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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语言观转变的诗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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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彦峰

  【核心提示】东晋人有一种“即色游玄”、“山水是道”的思想观念,所谓“寓目理自陈”即是这种观念的体现。“理”在诗人所观赏的山水景物中自然地展现出来,诗人在审美中进入一种理境,所以这类诗歌,意趣虽仍在体玄悟理,但注重语言意象之美。

  魏晋玄学从贵无到崇有的发展,体现在“言意之辨”上,是由“得意忘言”到“言尽意”的转变。

  “辞约旨远”与“辞喻丰博”的清谈风格

  这一转变直观的表现之一即清谈风格的变化。西晋清谈注重“约言析理”,以语言简洁为基本特点,如《世说新语·文学》载乐广的清谈:“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旨远,皆此类。”乐广是当时清谈的领袖,其“辞约旨远”的清谈风格是时人追求的目标,如《世说新语·赏誉》载:“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王衍是当时另一位重要的清谈领袖,早年好论纵横之术,谈辞丰富,《晋书·羊祜传》即谓其“辞甚俊辩”。而受王弼贵无玄学影响后,其清谈风格转变为以简约为尚,表明当时流行的贵无玄学“得意忘言”之说对士人语言观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与此相对,主崇有论的玄学士人则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清谈风格,如《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裴)頠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后乐广与頠清闲欲说理,而頠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不复言。”裴頠“辞喻丰博”与乐广“体虚无,不复言”,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清谈风格。与裴頠同时的郭象,其清谈亦以辞藻丰富为特点。

  “言尽意”论注重语言之美

  东晋的玄学清谈继承了裴頠、郭象注重辞藻的特点。经过西晋后期大动乱的破坏,东晋玄学清谈重新得以发展兴盛,实有赖于王导等人的努力和倡导。孙绰《丞相王导碑》说王导“雅好谈咏,恂然善诱”。东晋前期一批清谈名士,如殷浩、谢尚、王濛、刘惔、谢安、王羲之等人皆与王导有密切关系,王导“言尽意”论作为玄学新的思想方法和清谈论题,对东晋士人的影响极为深广,事实上已成为东晋玄学的新方法。

  “言尽意”的基本内涵是,“意”是语言的自我显现。就实践而言,语言的自我显现最可行的方法即是审美,由此,东晋清谈极重视语言之美。东晋人自觉地将语言的审美与玄理的领悟合而为一,具有一种体用相即的观念,体现了对“言意”关系的深刻认识。《世说新语》记载东晋人的清谈,直观地反映了东晋注重语言之美的观念,如《文学》篇:“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鱼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可见当时最重要的清谈家都崇尚丰蔚修辞的语言之美。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云:“玄学初兴,重在明悟,不在多闻。及其抗辞求胜,则不得不炫博衿奇。”这是两晋玄风的区别,其原因虽为多方面,但与玄学“言意之辨”由“得意忘言”到“言尽意”的发展所带来的语言观的转变有直接关系。汤用彤认为“得意忘言”与“言不尽意”虽互有异同,但“均终主得意废言”,因此,在对待语言的态度上,“得意忘言”说较为消极,“言尽意”说则能清楚地认识到语言的主体地位和价值。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就此而言,由玄学“言意”观的转变带来的语言观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语言观的转变导致玄言诗的革新

  主“贵无”论的清谈名士由于忽视语言的主体地位,往往不具有文学创作的才能和实绩,如《世说新语·文学》载乐广“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这实际上是西晋清谈名士的普遍特点,他们轻视文学创作,使清谈与文学分为两途。而主“崇有”论的清谈名士,由于重视语言的价值,故在文学著述上态度更为积极,亦更擅长。如裴頠《崇有论》富于文学色彩;郭象注《庄子》,时人谓其“最有清辞遒旨”。东晋一些清谈名士多能诗善赋,其清谈注重声韵、辞藻,使清谈与文学创作走向融合,所以,总体而言,东晋人在文章词华方面的修养高于西晋玄谈家。

  语言观的转变对玄言诗风的变化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称文体。”即认为西晋以来清谈盛行影响于文学,催生了玄言诗。这一判断符合诗史实际,西晋现存的一些诗歌,可说是典型的玄言诗,如张华《诗》:“混沌无形气,奚从生两仪?元一是能分,太极焉能离?玄为谁翁子,道是谁家儿?天行自西回,日月曷东驰?”通篇充斥玄学意旨,缺乏诗歌艺术形象,这正是玄言诗的典型风格。这类玄言诗体现了“淡乎寡味”、“质木无文”的基本特点。这与贵无玄学忽视语言价值的语言观相契合。

  东晋人则重视通过语言辞藻之美来表现玄理,善于化名理为奇藻,体现了以语言、意象的审美体悟玄理、玄境的写作之法。如王羲之《兰亭诗》:“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东晋人有一种“即色游玄”、“山水是道”的思想观念,所谓“寓目理自陈”即是这种观念的体现。“理”在诗人所观赏的山水景物中自然地展现出来,诗人在审美中进入一种理境,所以这类诗歌,意趣虽仍在体玄悟理,但注重语言意象之美。虽尚未找到最合适的方法表现玄理与审美之间的关系,但在继承发展西晋玄言诗风的同时,已体现出一种革新的可能,即将“言尽意”论发展为诗歌创作的观念和方法,在玄言诗的内部实现了语言观的转变。兰亭诸人那类注重以审美表现玄理的诗歌,已非“淡乎寡味”、“质木无文”所能概括。语言观的变化是东晋玄言诗革新的一个契机,体现出“得意忘言”转变为“言尽意”的诗史意义,这一点对晋宋之际的诗歌变革有重要作用。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玄学与魏晋六朝诗歌艺术系统古近之变研究”(2009023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