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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科学小说在中国的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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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向红

  内容提要 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从晚清开始译介科学小说。由于科学小说服从于晚清“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以及科学小说本身所独有的魅力,它们被译介到中国后立刻风靡全国。本文主要探讨晚清科学小说译介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的译介状况,并进一步探究其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影响。

  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为科学幻想小说的简称,是翻译过来的名词。清末民初译为“科学小说”而非“科幻小说”,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追求的是“科学”而不是“小说”,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达到启迪民智的目的。换句话说,“科学小说”是作为一种传播科学知识的形态进入中国的。一直到解放初,我国开始大量译介前苏联的科学小说,同时,也把俄文中的“科幻小说”这一名称译介到中国来,从此代替了“科学小说”这一名称,并一直沿用至今。鉴于本文的探讨范围为晚清,下文将使用“科学小说”,以免引起混淆。

  一、晚清时期科学小说译介背景

  科学小说曾在晚清风靡一时,科学小说的译介与晚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密切。晚清的翻译活动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功利性,这与中国近代的国情密不可分。而且甲午战争以前,全国从上到下均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国内的译书机构仅限于京师同文馆和江南译书总局,主要译述有关公法及制造书籍。此外还有译述宗教书籍的广学会。译书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所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间及算学、点学、化学、水学诸门”,几乎不涉及西洋文学。当时的观点是:虽然承认西洋也有文学作品,但非“有用之书”,不在翻译介绍之列。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鼓吹“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并列出应译的九大类书籍,但没有提及域外小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人从政治斗争转向理论宣传,开始意识到启发民众觉悟的重要性。希望通过间接的“开启民智”来完成未竟的维新变法。因此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开始大力倡导翻译西洋小说,以提高民德、民智和民力,强调翻译小说的地位及其社会功用。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对小说的社会功用展开进一步阐释: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在梁启超等人“启发民智”的倡导下,科学小说由于具备输入科学知识和开启民智的实用功能,也成了晚清文人关注的焦点,并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来。科学小说以奇异的科幻描写,制造出一种“奇幻效果”,打破了读者的阅读陈规,在认识论和想象的层面上,使读者产生种种幻想,进而丰富了读者的科学想象力,满足了他们猎奇的求知心理。同时,由于科学小说益于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功用,使其一旦被译介到中国,就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普遍欢迎,并成为除了侦探小说、政治小说及言情小说之外,晚清最受欢迎的外国小说类型之一。

  二、晚清时期科学小说译介特点

  1.翻译数量多、影响大

  晚清时期翻译的科学小说尚无确切的数目。据不完全统计,近代翻译的世界各国科学小说约80余种。首先,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无论在翻译数量上还是在影响力上在中国都是最大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较著名的科学小说家——日本的押川春浪和英国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据陈平原对当时“畅销书”的统计,在1896至1916年出版的翻译小说中,数量第一的是柯南道尔,32种;第二是哈葛德,25种;并列第三的是凡尔纳和大仲马,都是17种;第五是押川春浪,10种。在排名前五位的作家中,有两位(凡尔纳和押川春浪)均为科学小说作家,足可以见当时科学小说的受欢迎程度。其次,在近代科学小说译介方面除了以上提到的3位作家,还有一些欧美其他国家的作家,诸如荷兰的达爱斯克洛提斯(Dr. Dioscorides)著的《梦游二十一世纪》、德国鲁德耳虎马尔金著的《空中战争未来记》等等。再次,晚清的主要小说杂志,均刊载科学小说。《新小说》在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海底旅行》和《世界末日记》两个科学小说译本,随后其他的小说杂志也开始效仿。《新小说》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无疑对于科学小说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晚清主要的小说杂志,除《新小说》外,《月月小说》、《小说林》、及《绣像小说》等都连载科学小说,并给予其显著位置,视之为“新小说”的重要文类。最后,许多科学小说出现了多个译本并行甚至伪著的情况。如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铁世界》(Les Cinq Cents Millions De La Begum)、《月界旅行》(De la terre à la lune trajet en 97 heures et 20 minute)、《地底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等都不只有一个版本。所谓伪著,指的是以著作自称,实则是译作或抄袭的译作,例如《海底漫游记》署名为“著作者海外山人”,实则是抄袭发表在《新小说》上红溪生译述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这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小说的受欢迎程度。

  2.翻译群体庞大

  清末民初科学小说提倡者多,翻译者多,翻译科学小说的译家由最初的几个人扩展为一个庞大的翻译群体。晚清文人赋予科学小说极高的赞誉,极力推崇科学小说,在他们眼里几乎每一部科学小说都是珍品,基本上晚清的主要的译家没有不介入科学小说翻译的,有的还兼创作科学小说。徐念慈不仅翻译科学小说,而且还亲自创作了科学小说《新法螺先生谭》。包天笑、周桂笙等人也在同时期翻译了凡尔纳的作品。包天笑为晚清老资格译家,译作芜杂,晚清流行的言情、侦探、科学等小说类型都曾涉及,科学译作主要有《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和《千年后之世界》等。1906年,周桂笙译出了凡尔纳的《地心旅行》、《飞访木星》等科学小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03和1904年内,鲁迅一连翻译了3部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北极探险记》。青年时期的鲁迅有很高的科学热情,试图通过翻译科学小说来普及科学知识,进而启迪民智,因此大力倡导翻译科学小说。鲁迅认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此外,清末民初,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位译者,还有梁启超、薛绍徽、卢籍东、林纾、陈冷血、吴趼人、李伯元等许多重量级的文人都曾介入科学小说的翻译与创作。

  3.译作多从“林纾模式”

  “林纾模式”(Lin Shu Approach)指的是翻译中原作者的“缺席”,具体表现在翻译实践中,翻译者根据个体的需求或者赞助人的要求,或者读者的需求,随意删改、增削,由于林纾是此类翻译路数的典型代表,故名“林纾模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豪杰译”。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翻译大多采用此种翻译模式,即意译、译述甚至是编译的形式,出现此类“豪杰译”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先,清末民初域外文学的译入主要是为了科学知识的普及、政治宣传和启迪民智的需要,因此译者通常为了这一需要,对译作中的“主体、结构、人物都进行改造”,甚至根据自己的理解,增添一些原作并没有的文字,此类译作就有些类似于创作了。

  其次,到了晚清,出现了职业的译家和小说家,小说翻译和创作的市场化固然要求译者和作者在翻译和创作的时候竭力迎合读者的口味。为适应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对文中的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人物的心理描写进行删减,而只译中国读者所感兴趣的故事情节,这种“中国化”的译法确实使译文精炼了很多,但却常常失去了域外小说的精华。同时故意将外国小说译成传统的章回体,有对仗的回目,并冠之于“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等中国传统小说的程式和故套。甚至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称谓也均“中国化”。吴趼人在翻译科学小说《电术奇谈》卷末附记时曾指出:“原书人名地名,皆以和文谐西音,经译者一律改过。凡人名皆改为中国习见之人名字眼,地名皆用中国地名,俾读者可省脑力,而免于记忆之苦。”

  最后,当时很多的翻译家不懂或不大懂外文,翻译要靠懂外语的人口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纾,除此之外还有梁启超、吴趼人以及前期的包天笑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漏译和错译的地方。

  以鲁迅初期的翻译为例,当时鲁迅受到晚清译界意译的影响,他所译的《月界旅行》无论是从书名到内容,从措辞到细节,其译文均有删减。此小说自日文转译,日译本为28章,鲁迅译文删减至14回,并且将每回的回目都改译成对仗的七言对句,很明显受到了中国通俗小说以及林纾译法的影响。在译文内容上为了增加可读性,自作主张进行添加或删削。他在《月界旅行》辩言中提到,“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甚至原作者也被鲁迅误认为是“美国硕儒”,实为日译者误植。鲁迅后来对自己早期的翻译自称是“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并对这种译法深感懊悔,“年轻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

  三、科学小说的译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1.翻译文学促进了中国小说文体类型的健全

  中国古代的小说类型大体为言情小说、英雄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神魔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等,大体不外“志人”、“志怪”和“讲史”三大类。中国古代小说强调“集体”和“共同体”,不重视“个体”和“人性”。同时,由于中国古代缺乏国家和国民的观念,所以不具备政治小说产生的条件,由于没有法制观念和科学的不兴,也就不可能产生侦探小说和科学小说。至20世纪初,由于域外文学的介入,中国的小说类型已经齐全,除了传统的小说类型,还增加了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教育小说这四种中国古代所未有的小说类型。

  2.新小说对于域外小说的借鉴,促成了中国科学小说的诞生

  科学小说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门类,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学里不乏科幻的意识,比如,在最早的神话《山海经》、《封神演义》里面的描述,虽然绝大多数的描述是一种魔幻,都体现了科幻的萌芽意识,然而这并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小说,中国真正的科学小说是在晚清才出现的。这一时期外国科学小说的译介催生了中国科学小说的诞生,中国科学小说的破晓之作是署名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于1904年在《绣像小说》上连载。在此之后,在吸收中国传统神魔小说精华的基础上,展开了虚构的科学论述,借着翻译作品所得的灵感,作家们创作出一系列上天入地、云游太空的科幻作品。比如吴趼人的贾宝玉漫游时光隧道的《新石头记》;徐念慈在读了包天笑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之后而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叙述了法螺先生航向太阳系诸星球的冒险故事;此外还有《月球殖民地小说》、《乌托邦游记》等乌托邦小说。科学小说的创作在近代虽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却为中国近代小说增添了一种新的类型,并为“五四”以后中国科学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域外科学小说的译介促成了中国文学叙事模式的转变

  直到20世纪初接触西洋小说前,中国小说基本上采用连贯叙述方式,只有个别文言小说家偶尔使用倒装叙述。域外政治、科学、侦探小说的译入,“新小说”家最先注意到西方小说的布局,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西方小说倒装叙述手法,并在长篇小说中大量使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小说更多的是回到“过去”的历史小说,从对历史的叙述中获得一种真实感,同时也不乏有所谓的乌托邦的描绘,但数量极少。晚清文人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中乌托邦原型,同时也受到了域外科学小说,尤其是凡尔纳探险小说的启发,晚清科学小说创作中大量使用“未来完成时”,让读者产生一种幻想视野,把当下的缺憾用未来来弥补,回到“未来”成为晚清文学的一种重要叙事方式。诸如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描述无疑是受了《百年一觉》的影响,此外晚清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命名即体现了作者对于时间的理解,诸如《新中国未来记》、《世界末日记》、《新纪元》等。科学小说属于虚拟话语,除了科学知识的传播,估计更为吸引晚清读者的是小说中对于未来的描述,晚清的小说家吸收了域外科学小说的这些元素,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开始模仿,不断地预演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4.域外小说的译介为“五四”新文学做好了铺垫

  清末民初翻译家在域外小说的译介选择上可以说不无遗憾,他们之所以选择科学小说等通俗小说,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读者还没有摆脱传统“情节中心”的阅读心理,只有有趣的故事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在这一文类发展健全过程中,清末民初译者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一方面,他们选择的与中国传统小说趣味接近的译作,从而吊起了国人的胃口,激起了他们对于域外小说的兴趣,为“五四”译家对世界名著的译介培养了大批的读者。另一方面,清末民初译家对域外小说的积极引进和借鉴,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了一大批“五四”主要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

  四、结语

  总之,科学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主要是由于科学小说服从于晚清“文以载道”的文学观,由于科学小说所独有的新奇感,以及与传统的志怪小说在文学趣味上有相通之处,它们被译介到中国后立即风靡全国。科学小说的译介健全了中国的小说门类,也催生了中国本土科学小说的诞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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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民族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