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学网简体|繁體|English

《晚清四十家诗钞》与桐城诗派的最后历程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微信

  闵定庆

  内容提要 《晚清四十家诗钞》三卷,是吴闿生完稿于民国十三年的诗选集,前两卷选录晚期桐城派若干关键人物的诗作,以相当大的篇幅建构了一个以吴汝纶为核心的北传桐城诗派的力量组合,对桐城派诗学源流的梳理与总结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索,很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晚清四十家诗钞》 桐城诗派 吴闿生 吴汝纶 传承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又作挚父、至父),安徽桐城人,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与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齐名,并称“曾门四弟子”,是公认的桐城派末代领袖。子闿生(1877-1949),字辟疆,号北江,幼承家学,又师从范当世,得桐城文学真传,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说其“能世父学”[1](P445),曾克耑《晚清四十家诗钞序》也说他“秉太夫子挚父先生之学,以古文诏后进,又尝问学于范先生(当世),于诗所得尤深”。[2](P27)吴闿生于光绪三十年(甲辰)依照乃父所选古文读本著《桐城吴氏古文法》,以为“初学善本”[3](P2);又于同年草创《晚清四十家诗钞》,民国十三年(甲子)完稿,前两卷选录桐城派后期若干关键人物的诗作,展现了一幅较具特色的后期桐城诗派诗史画卷,也体现了吴闿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观照桐城派和传统文化的微妙心态。第三卷则收录桐城派以外的诗人诗作,如同光体、汉魏六朝派、晚唐体等,也有少量游离于诸诗派之外者,但未录诗界革命之作,侧重于纪友朋之酬唱,以存近诗之面貌,可存而不论。

  一 在“家法”与“师法”之间

  吴闿生编撰《晚清四十家诗钞》时,将选诗视野锁定在师友渊源上,自言效法姚鼐《今体诗抄》的体例,选定名家佳篇,“大体雅正,足以维持诗学,启导后进”,“后生得此,于近代之诗亦可以尝一哈水而知江海也已”[2](P6)①,以契合“入门须正,求格须高”的古训。准此,他用“道统”与“文统”复式结构论述诗文创作渊源的言说方式,紧紧围绕着父亲主导文坛、提携后进的“客观事实”来描述桐城派后期发展的脉络,建构起一个经得起桐城—湘乡派中人“拷问”的诗学谱系,标举诗学“正宗”,“以正雅祛邪”。其《晚清四十家诗钞自序》自述道:

  先大夫垂教北方三十馀年,文章之传则武强贺先生,诗则通州范先生。二先生从先公最久,备闻道要,究极精微,当时有“南范北贺”之目。其后各以所得传授徒友,蔚为海内宗师,并时豪杰未有或之先也……二先生外,则有马其昶通伯、姚永朴仲实、姚永概叔节、方守彝伦叔、王树楠晋卿、柯劭态凤孙,咸各有以自见。其年辈稍后,则李刚己刚己、吴镗凯臣、刘乃晟平西、刘登瀛际唐、李景濂右周、王振垚古愚、武锡珏合之、谷锺秀九峰、傅增湘沅叔、常堉璋济生、尚秉和节之、梁建章式堂、刘培极宗尧、高步瀛阆仙、赵衡湘帆、籍忠寅亮侪、邓毓怡和甫等,皆一时才士。[2](P24)

  《晚清四十家诗钞》前两卷即专收这一谱系中的“传诗者”,第一卷依次为叔父汝绳、季父汝纯、张裕钊(字濂卿,“曾门四弟子”之首)、范当世(字伯子,张、吴门下最杰出的弟子)、范钟、范铠(皆当世之弟)和李刚己(吴、范门下弟子),其中,以范当世、李刚己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故收范当世诗作最多,计110首,李刚己次之,计66首,标示了吴、张、范、李之间的线性传承关系;第二卷录吴、范门下弟子的诗作,既有学于吴门的姚永概、方守彝等桐城旧族子弟,也有柯劭忞、邓毓怡、韩德铭、籍忠亮、吴镗等北方籍学生,大致勾勒出了桐城派“北传”的基本阵容。

  在具体编选过程中,吴闿生对至亲的诗作作了区别性处理。已故叔父之诗放在全书的开端,自然不会招来非议,同时又有意让父亲和自己“缺席”,未录父亲的诗作和自己的诗作,另把姐夫柯劭忞放在姚永概之后,厘清吴汝纶掌莲池书院后所形成的诗人群体,以淡化“以人存诗”、“惟亲是选”的痕迹。吴闿生在《晚清四十家诗钞》中多次提及父亲的诗歌创作,突出其在冀州—莲池唱和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但吴诗已编入《桐城吴先生全集》,吴闿生又遍笺注父诗,此时辑入父作不免有割裂之嫌②。也许,吴闿生这样处理,更多的是出于“自恃身份”的矜持,以其父的“隐性存在”代替“有形存在”。这一点可从贺培新《晚清四十家诗钞序》中窥见些许消息,贺《序》说:“自太夫子垂教北方,教化所渐被,渊源本末具见于此,而有清一代诗学之大观,亦莫盛于是矣。”[2](P29)将吴汝纶视为晚近诗学的“正宗”、清代诗学的“集大成者”。因此,吴汝纶是作为一个在终极意义上的、未曾出场的“主角”存在的,具有根本性的规范作用和评判作用。

  在《晚清四十家诗钞》的每个角落,都在闪烁着吴汝纶的“有形存在”与“隐性存在”。我们可从以下五个方面作一初步观察:

  (一)注重选录与吴汝纶密切相关的诗作。

  《晚清四十家诗钞》所选多为赠酬师友、描述冀州幕府和流连莲池书院的诗作,以吴汝纶知冀州、主莲池书院为中心,构成了三个层级的“作品圈”,第一个层级是直接与吴汝纶酬赠的诗篇,第二个层级是与“冀州—莲池”学者—诗人相互酬唱的诗作,第三个层级则是赠与吴闿生的诗作。其中,第一个层级的诗作近百首,几占《晚清四十家诗钞》全书篇幅的六分之一,是全书选辑的重点。这一选辑策略,可从诗题中窥见个中奥妙,诗题多明确标示“赠”、“呈”、“上”、“简”等,如所选张裕钊诗中的《简冀州二首》是直接赠吴汝纶的,所选范当世诗中第一首便是《上吴先生》,反映与吴汝纶交往方方面面细节的诗作总数达十三首;第二卷所选姚永概诗第一首也是《到保定二十日作诗二十四韵奉吴先生》,第三首是《藤花久谢暑雨中忽开数枝吴先生邀赋》,皆形象地描绘了随侍吴汝纶的生活细节与情调。第三个层级的诗作也很值得关注,吴闿生不录自己的诗作,却时时不忘选录一些酬赠自己的作品,如姚永概《赠吴辟疆》、李刚己《用山谷双井茶韵赠辟疆》、《辟疆见和再依前韵答之》、《和答辟疆见赠元韵》等,从另一个侧面突出了作为诗选家和诗论家的“自我”并不缺席的“真实存在”。

  (二)充分引用吴汝纶的评语。

  吴汝纶评点作品极多,据不完全统计,达一百馀种,涵盖经史子集四部[4](P234),又曾对严复译《天演论》进行删节与评语,留下了丰富的评点遗产。吴闿生在《晚清四十家诗钞》具体诗作评点上,多引用其父的评语,或以此为话头,导入自己的评点,对派中诸人褒扬备至。所录吴汝纶的评点全面而具体,富有启发意义,有的是品评诗作的意境与风格,如评范当世《上吴先公》曰:“先大夫云:句句横亘万里,字字扪之起棱。不知肯堂胸中并吞几许古人也。至其振懦起顽之盛心,挑战致师之猛势,令人和战无策矣。”评李刚己《拟郭景纯游仙诗》曰:“先大夫云:奇思壮采,勃郁奋动,无一字凡响。”有的则是道出其风格渊源和模仿对象,如评范当世《看保安沙还至上海和敬如见怀》曰:“先大夫云:此篇似韩。”又评《从謇博借得李莼客集叠韵题其端以示謇博》曰:“先大夫云:肯堂此等境界得之太白,其倏忽变转亦似之。”评《次韵王义门景沂见赠之作》曰:“先大夫云:跌宕自喜,大似太白。”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评语是讨论诗歌技法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突出了吴氏一族具有对诗人诗作作出最终评论的“权威性”。

  (三)从事功的角度重塑父亲的文化形象。

  桐城派向来重视义理、考据、辞章,而于“经济之学”一端论述不多。姚鼐虽已拈出“经济天下之才”,但置于末端[5](P50)③。曾国藩继而扬阐“经济之学”,将其列为“为人”与“为文”的根本前提。吴汝纶沿着曾国藩“经世致用”的路向,在吏治与文教方面均有所成就。因此,吴闿生在评点中多处提到“先大夫”、“先公”的“事功”,塑造了一个更具魅力的父亲形象。卷一录吴汝纯《赠仲兄》三首,其一即云:“谁谓移山事偶然,穿渠卒役已三年。居人渐识耕桑乐,两岸初无可废田。”吴闿生评曰:“此三诗皆咏冀州开渠。开渠之役,创始至难,故以‘移山’为比。”评其三曰:“此惜先公经世之略仅施之于一郡也。”评范当世《感于东坡生日之作遂为至父先生六十寿诗》说:“写先公志业,颇得深处。”笼统地提到了吴汝纶的志业,而评范当世《燕南并辔》曰:“西学未兴,儒生未闻体育之说也。惟先大夫知此理,常以教人。此诗即本斯旨。”则专门谈到了西学渐兴,吴汝纶率先引入新式教育,从教育理念与教学实践等层面进行新的探索,从而取得了“鞍马真能健,读书方不慵”的良好效果。此外,对吴汝纶教书育人的成就也作了相当高的评价,如评姚永概《夏日遣怀》云:“到莲池后,文境一变,此陶冶之益也。”从姚永概“我侍吴公久,番番愿每偿”的自白来看,其个人志愿、诗文创作及风格取向等均得吴汝纶指教,终身受用,发出“此心终炯炯,大德誓难忘”的誓言。

  (四)屡屡提及与吴汝纶相关的“诗本事”。

  吴闿生很善于从诗人的具体创作过程切入,点出诗本事,凸显其父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如评范当世《入滩河易舟闻舟人言往月安福使人迎探状惭恐弥甚心神益焦辄复为诗十九首》云:“先生就婚姚氏,先公力为之媒,故词若有怨焉。”谈到了父亲与范当世超乎寻常的私交,其中磕磕碰碰自然在所难免,而这恰恰突出了私交之笃,极具感染力;评范当世《前韵答季皋》曰:“季皋,名经迈,李相幼子。先生馆李氏,乃先公所荐,为季皋课师也。”点出推荐范当世入馆李鸿章家教其幼子李经迈一事;又如评范当世《寄答余小轩兼示刘幼丹蔡燕生及钱仲仙七律四首》其一“齿过颜回还鹿健,生逢李耳实龙骧”一联云:“颜回,自谓;李耳,喻先公也。”评姚永概《叠韵酬杨佑甫》“无烦倚长铗,已见孟尝君”一联云:“孟尝君,谓先大夫也。”评姚永概《叠韵酬杨佑甫》其二“室俭馀穿榻,堂高不挂帘”句曰“言有教无类”,借吴汝纶门生之口肯定吴汝纶施教的境界。评姚永概《不忍池有怀至父先生》:“不忍池,在东京上野。此感先公《中秋无月》诗而作。”评吴镗《追和杜工部偶题元韵》“枯鳞时泣辙,羁鸟幸依枝”一联云:“‘羁鸟’句,谓从先大夫也。”此类评点,从不同的方面凸现了吴汝纶对“冀州—莲池”诗人群体的深刻影响。其中,吴闿生评张裕钊《简冀州二首》云:“二诗全以气胜,先生最佳之作也。”深可玩味,他认为张裕钊的诗作以寄父亲者最佳,显见其评骘优劣以亲情为准。类似的情形,同样见于韩德铭《哭桐城先生诗》的评语,吴闿生云:“苍凉沉痛,勃郁隽伟,不减刚己所作祭文也。”对这类悼念吴汝纶的文章给予了过高的评价,似乎未充分考虑艺术方面的因素,因而不免突兀之感。

  (五)对种种忽视吴汝纶意见的行为表达不满。

  吴闿生对一些有意无意忽略父亲的行为表达了不满,进行了相应的纠偏与批驳。如评范当世《送外舅入绥巩支应局仍用前韵》“相庭夜下一尺纸,饥人如得赦书似”一联云:“先大夫曰:‘如、似同用,宜酌。’后竟未及改,若易‘如’为‘俨’,则顺矣。”吴汝纶提出了修改润饰的意见,可惜范氏未能听取,因而留下了很明显的遗憾。又如评“先季父诗十三首”《和齐澹斋元韵》云:“时在同治壬申,先公在深州任时。是年二月,曾相薨逝,故诗意及之。此韵,先公亦有四首,当编在深州时,而集中误编在冀州诗后。特附记于此以正之。”纠正《桐城吴先生全集》的编辑错误;评范当世《寄答余小轩兼示刘幼丹蔡燕生及钱仲仙七律四首》云:“此四诗在冀州作,集本失载,今从李刚己日记稿中抄得。集本存诗至多,此不宜删,殆遗失也。”可补《范伯子诗文集》之遗,却巧为之说,似大有深意;又如评姚永概《杂兴》云:“桐城诸老惟君侍先公最久,其渊源所减,非仲实、通伯辈所及知也。此去莲池后作,盖追怀所得,时时不忘。二诗自定集本删去,初印本中有之。”姚集初印本收录此诗,而自定本删去,吴闿生以“春秋笔法”微讽姚永概的这一作法,明显流露出了不满情绪。

  吴闿生重塑父亲“文化伟人”形象的行为,表明他已将血缘的线索切入到了学缘的线索之中,激活了桐城派北传谱系存在的“学理”依据,并以吴汝纶为核心,重构了整个桐城诗派后期发展的力量组合。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将张裕钊、吴汝纶、范当世、李刚己之间的关系理顺,对曾克耑《晚清四十家诗钞序》所言“要以范先生为之主”一语,才有更深刻更合理的把握。

  二 “冀州—莲池”统绪的线性发展脉络

  从历史上看,《晚清四十家诗钞》所建构的“冀州—莲池”统绪,是附丽于曾国藩、李鸿章直隶总督衙门的行政架构之下而存在的。曾国藩、李鸿章相继任直隶总督,主持北方军政,李鸿章膺直隶总督兼大学士垂二十馀年,权倾天下,围绕着直隶总督府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文化中心。张裕钊和吴汝纶长期追随曾国藩、李鸿章,随之任职直隶,从曾国藩的“得意弟子”一变而为李鸿章的核心幕僚。必须指出,曾国藩、李鸿章对待人才的功能以及录用、荐举等方面的态度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奖掖,量才录用,故幕中文人极一时之盛。而李鸿章素喜通治体、晓洋务的干才,幕中绝少文人。这就使得“直隶—冀州—莲池”人才群体呈现出新的变化:幕僚人才智能体系构成由多元化走上专业化,由文人走向专才,在代际更替上也由以南方文人为主,转而吸纳北方士子,渐渐形成南北交融的士人群体。在曾国藩、李鸿章治下,“直隶—冀州—莲池”人才群体相继涌现出了三波浪潮:第一批次是以张裕钊、吴汝纶为代表的曾国藩僚属旧人,第二批次则是张裕钊、吴汝纶亲自施教的桐城故家子弟及南北后进,如范当世、姚永概、马其昶、贺涛、柯劭忞等;第三批次则多为范当世、姚永概等施教的直隶士子,如李刚己、吴镗等。这自然构成了《晚清四十家诗钞》“冀州—莲池”统绪的基本队伍。至于第四代传人,则不便阑入,如全书以秦嵩殿尾,吴闿生与其交情甚笃,曾高度评价秦诗:“君为李刚己大令弟子,此等犹传其师法也”,“吐属英敏,清刚遒上,交游中之有诗才者。”却编入第三卷,未列“冀州—莲池”统绪;吴闿生曾在《序》中赞李刚己之子葆光“作诗颇有父风”,竟未入选,可见持论苛严。

  这种复合式谱系的厘定,是理解桐城派文学传承模式的最佳切入点,而且,这种全方位的“权势转移”在有意无意之间淡化了桐城文统的地方色彩,证立了一个更具全国性色彩的新统绪的“合理性”存在。这一文化转移现象,可从此选中的三个关键性诗人的排序中窥见端倪。

  首先,张裕钊的“置换”与“凝定”作用。

  众所周知,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和薛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其中,张裕钊为“曾门四弟子”最年长者,比吴汝纶年长十七岁,两人受知于曾国藩的经历大致相同,且相互之间交谊极深,裕钊子后沆、后浍《哀启》说:“先严素性严介,寡交流,惟桐城吴挚甫先生、遵义黎纯斋先生交最笃。”[6](P550)可谓实录。据《清史稿·张裕钊传》,道光三十年(1850),年方27的张裕钊进京会考,主考官曾国藩赏其文,录选召见,及第授候选内阁中书,从此列曾氏门墙。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赴安庆曾国藩幕府,参办文案,与李鸿章并称“在曾幕府文武二臂”,追随左右二十馀年。曾国藩对张裕钊寄予厚望,在日记中称:“余门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7](P418)

  关于吴汝纶追随曾国藩、李鸿章的经历,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载:

  少长,受知于曾文正公,文益宏肆高洁。以同治甲子举于乡,明年成进士,用内阁中书。曾公督两江,奏调至金陵,移督直隶,随调至北,补深州直隶州知州。连丁外内艰,服除,署天津知府,补冀州。所至有迹。先生既师事曾公,与闻大谋,参章奏。曾公薨,李文忠公继督直隶,尤倚重焉。初在官,凡有请必得。任冀州八年,方叙迁,一旦投劾去,李公留之,不可,则处以宾师,聘为莲池书院山长。机要疏牍,必就咨视章,自是十馀年不离直隶,遂与李公相始终。[8](P1152)

  从中颇可见出吴汝纶对曾国藩、李鸿章知遇之恩的感激。吴汝纶入曾国藩、李鸿章幕逾二十年,“皆以国士期之,有要政必与谋议或草奏”[5](P1152)。由此推测,张裕钊与吴汝纶于文章之道、政务之道得之于曾国藩、李鸿章神髓者甚多。张、吴二人相继掌保定莲池书院更是一段学林佳话。莲池书院是直隶最高学府,张裕钊自光绪九年执掌莲池书院,五年后应家乡武昌江汉书院之聘,辞莲池教席。时任冀州知州的吴汝纶因公事到天津拜谒直隶总督李鸿章,“时莲池讲席无人主持,李相极费踌躇”[8](P1152),当即提请主讲莲池,递补张裕钊留下的空缺,成为莲池书院最后一任山长。吴汝纶历来重视教育,“锐意兴学,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8](P1152),而掌莲池书院则使他得以站在河北教育的制高点上,更具号召力与影响力。自同治十年任深州知州算起,至光绪廿七年卸任莲池书院山长,吴汝纶对河北政教文化的实际影响持续三十年之久。张裕钊与吴汝纶长期执教一方,产生了一种极具渗透力的“协同”作用和“规模”效应,将曾门文风传播到了北方,在客观上与固守本土的桐城故家产生了较大的差别。

  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晚清四十家诗钞》以比较罕见的方式,将同是“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张裕钊接排在两位叔父之后,并将父亲的诗学造诣和影响投影或叠加在张裕钊的身上,幻化为一个诗学象征,作为桐城—湘乡文统北移的关键人物,勾勒出“冀州—莲池”群体在文统传承上的“正当性”与“关联性”。

  其次,范当世的“起承转合”作用。

  从师承渊源上看,范当世先师从刘熙载,27岁时问文于张裕钊,1885年11月又得张氏之荐,赴吴汝纶冀州治下信都书院任讲习,后被武邑县令郑骧聘为观津书院山长。吴汝纶《答张濂卿书》称许范当世“有南皮而不往就”,不趋政要,真非“俗士”。纵观范当世一生,随侍吴汝纶最久,得其熏染最深。范当世《通州范氏诗略序》也有一番自述:“初闻《艺概》于兴化刘融斋先生,既受诗古文法于武昌张廉卿先生,而北游冀州则桐城吴挚父先生实为之主。从讨论既久,颇因窥见李、杜、韩、苏、黄之所以为诗,非夫世之所能尽为也。”[9](P485)范当世出任冀州诸书院山长,姚永概《范肯堂墓志铭》说他“在冀所教诸生多为通材,知名于世”[9](P611),门下济济多士,多为“冀州—莲池”群体第三批次成员,李刚己即是代表人物。范当世又得吴汝纶之介,为李鸿章课子,为其延学者、诗人之清誉。他也沿着张裕钊、吴汝纶的师承关系上溯,奉曾国藩为“太初师”,如《恪士自都门》所云“岂忆独居垂老日,相呼同谒太初师”,即明确了自己在曾门“文统”传承谱系中的地位。范当世又蒙吴汝纶亲为说项,绍介桐城姚氏女倚云,得谐琴瑟,这才得以纳入桐城姚氏一族的“文统”之中。他向来坦承自己的桐城渊源,如《读外舅一年所为诗因论外间诗派》云:“滔滔江汉古来并,判作支流势亦平。直到山深出泉处,翻疑河伯望洋情。”《家书一》与姚倚云论诗亦云:“泥蛙鼓吹喧家弄,蜡凤声华满帝城。太息风尘姚息抱,驷虬乘翳独孤征。”《更为秉瀚题仲远先生比屋连吟图依梅伯言同风二韵作四绝呈其尊父心嘉司马》其四云:“桐城派与阳湖派,未见姚、张有异同。我与心嘉成一笑,各从妇氏数门风。”吴闿生在《晚清四十家诗钞》中收入范当世吟咏姚氏族人的诗作,如《外舅用山谷松扇韵题刻竹扇上以与当世敬和二首》、《天津问津书院姜坞先生主讲于此者八年外舅重游其地感欲为诗乃约当世同用山谷武昌松凤阁韵》等,都生动反映了范当世与桐城姚氏的“亲缘—学缘”关系。

  范当世对张裕钊、吴汝纶、姚氏一族都充满真挚的感情,不偏不倚,略去矫情。《晚清四十家诗钞》自然将范当世列为张裕钊、吴汝纶的共同传人,径置于张裕钊之后,列第四位,而与第二卷中的姚永概拉开了适当的距离。所以,曾克耑《晚清四十家诗钞序》以范当世诗为古来诗学之正,略云:“覃及胜清之末,肯堂范先生卓然起江海之交,忧时愤国,发而为歌诗,震荡翕辟,沉郁悲壮,接迹李杜,平视坡谷,纵横七百年间无与敌焉,洵近古以来不朽之作也。自范先生殁,当世负盛名者多能与范先生同源一趣,而轨辙较近、感发较切,示天下学诗者所从入之途,固莫捷于是矣。此吾师北江先生选录近代四十家诗之微意也。”这里,突出了范当世学诗于吴汝纶、方得诗学“正宗”的“史实”,因此,真正的“大宗师”自然非吴汝纶莫属了。这样一来,《晚清四十家诗钞》便以冀州幕府和莲池书院为主轴,昭示了张裕钊、吴汝纶、范当世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进而确立了吴汝纶在这个群体中的“宗主”地位和核心作用。

  第三,姚永概的文化象征意义。

  列于第二卷首位的是姚永概。姚永概是桐城姚氏末代传人,姚范(南菁)与姚淑为亲兄弟,姚淑生姚鼐,从姚范受诗古文,姚范孙姚骙,骙幼从祖父受诗古文经学。姚骙中年后养于其子姚莹署中,“凡政教设施多所指授”,莹子浚昌,即范当世的岳父,浚昌子永楷、永朴、永概、永棠等,皆传诗法。显然,姚氏一族也是将家法与师法叠加在一起的。对于姚氏一族的诗歌创作,范当世《祭萧太恭人文》云:“惟我外舅之先出于姜坞(姚范),姜坞之学,传之惜抱(姚鼐),而归于石甫(姚莹),其在当时皆实大于厥声,才丰于所遇。”[9](P466)“外舅”指其岳父姚浚昌,亦即永概之父。当然,相关记述说姚永概师从吴汝纶最久,为文“气专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异,而言皆衷于名理”,得乃师风致。但是,这一介乎于“血缘”与“学缘”之间的双重传承关系,必然产生严重的冲突。姚永概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血缘”与“学缘”之间而不作出明确的表态,尤其是在举天下公认姚氏的桐城“正宗”地位、自己最终博得文名而获得独立位置、兄弟叔侄不愿表露师承外姓的情形下,选择摆脱吴汝纶“阴影”的焦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所以,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姚永概、永朴兄弟就进行了这样的专题论述,他说:“汝纶尝称其(永概)诗才俊逸,足使辞皆腾踔纸上,虽百钧万斛,而运之甚轻,故能出入于李、杜、苏、黄诸家,而自成体貌也。”又说永朴诗无意雕琢,有俊逸之才,恪守“姚氏家法”[10](P178)。这里也拈出了作为评价标准的“家法”,提醒人们在对姚永概的后期发展进行评价时不能局限在“冀州—莲池”人才群体的范围内,应更多地从“家法”的角度来进行观察与论述。姚永概在自定集中删去《杂兴》等怀想恩师吴汝纶的诗作,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姚永概作为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桐城名家,与吴汝纶、范当世、李刚已有着明显的区别,故与同是桐城名家的方守彝一道放在第二卷中作统一处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立了范当世、李刚己在“冀州—莲池”诗人群体中最佳“继承人”的地位,时时提醒人们注意到“冀州—莲池”诗人群体乃是桐城派“真传”和“直系继承人”的“客观事实”。因此,将姚永概放在第二卷卷首,可谓别具匠心,这在形式上具有异常醒目的提示功能,同时有着极强的文化象征意味,对业已纳入或幻想着被纳入“冀州—莲池”诗学统绪的人而言必将产生巨大的“骨牌效应”和“羊群效应”,他们乐意且安心接受这一排序结果,不至于发出忐忑甚或质疑的声音。

  《晚清四十家诗钞序》就这样以血缘、师友两条纽带交织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文学传承谱系,又以湘军—淮军军政统绪为现实依托,支撑着桐城诗派在道统与文统上的合理性发展,“家法”与“师法”便被赋予了深层次的历史承担④。

  三 “冀州—莲池”诗人群体谱系建构的意义

  在相当多的人心目中,桐城派独以文鸣世,普遍拙于诗词创作。其实,桐城诸子向来都是以“诗古文”并列进行自我表白的,一些论者还特别拈出了相关的诗学话题,如梅曾亮《书示张生端甫》云:“是时文派多,独契桐城师。”[11](P563)方苞撰文载刘大櫆晚年以诗教于枞阳,“桐城为诗者大率称海峰弟子”[5](P376),刘大櫆弟子刘开更提出“枞阳诗派”之说,其《张勋园明府诗集序》云:“自海峰先生卜居枞阳,以风雅导启后学,而枞阳诗派遂盛于桐城。”方东树《昭昧詹言》盛赞桐城三祖的诗学造诣:“近代真知诗文者,无如乡前辈刘海峰、姚姜坞、惜抱三先生者。”姚莹《桐旧集序》则从地方诗学渊源追溯桐城诗歌的发展线索,他说:

  自齐蓉川给谏以诗著有明中叶,钱田间振于晚季,自是作者如林。康熙中,潘木厓先生是以有《龙眠风雅》之选,犹未极其盛也。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元明诸大家之美无一不备矣。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然哉!

  于是,将“桐城诗”转换与升华为“诗学正宗”、“桐城诗派”的议论,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如程钊《国朝诗集题词》说:“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自注云:“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把以姚鼐诗为代表的桐城诗派的建构,提高到了与桐城文派并驾齐驱的高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评姚永朴、姚永概诗时,明确提出了“桐城诗派”的概念,又提及吴汝纶在建立桐城诗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略云:“姚氏自(姚)范以诗古文授从子鼐,嗣是海内言古文者,必曰桐城姚氏,而鼐之诗则独为其文所掩。自曾国藩昌言其能以古文之义法通于诗,特以劲气盘折;而张裕钊、吴汝纶益复张其师说,以为天下之言诗者,莫姚氏若也,于是桐城诗派始称于世。”[10](P178)这里,以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的传承链条来肯定“姚氏家法”的正宗地位。钱锺书《谈艺录》绍述父说,指出:“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11](P435)⑤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与《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序》沿袭钱说,深入阐发“桐城文派之外,还有个桐城诗派”的观点,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也专设“桐城诗派”一章进行论述。这些论断揭示出了桐城派的深层构成,即桐城派是一个学术派别、散文流派和诗歌流派多重复合体,而以姚氏家法为诗学起点,不可以单维度进行审视与研究。但是,人们在清理桐城诗派时常常将其发展线索与文派的发展线索叠合在一起,反而使桐城诗派的发展脉络与关键人物变得模糊不清,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空间。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晚期桐城派到底是由哪些人物构成,其发展方向是复归于桐城姚方的故辙,还是向着新的向度迁移,都亟须重新加以研究与评判。在这一点上,《晚清四十家诗钞》给人们勾勒了桐城诗派的最后历程与人物构成,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坐标系”。

  《晚清四十家诗钞》对桐城派的末代统绪进行“有序化”工作,最大贡献便是将后期桐城诗派诗人从散文谱系中剥离出来,谱写了一个较为纯粹的诗人群像。这个复合式谱系的厘定,与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将《晚清四十家诗钞序》第一、二卷中人物统统归入张裕钊、吴汝纶一系麾下,以整整一卷的篇幅别立一宗的做法,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在吴闿生笔下,桐城诗派经历了一个由姚范、刘大櫆、姚鼐发轫,曾国藩光大、吴汝纶继承发扬的全景发展过程,这既是一种文体层面上极其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暗合了“一代新人换旧人”的发展规律,又是一个叠合了“权势转移”的文学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戳穿了桐城故家“纯以诗古文传家”的虚幻名位,文学权力的转移与掌握,最终是要靠政治话语权、社会话语权的多重作用来获得的。旧有文化体制中的师友渊源体制与古典诗艺的传授,也许是“激活”文化身份认同机制的最适宜最可靠的方式。吴闿生藉由这个谱系整合的机会,呈现了一幅以吴汝纶为“隐性主角”的桐城诗派后期人物群像,更展现了桐城派北传的真实情状,有效驱除了一直笼罩在桐城派头上的“地方性”阴影,将桐城派拓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这一诗派谱系的建构,当然与桐城本土派诗学传承的建构不完全合拍,但在确认桐城诗派后期传承的合理性存在方面却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

  与此书的编辑策略、理论倾向相关,吴闿生将《晚清四十家诗钞》视为世变之际试图挽救日益衰亡的旧文学的重大举措。这一切都是在充分尊重“家法”与“师法”的外衣下展开的。毋庸置疑,晚清民初国体剧变、文化转型之际,桐城派作为传统文化的“实体”之一,仍然拥有相当庞大的作者群和读者群,传统诗文创作技法仍然发挥着现实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桐城派可说是维系旧体文学世界正常运行的最大支撑力量,更是抗拒新文化运动、外来文明冲击的“最后防线”,因此,当时传统文人“恐桐城光焰自是而熸”。不少名家论述过“姚氏家法”的要义,加深了人们对“姚氏家法”的理解,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所谓“姚氏家法”并不局限于家族之内,其实有着更为宽广的内涵。曾国藩说:“姚氏诗劲气盘折,能以古文家法通于诗。”这一“诗文相通”的论点,深契姚莹《复杨君论诗文书》所言“文与经无二,道也;诗与文尤无二,道也”的论点;张裕钊《国朝三家诗钞记》也说:“姚姬传氏自述其作诗之旨,在熔铸唐宋”[6](P211),指出其精义即在于一种“集大成”式的诗学追求。在他们眼中,这一诗学传统肇端于《诗》、《骚》,李、杜、苏、黄发扬光大,姚范、刘大櫆、姚鼐、曾国藩等近世“宗师”在格律、声色、神理、气味等方面“神似”李、杜、苏、黄,得“正宗之学”。吴汝纶曾引曾国藩的话说:“今天下动称姚氏,顾真知姚氏法者不多,背而驰者皆是也”[8](P55),一直以得“姚氏法”真传自诩。职是之故,贺培新在《序》中宣称,吴汝纶垂教北方,“有清一代诗学之大观,亦莫盛于是矣”,就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是在桐城诗学的继承方面,还是在整个清代诗学的发展方面,吴汝纶是一个“集大成”人物,更是一个使桐城诗派实现转型的关键人物。

  在《晚清四十家诗钞》中,桐城诗的“美”被认定是不可移易的,“美恶是非之辨,自在天壤,犹东西判然不可移易。其至理餍于人心,如饮食布帛之温饱而不能夺也”,因而“圣迹高文精奥之蕴,赖以绵延于不坠”。“冀州—莲池”诗人诗作入选此书,乃是“孔子删诗书,合道者著,离道者去”精神的再现,符合“古君子立身行道、勤苦著书之本旨”,担当得起“无瑕”之誉。从更深一层看,《晚清四十家诗钞》的诗史建构,也透射了近世“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救世”幻想,试图将诗歌变成一剂良方,消解因文化转型而产生的“心理焦虑”。在清王朝崩溃、新文化兴起的背景下,传统文学迅速边缘化,大部分传统士人都明显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不适应症”。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自序》说:“世变愈降,则贤哲之所树为弥高,宜其益不相及。”曾克耑《序》说:“异说纷纭,国学日蹙”,“江汉之游女、兔罥之野人,亦扬徽立帜以诗教天下,而民德乃日偷,国势益纷牾不可救。”贺培新《序》也说:“呜呼!文学之敝于今又极矣!学者益纷纶荒诞,靡所向往,老师风流凌夷殆尽,国纲丧乱,民生毗离。”他们依然故我沉浸在传统语境之中,未能充分估计新文化曙光的意义,将民初的整个政治社会形势描绘成了一幅史无前例的黑暗图景。其实,各派人士纷纷开出“救国”之策、“改良”之方,由于立场不同,观念各异,所选择的道路与方式自然大异其趣,但是,如此悲观的论调,如此全面否定的立场,必然使自己在文化守成主义的道路上进一步滑下去,直至与时代脱节。从本质上来讲,吴闿生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体西用”论者,在“度”的把握上很有分寸,不反对政治变革,觉得有限度地引进西方新式学术与教育是可取的,但坚持认为所有的政治主张与实践必须符合“中华传统文化本体论”的根本原则。他在范当世《燕南并辔》“鞍马真能健,读书方不慵”句下大发感慨:“西学未兴,儒生未闻体育之说也。惟先大夫知此理,常以教人。此诗即本斯旨。”高度赞扬其父在保定莲池书院倡导新式体育的举措,借以肯定其父考察日本教育、引进新式教育的创辟之功,将其视为近世西学的先导。他还高度赞赏了严复的西方经典翻译,评严复《癸丑上巳任公集高生园分韵敬呈流觞曲水四首》云:“几道新学为中国开山之祖,而旧学所造亦高如此,四诗不易及也。”评欧阳述描绘日本新型博物馆的《水族博物馆》一诗:“瑰玮陆离,令人目眩。”从总体上来讲,他对新生事物是持欣赏态度的。但是,一旦这些新生事物出现动摇中华文化根本、顶礼膜拜西学的倾向,他就会不遗馀力予以批驳与讥刺。所以,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吴闿生在自我认同上依然坚信中华固有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的“绝对真理性”。他沿着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所确定的“道统”思路,从中华传统文化“本体论”的高度,选出“维系斯文于嬗化绝续之交”的“杰作”,营造出一个“四海秋气”中的“一室之春”,陶醉其中,试图以此证立古代文学传统的真实存在,展现传统诗歌的美的“典范”意义和“不朽”价值。

  清末民初,与吴闿生“通声气”者应该相当之多,贺培新《序》曾描述了这一“盛况”:“晚清之代,作者彬起,就诗一道见于是《钞》者已不乏人,其所以发扬光大极兹盛者,不因整齐删定之业、汰繁抑浮之功,勇于退之者有其人乎!”这些“遗老遗少”依靠自己的社会声望,维持着规模庞大的旧体诗文创作,在一个与新文化相对隔离、平行的的社会圈子中继续产生着影响。他们以“诗三百”的“温柔敦厚之教、兴观群怨之旨”相号召,抉阐“悲天悯人之旨、经天纬地之才”的诗学精义,指出符合“诗三百”之旨的“诗”是“至性所停蓄,忠愤所勃发,惊心动魄、元气淋漓之致,精能要眇,变骇鬼神,使读者怵然而色变,穆然而情移”的诗,这样的“诗”是“古今中外体异而旨同,倪象万而神唯一”的,是亘古不变的,必将永远流传下去。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勇于直面近世的纷扰,对朝政、社会乃至新文化都作出了直接回应,发为“叹世”、“救世”之唱,既有李刚己《代君昂和姚锡九诗元韵》“金元文物消磨尽,聊与哀歌吊混茫”一类的沉痛之思[2](P96),也有秦嵩《由凤凰城避兵入关道中感怀》“陆沉莫问谁家物,大好河山赌一枰”之类反思满清政府投降政策的哀苦之吟[2](P305),更有针对新文化激烈的抗争,甚至幻想着化身精卫奋争到底,赵宗抃《题精卫填海图》“嗟尔精卫音哓哓,几人知尔意气干云霄”即是其中的代表[2](P185)。他们用自己的创作使桐城派的“阴柔”诗风一变而充满慷慨淋漓之气,集中体现了近世“文化守成主义”内在理路和逻辑。曾克耑在《序》中甚至作了这样一个“美梦”:“日月出而爝火息,雷霆震而万物昭,是书之行,其亦诗学昌明之兆乎?吾师之传于是远矣!”[2](P27)

  牟宗三在其《历史哲学》中说文化生命应有两个层面:一是尽才、尽情、尽气,二是尽心、尽性、尽理。这二者多关涉艺术创造与理论创造,吴闿生于时代风云变幻之际所尽才、尽情、尽气、尽心、尽性、尽理者,即在于维系中华文化、传承桐城文学、树立古典诗学典范,皆已见诸文字著述,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至于其成败得失,则任由后人评说了。客观地讲,《晚清四十家诗钞》在桐城诗派后期发展线索的梳理方面、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总结方面,都作了一定深度的探索,不能因为其强烈的“文化守成主义”倾向而一棍子打死,理应成为桐城派研究乃至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借鉴。

  注释:

  ①一哈水,即一口水,见《淮南子·氾论训》:“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而利钝识矣;臾儿、易牙,淄渑之水合者,尝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圣人之论贤也,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

  ②吴闿生对于鲁莽割裂乃父之作的行为颇为在意,如《晚清四十家诗钞》卷一“先季父诗十三首”《和齐澹斋元云》解题即云:“此韵先公亦有四首,当编在深州时,而集中误编在冀州诗后,特附记于此以正之。”由此可见一斑。

  ③如姚鼐《荷塘诗集序》云:“古之善为诗者,不自命为诗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而偶发之于诗,则诗与之为高广且远焉,故曰善为诗也。曹子建、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苏子瞻、黄鲁直之伦,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舍而仅谓之一诗人耳,此数君子岂所甘载?”

  ④这一谱系的建构和梳理,详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黄山书社1987年版),家族内以文传家,代代相传,涌现了祖孙数代齐名者。

  ⑤钱锺书《谈艺录》云:“惜抱以后,桐城古文家能为诗者,莫不欲口喝西江。姚石甫、方植之、梅伯言、毛岳生,以至近日之吴挚父、姚叔节皆然。且专法山谷之硬,不屑后山之幽。又欲以古文义法,入之声律,实推广以文为诗风气”,“桐城则姜坞、海峰皆尚是作手,惜抱尤粹美。承学者见贤思齐,向风成会。盖学识高深,只可明义,才情照耀,庶能开宗。”

  【参考文献】

  [1]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M].合肥:黄山书社,1990.

  [2] 吴闿生(撰).寒碧(标点).晚清四十家诗钞[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3] 吴闿生.桐城吴氏古文法[M].台北:文津出版社,1979.

  [4]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M].上海: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5] 方苞(著).刘季高(标点).惜抱轩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 张裕钊(著).王达敏(点校).张裕钊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 曾国藩(著).萧守英等(标点).曾国藩全集·日记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

  [8] 吴汝纶(著).施培毅.徐寿凯(标点).吴汝纶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4.

  [9] 范当世(撰).马亚中.陈国安(标点).范伯子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0]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9.

  [11] 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点校).柏岘山房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2] 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原载:中国韵文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