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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改进:南朝“俗文学”走向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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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雷

  【核心提示】文学史上惊世骇俗的东西——新的文体或新的风格等,如鲍照诗风、南朝民歌之类,如果不经过改进,就不会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也就是说,俗文学只有经过改进,才能进入主流社会,从而成为文学主流。

  文学史的实际进程告诉我们,南朝梁、陈诗风是沿着鲍照一派的路子延续下来的。钟嵘《诗品·下》引其从祖钟宪的话:“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可见鲍照诗风在刘宋末期的影响力。《诗品·序》又称齐梁之时“谓鲍照羲皇上人”的尊鲍之风。近人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中也称:“梁代宫体,别为新变也。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辞,起源自昔……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则惠休。”

  鲍照的怪诞风格难以重复

  实际上,鲍照的诗风起初是受到时人的批评与鄙视的,如《南史·颜延之传》载:“(颜延之称)惠休制作,委巷间歌谣耳,方当误后生。”又如,《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到鲍照诗风时已有贬义:“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诗品·中》评价鲍照诗歌“颇伤清雅之道,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只是“轻薄之徒”学习的。上流社会只认可颜(延之)、谢(灵运)诗风而不认可鲍照诗风,这从齐末至梁初人们不大提鲍照即可看出。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曰:“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曰:“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他们说到刘宋诗风时,并没有提到鲍照。但为什么鲍照这样的诗风在日后会成为主流?

  原因不难理解,那就是即便鲍照惊世骇俗、发聋振聩的“美文”可以打动上流社会,但学习鲍照却很难成功,或者说,鲍照的怪诞风格是难以重复的。这在鲍照的自身创作上已有所体现。《南史·鲍照传》载:“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鲍照后半生有段时间的创作“多鄙言累句”,这里认为鲍照是怕有“以文陵主”之嫌而故意为之,但不管什么原因,人们都觉得其创作不如以往那么警策,即其文风失去了以往的怪诞、匪夷所思所带来的冲击力、新鲜感,或者说不能以新的怪诞来延续以往的怪诞了。

  引“俗”入雅以推广“俗”创作

  可以说,鲍照“颠覆阅读”的创作方式就是“俗”,即向民歌学习与写侧艳之辞,其出色之处与对后世影响较大之处也在于此,而这两点在齐梁时期也确实成为主流。那么,鲍照所提倡、追求的东西,即所谓的怪诞是如何被上流社会所接受的?其重任就“落”在沈约肩上。首先是沈约的诗歌创作继续了鲍照的题材、体裁;其次是他让题材、体裁的怪诞成为不怪诞,让其险急、险俗成为不险急、不险俗,并使其正大光明、坦坦荡荡地发展起来。从根本上说,沈约既坚持“俗”又改变“险急”的做法,所谓引“俗”入雅,以推广“俗”的创作。以下尝试论之。

  其一,先看鲍照与沈约七言诗的比较。在鲍照的《拟行路难》之后,创作《行路难》形成风气。据《乐府诗集》载,南北朝时计有僧宝月、吴均、费昶、王筠诸人有此类作品,虽然“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不变,仍保持鲍照的格调,但雅化的倾向还是能看出来的。总体说来,就是不再那么愤激地述说自己了。因此,雅化可视为一种时尚。如《白纻》,这是较早进入宫廷且在南朝沿用较久的舞曲,沈约对其进行过改制,其中《四时白纻歌》五首,是梁武帝敕沈约而作,且梁武帝作了后半部分。

  同是《白纻》,与鲍照之作的浓艳激烈相比,沈约之作就显得含蓄、清雅。就景物而言,沈约“白露欲凝”与鲍照“穷秋九月”有一“欲”一“穷”的区别;就写女性的姿容、神情而言,沈约诸如“如娇如怨”、“含笑流眄”、“含情送意遥相亲”、“嫣然一转乱心神”、“吐情寄君”、“长袖拂面”、“一朝得意心相许”等,都写得含情脉脉、娇羞里带着诱惑。鲍照的“险急”与沈约的“清怨”,这二者的区别非常清楚。由“险急”到“清怨”,鲍照提倡的七言诗经沈约的努力后显示出文人气象,从而更广泛地在社会上流传。

  其二,沈约吟咏女性的雅化。一是以描摹现实的面目出现,如《少年新婚为之咏》之类;二是含蓄,如写女性的娇羞,见其《六忆四首·其四》:“忆眠时,人眠强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傍人见,娇羞在烛前。”已与鲍照“操调险急”的激烈截然不同。虽然鲍照写女性还有些真实情感的流露,所谓“实是愁苦节,惆怅忆情亲”、“人生贵得意,怀愿待君申”云云,但宫体诗并未接受这些,而沈约的宫体诗写女性就是写女性,无所谓自己的寄托。

  其三,人称鲍照“发唱惊挺,操调险急”时,沈约正在积极推行音律和谐的“永明体”。沈约一方面倡导写女性之类的通俗诗歌风气,一方面又提倡音律,显然是想把雅俗二者结合起来;而作为一个正统文化的代言人,沈约当然要引俗入雅。

  其四,鲍照与沈约及同时代诗人都创作了一些当时流行的南朝乐府,也都创作了大量的汉魏旧曲作品。我们注意到,沈约诸人的作品是有创意的改制,如《谢宣城集》载有两组《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名先成为次》(作者为沈约、范云、谢眺等人),《乐府诗集·鼓吹曲辞》题解引文称其中的《巫山高》,“杂以阳台神女之事,无复远望思归之意也”;称《芳树》,“但言时暮、众芳歇绝而已”;称《有所思》,“但言离思而已”;称《临高台》,“但言临望伤情而已”。这些对沈约诸人的评价涉及其对旧曲的改制,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世俗化倾向,二是增添了爱情内容。

  《南齐书·文学传论》称刘宋文学“三体”,即颜、谢、鲍也;又称南齐文学为超出“三体”的“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这说的简直就是沈约对鲍照的继承与发展。日后的宫体诗,也是依照此路径而来,如宫体诗大家萧纲、萧绎兄弟,就十分赞赏沈约的诗歌。《梁书·何逊传》载,萧纲称沈约之诗为“冠冕”、“楷模”,萧绎称“诗多而能者沈约”,作诗都有唯沈约马首是瞻的意思。

  文学史家所做的工作就是重建文学的历史。这种重建,并非排列文学史事、作家作品那么简单,那些叫做“封神榜”、花名册,不叫文学史。文学史旨在展示文学发展历史上的每一步是如何而来,其一个个环节是什么,后一步与前一步的联系又在什么地方。而我们论证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文学史上惊世骇俗的东西——新的文体或新的风格等,如鲍照诗风、南朝民歌之类,如果不经过改进,就不会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也就是说,俗文学只有经过改进,才能进入主流社会,从而成为文学主流。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