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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小说《俗话倾谈》之文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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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淑艳

  内容提要 文章以岭南晚清民间小说作家邵彬儒在其说书基础上编撰而成的通俗短篇小说集《俗话倾谈》为研究对象,从体制、叙事和语言三个方面探讨该书的文体形态,认为《俗话倾谈》虽为通俗短篇小说,却具有文言小说的文体特征,体现了晚清时期通俗短篇小说文体积极吸收文言小说文体的因子以求新变的努力。

  关键词 《俗话倾谈》 通俗短篇小说 文言小说 体制 叙事

  《俗话倾谈》是岭南晚清著名的民间小说家邵彬儒创作的通俗短篇小说集,是古代通俗短篇小说衰落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古代小说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它也是岭南地区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据《广东文献综录》、《中国通俗小说总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等文献著录,《俗话倾谈》应为古代岭南地区现存的唯一的一部通俗短篇小说集,它的出现填补了岭南古代通俗短篇小说创作的空白,在岭南古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对《俗话倾谈》的研究一直未能全面深入地展开,一些学者如张俊、欧阳代发、叶春生等均阐释了其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但这些并不足以全面揭示其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俗话倾谈》一个重要的价值就在于文体方面,它虽为通俗短篇小说,却具有文言小说的特征。可以说,《俗话倾谈》打破了通俗短篇小说和文言小说之间的界线,体现了晚清时期这两种小说文体相互融合的趋势。本文主要探讨《俗话倾谈》独特的文体形态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岭南文化内涵,以利于进一步认识岭南古代小说创作的成就,并为研究晚清小说文体的演变提供了示例。

  一

  《俗话倾谈》现存刊本较多,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同治九年(1870年)秋广州省城十七里甫五经楼藏板本,初集二卷十一则,又二集二卷七则,共十八则,前有作者自序,一般认为这是现存最完善的刊本。据韩锡铎的《小说书坊录》著录,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五年(1866年)广州五经楼刻本,二集四卷,此条应为作者误录时间,考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及藏本,此应为清同治九年五经楼藏板本。据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著录,英国博物院藏有三种清代刻本:一为广东华玉堂藏板,四卷十则,内容与五经楼藏板本的初集二卷相同,共十则,但缺《修整烂命》一则,惜年代不可考;一为清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二卷七则,内容与五经楼藏板本的二集二卷相同;一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古吴文裕堂铅印本,二卷四集十八则。另笔者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找到三种清代刻本,一为番邑黄从善堂刻本,题面题“张敬瑶敬送”,上下两卷,内容与五经楼藏板本的二集二卷相同;一为初集上卷本,没有注明刊刻时间和书坊名,有自序,序末署“岭南布衣纪棠邵彬儒书于觉世社”;一为民国四年(1915年)锦章图书局(上海)刊本,四卷十八则,无自序。

  《俗话倾谈》共包括十八则,其中《饥荒诗》为琐闻类笔记,《修整烂命》为用粤方言写的论说文,其余十六则为小说。这十六则为《横纹柴》、《七亩肥田》、《邱琼山》、《种福儿郎》、《闪山风》、《九魔托世》、《瓜棚遇鬼》、《鬼怕孝心人》、《张阎王》、《骨肉试真情》、《泼妇》、《生魂游地狱》、《借火食烟》、《好秀才》、《砒霜钵》、《茅寮训子》。

  辨析《俗话倾谈》中小说作品的文体形态,需明确其编撰成书的过程。

  关于邵彬儒的生平,文献记载较少,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题要》云:

  邵彬儒,字纪棠,广东四会县荔枝园人,以说书为生,演出于家乡及广州、佛山、香山一带,颇哄动一时,所著有《俗话倾谈》与文言小说《谏果回甘》、《吉祥花》等。[1]721

  此则材料虽被广泛征引,却有舛误之处。

  据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四会县志·列传》载:

  邵纪棠,区地铺人。少读书,明大义,患世人多不读书,少明义理者。而世宗宪皇帝圣谕广训,有司宣讲,或举或废,知者甚稀,于是弃举子业,游历南海诸名乡大镇墟市,到即为人讲善书,听者忘倦,而人心风俗默为转移,纪棠乐之。……著有《谏果回甘》、《活世生机》、《俗话倾谈》、《吉祥花》等书行于世。

  由此可知,邵彬儒应为四会县区地铺人,而非荔枝园人,区地铺有区地、大坑、始院三村,此三村为邵氏聚居区。邵彬儒在作品中均署名“博陵纪棠氏”,邵姓的发祥地是博陵郡(今河北省安平县),邵彬儒以博陵为自己郡望。字纪棠,号荫南居士,此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凤冈山人辑录的《活世生机》,此书收录了邵彬儒四种小说集中的三十一则小说,其篇首语云:

  亟搜寻经验方书,撮录救饥方法及古今来救饥获报轶事,编辑成书,复志荫南居士之志,仍以《活世生机》为名。(此书大半由邵荫南居士所辑《活世生机》录出,其评俱是原文。)

  邵彬儒著有《活世生机》,此荫南居士当为邵彬儒。

  据《四会县志》可知,邵彬儒弃举子业,为人讲善书。南海何文雄,即岭南通俗文学家何淡如先生,为邵彬儒所著文言小说集《吉祥花》作了一篇序文,据此序亦可知,邵彬儒为当时闻名于省会乡村的职业说书艺人,拥有众多听众,其说书颇哄动一时:

  四会纪棠先生,善士也。广购善书,好为善言,日与人谈善果……近是自是,而省会、而墟场、而村落,无不乐延先生者。先生劳苦不辞,谈论不倦,供亿不计,人以是益慕先生。

  说书的内容为本省和外省的旧闻近事,何文雄《吉祥花》序云:

  然而先生向说古,兹则说今矣;先生向说外省,兹则说广东矣;先生向说多发贵,兹则兼说发财、发丁、长寿矣。其地近,故采访真;其时同,故见闻切;其人洽,故耳目详,总之不离乎吉人为善,和气致祥者。

  经过长期说书的辛勤积累,邵彬儒将说书的内容编辑成书,他在《俗话倾谈》自序中云:

  诵读之暇,采古事数则,有时说起,听者忘疲,因付之梓人,以备世之好言趣致者。

  由此可知,《俗话倾谈》是邵彬儒在他自己说书基础上编撰而成的通俗短篇小说集。

  二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包括通俗短篇小说和文言小说两大类型,通俗短篇小说是在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民间“说话”兴盛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迎合市民阶层审美情趣的俗文学,文言小说则脱胎于史传,继承了传统叙事散文的笔法,以抒发作者个人情感为主,是满足文人审美情趣的雅文学,因此,它们在体制、叙事、语言等方面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文体特征。这两种小说文体并非壁垒森严,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和融合,但并不平衡,考察《俗话倾谈》的文体形态,可以发现它作为通俗短篇小说对文言小说因子的积极主动吸收,下面从体制、叙事和语言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通俗短篇小说与文言小说最明显的外在区别,在于各自相对稳定的程式化的体制。文言小说的体制紧凑单纯,一般为某氏、某地人、有某种身份、性格,接下来叙述情节,最后交代某氏的最终结果。通俗短篇小说的体制则相对松散,由篇首诗、入话、头回、正话、篇尾诗五个部分组成,作为通俗短篇小说的《俗话倾谈》在体制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异。

  首先,篇首诗和篇尾诗发生变异。篇首诗和篇尾诗是通俗短篇小说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少有例外,《俗话倾谈》十六则小说中只有《闪山风》和《好秀才》各有一首篇尾诗,其他十四则均无篇首诗和篇尾诗。其次,正话中穿插的诗词发生变异。《俗话倾谈》中仅有三则小说有篇中诗,其中《横纹柴》有十一首,《闪山风》有九首,《好秀才》有十九首,其他十三则均无。发生这两方面变异的原因,可以假设邵彬儒在说书时可能不使用定场诗、散场诗和篇中诗来吸引听众,但这一推测很难令人信服,广东著名说书艺人颜志图在《广东说书概论》中指出,传统广东说书一般用定场诗作开头以吸引听众,结尾十分重要,要用散场诗。邵彬儒是一位具有高超说书技巧的职业说书人,何文雄的序文记载了他说书的艺术感染力:

  同治戊辰间,佛山广善社延至讲席,先生口一面授,心一面思,指一面画,来者纷纷然,说者谆谆然,听者怡怡然也。

  可见,邵彬儒不可能在说书时将重要的定场诗和散场诗抛弃。另外,他还相当重视诗歌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在篇幅较长的三则小说《横纹柴》、《闪山风》和《好秀才》中插入了近四十首篇中诗,数量相当可观。邵彬儒虽是说书艺人,却具有相当深厚的诗文创作功底,其另一作品集《谏果回甘》中有十七则长篇韵文。那么,发生这种变异的原因极有可能是邵彬儒在编撰过程中对此进行了有意识地改变。再次,入话和头回发生变异。入话和头回是通俗短篇小说的组成部分,是基本稳定的,虽然有少数作品,如《人中画》、《警世钟》和《跻春台》等没有入话和头回,但仍有篇首诗和篇尾诗,没有脱离通俗短篇小说的固定程式,而《俗话倾谈》在均无篇首诗的情况下,皆无入话和头回。

  《俗话倾谈》中十六则小说,均无入话和头回,《闪山风》和《好秀才》有篇尾诗和篇中诗,《横纹柴》有篇中诗,因此仅《闪山风》、《好秀才》和《横纹柴》三则具备了通俗短篇小说的部分体制形态,其他十三则全部去掉了通俗短篇小说的附件,与文言小说紧凑单纯的体制相同。以《邱琼山》为例,开篇即介绍邱琼山及其祖父邱普的籍贯,以及邱普乐善好施的性格:

  邱琼山先生,系广东琼州山县人。其祖叫做邱普,家有余资,生平乐善,好救济贫难。

  接下写邱普丧子之后,坚持修善而改变命运,积福于其孙邱琼山,邱琼山秀逸聪慧,在与亚官仔、归田官的冲突中声名大振,后中进士,点翰林,结尾交代人物的最终结局:

  其祖邱普老而康健,红颜白发,亲见荣封,始信天不亏人,心田变相。其后,邱琼山做官,升到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死后称为文在公,入祀乡贤,为广东之名人也。

  这种开篇介绍人物,接着交代情节,以人物的结局而自然结尾的体制,即为文言小说的体制,如果抛开这篇小说使用的通俗语言和粤方言,就是一篇志人的文言小说。

  通俗短篇小说与文言小说另一不同之处在于叙事。文言小说的叙事由叙事人承担,叙事是始终连贯的。通俗短篇小说则具有说书体的叙事特点,即有一个外在于情节的说书人,说书人作为叙事者可以控制情节,在小说中出入,叙事往往是不连贯的,但说书人在小说中出入并不是随心所欲的,需要固定的程式化的叙事套语来引导。“说书人的语言、评论如‘且说’、‘却说’、‘正是’一类标识都被笼统地纳入语言标准之中。其实,从较大的组织结构来说,这些语汇引导的往往是叙述者对故事的描写或评论句式,就是典型的话本标志。它比文言或白话这一语言尺度,更准确地反映出传奇与话本这两种小说体裁的实质区别:是否有外在于故事的职业叙事者存在。”[2]45

  程式化的叙事套语是说书体小说叙事的至关重要的特征。《俗话倾谈》却尽可能地避免使用这些程式化的套语。所有的开头全部去掉了“话说”这类的套语,直接交待人物。在介绍人物和描写环境时,全部去掉了“只见”、“但见”等套语。在交代另一段情节时,较少使用引导情节的“且说”、“却说”、“又说”等套语,只有篇幅较长、情节段较多的《骨肉试真情》和《好秀才》中有五处使用“又说”来引出下一情节。说书人用诗词进行评价或揭示主题时,尽量避免用“有诗为证”、“正是”、“真是”等套语,除《横纹柴》的篇中诗用了“诗曰”来引导外,《闪山风》和《好秀才》中的篇中诗全部去掉了诸如“有诗为证”等引导诗的程式化套语。

  虽然《俗话倾谈》里的《横纹柴》、《骨肉试真情》、《好秀才》仍由说书人承担叙事任务,说书人仍为外在于情节的叙事者,但由于邵彬儒避免使用程式化的引导套语,使说书人在情节中的出入明显减少,减少了说书人对情节发展的干扰,使情节更自然连贯。其他小说如《瓜棚遇鬼》等,则根本没有使用这些程式化的套语,在叙事亡已经见不到说书人的影子,叙事者即为情节的讲述者,已与文言小说没有区别了。

  通俗短篇小说与文言小说的另一区别在于语言。通俗短篇小说是“语体小说”,使用的是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文言小说使用的是典雅凝练、概括性强的文言,这一俗一雅两种语言类型使这两种小说文体具有了不同的美学风格,一般来说,这两种语言是不能在同一小说文体中使用的。但《俗话倾谈》却使用了三种语言,即生动活泼的粤方言、通俗易懂的白话和富有韵味的文言,一篇小说中三种语言共存,纵观整个古代小说史,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以《借火食烟》为例:

  嘉庆初年,福建厦门镇地方,有一人姓龚,名承恩,家资三十余万,捐到吏部郎中,归来势压一方,看乡人不在眼内。(浅近文言)

  建造高楼大屋,又起一所大花园,泥水木匠石工,三行人等共成百数,日做工夫。龚承恩移出一铺大炕床,摆列一副鸦片烟灯,金漆烟盘,象牙烟枪,在此坐立,督理做工人役,气势熏天。 (浅近文言)

  一日午后,有一个泥水师傅,赤身露体,腰下束一条扪中,气喘喘汗淋淋,手拈一枝短烟筒,长不满六寸,走埋烟灯处,向火吸烟。(白话)龚承恩一见不平,勃发骂曰:“你是何等样人,乜样脚色,一身臭汗,走埋来借火吹烟,你都唔识意趣,唔知避忌,快的走开,不得再来混闹!”(粤语)其人满面羞惭,气忿忿而去。(浅近文言)

  ……

  如果能通人情,识天理,以和平之道处己,以谦厚之道待人,则人亦爱之敬之,何至有憎之厌之也?孔子曰:“富而无骄,富而好礼,所以常守富也。”或能如周燕山之济人利物,苏眉山之救苦怜贫,福荫儿孙,富贵无尽矣。……(典雅文言)

  《俗话倾谈》是通俗短篇小说,但白话所占比重较小,主要用于叙述情节或描写人物环境等。粤方言所占比重极大,主要用于人物对话,或说书人对人和事发表的评论,因此堪称一部粤方言小说。《俗话倾谈》之所以大量使用粤方言,与广东说书以粤语为主有密切关系,“粤语说书的特点是以表(第三者旁述)为主,讲究语言的韵律性和节奏感,大量运用本地的民间成语、谚语、俗语和大众化的生活语言”[3]508。这样才能吸引听众,在此基础上编撰的《俗话倾谈》自然也就引入了大量粤方言,尤其是人物语言,大部分都是生动活泼、诙谐幽默、富有韵律感和节奏感的粤方言。陈平原先生说:“在晚清以前,京话小说、吴语小说都已产生并取得相当高的成就,而粤语文学则只能举出粤讴。以广州、香港在晚清思想文化界的地位,本当推出有影响的粤语小说才是,可实际上尽管小说杂志出了好几种,知名的小说家也不少,就是没拿出像样的粤语小说。”[4]178这种说法未免失之片面,《俗话倾谈》可为粤语小说之代表。

  白话和粤方言都属通俗语言,同时使用是有文学传统的,邵彬儒在两种语言中又加入大量的文言,虽然也存在用文言撰写的通俗短篇小说,如宋元时期的话本《风月瑞仙亭》和明代冯梦龙的拟话本《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但都只采用了文言这一种语言类型,而不像《俗话倾谈》一样三种语言并存。

  语言并不是单纯的文本的载体,而是“有意味的形式”,邵彬儒在《俗话倾谈》中使用文言时具有明确的目的,他让文言承担了重要的功能:介绍人物、叙述主要情节时多采用史传体的浅近文言,以使叙事简洁凝练;发表评论、揭示主题时多采用雅驯凝练的文言,以增强评论的说服力;正面人物的语言主要用浅近文言,以表达作者对正面人物的赞扬,从而强化作品的主题。《借火食烟》就是三种语言分工明确的示例。再如《横纹柴》,开头介绍人物、叙述主要情节皆用浅近的文言,正面人物大成和珊瑚的对话语言也用浅近的文言,以表达作者对他们孝行的肯定和赞扬,如大成本来知道妻子珊瑚贤孝,无奈其母不容,只得写分书给珊瑚,曰:

  我闻娶妻所以事母,今致老母时时激恼,要妻何用。我将分书与你,你可别寻好处,另嫁他人,不宜在我屋住也。

  当珊瑚的母亲逼珊瑚另嫁时,珊瑚曰:

  我闻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女有一个家婆尚不能晓得奉事,更有何面目再入他家。母亲如果要将女另嫁他人,女惟有投河吊颈,食药自尽而已。

  反面人物,如蛮横善骂的横纹柴、不孝顺的臧姑,两成的语言全部用了粤方言,生动活泼的粤方言更利于塑造反面人物丑恶的形象,达到对他们进行批判的目的,以横纹柴为例:

  做新妇敬家婆,是平常事,你估好时兴么?何用支支整整、声声色色,扮得个样娇娆,想来我处卖俏吗?我当初做新妇时,重好色水过你十倍,暗估今日老得个样丑态,减去三分。语言极生动,活灵活现地刻画了横纹柴蛮横无理、欺压良善的性格,借以表达作者对她的暴露和批判。邵彬儒在小说语言方面所作的有益的探索,对岭南通俗小说的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末以来广州香港流行的“三及第”体小说,即由文言、白话和粤方言组合而成的小说文体,始脱胎于《俗话倾谈》。

  三

  综上可见,邵彬儒在编撰《俗话倾谈》时,积极地汲取文言小说的因子,使《俗话倾谈》中的大部分小说具有了文言小说的纯净的体制、连贯的叙事和雅驯的文言。

  《俗话倾谈》文体形态的变异与文学的发展变迁有密切关系。通俗短篇小说创作到清中叶就开始沉寂下来,至清末同治、光绪年间,虽有一些作品问世,如《玉瓶梅》、《跻春台》等,但通俗短篇小说还是无可避免地衰落了,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跻春台》是它的终结者。而文言小说创作在清代前期就达到了高峰,整个清代文言小说创作十分繁荣,在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岭南地区亦不例外,与此相应,读者形成了阅读文言小说的审美习惯。在这种情况下,通俗短篇小说想生存下去,必须寻求新变,《俗话倾谈》即体现了作者积极吸收文言小说文体的因子,以适应读者审美习惯的尝试。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也确实迎合了书商和读者的口味,《俗话倾谈》从清同治五年(1866年)广州五经楼刊刻,至民国四年(1915年)上海锦章图书局刊刻,这期间多次再版,流传时间近五十年,流传范围已经不仅限于广东。

  任何一种文体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内涵,《俗话倾谈》所具有的独特的文体形态,反映了岭南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岭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不仅拥有多种本土的各民族文化,而且还融入了多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包括各时期的中原文化和海外异域文化。岭南文化在异质文化的不断冲击下,具有了兼容并蓄与善于汲取的品格。这种积极的文化心态和文化追求,影响到文学创作上,使文学具有了开放的品性。邵彬儒在《俗话倾谈》中融文言小说文体的因子于通俗短篇小说中,以期赋予通俗短篇小说以新的活力,正是在岭南文化精神引导下的自觉的文学追求。

  【参考文献】

  [1]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通俗小说总目题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2] 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3]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文化艺术志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4]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原载: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