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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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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晓虹

  内容提要 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乃是在晚清梁启超的“文学改良”止步之处向前推进。比起梁氏提倡的“俗语文学”,胡适提出的“文学工具的革命”对旧文学的破坏更彻底,因其从根本上颠覆了文白高下的传统价值认定,“白话”因此与“国语”划上了等号。梁氏高度肯定宋代以后的俗语文学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但其俗语文学进化史观仅仅成为一种设想,未能充分展开论述。胡适则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此说对后来的文学史书写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塑造和奠定了现有中国文学史的基本面貌。

  关键词 文学革命 文学改良 文学史观

  众所周知,胡适之暴得大名,缘于提倡“文学革命”。而他所以能在学界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则显然与其早年致力于文学史研究与建构的工作密不可分。表面看来,前者批判与扫荡旧文学,充满破坏性;后者努力发掘旧文学中的精华,又以建设为目标。当胡适面对同一对象时,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完成从破坏到建设的转化,确实令人好奇。

  不过,上述设问的方式未免绝对化,即是将破坏与建设截然对立。而青年时代便熟读梁启超著述的胡适,对梁氏在《新民说·论进步》中昌言的“破坏论”其实始终不能忘怀①。梁所谓“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固然讲得痛快淋漓;但他又明确反对听凭自然的“无意识之破坏”,因而将自己所肯定的“破坏”定义为“用人力”、“为有意识之破坏”。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有破坏无建设”,故破坏“可以历数百年千年”而不已;后者“则随破坏随建设,一度破坏,而可以永绝第二次破坏之根”[1]。援照此义,胡适既认定由其发轫的“文学革命”与历史上“无意的演进”不同,而以“有意的主张”为特点,并以之为“这个运动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2],因此,胡适的“文学革命”论也应该用他后来的表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3]来指称,才更近实际。

  不过,对于是否使用“文学革命”这样激烈的词语,胡适本人也有过犹豫。尽管在1916年4月5日的留学日记,以及同年8月21日写给陈独秀、提出“八不主义”的信中,胡适使用的都是“文学革命”的说法②;而一旦正式成文,刊载于1917年1月的《新青年》杂志时,胡适却将论说的题目改换成《文学改良刍议》[4]。幸得陈独秀一意孤行,先是自撰并发表了标题显豁的《文学革命论》[5]以示声援,继而又以“老革命党的口气”[6],断然拒绝了一切对于“文学革命”内涵的否定与质疑,声称“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7],如此,由胡适首发的新一轮“文学改良”,才终于以“文学革命”的名义永载青史。其中的差别不只是由于性格与学术背景不同造成的平和与激进,与陈独秀大刀阔斧的专意“破坏”不同,胡适在高谈“破坏”的同时,也正在进行改造旧文学体式的实验,那构成了其《尝试集》中最早的几篇诗作。

  有趣的是,胡适与陈独秀联手打造的“文学革命”,最初反以温和的“改良”名目登场;而此前十几年由梁启超倡导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改良”,却被发起人自命为“革命”(分而言之,则有“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此中的纠葛不能展开细说,这里只想从破坏与建设各自的构想及实施,略为分疏胡适区别于晚清“文学改良”的新质。

  《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其中一、二、四条在先前的《寄陈独秀》[8]信中,原分列为最后的八、七、六三事,且均归入“精神上之革命”,其他五条则属于“形式上之革命”。这样先后颠倒的改变,按照胡适日后的自白,全是因为“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6]27。而胡适真实的想法,则是在“文学革命”的次第中,形式革命应先于并重于精神革命。这正好与梁启超著名的论断“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9]相对应。显然,胡适所做的工作,是将晚清“文学改良”已经率先开始的文学的“精神革命”,再向前推进到“形式革命”的层面。

  一般而言,“精神”总是高于“形式”。但由晚清的“文学改良”进展到五四的“文学革命”,情况显然已异于寻常。此时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实为被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置于末项的“不避俗字俗语”。这一相当委婉的消极表达,到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才变为积极的斩钉截铁的宣言:

  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而这一以“白话”为中心的“文学革命”构想,凸显了“形式革命”的关键意义,在胡适本是留学时期已经形成的“新觉悟”。意识到“‘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胡适,此时也大胆地断定:“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6]9-10因而,相对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论标举“以旧风格含新意境”[9],胡适提出的“文学工具的革命”其实难度更大,对旧文学的破坏也更彻底。

  曾经有论者为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寻根求源,追踪到晚清的白话文运动③。此说很有道理。不过,就像早已认识到“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的梁启超,除小说创作外,在“文学改良”期间,仍然无法如其所肯定的那样,为了“思想之普及”,将白话推行到“凡百文章”④。其中的缘故,虽然有胡适指出的“‘他们’、‘我们’的区别”,即梁启超们把白话作为单纯的“‘开通民智’的工具”,“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但更重要的,还是这种分而治之内里所潜藏的对文言与白话一高雅一低俗的价值认定。胡适则旗帜鲜明地将此一文白高下的观念颠倒过来,“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2]19。因此也可以说,推崇白话的统贯立场是五四“文学革命”最终成功的根基。

  而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便已揭橥了这一革命的精义:

  ……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注略)。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注略),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文言既被认作“死文字”,胡适又进而断言“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宣判了文言与古文的死刑,其眼中的“活文字”白话于是在建设新文学上变得至关重要。而在胡适的语汇中,“白话”不仅很快取代了“俗语”,更进而争得了“国语”的荣名。由此,胡适也将这一场“文学工具的革命”的目标提升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3]

  细究起来,以“白话”取代“俗语”,不只是屏弃了原先隐含其中的轻蔑意味⑤,实际上,胡适还经由对“白话”的释义,界定了“国语”的标准。他所谓“白话”有三个意思:

  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10]这一浓缩了“八不主义”、更近于自然的“白话”,才是能够创造“活文学”、“新文学”乃至“国语的文学”的合格工具。

  作为晚清白话杂志《竞业旬报》的主编,胡适在留学以前,已经历练出一副写作白话文的好身手。而其过来人的经验,也足以使他洞悉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症结。尽管其言说有割断历史联系之嫌,但抉发“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1]19,毕竟是一针见血、鞭辟近里的批评。针对晚清的白话文之为非文学的启蒙文字,以及“文学改良”只限于以白话作小说,胡适因此将“文学革命”的作战目标简洁地概括为“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而其要义又全在“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胡适认为,这一基本理念兼具破坏与建设两重功效:“一面要推倒旧文学,一面要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的工具。”[11]。

  从胡适留学时期所受到的批评看,梅光迪所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任鸿隽所言“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⑥,实际仍属于晚清“文学改良”时代的见解。即如梁启超可以在“文界革命”论中提倡“俗语文体”,在“小说界革命”中用白话翻译、撰写“新小说”,却还是执意在“诗界革命”中要求保留“旧风格”⑦,为文言留下了一方禁地。而由晚清盛行一时的演说风气催生的白话演说文,虽尚不被时人作为“文学”看待,却已大举侵入文章的领地,与文言文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因而,五四“文学革命”能否成功的关节点,最终落在了“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13]的实践上。

  胡适《尝试集》中的新诗作因而诞生。而其创作的意义更多在于首开风气。不过五六年的光景,到《〈尝试集〉四版自序》[14]写作时,胡适已经在用“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的眼光,妒羡地看着那些“少年诗人”如同“一班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大胆的解放”地创作新诗了。白话不仅大举闯入了古文学最后的一块根据地,而且长驻不走,白话诗从此成为新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道景观。

  躬行实践固然属于破旧立新的工作,而建构新的文学史观,在胡适也视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明,喜发新论的梁启超在这一点上对胡适亦有启迪。依据“俗语文学大发达”的历史事实,梁氏曾高度肯定:“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⑧不过,限于“俗语文体”当年还只是与启蒙的急就章联系在一起,其独立的文学价值并没有得到确认,由此导致梁氏的俗语文学进化史观也仅仅成为一种设想,未能充分展开论述。

  在梁启超失手的地方,胡适却用了大力气。而且,从根本上说,其“文学革命”论的发生,也与以白话为中心的新文学史观的确立相辅相成。在写于1916年4月5日的《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一则札记中,胡适已经肯定:

  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依据这一“革命”也即“进化”的必然趋势,胡适关于“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14]的呼号也具有了历史的正当性。

  除了散见在各文中的论述,胡适也专门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白话文学史》,将梁启超发明的“自宋以后”、其先前自言的“至元代而登峰造极”的白话文学进化史,又向前追索到《诗经》的《国风》,向后推展至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国语文学的运动”,成为一条完整通贯的文学史线索。胡适自述写作目的时,也明白宣示:“老实说罢,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⑨这一全新的文学史叙述,不只印证与支持了“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五四“文学革命”论,而且对此后的文学史书写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论述塑造和奠定了现有中国文学史的基本面貌。

  言其大者,元代以后的文学史叙述之以戏曲、小说为重心,论述框架中的“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15]之认识,通俗文学的演述贯穿全史,凡此,均留下了明显的胡适徽记。即使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评判,如在明清白话小说中最推崇《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称《海上花列传》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16],以至细微到剔发《老残游记》中白妞说大鼓书一段文字描写的精彩⑩,胡适的敏锐又穿越了时空的限隔,为新世纪的学者提供了重新书写文学史的资源与动力。

  只是,对于胡适来说,其文学史论述始终未曾脱离“文学革命”中有关“建设新文学”的思考。胡适既认定:“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为此,历史上的白话文学不但在一般的意义上成为“新文学”的源头,而且,用这些“模范的白话文学”作为学习典范,以创造“国语的文学”的现实需要也应运而生。而被胡适置于“模范”首列的,正是《水浒》、《西游》等白话小说[3]。与晚清“文学改良”同人的差异在此又一次呈现。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名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17],虽然将小说送上了文学殿堂的首座,但其看重与利用的,实在只是以小说作为“开通民智”的教科书一项功能。启蒙的附加值一旦剥离,小说的地位仍会迅速下坠,以致不能进入“好文学”的行列(11)。胡适则不然。坚守“白话中心”的理念与立场,对于从《水浒传》到《老残游记》十余部明清白话小说的考论,便成为其“整理国故”的一大实绩。出于同样的理由与心理,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胡适对文学语言也表现出特殊的敏感及兴趣。他早已说过:“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12)撇开“雅俗”之分的胡适,又为古代文学的鉴赏与批评提供了“死活”的评价新尺度。嗣后,他更将白话写作的“活文学”,以是否近于语言的自然再分出等差。

  讨论诗歌,胡适便认为:“由诗变而为词,乃是中国韵文史上一大革命。”因为“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而词的“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据此,胡适也对诗词之体别立新说:“故词与诗之别,并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语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语之自然也。”[18]这一逐渐接近自然的诗歌语言发展趋势,在胡适眼中,要到白话新诗出现,才算真正完成。因此,他对于新诗的主张是:

  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诗体的大解放”,也被胡适移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关于白话文学的基本表述,将其归纳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19]。

  说话既然是最接近自然形态的语言表达,胡适评论小说,于是每每称赞:“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与方言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乃是最鲜活的语言相比较,胡适竟至对他极为欣赏的《儒林外史》也生出不满,“那样人人都说着长江流域的普通话,也叫人起一种单调的感觉,有时还叫人感觉这种谈话的不自然,不能传神写实”[20]。胡适因此得出结论:

  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在此意义上,胡适预言,“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海上花列传》开创的方言文学便“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16]732,739。

  从“活文字”到“活的方言”的论析,显示出胡适对白话文学的思考越来越深入。而其日益精密的认识,又来自他的文学史研究。可以说,“文学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为胡适的文学史建构提供了新眼光,而其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延伸考察,又弥补了“文学革命”构想中原有的疏漏。至此,胡适已经与梁启超渐行渐远。在梁氏止步之处,胡适又发力前奔。

  收稿日期:2006-09-11

  注释:

  ①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大段征引过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里关于“破坏”的论述。见该书102-103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41年。

  ②分见《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二,下册284-28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寄陈独秀》,《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0月,写作时间据《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寄陈独秀书》。

  ③代表作为谭彼岸《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④《小说丛话》中饮冰语,《新小说》7号,1903年9月,实为1904年1月以后出版。

  ⑤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胡适曾说明,其“把‘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也减少了一般人对于‘俗语’‘俚语’的厌恶轻视的成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24页)。

  ⑥梅光迪、任鸿隽1916年7月24日分别寄胡适信,见胡适《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下册375、376-377页。

  ⑦梁启超关于“俗语文体”的论述,见《小说丛话》中饮冰语及楚卿(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的引录(均见《新小说》7号);梁氏翻译过《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等小说,撰写过《新中国未来记》;其要求保留诗歌“旧风格”之说见《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29号)。

  ⑧《小说丛话》中饮冰语,《新小说》7号。

  ⑨胡适《白话文学史》之“自序”、“引子”,《白话文学史》自序3-6页、引子3页。

  ⑩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8页)、《〈老残游记〉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六,728页)。

  (11)见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之“韵文书类”与“治国学杂话”,《清华周刊》281期之“书报介绍附刊”3期,1923年5月。  ‘

  (12)胡适《答梅觐庄——白话诗》(1916年7月22日作),引自《〈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卷一26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所载稍有不同,句为:“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下册366页)

  【参考文献】

  [1] 中国之新民.新民说·论进步[N].新民丛报:11号,1902年7月.

  [2]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M]//抱一(黄炎培).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3:2.

  [3]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

  [4]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

  [5]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6] 胡适.逼上梁山[M]//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27.

  [7] 独秀.答适之[J].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

  [8] 胡适.寄陈独秀[J].新青年:2卷2号.

  [9]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N].新民丛报:29号,1903年4月.

  [10] 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M].上海:新月书店,1928:13.

  [11]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8-19.

  [12] 胡适.再答叔永(1916年8月4日)[M]//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卷十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386.

  [13] 胡适.尝试集[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14] 胡适.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M]//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卷十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287.

  [15] 胡适.《词选》自序[J].小说月报,18卷1号,1927年1月.

  [16]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M]//胡适文存三集:卷六.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728.

  [17]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新小说:1号,1902年11月.

  [18] 胡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J].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

  [19] 胡适.《尝试集》自序[M]//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277.

  [20] 胡适.《儿女英雄传》序[M]//胡适文存:三集:卷六.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757-760.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