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学网简体|繁體|English

探源溯流说《论语》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微信

  孔子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位名师,他也把教育学生视为头等大事。他的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学生,与学生情同父子。试想,他的离去在弟子心底会形成何等的波澜?后来他们找到了追念老师的最好办法,就是编一本纪念册,把孔子与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教导记录下来。这就是《论语》的雏形。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感情的力量。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读经热”多年了,近来,这个“热”具体落实在《论语》上了。《论语》讲座,读《论语》心得,借助电视,异常火爆。甚至我所在的偏僻的小区里也在数处张贴了“劲松街道文明市民学校”编纂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哲理名言》,其中《论语》就占了大半。然而《论语》是什么?未必人人皆知。

  一、去妖魔化,去神圣化,还原《论语》

  1、从内容上看:《论语》是本纪念册

  《论语》在过去是《十三经》之一,被视为是记载圣人行迹的经典。其实就《论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应该是本纪念册,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包括再传弟子)为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

  孔子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位名师,他也把教育学生视为头等大事。他的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学生,与学生情同父子。试想,他的离去在弟子心底会形成何等的波澜?一些弟子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让外貌像孔子的弟子有若扮演老师。可见弟子对老师思慕之深。后来他们找到了追念老师的最好办法,就是编一本纪念册,把孔子与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教导记录下来。这就是《论语》的雏形。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感情的力量。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如“四体不勤”之类),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这是因为记录者的感情在左右着读者。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如孔子为司寇时“诛少正卯”,齐鲁两国会盟诛“侏儒”等,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之类)。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视《论语》为纪念册不仅仅是我的推测,自古以来也这样看待。《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子弟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

  从这段话可知《论语》内容包括:①孔子回答弟子之问。②孔子回答当时人之问。③弟子们互相传的孔夫子语言。④弟子之间的语言。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张问孔子出远门应该怎样做,孔子告诉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子张马上“书诸绅”,写在自己的衣带上,免得忘了。这就是一例。孔子去世了,当时孔子是公认的哲人,鲁国的大老,鲁哀公的“诔文”都表现出过度的哀痛。其弟子们悲恸更可以想见,每个弟子都把自己的记录拿出来,经过筛选,编辑在一起,寄托哀思。

  汉代把这类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录的书都称《论语》。《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论语》流行本和《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孔子朝见鲁哀公)《孔子徒人图法》(孔子弟子图像)之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云云。可见凡与孔子及弟子言行生平有关,对于孔子有纪念意义的当时都称为《论语》。

  我们现在所读的《论语》不是孔子弟子编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众多,“纪念册”不一定就是一种。后来经过多次筛选和编纂,其中留下孔子再传弟子的痕迹。另外,这种形式的“纪念册”不止《论语》一种,“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中一些“语丛”也近似《论语》。

  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其中一些浅白的话(如《乡党》篇中关于饮食和君子行为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如既说《诗三百》的特点是“思无邪”,又说“郑声淫”“放郑声”之类)、不太高明的话(如“勿友不如己者”)也都会记载、流传下来的缘故。弟子各出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更多是要从中温习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把孔子搞得一贯正确。又由于记载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动辄千百言,可以把话语的环境背景说得一清二楚,只是把老师所言记下来,弟子们就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就可以回到当时的氛围。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由于不清楚背景,读《论语》则不免如盲人摸象一样地胡猜。我们读《论语》更多的是要体验,注释者责任在于尽量详尽提供当时的背景资料,而不是依靠荒诞的想象,以补经文的不足。

  2、从装帧形式上看:《论语》是袖珍本

  汉代书籍大多是写在木简和竹简上,高级一点的写在绢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引汉代经师郑玄《论语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

  这里所说是指汉代儒家经典的“开本”情况。《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汉尺,合48公分),《孝经》为汉人所著。

  文中所说的“专”即“传”,这是解经文字,用六寸的简来书写。而《论语》则用八寸的简书写。凡是官家所发布的典籍都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连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简策,其规格也是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为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写也要遵从社会上共同遵守的格式。

  与社会流行的长达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论语》只是个“袖珍本”。当时这类记录孔子言行的小书当有多种流行,上面提到的“语丛”也用近汉尺八寸的短简书写,包括不少孔子或其传人的语录。它们与《论语》不仅在形式上相同,语句上也有相近之处。

  为什么这里强调《论语》是袖珍本?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长达48公分,与现代书桌宽度差不多。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看书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长达半米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当时的“坐”接近现代的跪)地看。而“袖珍本”则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仅16.2公分,比现在的小32开的书还短一些,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伸直两腿成八字坐着)都可以看。虽然其庄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它更“人性化”了,接近消遣一类的读物了。

  3、从作用上看:《论语》是小学教科书

  楚简研究者认为“语丛”是语录的形式教科书,是“东宫之师”(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楚宫太子的老师)对学生讲课的话题集,言简意赅,都是三言两语述说一个问题。

  汉代《论语》确实也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学习经学的入门书。崔寔在《四民月令》讲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农闲时小学生上冬学,《孝经》和《论语》是小学生的入门书。从《论语》的内容也可见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顾颉刚先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的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因为涉及政治就不免有阴谋阳谋、攻占杀伐,不利于儿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发展。《论语》中不仅充满怀念的温馨,就是在传播儒家思想观念时也多挟有感情色彩,正适合儿童阅读学习。不仅汉代用它做儿童教科书,古代社会一直如此。唐初李恕的《戒子拾遗》中就说“男子六岁,教之放名(辨别东西);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

  宋代朱熹把《论语》定为“四书”之一,此后儿童入学先是三本小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这时学童一般还没有到十岁,《论语》对他们还是很艰深的。那时学童就有:“上论下论难死人”(《论语》分上下卷)的说法。

  4、《论语》的定名与定本

  《论语》这个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其中有“《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古人认为是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作品,后人对此表示怀疑,大多认为《礼记》中的文字多数是汉儒的解经之作。可是郭店楚简中所出现的《太常》一篇,其中有的文字明显截取于《坊记》,而楚墓是战国中期偏晚,竹简文字的作者应该更早一些,与子思时代大体相合。《坊记》时期的认定,从而可知《论语》之名在战国时就有了。不过直到汉代《论语》也常被学者简称为《传》或《记》,目的是将其与“经”区别开来。

  经过秦火之劫,汉初《论语》也不显于世。汉惠帝时废除“挟书之律”后,先秦儒家残存经典陆续面世。《论语》先有齐人传出的二十二章(多《问王》和《知道》)和鲁人传出的《论语》二十章(与今存《论语》相同),简称为《齐论》《鲁论》,齐鲁二书是用当时流行文字隶书写成,称“今文本”。

  汉景帝末年发生了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即孔壁古文经典的出现。当时被封在鲁的诸侯王刘余(死后谥号鲁恭王),喜建宫殿,其宫与孔子旧宅相邻,当他扩大宫殿、拆到孔子宅壁,发现了许多写着古文字(秦以前的篆文)的竹简,经整理,知道这些都是孔家代代相传的经典,包括《尚书》《礼记》《孝经》《论语》等数十篇。其中的《论语》二十一章(与现今《论语》相比有两个《子张》篇),称为古文《论语》,简称《古论》。汉代《论语》原本就是“齐”“鲁”“古”三个本子。

  西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位高权重,成帝做太子时,张禹给他讲过《论语》。张原学《鲁论》,后调和“齐”“鲁”,以《鲁论》为底本,择善而从,合为一编,名为《张侯论》。张的地位名望促成《张侯论》广泛流传。当时有“欲为论,念张文”谣谚。东汉末年朝廷刊《熹平石经》用的就是《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个由官方推出的定本。可惜《熹平石经》历经战乱,所存无多。

  《论语》之名大约在东汉逐渐固定了下来。汉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整理会议记录,称《白虎通义》,其中引《论语》47处,都称《论语》。

  东汉末集大成的经师郑玄依据《张侯论》,参考《齐论》《古论》著有《论语注》。此书五代以后也失传。20世纪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过几件唐写本“郑注”残卷。1969年在吐鲁番发现了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写的《郑注论语》长卷。

  1973年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论语》,经整理,录成的释文7576字,约为《论语》的二分之一。属于《鲁论》系统的。

  二、《论语》地位的涨落

  1、今文学派统治下的《论语》

  原始儒学有些迂阔,因此孔子栖栖一生,不为世所用,与其学缺少实践品格有关。战国末,七雄纷争,越演越烈,各个学派要想有出路,都要加强实践性,以供统治者采撷。儒学两大派,思孟一派有点理想主义,荀子一派则更注重现实政治因素,后来荀学发展成为法家,成为秦朝的国家意识形态。

  汉代儒生为了加强其学术的实践品格,走的是与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秦是被楚人灭掉,汉制度承秦,文化承楚)结合的道路,并演化为妖气十足的今文学派。董仲舒是其代表。董倡导天人感应,把不谈“怪力乱神”的孔子打扮为通天教主,把儒学神学化。今文学派争着运用儒学,把“《诗三百》作谏书”“以《春秋》决狱”,为政治服务。董仲舒之后,有些儒者编造“谶纬”,装神弄鬼,每下愈况。“五经”皆有相应的“谶纬”,连平实通俗的《论语》也不例外。《论语纬》中就把孔子说成“素王受命”,颜渊是“素王”的“司徒”,子贡是“司空”。把儒学弄得乌烟瘴气,把儒家经典搞得鬼话连篇。这种“实践”和“应用”在东汉末彻底破产,从此今文学派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有个回光返照)。今文学派注释的经典多散佚失传。

  儒家在今文学中扮演主角的经典是《春秋》《书经》《诗经》等,而《论语》只是作为儿童学习的初级课本,可以加添“神话”“鬼话”处甚少。统治者所重视的学科都设立了博士。文帝时始设立《诗经》博士,武帝时始置“五经博士”,汉代重“家法”,每一经的经师不仅各有各的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所传的经文也有差别,朝廷为了表示对不同传承的尊重,往往各立博士。西汉末,已经立有十四博士。但两汉始终没有给《论语》立博士。可见《论语》在官方学术体系中是地位不高的。

  2、清谈风中的《论语》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统治力量衰落,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儒学统治受到挑战,有些士人公开“非尧舜而薄周孔”。学术也开始了由经术到玄学的转变。魏晋士人不拘于经典的文字及其中的典章制度,着重打通经义,并用玄学的眼光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借此“大畅玄风”。自东汉末发生的名士清谈,魏晋之间,蔚然成风。清谈所用资料除了“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外,就是《论语》了。这样《论语》不仅是儿童读物,也成为名士们的谈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论语》呢?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论语》多意象玄远的名言隽语(如“君子有三畏”“天何言哉”之类),这些正是清谈家的话头;另外《论语》中的孔子喜好品评裁量人物,这与魏晋和南朝名士很相近,《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与《论语》相比,可见两书有许多神似之处。这正是《论语》受到这个时期文士重视的原因。魏晋之际的王弼有《论语释疑》(已佚),还出现了何晏的《论语集注》。到了东晋元帝时为《论语》置博士,这才开始有了专门研究《论语》的学官。

  “何注”把《论语》引上谈玄的道路。梁朝皇侃的“疏解”进一步发展了“何注”的玄虚风格,这就是《论语集解义疏》,它成为文人化的《论语》注本。魏晋到南北朝的名士以远离实践为高,《论语集解义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3、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实行科举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会读《论语》是说仅能识字而已。

  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国立大学校长)邢昺认为《皇疏》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

  宋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地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能有个正确的出发点。朱注经典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理学化,对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也有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的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增加权威性,增强其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成为“心性之学”。

  在朱熹生活时代,他的努力基本没有被统治者承认。直到朱元璋立国才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题目多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的解释为准。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五百多年的无数科举考试,促使士人对于《论语集注》烂熟于胸,熟到不仅要会背,而且要每一句子、每一个字,理解其含义,并能从中生发出一篇文章来。

  《论语》成为读书人“圣经”,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士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当清末问题丛生、国家衰弱、社会腐败、列强入侵,于是人们查找问题的根源时,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儒学及其典籍。于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进人士否定儒学、蔑视儒家经典就不奇怪了。

  讲演者小传

  王学泰 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流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目前关注通俗小说及通俗戏曲在民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