱们旗人是结啦(谁说不是呢),关这个豆大的钱粮,简直的不够喝凉水的,人家左翼倒多关点儿呀(也不尽然,按现在说,还有不到一两六的呢),咱们算丧透啦,一少比人家少一二钱。他们老爷们,也太饿啦,耗一个月关这点儿银子,还不痛痛快快地给你,有过平啦,过八儿的。这横又是月事没说好(月事是句行话,就是每月给堂官的钱,照例由兵饷里克扣),弄这个假招子冤谁呢?旗人到了这步天地,他们真忍心哪。唉,唉。”

  这位极有代表性的北京老旗人,一手架着鸟,一手拿着茶壶边喝边发着牢骚。八旗兵丁及其家属,按定制不准经营农、工、商,每月仅靠钱粮维生,物价飞涨,饷银依旧,普通旗丁早已很难维持生活。《春阿氏》中,三蝶儿的母亲德氏就曾喊嚷道:“好可恶的奸商,每月领银子,银子落价,买点荤油猪肉,连肉也涨钱。这是什么年月!”“你说这个年头,可怎么好!一斤杂合面全部要四五百钱,我长这么大真没经过!”所以,这位老旗人一开口就说:“咱们旗人是结啦”,这一点儿钱粮,当官的老爷们也不痛痛快快地发下来,还要从中克扣,他无可奈何地感叹说:“旗人到了这步天地,他们真忍心哪!”,末世旗人内心无限酸楚的这席话,勾起聚在旗衙前众多旗人的自叹自怜。

  晚清旗人生活的艰窘,《春阿氏》中写聂玉吉,在父母亡后,坐吃山空,见天叫个打鼓担儿来,靠变卖东西过活。不少旗人等不到发饷银,就揭不开锅了,只得去向放高利贷的帐局预借,这种帐有死钱,有活钱,有转子,有印子,名目繁多。《小额》的主人公额少峰“所放的帐目,都是加一八分。要是一分马甲钱粮,在他手里借十五两银子,里折外扣,就能这辈子逃不出来。”每月领钱粮时,有帐局跑帐的来旗下衙门领取钱粮包儿,在额少峰父亲手上,“每月的钱粮包儿,真进个一千包、两千包儿的。”“反正没有杀孩子的心,不用干这个。”额少峰扬言:“别管他是谁,概尔不论,姓额的放得就是阎王帐,不服自管告我去,营房司坊,南北衙门,我全接着!”这类专吸旗人脂膏,在旗下称霸的现象,清朝末世的北京城里到处都有,正如《小额》开场白所说:“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千奇百怪,称得起什么德行都有。”

  最终,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大清王朝。进入民国以后,满州贵族可以靠原有的房地产和金银财富依旧能过寄生生活;一些官吏也可摇身一变成为民国大员,依旧享受富贵荣华,而无数指着每月可怜的一点钱粮勉强维持生活的普通旗人,则一下子陷入无米下锅、无法维生的悲惨境地。社会小说《北京》极为详尽地写出民国初年,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旗人的苦难生活。清朝定制,旗人不准经营农、工、商,一旦没了钱粮,身无一技之长,旗人出路就是:男人卖苦力,去拉洋车。小说第一章,就写主人公伯雍乘洋车上报社的路上,与车夫的一段谈话:

  伯雍在车上问那车夫道:“你姓什么,”车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车夫道:“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我叫德三,初在善扑营里吃一份饷,摔了几年跤,新街口一带,谁不知跛脚德三!”伯雍说:“原先西城有个攀腿禄,你认得么?”德三说:“怎不认得!我们都在当街庙摔过跤。如今只落得拉车了,惭愧得很。”伯雍说:“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德三说:“有母亲、有妻子,孩子都小,不能挣钱,我今年四十多了,卖苦力气养活他们。”伯雍说:“以汗赚钱,是世界头等好汉,有什么可耻?挣钱孝母,养活妻子,自要不辱家门,什么职业都可以作,从前的事,也就不必想了。”德三说:“还敢想从前!想起从前,教人一日也不得活。好在我们一个当小兵的,无责可负,连庆王爷还腆着脸活着呢!”

  清朝完了,是清朝统治者的覆灭,亡国后的旗人,自力更生,靠劳动汗水挣钱生活,劳累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如果家中没有男劳力,旗藉妇女的命运就十分悲惨了,《北京》第八章写道:“东城禄米仓改了被服厂”,“那些女工劳动十一小时,仅仅获得六枚铜元的报酬”!而且,连这样的工作也很难找,尤其是需要养活全家老小时,没有更多的工厂可去,腐败的社会、不良的政治,不断扩充八大胡同,逼得良家妇女无奈何以当妓女为职业。小说第二章写十四五岁的雏妓桂花下窑子前,母女二人生活无着,贪心爱财的姨母黄氏,来挑唆桂花的娘,让把桂花送到窑子去:

  黄氏见说,笑道:“我说你傻,你真傻透了!你也不想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如今是民国了!你别想碴硼硬正的当你那分穷旗人了。如今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有钱的忘八,都能大三辈!有人管他叫老祖宗。”,“如今什么事都大翻个儿了,窑子里的生意,好不兴旺呢!好几百议员,天天都在窑子里议事,窑子便是他们的家,我看着别提多么眼馋了。”“你天天老在家里活挨饿,外头的事情,你知道什么,现在八大胡同,了不得了!热闹得挤也挤不动。”桂花的娘说:“那个地方,虽然有钱,岂是咱们所去的地方。”“咱们究竟是皇上家的世仆,当差根本人家,虽然受穷,廉耻不可不顾。”黄氏见说,把脸一沉,透着有点生气,咬一咬牙,指了桂花娘的脸一下,说:“你呀,你呀!可要把我呕死了!我问你:锅里能煮廉耻吗,身上能穿廉耻吗,什么都是假的,饿是真的,如今没有别的法子,先得治饿!你知道我的来意么?我实在不忍你们娘儿俩这样无着无落的,指引一条明路,日后发了财,我也好沾的光。”

  尚是十四五岁小孩子的桂花,就这样被送进八大胡同的泉湘班。用书中人物妓女秀卿的话说:“贫寒人家的女子,为什么一到了没饭吃,就得下窑子,仿佛这窑子专门是给贫寒的人开的一条生路,除了走这一条路,再找第二条路,实在没有了。”

  普通旗人在清朝亡国后的苦难生活,在社会小说《北京》最早得到了纪实的反映。尽管今天的读者,对小说作者当年的创作立意以及小说中诸多直白宣传,自不会全都认同,但是,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清末民初旗人生活命运的变迁,则令人震颤,发人深省!

  “闲来三五茶坊坐”

  茶馆,在清代北京十分兴旺发达,因为它是旗人在京城消闲的最好去处。嘉庆年间满族作家得硕亭在《草珠一串·文武备官》中就已如此介绍说:

  小帽长衫著体新,纷纷街巷步芳尘。

  闲来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内城旗员,于差使完后,便易便服,约朋友茶馆闲谈,此风由来久矣。)

  年久形成的风气,使京城大小胡同各类茶馆林立,旗人也最讲究上茶馆,直至清末仍然如此:“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裾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徐珂《清稗类钞》)。在《春阿氏》书里,探兵当差、侦探破案,最常去的就是茶馆,如天津侦探张瑞珊到北京来办案,“亦不暇拜望戚友,先往各茶楼博采舆论”。钰福等四个探兵,领了侦察任务后,径直就去鼓楼东公泰茶社:

  四人拣了座位,走堂的提壶泡茶。各桌的茶座儿有与这四人相熟的,全部招呼让茶,有问钰福的道:“老台,你那红儿呢?怎么没提了来?”钰福道:“咳,还提哪,昨儿我回去洗笼子来着,稍一疏忽,猫就过来,您猜怎么着啊?蹲忽一下子,就他妈给扑啦!我当时一有气,把食罐儿、水罐儿也给摔啦。可惜我那对罐儿,听我们老头儿说,那对瓷罐儿跟那付核桃,都是一年买的,两样东西,光景五两多哪。”那人亦赞道:“嘿,可惜!这是怎么说哪!听说塔爷那个黑儿,昨儿个也糟践啦。”连升接声道:“富爷,您别提啦,小钰子的话,养活不了玩艺儿。打头他工夫不勤,没工夫儿溜,那就算结啦完啦。”

  旗人提笼架鸟,这些养活的玩艺儿,天天要带到茶馆来,什么“红儿”、“黑儿”都是鸟名,经过训练,可以打弹、衔旗、叼纸片、咬核桃等等,旗人把它们当作心肝宝贝似的。钰福说花五两多银子买的食罐儿、水罐儿,都是喂鸟用的,为了心爱的鸟儿,养活玩艺儿的旗人是在所不惜的;当猫一下子把鸟给扑了,钰福盛怒之下,把这么值钱的器件砸了,更是旗人的脾气。这种大茶馆里,闲话的内容,自然离不了玩艺儿和传播新闻。有的在衙门附近的小茶馆,既可喝茶,也有些简单吃食,纯是用作议事的。例如《春阿氏》第七回写北衙门对面的小茶馆:“这茶馆也没旁人来喝茶,左右是提署当差、营翼送案的官人,其余是监犯亲友来此探监的人,或是衙门里头有外看取保的案子,都在茶馆里头去说事。”茶馆真是八旗社会经事练本领的所在,难怪《小额》中的碎催摆斜荣说过这番话:“您都瞧啦,这个兄弟的话呀,是才出萌儿,浑天地黑,茶馆儿短喝两回大茶,简直他全不懂。”在这种茶馆里喝过茶,方才会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旗人社会与茶馆简直不能分开。

  此外,还有一种专供听玩艺的书茶馆,以演述评书为主,像小额这样的人,“见天也上什么通河轩啦,福禄轩啦,听听书去。”关于小额去的什刹海通河轩的情景,《小额》书中描绘得十分详细:

  那天书坐儿,上的还是真不少,天才一点多钟,人已经快满啦。可是生人很少,反正是那把书腻子占多数。内中废员也有,现任职官也有,汉财主也有,长安路的也有,内府的老爷们也有。大家一瞧小额进来啦,真是一盆火似的,这个说“大兄弟才来呀”,那个说“少峰老没见哪(小额的号叫“少峰”)”,喝,这个也招呼,那个也招呼,小额也都一一的周旋了一阵。原来小额每天听书,老是坐在靠着西北的那张儿桌儿。跑堂儿的李四,笑笑嘻嘻的说道:“额老爷您怎么老没来呀?”小额说:“竟有事吗。”李四说:“我知道您今天准来,您瞧茶壶都给您涮得了这儿搁着呢。”小额微然的一笑,说:“你倒会算。”这挡儿童儿拿出茶叶来,交过跑堂儿的,给小额又把水烟袋灌上水。李四有拿盅儿倒过碗漱口水来,又打了盆脸水。童儿拿出手巾来,拧了两把,小额擦完了脸,漱了漱口站起来又到各桌儿上让了让。甚么“你喝这个吧”,又甚么“换换吧”,大家伙儿说:“您喝吧”,“您请吧”。小额让完了人,来到自己的桌儿上。小童儿早斟出一碗茶来,又点着了火纸捻儿,把水烟袋递过去。小额接过烟袋来,一边儿抽,一边儿跟旁边桌儿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说话。说:“您这两天常来呀?”那个老者说:“啊,这两天我倒是见天来,昨儿个是哈辅元的末天吗。过了这两天的随缘乐,还是双厚坪过来,要讲说评书里头,真得数的着人家。”小额说:“那是自然哪。”那个老者又说:“今天的玩意儿也不错。您瞧见报子啦没有?”小额说:“真个的,我还没瞧见呢。”说着走到台头啦一瞧,两边柱子上都挂着一个牌子,上头贴着黄纸的报子,是:“本轩四月初七八两天,特约子弟随缘乐消遣,风流焰口、五圣朝天、别调岔曲、别田乱箭”。左边儿,另飞了一个签子,是“外定双子”,右边儿写着是“每位茶票七百文”。

  作者把旗人听书前的一整套讲礼讲面的礼节,如实录一般,丝毫不嫌繁琐地记了下来:书坐儿上,多数是见天来的书腻子,他们相互寒喧、对话、一大堆客套;跑堂的伙计能说会道;在这种书茶馆听书喝茶,客人自带茶叶。贴在台前的海报,有当天的节目的内容和茶票价目。

  什刹海一带俗称河沿儿,是市民游乐的热闹场所,有很出名的书茶馆。小说提到的说书艺人哈辅元、双厚坪,都是常在这一带说评书的著名艺人。这一天来书茶馆唱玩意儿的是旗人最爱听的唱岔曲艺人随缘乐,岔曲起源于八旗军中,清代宫廷、民间一直十分欢迎,到了随缘乐登台献艺时,把岔曲整顿了一次,他改编的许多岔曲甚为流行。这天他来通河轩献艺,那把书腻子,包括小额,全都冲他来的。不出名的双子,是给随缘乐引场的,先由双子唱一个岔曲儿,又说一个笑话,随缘乐才上场。可以说,《小额》这部小说,将北京茶馆文化特有的八旗京味儿,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至于八大胡同娼妓营业中,比班子差一级的茶室,名之为茶室,可绝非一般喝茶的地方,而是逛胡同的嫖客,只需花一块钱,就能与姑娘找乐的场所。

  清末民初这三部旗籍作家的京话小说,提供的北京茶馆的变异资料,使我们深刻意识到:五十年代,著名的满族作家老舍成功的撰写话剧《茶馆》,并且一直在北京舞台上演不衰,绝非偶然。

  风光不再的旗人众生相

  松友梅的《小额》标明是“社会小说”,王冷佛的《春阿氏》标明是“实事小说”,穆儒丐的《北京》标明是“社会小说”,他们都是通过清末民初,那个动荡时代,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来揭示社会的腐败与黑暗。但是,因为他们都是旗籍作家,不会如同时代排满志士那样“穷形极相地绘出旗人”,不论是清末干过坏事的额少峰,学识过人的翼尉乌珍,本分当差的探兵钰福,还是民国后当上议员的报社总理歆仁,这些旗人绝不是《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十足的衣冠禽兽”的苟才(“狗才”谐音)式人物,三部小说没有夸张,较为如实地绘出了清末民初旗人的众生相。

  例如《春阿氏》第二回写春英被杀,文光去甲喇厅报案的情景这样写道:

  迟了半日工夫,甲兵掀起竹帘,从外走进一人,穿一件稀烂破的两截褂儿,惊惊恐恐的进来。文光忙的站起,甲兵道:“这是我们大老爷,有什么事,你迳着说罢。”文光听了,忙的陪笑道:“我们家里头有点儿逆事,没什么说的,又给地面儿上找点儿麻烦。”那人道:“那儿的话哪,我们地面儿上当的是差使,管的着就管得着。居家度日,都有碟儿磕碗儿碰,要是怎么的话,很不必经官动府。这话对不对您哪?咱们是口里口外的街坊,我也是这里的娃娃,我姓德,官名叫德勒额。”甲兵也喝道:“大老爷的话是心直口快,听见了没有?要是怎么的话,不必经官。俗话说的好:‘门前生贵草,好事不如无。’说句泄场的话:‘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是不是,街坊?”文光听了此话,那里受得下去,因陪笑道:“大老爷的意思,我很领情。但是无缘无故,家里不出逆事,谁也不敢经官。方才半夜里,我们儿媳妇把我儿子害了。难道谋害亲夫的事情,能不来报官吗?”德勒额不待说完,一听是人命重案,不由的捏了一把汗,遂喝道:“你的儿媳妇呢,可别叫他跑了。我们跟着你瞧一瞧去。”说着,跑至里间儿,先把凉带儿扣好,又带上五品顶戴的破纬帽,拿了一根马棒,喝着甲兵道:“讷子,哈子,咱们一块儿去。叫搭齐布醒一醒儿,正翼查队的老爷过来,叫他们赶紧去。”甲兵等连声答应,慌手忙脚的穿了号坎儿,点上铁丝儿灯笼,随向文光道:“走罢,走罢,别楞着啦。”文光连连点头,随了德勒额、甲兵等一路而行。路上,德勒额先把文光的旗佐职业、并家中人口,一一问明。

  半夜三更,儿子被杀,文光慌慌忙忙去甲喇厅报案,还不忘讲礼讲面,说些“又给地面儿上找点麻烦”之类的客套话,甲兵与甲喇被叫醒,也还是实在人,先讲了番想息事宁人的大实话,等到一听是人命案,立刻赶紧就走。清末地方小吏穿着稀烂破的两截褂儿,戴着五品顶戴的破纬帽,窘态毕现,作者没有漫画式地丑化,更显真实。

  这批报人作家,十分熟悉北京城里旗人,自己就生活在他们中间,《小额》、《春阿氏》中,各色各样的市井旗人描写有三、四十人,《春阿氏》甚至把市隐(文实权)自己也写进书里,真是名副其实的写实小说。至于旗装妇女形象,在那时的小说中也不多见,《小额》、《春阿氏》中都还有相当出色的描写。《春阿氏》第十三回写旗装少女在闺房梳妆的情景:

  这里丽格又忙着拿瓶子取梳头油,又替三蝶儿去温洗脸水,前忙后乱的闹个不了。三蝶儿放了木梳,笑吟吟的道:“谢谢你费心。天儿这样热,我不擦粉了。”丽格执意不听,一手举着粉盒,笑眯眯的道:“姐姐,你擦一点儿罢,不着老太太又碎嘴子。”说着,挤过身来,帮他取了手镜,又帮他来缝燕尾儿。三蝶儿道:“咳,小姑奶奶,你要忙死我!我的燕尾儿不用人家缝。”说着,接过丝线,自己背着镜子慢慢缝好。丽格笑道:“敢情你的头发好;我有这样头发,也能叫它光溜,不但没有跳丝儿,管保苍蝇落上都能滑倒了。”说着,拿了粉扑儿,自己对着镜子匀了回粉,又把自己的燕尾儿整了一回。

  这部分特写,将旗人妇女独特发式——燕尾(音yi,念上声)儿梳理的方法作了详细说明,在梳两把头时,要将脑后头发左右分开,下成两歧,梳成两尖角燕尾式扁髻,垂于脑后,用丝线缝制,不使松散。三蝶儿头发好,不易松散,用不着别人帮忙,自己就能梳得光溜、漂亮。可是这位青春美丽的三蝶儿,却十分苦命:不幸的婚姻,使她在成为春阿氏之后,整日在痛苦中煎熬,心如死灰;表弟聂玉吉为救她而杀人酿下大祸,性情善良柔顺,而内心十分坚强刚烈的她,为了执着坚贞的爱情,决心独自承担一切。于是,这无辜的少女,在狱中,受到非人待遇,最终致于死命。书中写她临死前的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阿氏“嗳呦”了一声,细看牢门以外,不是外人,正是母亲德氏,凄凄惨惨在那里叫他小名儿,又央看牢的女牢头,开门进来。走进床前哭道:“孩子!宝贝儿!都是为娘的不是,耽误了你,难为你受这样罪!”说着扯住阿氏手,母女对哭。见阿氏浑身是疥,头部浮肿红烧;可怜那一双素手,连烧带疥,肿似琉璃瓶儿一般。揭起脏被一看,那雪白两弯玉臂俱是疥鲜;所枕的半头砖以下,咕咕咙咙,成团论码的,俱是虱子臭虫。德氏看到此处,早哭得接不上气了。阿氏亦连哭带恸,昏迷了一会,复又醒过来。看母亲这样,越加惨切。颤颤巍巍的道:“奶奶放心,女儿今生今世不能尽孝的了!”说着,把眼一翻,要哭没有眼泪,哽哽咽咽的昏了过去。

  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被折磨成这样,春阿氏的冤狱,当时震动京师,《白话报》等传媒,不断有报导,引起舆论界轩然大波。《春阿氏》小说,以纪实体写成,钞本为宣统三年(1911),初版本为民国三年(1914),春阿氏的名子,家喻户晓。至今,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在《晓云》中还提到:“还记得她讲了一个旗人的故事,那个女主角叫春阿氏。她说,著书人写道,要把春阿氏的故事尽量的讲给人听,那么死去的春阿氏的灵魂,冥冥之中会在窗外感激你的。所以每次讲这个故事时,我都不由得回头看看黑黑的窗外,仿佛那里立着一个梳两把头的女人,就像《四郎探母》里铁镜公主的打扮,”诚然,小说中难见到的旗人女子形象,在《春阿氏》中写得真切感人。

  在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一时间,旗人不仅是汉族作家谴责小说中的反面形象,即使在北京街头,旗人往日优越荣耀的光彩一扫而光,甚至抬不起头来,不再敢承认自己是旗人。《北京》第九章描写了一幅发生在北京街头旗人受辱骂的场景:

  这时,只听那土棍模样的人,不干不净地问那个老人说:“你是怎样?你到了没钱吗?你别不言语呀!你当初借钱时说什么来着,恨不得管我叫祖宗,如今真个装孙子来了。今天有钱则罢了,如若没钱,我碎了你这老忘八蛋造的!你当是还在前清呢,大钱粮大米吃着,如今你们旗人不行了,还敢抬眼皮吗!你看你这赖样子,骂着都不出一口气。你是有钱没钱哪?你今天再没章程,我便教我伙计拉你一个地方去!”……这时伯雍在人圈外边,看了这个情景,他是气极了,暗道:便是要账,也不许这样暴横,何况无情无理的辱骂人。他由不得气往上一撞,分开众人,进到圈里,向那光棍厉声问道:“你是要账呢?你是骂人呢?他该你钱须不该你骂,何况你又把旗人都拉在里头,旗人现在虽然没有势力,你有权力辱骂么?”……伯雍回头又和那光棍道:“你问他要钱,我固然管不着,但是你为什么涉及旗人?”光棍见伯雍这样一问,他把伯雍细一看,他心里已然起了狐疑,他连忙改口道:“我并没有说什么呀,我当初也是旗人。”伯雍道:“你未必是旗人,你当初也不过认个干老,改个名,白吃一分钱粮的假旗人,如今钱粮没了,翻脸便要骂旗人。……”

  作者强烈的民族情绪溢于言表,这个小说主人公伯雍身上,打着鲜明的作家自己思想烙印;书中许多故事,也是依据作家自己在民国初年的一系列经历写出的。伯雍是个世居北京西山的旗人,大清国的东洋留学生,卒业归国后,正赶上辛亥革命,作者介绍说:“伯雍为人,并不是不喜欢改革,不过他所持的主义,是和平稳健的,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的多,所以革命军一起,他就很抱悲观。”于是,到老同学主持的报社当一名记者,实行一种消极主义,一心在文学上多用点功夫。小说最后,以报社主编因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报馆被查封,伯雍回乡结束。

  可以说,宁伯雍这个清末民初旗人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其丰富复杂的心灵历程,成为处在清王朝覆灭、辛亥革命不彻底的转折时期,日趋衰败的旗人的一类典型,这是近代小说史上,未曾有其他作家涉及到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中国文坛回避、遗忘这部小说与这类形象,已经超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我们将这类旗人形象介绍给今天的读者,以期得到更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作者简介·张菊玲 1937年生,南京人。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教授、满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注》等。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总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