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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志怪小说中谶纬类型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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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旭冉

  内容提要 魏晋志怪小说以其文辞铺张华丽、内容怪诞离奇的特点为当时文人所追捧,随着越来越多文人创作者的加入,志怪小说的“志怪”已经不能满足于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奇闻异事,兴盛于汉魏时期“事丰辞富”的谶纬被文人大量运用在志怪小说的创作中并出现类型化的现象。本文将以干宝的《搜神记》等魏晋志怪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从魏晋志怪小说中谶纬类型化的表现、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的原因、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的功能以及局限这几方面,来探讨魏晋志怪小说中谶纬类型化的问题。

  关键词 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功能;局限

  序言

  谶纬是以“阴阳五行”为核心、宣扬“天人感应”的学说,这种学说对汉代以及后世的政治、思想与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谶,本义为有应验的预言。在《说文解字》中记载:“谶,验也,从言,谶声。”东汉张衡也曾对其作出解释:“立言于前,有征于后,谓之谶书。”对于纬,《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纬,织横丝也。”竖经横纬,顾名思义,纬即是以谶纬神学的方式对经书加以解释说明。虽然谶和纬出现的年代不同,具体涵义所有差异,但这两者在本质上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后人在研究的过程中便将他们联系到一起合称为谶纬。谶纬包涵极为丰富的内容,包含文史哲多个方面。也正是因为谶纬内容庞博的特点,使刘勰发现了其在文学作品中产生的巨大作用。《文心雕龙•正纬》曾言:“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可见,谶纬的“事丰辞富”无论是对文学的内容还是对其形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在魏晋时期内容怪诞离奇、文辞铺张华丽的志怪类小说体现得尤为明显。

  作为文学的自觉时期,魏晋时期的文学不仅在诗歌、散文、乐府民歌等方面获得丰收,小说创作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志怪小说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满足了当时文人的审美需求,从而为多数文人所追捧。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到志怪小说的创作和阅读中,志怪小说的“志怪”已经不能满足于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奇闻异事,更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被广大文人创作者和读者所需要,兴盛于汉魏时期的谶纬便被文人运用到志怪小说的创作中。一方面魏晋志怪小说借用谶纬“事丰辞富”的特点增强自身的文学性,另一方面,志怪小说作者也借用谶纬中神鬼之言增加故事的神圣性和可信度。此外,崇奇尚趣是读者的共同心理,谶纬故事多具有神奇莫测的传奇色彩,在志怪小说中加入谶纬因素,迎合了观众求新求奇的审美心理,同时也极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对未知现象的解释以及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文人总是乐此不疲地在小说中描写谶纬现象。

  然而,魏晋志怪小说中大量谶纬的出现,也导致魏晋志怪小说中的谶纬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象征意义上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类型化的现象。造成这种类型化的原因有很多,早期神话史传等文学作品的间接影响、现实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传播的直接影响以及志怪小说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都是魏晋志怪小说中谶纬类型化的产生的原因。这种类型化的产生有利有弊,类型化的创作给作者在写作上带来了方便,使其可以更好地汲取他人在写作题材及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经验,使志怪小说本身的内容及形式得到充分地完善,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同时类型化的创作也使读者在作品的理解上更为便利,谶纬的符号与其象征的内在涵义原本隐晦复杂,使读者难以辨别谶纬的预示涵义或极易造成读者的误读,谶纬的类型化的使用使读者“知一而通百”,增强了作品传播的广泛性及读者的接受程度。当然,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的类型化使用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过度的类型化使用造成作者的依赖心理,导致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被束缚。同时过多内容或形式上的雷同会使作品降低或丧失文学性,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

  本文将以《搜神记》等魏晋志怪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三个篇章对魏晋志怪小说中的谶纬类型化进行研究:第一章将从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的三中不同类型阐述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的表现,第二章将从历史渊源、现实因素、作者影响三个方面探讨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的原因,第三章将通过这种类型化使用的意义和局限性两方面阐述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的利弊,从而探讨魏晋小说中谶纬类型化对文学的影响。研究魏晋志怪小说中的谶纬类型化现象有助于更清晰地梳理魏晋志怪小说之间谶纬使用的相互渗透关系,通过分析这种类型化出现的内在与外在原因从而感知历史与现实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同时通过对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的解读管中窥豹,通过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了解当时文人的生活状态。最后,通过对魏晋志怪小说中谶纬类型化的研究可以了解文学作品中谶纬类型化使用对后世文学的借鉴意义。

  第一章魏晋志怪小说中谶纬类型化的表现

  魏晋时期与兴起于东汉的谶纬之学联系密切,魏晋志怪小说作者将谶纬应用于志怪小说的创作中以增强其艺术性。然而,谶纬最初出现的意义毕竟是为政治服务的,将其“嫁接”到文学作品中也就有一定的选择性,而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篇目众多,作者在将谶纬引入到志怪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类型化使用的现象,这种类型化在形式上摒弃不适于文学表达的谶纬形式,将一些易于进行文学加工的谶纬加入志怪小说中为作品增光添彩;同时,这种类型化在思想上也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即借助谶纬的预言功能实现志怪小说一定的引导作用与教化意义。

  谶纬的类型有很多,从本质上来讲,谶纬是在天人之间建立起神秘的感应关系。在魏晋志怪小说中的谶纬则是借用了谶纬的这种天人感应形式,将小说中所描写的特殊的人事物通过特殊的现象衬托出来,造成上天通过异象传达天意,成为吉凶祸福的表征。但由于天地间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繁杂,传达天意的载体也就多种多样,由此出现了志怪小说中多种谶纬类型:如感生、异貌和梦谶等一些人能切身感受到的或梦境这类具有表征性的显性类型,再如语谶、谣谶和诗谶等一些以语言文字记载的具有文字意义的文字类型,或如神仙方术等无法解释而完全依托另类空间的神秘类型。

  第一节感生、异貌和梦谶

  感生,乃是“认为帝王和圣人都是感天而生的,从天上来到人间进行统治和教化,”。在关于圣人的记载中,感生很常见、如《诗经》中就有“履帝武敏歆”说法。在《史记》中也有:“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记载。感生的渊源来自于上古,谶纬中的感生说则是有意而为之,这些感生故事多是为了某种需要将这种神话附会到一些英雄或圣人身上,以增加他们的神圣性。在魏晋志怪小说中有很多圣人感生的描写,其中尤以王嘉的《拾遗记》为最。如《拾遗记》中对庖牺其母青虹绕怀的记载及神女简狄见鸟卵生契的记载。在王嘉笔下,不只是帝王有着非凡的出生经历,就是圣贤的出生,也有着极为神秘的色彩。如对孔子的出生情形的就有着传奇性的记述:“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梦而生夫子。”在王嘉的《拾遗记》中,帝王圣人感生的描写达八处,这些感生故事有些在前人的作品中有过只言片语的记载,而在王嘉的笔下,这些天命所归人物的诞生则更具传奇性和神幻性。通过对这些奇人浓墨重彩的出生描写,不但使全文更具铺排华丽的文学色彩,同时也使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更为突出,加深后人对他们的崇拜。

  魏晋志怪小说中还有一种还有彰显非凡人物的非凡命运的谶纬类型就是异貌。异貌原本是远古图腾崇拜的产物,英雄们身上的多种奇异面貌是多种图腾崇拜相融合而成的,随着这种图腾崇拜在汉代谶纬运动中蜕变为政治神话来为现实政治服务,异貌的拥有者则从远古英雄变为帝王将相。魏晋志怪小说中的异貌往往是伴随着感生进行创作的,所描写的对象当然是具有光环的非凡人物,如《搜神记》卷八中提到的舜“龙颜,大口,手握‘褒’”。在后人的注解中“握褒,手中有‘褒’字”是“喻从劳苦受褒饬致大祚也。”可以想见,圣贤的与众不同预示着其日后不平凡的作为,而在志怪小说中这种感生异貌的描写,则突出了这种天命所归的神圣性。

  与感生和异貌相比,梦谶这种谶纬形式在志怪小说作者的笔下则更为常见。做梦是人们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事情,然而梦这种形式很特殊,常会人觉得亦真亦幻,人们变会不自觉地将它与现实结合到一起。而通过梦谶对某些事情的发生进行预示,则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因此,在作品中有很多的梦谶描写。这些梦谶有的预示个人的荣辱得失,如《搜神记》中梦子丧命的张奂夫妇;有的则通过梦谶预示子孙家族的昌盛衰颓,如《拾遗记》卷七中的薛夏之母梦中显贵;更有甚者,在一些魏晋志怪小说中梦谶还和国家兴亡更替联系起来,如《博物志》卷八“史补”中西周替商的预兆。

  无论是感生、异貌还是梦谶,这种通过人能切身感受到的或梦境这类具有表征性的显性表现类型与谶纬所宣扬的“天人感应”的理论相吻合。正是通过这种表现,历史与当下、现实与虚幻相互结合,由此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

  第二节语谶、谣谶和诗谶

  在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的形式类型中,有一类是以文字或者语言的形式来发挥谶纬的预言作用的。当大批文人参与进志怪小说创作和阅读中来的时候,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也随之得以提高。创作者不再拘泥于描述简单的谶纬现象,而是更加注重其美感,于是便出现了以语谶、谣谶、诗谶这些以语言文字形式传播的谶纬类型。

  语谶是谶纬类型中最为简单的文字形式,常以典籍记载的形式出现,如《搜神记》•卷四中关于“华山使者”的记载:“秋,……因言曰:‘明年祖龙死。’”这则故事原是出自《史记》。然而此段在其基础上设置了对话,令描写极为传神。书中所言“明年,祖龙死”则是语谶,而“祖龙”指秦始皇。

  同语谶相比,同是以文字形式记载的谣谶和诗谶则更为高级。将谶寓于谣和诗中,既保留了谶的固有属性,又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因此谣谶和诗谶便在作品中深受文人喜爱。

  谣谶是以歌谣的形式用来预测未来事件的谶纬,其语言整齐、简洁,有着广泛的流传性。如《灵鬼志》中曾记载晋时苏峻死后其弟苏硕相继被杀的事:“明帝初,有谣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硕,峻弟也。”

  诗歌为先秦时期的产物,韵律齐整,易于诵读和传播。将谶以诗的形式展现在文学作品上,除了赋予小说人物超凡脱俗的神秘色彩外更增加了作品的文学性。在《拾遗记》卷七中对薛灵芸这一人物的塑造中,诗谶体现得极为明显。其中通过“土上出金火照台”这“七字妖辞”的诗谶预示“魏灭而晋兴”。汉代为火德、魏代则是土德,“火照台”寓意火居于土之下,即魏代汉兴。“土上出金”则暗指晋兴。

  不论是语谶、谣谶还是诗谶,都可以看出这些以语言文字的形式流传的谶语同一些模棱两可的灵异现象相比更为具体、更为实际,流传性也更为深远。这些谶语每每应验,看似神秘,其实它们都代表着当时人们的心理,形成了较有影响的社会舆论,因而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一定的科学预见性,也使得这些运用谶语的作品兼具有神秘色彩和文学色彩。

  第三节异物附体和神仙方术

  在谶纬中,除了能够直观感受到的梦谶、异貌、感生类型以及通过语言文字表达的语谶、谣谶、诗谶类型,还有一种形式则是抛开人类能够认知的程度,将所要表达的灵异现象完全归结到无法解释的天生异象和神仙方术上去。尤其在朝代更迭之前,为了证明新朝建立或战争发动的合理性,常常会有身怀特异功能的神仙方士作为通晓天意的使者,将难解的天象解释给统治者或民众,达到预言示警的目的。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每每当社稷易主或兵乱发生之前,就会出现一些非正常的现象。这些异象常常以平时常见的事物发生异变,以常人能懂的形式传达动乱将临的信息。《搜神记》里有很多这类记载,如“草作人状”一条,是“黄巾贼起,汉遂微弱”的征兆;又如其中“马化狐”一条,预示周幽王的诞生将结束周王朝的统治;再如“狗作人言”一条,则是“二胡之乱,天下饥荒焉。”的预兆。此外,还有“雌鸡化雄”、“木生人状”、“牛能言”等都属于异物附体来预言天下时局的变化。

  当一些异象隐晦曲折,常人无法理解时,往往会出现神仙术士对这些异象进行说明并加以解释,降低奇异事件产生的突兀感。如《搜神记》中郭璞通过茱萸相樛而生的怪象预言“有作逆者”,为“吴兴徐馥作乱”埋下伏笔。除了作为使者传达天意外,魏晋志怪小说中神仙方士的塑造还有一个极大的用意。封建时期往往赋予了帝王极大权力,当这些帝王毫无法度、肆意而为时,魏晋志怪小说中就经常会出现这些无所不能的神仙方士与之对抗,这些对抗王权的神仙方士反应了当时社会民众的反抗精神,同时其身上无所不能的方术也为战胜王权的安排取得一定的合理性,如《搜神记•卷一》提到的方士介琰和左慈等就是这一反抗形象的代表。此外,魏晋志怪小说中还极为生动传神地刻画了一批术士形象如于吉、葛玄、管辂、淳于智等等,这些术士或大显神通锄强扶弱、或深化绝技不畏强权,通过对他们的描写表达了民众的心声,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第二章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的原因

  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动因,魏晋志怪小说中出现谶纬类型化现象与其对神话与史传等作品的继承、受到当时动乱环境和宗教传播的影响、以及小说作者自身的影响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本章将从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的历史渊源、现实因素、作者影响这三个方面具体阐述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的原因。

  第一节对神话与史传等作品的继承

  谶纬本是一种政治隐语,是统治者为了神化王权,宣扬天命所归的思想产生的。在《山海经》、《穆天子传》、诸子百家、屈宋辞赋、史传文学这些具有中国浪漫主义思想的先秦文学作品中,常常包含着大量具有神秘性和象征性的神话传说。其中一些受命预言类的作品恰好为谶纬的正确性提供了佐证,增强了君权神授观念。因此,汉代出现的以天人感应为理论支撑,以阴阳五行说为理论骨架的谶纬常常在这些传说的基础上加以改动,保留其神性同时融入自身需要的政治导向,以其为论说依据以加深其权威性与神秘色彩。可以说,谶纬与先秦神话史传类作品有着内在的联系,而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的类型化,更是与具有中国浪漫主义之风的先秦文学作品密不可分。

  魏晋志怪小说中有着大量对先秦文学作品的继承,如继承《山海经》一类的作品中记述地理、夸示博物的琐闻描写特点的张华的《博物志》以及继承《穆天子传》一类的作品以谈神鬼灵怪为中心的“故事”的《搜神记》等。而魏晋志怪小说中的谶纬也有许多沿袭自先秦神话与史传等作品。其中有的是在先秦神话的基础上沿袭其创作精神加以润色的,如《拾遗记》中对上古三皇五帝的事迹浓墨重彩的描摹;有的则是在现实的土壤中驰骋想象,创造故事或润色民间传说,如《搜神记》中对一些奇人异事的记载来反映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还有一些则是模仿古代神话书的体例,或利用旧题材演化新故事。如《博物志》里有多条引用先人典籍中的记载作为小说发生发展得凭据。

  在魏晋志怪小说谶纬对神话与史传等作品的继承中,由于撷取的内容相似、思想雷同,也导致志怪小说中谶纬出现类型化。如对帝王的感生描写,在《搜神记》与《拾遗记》都是在前人纬书记载的基础上中提取素材进行加工产生的,在表达形式上,都极尽夸张之能事,以祥瑞圣象渲染圣人感生;又如对在描写关于朝代更迭的事件时,都是以前人史书中记载的史料为依据,在历史事件必然发生的前提下安排异象示警、方士劝慰等情节;而在记载一些语谶的参考依据时,《搜神记》、《拾遗记》、《博物志》等志怪小说更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先秦文献作为解释说明谶纬的理论依据,如《搜神记》卷二中“边洪发狂”、“钟离意”,卷四中“冯夷为河伯”,卷六中“论山徙”、“地长地陷”、“天雨草”等,《拾遗记》卷一“少昊”、卷二“殷汤”、卷三中“周灵王”等,《博物志》卷九“杂说上”、卷四“物理”中都有相关记载。

  第二节动荡乱世与宗教传播的影响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兴起都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在魏晋志怪小说中出现大量的谶纬现象,除了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外,更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密切相关。魏晋时期社会社会及其动荡,伴随着各级矛盾的深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处于上层地位的士族阶级腐朽麻木,将心灵寄托放在炼丹修仙中,迷信神仙道术;而底层劳动人民在战争、贫困、死亡面前苦苦挣扎,希望找到一条解脱的良方,也往往上行下效,跟随上层阶级将寻求安宁的希望寄托于并不存在的空中楼阁。而兴起于东汉末年的谶纬之学正是伪托神意,宣扬正统思想的有力武器。虽然在魏晋时期,谶纬之学式微,但遗风犹在,因此,在这种“人多报厌世主义”的乱世,统治者醉生梦死,大力倡导宗教迷信,统治阶级的世族“皆讲超脱现世”;广大民众在极端困迫的生活里挣扎无望,便将人力无法完成的事情通过上天惩戒的鬼神故事表现出来。而为了表明这种想法的权威性,依托神意的谶纬成为志怪小说中一个极为合适的选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给心中的想法一个合理的解释,既宣泄了内心的渴望,又表达了大众化的人心取向。

  《中国小说史略》曾言:“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这段论述既说明了志怪小说的历史渊源,又揭示了其发展的现实原因。谶纬是巫术观念的时代产物,从“中国本信巫”中就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对宗教神学崇拜的影子。而在社会动荡的年代,正好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而这些神秘的宗教思想又与谶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玄学、佛教、道教甚至波斯等外来国家文化的羼入,都为志怪小说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在志怪小说谶纬的表现中,有很多篇目便是将宗教思想中的奇异故事以谶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受“惩恶扬善”、“善恶有报”思想的影响,也使小说的描写出现类型化。如在《搜神记》、《博物志》中都有暴君无道导致天降示警或行善积德福荫子孙的记载。

  第三节作者经历对作品的直接作用

  优秀作品的产生离不开渊博学识的作者。不同于先秦时期文学作品多为集体创作,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了文学的自觉,作者开始独立完成文学作品,虽然一部分作品仍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各种原因无据可考,但是一些流传较为深远的作品如《博物志》、《搜神记》等,仍然可以看出其笔下作品历史与现实因素的融合与作者本人特殊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魏晋时期文学大部分流行与上层社会,所以总的说来,那个时代的作者大部分是封建士大夫。但每个人的各自身分各异,编书的目的也不同。但值得深思的是,这些“志怪”小说的作者本身就有奇怪的传说,成为其撰写志怪小说的特殊因素。如《博物志》的作者张华,为晋武帝时的中书令,在他身上发生过许多奇异的传说。如在他身上发生的极为有名的力主伐吴的故事。此外,《晋书》中还记载了张华遇害前灵异示警、梦中示警等传说,都体现了张华自身的神异性。同时,以“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著称的张华,谶纬、方术以及其他的杂书都有所涉略。在《晋书》的中,记载了张华能见海凫毛晓天下乱、以苦酒验龙肉等,足见张华博学多闻,同时也为其编写《博物志》提供了基础。而“丰城剑气”、“延津剑合”的传说则展示了张华通晓谶纬的才能。关于张华的种种传说虽然荒唐,但正是由于他相信神仙方术、认为真有鬼怪而乐于加以宣扬的缘故,才写出具有大量谶纬现象的志怪小说《博物志》。

  作《搜神记》的干宝,曾担任“国史”。在《搜神后记》和《晋书•干宝传》的中也记载过发生在干宝身上的灵异事件:如干宝父亲宠婢死而复生且“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再如干宝之兄死后“积日不冷”,自称见到了“见天地间鬼神事”。因此干宝深受影响,集灵异奇事以成《搜神记》。同时干宝也很喜欢阴阳术数之学,他在《搜神记》自序中曾言:“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足见其鬼神观。

  关于王嘉的记载,则更为离奇。《晋书》提到王嘉:“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鲜能晓之,事过皆验。”并提到他平常就不吃五谷,能预知未来事。最初隐居在东阳谷修道,不问俗世。前秦的苻坚,屡次请他出来作官,他总不肯。后秦的姚苌,因为被王嘉回答他的话冒犯,怒而杀之。而后传言其王嘉并没有死,出现在郊外为人所见。

  总而言之,这些志怪小说的作者基本上都是经历过“灵异事件”的士大夫,士大夫的身份说明了其学识渊博,有一定历史文化基础;而经历过灵异事件则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动乱以及宗教流行的影响在另一方面促进了志怪小说作者将谶纬现象应用于谶纬小说中。同为博闻多识的文人并同时经历过“异事”,因此在其笔下的谶纬多兼具文学性与神秘性的类型化倾向。

  第三章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的功能

  从最早的“河图”、“洛书”中可以看出,谶纬是因统治阶级的政治而出现的。其内容都与政治有关,并且提出了与国家、社会或者统治者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与个人命运和吉凶有关的预言。然而进入魏晋时期,随着文学自觉的出现,文人则开始发现谶纬的文学功能,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的类型化在思想上能够突出作者的创作目的,通过反复的类型化内涵表达加深作品的阅读导向,从而实现作者借奇怪之事“游心寓目”、借祥瑞之象歌功颂德、借异变之景警醒示灾的目的。而在小说的艺术特色上,谶纬类型化的创作给作者在写作上带来了方便,使其可以更好地汲取他人在写作题材及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经验,使志怪小说本身的内容及形式得到充分地完善,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同时类型化的创作也使读者在作品的理解上更为便利,谶纬的符号与其象征的内在涵义原本隐晦复杂,使读者难以辨别谶纬的预示涵义或极易造成读者的误读,谶纬的类型化的使用使读者“知一而通百”,增强了作品传播的广泛性及读者的接受程度。

  第一节突出小说的思想倾向

  魏晋志怪小说中的谶纬往往是借助某些异象来表达某些隐晦的涵义,这种思想倾向分为借奇怪“游心寓目”、借祥瑞歌功颂德、借异象灾难示警三个方面。这种借谶纬来表达作者思想倾向的手法不仅为魏晋志怪小说带来了便利,更为后世所借鉴,由此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一)借奇怪“游心寓目”

  《搜神记序》中提到所写志怪的目的是为了“游心寓目”,给人以放松心情、开阔眼界的感觉。无独有偶,后人评价王嘉《拾遗记》的时也曾言“其记事多诡怪”。可以说,无论是干宝的“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还是王嘉的“殊怪必举”、“爱广尚奇”,都是以达到作品“游心寓目”功能的目的进行创作的,因此,在作品的素材中,“怪”、“异”、“奇”则成为了小说的核心。

  如《搜神记》中本事惊人的佚名老者、行为诡谲的异变生物、贤者出世前的异象梦境;又如《拾遗记》中帝王将相统治时的祥瑞盛景,暴君统治被推翻前的天灾人祸;再如《博物志》中将有大事发生先的天象诡变等等。这种特殊景象的记载,有的源于民间的讹传演变,有的源于作者的虚构想象,而正是这种区别于平常司空见惯的“异象”,迎合了读者心中“天意不可为”的心理预设,增强了小说的权威性和神秘性。

  魏晋志怪小说这种借谶纬非同寻常之景来达到“游心寓目”功能的写作手法在后世的文学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后世文学中有着大量的借谶纬来突出人物命运之奇的描写,如《三国演义》中对刘禅出生有着“夜来白鹤”、“异香满室”、“夜梦仰吞北斗”的异象,《水浒传》中宋江奇遇九天玄女得赐天书、《金瓶梅》中西门庆被预言的一生命运皆应验以及《红楼梦》中贾宝玉生而不凡等。

  (二)借祥瑞歌功颂德

  古人认为天地万物都有灵,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往往是和天神、鬼魅或精灵有着密切联系,为了使人们能够知晓上天示意,往往通过天降祥瑞来预示伟大人物的命运。按照这种说法,小说中帝王或者英雄的成功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在东汉的纬书中,有大量祥瑞的记载。受这种影响,魏晋的志怪小说中常用祥瑞以赞仁君之德。如王嘉《拾遗记》卷一“唐尧”中所描述的唐尧时期,通过处处显现出祥瑞之兆,彰显了圣德仁治下的太平盛世。再如《拾遗记•卷二》中有玄龟助禹治水的记叙,龟作为神话传说中古代四大灵物之一,有一定的天命成分存在。通过《拾遗记》的记载,可以看出小说借助龟这一灵物形象,为圣人的成功增加了顺应天意的传奇色彩。《拾遗记》中有大量关于祥瑞的记载,因此萧绮曾评之为“多涉祯祥之书”此外,《搜神记》中也有关于谶纬祥瑞的描写,其中“泰山石立”一条就通过“大石自立”、“白乌数千集其旁”预示“宣帝中兴之瑞”。

  这种将祥瑞和王权联系到一起的描写在后世文学中也多有提及,如《三国演义》第八十回中,为了使曹丕即位顺理应当,在李伏的奏议中便出现了多种上天示瑞的现象,以此证明魏朝建立的合理性。诸如此类的描写还有很多,皆是为了给时代的变革安排一个天命所归的借口。

  (三)借异象灾难示警

  当然,帝王的统治也不尽全是神圣英明的,当昏庸的君主荒淫无道时,就出现了灾异遣告。谶纬认为灾异的产生在于“淫佚衰微,……废德教而任刑罚。”灾异事件的发生则由于君主昏庸,灾异遣告便是在“国家将有失道之败”之前“天先出灾害以遣告之”。

  魏晋志怪小说中的灾异遣告以《搜神记》最为典型,如卷六“儿生两头”中,将异象同政治联系起来,来表明“所任邪也”的内涵。再如“男子化女”一条,将男性生子同“一世乃绝”联系起来,暗指王莽篡位。

  而这种谶纬灾异谴告的类型被后世文学所借鉴,值得思索的是,几乎每一个朝代的更替之前都有这种灾异谴告的产生:如《新列国志》第一回周王朝覆灭前有“月将升,日将没,几亡周国”的童谣;《三国演义》第一回中东汉覆灭前有“地震冰雹”、“雌鸡化雄”、“山岸崩裂”之象;第三十一回中汉亡魏兴前有“黄星显位”的星象;《隋唐演义》第四回隋朝覆灭前有黑气蔓延之象;《英烈传》中元朝覆灭前有“动物变异”、“山崩”之景;明代元而兴顺帝有“夜见蜂蚁”之梦。

  第二节加强小说的艺术特色

  《文心雕龙•正纬》中刘勰肯定了谶纬“有助文章”的作用。在谶纬“事丰辞富”影响下,小说的艺术特色得到了加强。这种艺术特色的加强表现在扩大小说叙事功能、完善小说人物塑造、丰富小说语言表达三个方面。

  (一)扩大作品的叙事功能

  谶纬题材广泛,想象丰富。由于充满迷信色彩,其叙事记物上也就具有一定的夸张和想象成分,从而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故事宝库。

  其中大量的历史地理知识为魏晋志怪小说作者所用,形成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同时,类型化的谶纬故事题材也使魏晋志怪小说出现了“同中求异”的类比风采,同是描写神仙方士,《搜神记》中的描写诡谲奇异,《拾遗记》中则铺排华丽;同是叙述历史事变,《拾遗记》的记叙细致而完整,《博物志》则言简意赅。

  此外,谶纬的类型化在小说的情节也有一定作用。魏晋小说一般篇幅不长,然而谶纬的加入,使得志怪小说中的一些篇目“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搜神记》卷四中“秦王子婴立”一章,从子婴的梦谶写起,一直到赵高死为止,全文以梦中情形为中心,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叙述了一个极为精彩的故事。而将这种谶纬类型在《三国演义》中也有应用,如其中写到曹操共两次梦到“三马同槽”,在司马懿还未显才能前曹操怀疑梦中所寓是马腾父子,读者也跟着这一猜测去思考;而当这父子死后,曹操在病中仍然做了“三马同槽”之梦,到最后小说才点名其中所指原是司马父子。读到此处读者恍然发觉,原来小说早对结局进行了暗示,而这一故事情节则是围绕一个梦境来描写的。

  (二)完善人物的形象塑造

  谶纬不但增加了魏晋志怪小说的篇幅,使之结构更为完整,同时也使得描写更加细致生动,塑造了大批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搜神记》中第二十一条关于“左慈使神通”的描写:面对曹公的再三刁难,左慈都以自身超凡的灵力解决难题,然而面对“公怒,阴欲杀放”性情反复不定的阴狠主人,他选择的不是引颈受戮,而是再度以自身的优势得以逃脱,面对“曹公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今既验,但欲与相见。”的谎言欺骗,左慈清醒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残暴,并机借法术机智地让前来逮捕他的人“莫知所取”。这种借用神仙方术的方士来表达士人反抗精神的在志怪小说的描写中还有很多,如第二十二条“于吉请雨”中孙策因不满于吉“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并提出“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苛刻条件,然而虽然请雨成功,但是出尔反尔的孙策却仍是将于吉杀害了,孙策因为杀害了具有法术的于吉最后落得“疮皆崩裂,须臾而死”的结局,反映了于吉的反抗精神。再如第二十三条“介琰变化隐形”中吴主因介琰不肯教自己法术将其缚而射之,最后没有得逞以及第二十四条复仇的徐光等等,这类人物既有不同于常人的超长法术又有和常人相同见疑于君主的经历和反抗精神与斗争意识,这种描写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这类人物虽然是现实社会中的异类,却是现实世界中真实人物的抽象化体现,有着极为深刻的典型意义。

  后世文学作品中也遗留着这类反抗典型的影子,如《西游记》中一身本领不向玉帝妥协、敢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便和魏晋志怪小说中懂得超人本领,多次在曹操狙杀中逃生的左慈;再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的爱情悲剧便通过诗谶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第七十六回她与史湘云联对而出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一句,这句不单是封建家族倾颓前绝望的哀歌,同时也是林黛玉自身命运的写照,而最为引起读者共鸣的便是与以林黛玉为代表的大观园众多女性悲剧命运息息相关的《葬花吟》,在甲戌校本中脂砚斋的评语中点明这首诗便是用落花来暗示大观园人物最终的命运走向。

  (三)“赋”化的语言表达

  谶纬对魏晋志怪小说的作用,除了具有扩大叙事功能、完善人物塑造外,还表现在对志怪小说语言的影响上,因为谶纬的运用,使得魏晋志怪小说具有“辞富膏腴”的特征,铺排扬丽的描写使之具有“赋”的特征。如王嘉《拾遗记》卷一《少昊》:

  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迴薄化无方。”……白帝子答歌:“……清歌流畅乐难极,沧湄海浦来栖息。”

  此描写极具艺术性。这一故事原型取自《春秋》,但在王嘉的笔下,这段描写文笔绮靡、用词绚丽,正如萧绮在《拾遗记序》中的评价:“盖绝世而弘博矣!”除萧绮外,还有很多关于对《拾遗记》在语言上的评价,如谭献提到:“《拾遗记》,艳异之祖,恢谲之尤”。鲁迅评之为“其文笔颇靡丽”。这些评论都指出以《拾遗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受谶纬的影响在语言表达上辞采飞扬的特点。

  这种语言上的功能在魏晋志怪小说中的谣谶、和诗谶中体现得极为明显,更为后世文学带来了借鉴意义。如《三国演义》出现的谣谶“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此句拆字的形式隐喻入谶预示董卓将死,语言简洁,韵律齐整。再如《水浒传》中对宋江眼中出现九天玄女的描写:“身穿金缕绛绡之衣,手秉白玉圭璋之器……”此描写为九天玄女话语的神圣权威性铺排渲染,增强其神圣性。

  各式各样、种类繁多的谶纬现象描写加入到魏晋志怪小说的创作中,既扩大了文学作品的题材,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增加了情节构思的巧妙性,同时令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满起来,使得故事充满了民俗气息。

  第四章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的局限

  人类对未知命运的探索总是有着浓厚的兴趣,谶纬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迷信与科学并存、虚假与真实混杂的预言方式,有其迎合大众心理流传广泛、深入人心的优越性,然而,在魏晋志怪小说中使用谶纬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的类型化的局限性。过度的类型化使用造成作者的依赖心理,导致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被束缚,在使用谶纬时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同时过多内容或形式上的雷同会使作品降低或丧失文学性,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

  第一节情节构思的雷同

  魏晋志怪小说中的谶纬使用给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源头活水,无论是在写作题材还是创作手法上都开阔了一片新的天地,然而,由于谶纬无论是在形式还是思想上都有协同性,因此就会出现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使用的现象。一味用雷同的谶纬情节来构思故事会使得作品缺乏新意,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容易被束缚,如在魏晋志怪小说中圣人出世多会伴随祥瑞之景,或彩云环绕,或天龙护体;在圣人的统治时期也都是出现麒麟、神龟等圣灵守护;而帝王将相一生的非凡功绩在其母怀胎的梦中就会有所预兆,有的日月入怀,有的仙人引渡,有的托言报恩;而战乱之前的天生异象也惊人的相似,山崩地陷,动物异变等等;这种情节相似、内容雷同的创作不但没有为小说添彩,反而会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使读者如同嚼蜡,从而削弱了有些小说自身的魅力。

  同时,为了猎奇而猎奇,魏晋志怪小说中还出现人为拼凑的痕迹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现象,如《搜神记》卷一第二十四条“徐光复仇”中复仇者本事的突如其来,再如《拾遗记》卷五“前汉上”中双头鸡出现则对应《诗》中“牝鸡无晨”解释的牵强,而后文描写“鸡反顾望汉宫而哀鸣”则更为荒诞,以此象来预示王莽篡位之事显得牵强附会。此类的描写还有很多,过于突兀的情节导致小说的内容生硬牵强,从而影响小说的艺术成就。

  第二节迷信思想的泛滥

  谶纬盛行之初,就有一些学者指出谶纬中存在的弊端。其中迷信糟粕的虚妄之语原本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用来迷惑民众的手段,使得当时有识之士对谶纬的存在提出了质疑。如桓谭、张衡等人就认为谶纬是妖言惑众之谈,此外,在王充和旬悦也极力斥责谶纬之学,质疑其为孔子所作的真实性,认为其中多虚伪之作。在魏晋时期,本已被杜绝禁止的谶纬随着志怪小说的广泛传播而扩散深远,也导致了迷信思想的泛滥。

  如魏晋志怪小说中常使用谶纬将历史事件发生必然化、现实怪异现象合理化,离奇曲折的情节设置虽然对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却也会削弱小说的现实批判性。此外,大量迷信的描写会误导读者进行歪曲引申联想,造成文章的误读。因此,对于魏晋志怪小说中谶纬的类型化应批判地看待,在肯定其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其自身的局限性。

  结语

  由于谶纬的迷信色彩,学术著作中最初对谶纬的研究有限,只有少数非文学类的著作,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但对谶纬的研究内容较粗略。而钟肇鹏所著《谶纬论略》的出现则成为谶纬研究进入专门化的标志。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谶纬研究同文化与文学研究起来,如邢东田的《<水浒传>谶言初探》、万晴川的《命相、占卜、谶应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等。

  然而,在大量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与谶纬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着眼点放在明清时期较为成熟的长篇小说中,或是笼统地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与谶纬的关系,忽视了与东汉时期较为接近的魏晋时期小说中的谶纬现象。魏晋时期作为开始产生文学自觉的时期,其对后世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对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的《幽明录》等志怪小说的直接影响外,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的创作还为唐传奇所借鉴。如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就源于《搜神记》中“卢汾梦入蚁穴”的故事等。除此之外,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还为明清长篇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中受这种创作手法影响最大当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了,其中大量的情节都是由志怪小说的谶纬故事发展而来,由此宣扬作者“拥刘反曹”的主张。另外,魏晋志怪小说谶纬类型化在“三言”“二拍”、《水浒传》、以及《红楼梦》等著作中都有所应用,在此不再一一赘述。由此可见,魏晋志怪小说在谶纬运用方面为后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谶纬并不科学,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迷信,但在文学作品中运用谶纬能够使作品更富有趣味性和生动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小说创作方法的一种进步性,因此,总体来说魏晋志怪小说的谶纬类型化运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目前学界对文学与谶纬关系的探讨正日趋成熟和完善,谶纬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意义和影响的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还有许多谶纬现象尚埋藏在作品中等待被发掘,作为民族文化的继承者,我们应当充分开采凝结祖先智慧的文化矿藏,在文学研究领域开拓一片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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