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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文化传统与“文”的先秦语义及话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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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名”与“实”关系的探讨,向来为各派思想家及学术研究者所重视。它反映了人类认知问题的常见困惑,那就是“名”与“实”的非对称性。由此而言,名词背后的“那一个”,才是我们研究问题时应该关注的对象,而非某一个名词本身。以“正名”方式来考察事物之“名”与事物之体、用等问题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循名责实”。据此而应用于学术研究,则对文道观念之“文”进行探讨,应考察不同的“名”所指向的共同事物之“实”。以此思想观照先秦时期的“文”,发现其表述方式和内涵是复杂多样的。

  关 键 词:正名/循名责实/先秦/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两宋理学诗研究”(13BZW06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一般项目“宋明理学诗诗性品格及其国际化问题研究”(14JDWYB014);“北京语言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王培友(1970- ),男,山东日照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文论研究

  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和个体的等诸因素,作用于社会实践主体,生产着实践主体本身,并生产了与观念相关的产品。由此而言,作为高度发展的观念性产物,中国历史上主要由士人创造出来并发展着的文道观念,绝不是什么天才人物风云兴会而发扬蹈厉所致,必是不同的士人群体承继了前代的文化积淀,并适应着新的历史文化需求而成就其复杂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士人群体的文道观念的历史文化渊源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士人文道观念的由来、发展与变化,从而准确把握其文化品格和历史贡献。

  梳理学术研究史可见,百年来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如1931年出版的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0年出版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1996年出版的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大都没有认识到士人文道观念之“文”、“道”及“文道关系”的复杂性,只是想当然地把文道观念之“文”看作是“文学”、“文章”或者是载“道”的形式。而通过考察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之“文”可知,他们所用的“文”具有“礼乐制度”、“文明”、“文化”、“道”、“文章”、“文采”等多种义项[1]。这种情形的存在,已经成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士人文道观念的不小障碍。本文欲从中国文化中的“正名”传统及“名”的语义层次入手,对中国古代士人文道观念之“文”做些探讨,或有助于学界正确认识特定历史时期士人文道观念内涵的复杂性。

  一、中国早期文化中“名”、“实”的非对称性与“正名”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名”与“实”关系的探讨,向来为各派思想家及学术研究者所重视。孔子强调:“必也正名乎!”强调的是以“名”来规范礼用的不同层级,使人们各守其分而不逾矩。他在表述相关历史事件时,经常采用不同的笔法,后人总结为《春秋》“义法”。杜预《春秋左传序》所列其“义法”有五种,其中其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在彼”。如《春秋》成公十四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这里,称“叔孙侨如”用了氏族名“叔孙氏”,目的是尊君命,称“侨如”而略“叔孙”,是为了尊重夫人。显然,“叔孙侨如”、“侨如”都指的是名称背后的“那个人”。其三曰“婉而成章”。如《春秋》记桓公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事件。其时鲁国有许田在京城,郑国有祊田在泰山,两国交换则祊田抵不上许田,郑国就以璧为补偿。两国之田是周天子赐予的,按照周礼是不能交换的。故《春秋》为之隐晦,只说用璧来借许田。由上述可见,孔子在删定《春秋》时,一件事情有多种表达方式,其名称是多样的。孔子的这一思想,贯穿于儒家的传统经典之中,并得到了后世儒者的不断尊崇,从而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名称共同指向于背后的同一个事物,大概是中国早期文化重要的文化现象。不惟孔子对此有所注意,同时代的老子也看到了“名”之于事物的非对称性。他在《老子》中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云:“强字之曰道”。他认为,就“道”指向的事物而言,其实是不可以说出来的,也就是“道”这个“名”实际上不能涵盖、说明“道”指向的背后的那个“物”。要说明那个“物”,只有勉强地给它起一个“名”。仔细玩味其中的含义,有两点应该注意:一是“名”是无法与其所指称的背后之“物”相对等的;二是对于此“物”的取名,是勉强的,亦即只是大致而言的。《老子》的上述两句话,说明了一个关于人类认知问题的常见困惑:“道”是无法言说、无法确指的“物”,“名”无法给与“道”以确指的界定和指称,但要想对它有所认知,又必须给它厘定一个名字,以便于对它的认识、把握和运用。

  到了汉代,前代文化中存在的“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引起了董仲舒的注意。他在《春秋繁露·竹林》中写道:“《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董仲舒认为,为了强调同一类事物,《春秋》使用了“常辞”、“变辞”这两种不同的命名方式。他又举《公羊传》释《春秋》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之文来强调说明,依“常辞”而言,《春秋》当称“晋荀林父”为“晋人”。这里变称其“名”,是因为楚君有礼而晋大夫无礼,是用“变辞”来贬低晋荀林父。显然,如以“常辞”而言,“晋人”也就是“晋荀林父”。可见,不同的命名方式固然受到其“义法”的影响,但转换角度来看,不同的名称都是指的同一个人。

  上述在中国早期文化中存在的“名”与其指向的“实”的不一致性,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事物固然可以给予命名,以方便于对其指称性的认知、识记和语言使用,但由于不同的命名人、不同的时间空间、不同的文化环境等因素,往往导致对事物的命名并不一致。比如古人常有名、字、号等,如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文忠,我们在使用“欧阳修”、“欧阳永叔”、“醉翁”、“六一居士”、“欧阳文忠”等名称时,指向的都是这些名词背后的“那个”人。可见,名词背后的“那一个”,才是我们研究问题时应关注的对象,而非某一个名词本身。亦即某一“簇”名词可能都指向某一个事物的实质,对问题的研究应该关注这一“簇”名词共同指向的事物本身。

  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给人类自身提出如此要求:当社会规则或者标准要求人们必须遵循某一规范时,人们就要以共同承认的、约定俗成的事物名称(此事物可以给与“名”来指称)来衡量或者作为标准判断,如此才可以认识事物。由此,对于这一标准的确定,以及以他物来衡量于此标准,就非常重要。前一个“标准”可以称之为“名”,而后一个以他物来衡量于此“标准”的过程,就是“正名”。当然,确定前一个标准的过程,也是需要不断采取比较、归类等逻辑思维方法的。大概也是因此之故,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都纷纷强调“正名”。其中,荀子、墨子对“正名”的方法、原则等都进行了认真探讨,代表了先秦时期各学派对于“正名”问题认识的高度。荀子为了“正名”而强调“类”:“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杨倞注:“类谓礼法所无、触类而长者,犹律条之比附。《方言》云齐谓法为类也。”[2](P8)《荀子》中《王制》、《大略》两篇文章,均有“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的说法,可知“类”相当于案例。为了“正名”,荀子又讲“分”。《王制》:“人何以能群?曰分。”“分”就是辨别、区分。《非相》:“分莫大于礼。”显然,他认为礼义法度是为了区分层级而服务的。《墨子·非命中》则进而提出了认识事物必须先“立义法”:“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这里的“义法”指的是《墨子·非命上》提到的“三表”:“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可见,“三表”与荀子所讲的“类”功用相似。当然,孔子、孟子等“正名”,是为了恢复伦理型礼乐制度,而老子、庄子等的“正名”,则是为了强调“道”的重要性,其目的是不一样的。不过,由此发轫,人们开始重视事物与指称事物的“名”之关系的探讨,庄子的“蝴蝶晓梦”说、名家之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韩非子的“说难”等,都已经认识到事物本体与事物之“名”的非对称性问题。

  由此可见,作为中国早期文化的重要特征,客观存在之“物”与其“名”往往是不一致的,一个事物往往有多个“名”。令人困惑的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进程,本来指向于同一事物的诸“名”,慢慢由于“正名”的需要而发生了语义的转变,有的语义发生拓展或者缩小,有的语义发生转移,新的语义与之前的没有了联系,更有一些事物的“名”干脆消失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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