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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学与刘勰《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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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推崇的儒家思想,其实已经不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思想,而是荀子吸收了道家、法家思想所发展了的儒家思想。他对道、圣、经的看法是和荀学一致的,所以可以和道、玄、佛等思想熔为一炉。同时,荀子的人性论、发展观、研究方法,也对刘勰有深刻的影响。

  关 键 词:孔孟之道/荀子之道/化性起伪/法后王/通变/折中

  作者简介:张少康,男,浙江安吉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大家都强调刘勰写《文心雕龙》受儒家思想影响,刘勰在《序志》篇里也说他做梦也是梦到孔子,在《原道》篇里讲人文发展也特别强调孔子的重大作用,尤其是“征圣”“宗经”观念,似乎更体现了他对儒家的尊敬和重视,但是实际上他的《文心雕龙》却并不是一切都依据孔子、孟子及其所代表的正统儒家思想来论述和评价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而是明显地有道家、佛家、玄学等思想影响,由此学术界对他的“道”、对《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也就争论不休,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其实,这里很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刘勰所特别推崇的儒家思想,实际已经不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思想,而更接近于以荀子为代表的、吸收了其他各家思想的新的开放的儒家学说。

  荀子毫无疑问是一位大儒,但他又是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韩愈在强调继承“道统”时,认为“道统”从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到孔子、孟子,以后就中断了。在他看来,荀子是“大醇而小疵”①,醇是说他继承了孔孟思想的基本方面,疵是指荀子吸收和融合了道家、法家的一些重要思想,已经不是正统的孔孟之道了,所以韩愈自己是以孟子以后的“道统”继承者自居的。荀子的主要方面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儒家思想的,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明道、崇圣、宗经的核心思想上,他把仁义礼乐(偏重礼乐)看作为治国之本,但是他又接受道家自然论的影响,发扬了法家变化不居的思想,融会贯通诸子百家,形成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并且具有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

  在《文心雕龙》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勰受荀学思想的影响是非常深的。无论是他所说的“道”“圣”“经”,还是他对人性的认识,他的发展变化观念,乃至他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如此。其实刘勰所理解的儒家思想已经不是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而是荀子所理解和提倡的儒家思想。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文心雕龙》既以儒家思想为主,又能兼容道家、玄学、佛教等其他思想。下面我们想从四个方面来论述荀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一、荀学与孔、孟对原道、征圣、宗经理解的异同以及刘勰的取向

  《文心雕龙》前五篇总论,包括两个部分:通与变。前三篇论“通”,讲述文学创作必须要继承的优秀传统;后二篇论“变”,讲述文学创作创新的正确途径。他概括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就是原道、征圣、宗经,而这个思想虽然在孔孟那里已经有体现,但最早的正式提倡者则是荀子。荀子明确提出“道”是判断一切言论是非的标准,也是评论和创作文学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在《正名》篇中说:

  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辩说也。②这里的言辞辨说是包括了文学在内的。他强调言辞辨说应当真实而易于了解,要善于辨别差异而无过错,推论各类事物差别而不违背正道,就要以“道”作为衡量的标准,故正道辨奸就如引绳以持曲直。而在“明道”方面,必须以圣人为师。其《正论》篇说:“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而圣人的代表作就是经,就是当时人文发展中形成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本是六经,但是《乐》经没有流传下来。)“道”是以圣人的“五经”来体现的。这“道”“圣”“经”才是衡量一切言辞辨说,也包括文学在内的最重要依据。继荀子之后,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则发挥了荀子明道、师圣、宗经的思想,《吾子》篇说:“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由征圣而宗经,“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③

  从荀子到扬雄所说的“道”,其实和孔、孟的“道”并不完全一样。这个“道”已不是孔子、孟子的纯粹儒家社会政治之道,不只是体现儒家仁义礼乐的道,它也包含老庄自然之道因素,也是体现万物内在规律的道,是一个更加宽泛的“道”。荀子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下,把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上升到了抽象哲理的高度,他把儒家的道看作是自然之道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领域之典范表现。这一点在荀子的《天论》篇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天论》篇中所说的“道”,就是自然之道,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自然规律。“天有常道”,“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④《哀公》篇又说:“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⑤所以这个“道”并不只是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之道,而同时也是客观地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内在原理,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说苑》作“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⑥传统儒家仁义礼乐的“道”,就是这个客观的哲理的“道”,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方面的具体体现。荀子对“道”的理解和战国后期《易传·系辞》中对“道”的理解是类似的。《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⑦,这是蕴含于万物内部的规律,是哲理层面的道;而圣人之道,正是这个哲理的道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体现。

  荀子和《易传》对“道”的理解和认识,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文心雕龙·原道》篇的“道”正是这样,它既体现在“天文”“地文”“动植之文”等宇宙万物之中,又最典型地体现在人文的代表——五经中。所以,这样的“道”既是道家的自然之道,又是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于是,刘勰在《原道》篇中也把社会政治之道上升到哲理之道;又把哲理之道具体化为社会政治之道。这是和荀子对道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在这样一种“道”的观念下,自然可以包容儒、道、玄、佛各家思想,把它们熔为一炉。不过儒家仍有主导地位,但不是狭隘的儒道,而是开放的儒道。同时也就理清了道、圣、经的关系,即如《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⑧《文心雕龙》中的“原道”,既是原“自然之道”,同时也是原儒家之道,而且可以和原佛家之道、玄学之道相通。《文心雕龙·原道》篇的“道”,不是简单的、封闭的某一家之道,而是开放的广义的道。而它的渊源就是从荀子的道发展来的,因为这个道具有哲理的意义,所以它可以兼容各家之道,而并不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虽然表面看来,他讲的人文之道是儒家圣人之道,但是他理解的儒家之道,不是儒家单纯的仁义道德之道,而是像荀子那样可以包容各家的儒家之道。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刘勰提到的主要是儒家的圣人,但是实际上圣人的范围也不仅仅是儒家的圣人,也可以兼包道家、佛家的圣人。因为“道”不只是社会政治之道,也体现为宇宙万万物的内在规律,从后一方面来说,道家和佛家要阐明的也是这个道,也是作为万物内在规律的哲理之道。由于各家圣人所明之道乃是开放的、广义的道,因此,圣人的范围自然也就扩大了,不只是儒家的圣人。以前我们读饶宗颐先生的文章,如他的《文心与阿毗昙心》⑨中说刘勰的圣人同时也可以指佛教的圣人,经典也可以指佛教的经典,往往觉得不太理解,现在我们明白刘勰讲道、讲圣人,讲经典,都是受荀学影响而来,那么对饶先生的说法也就完全可以接受了。

  荀子是非常尊重先秦的传统经典——“五经”的,但是他对“经”的看法,也是和以孔、孟为代表的正统儒家不完全一样的。孔、孟是从“法先王”的角度,充分强调“五经”的权威性,而且是绝对没有任何批评的。然而,荀子则接受法家思想的影响,重视发展变化,肯定事物是不断进步的。后代总是会超越前代的,所以他强调的是“法后王”⑩,而不是“法先王”。故而他对传统的“五经”也是有所批评的,他在《劝学》篇中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11)认为《礼》《乐》虽然有大法,有明确礼仪规定,但是没有具体解释和说明,《诗》《书》虽然论说先王故实,但是不能切合现时情况。《春秋》过于简约,难于迅速理解其意义。“五经”是重要的,是适应先王时代需要的,然而它对已经发展了的当今来说,并不都能切合现时需要。荀子没有把“五经”看成是永世万能的,而且从“法治”和“德治”关系来看,他显然不同于孔孟,是认为“法治”要比“德治”更为重要的。《劝学》篇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12)因此他在《儒效》篇中强调要“隆礼义而杀诗书”,这里的“杀”是降低、贬低的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大儒应该懂得要突出适应当代需要的礼义,重视法治,并要将之置于《诗》《书》之上。学习“经”,吸取历史经验是必要的,但并不是要把它当作不变的教条,永恒的规矩,而是要根据实际需要来修正它、改良它的,只学那些对现在还有用的。“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习最好是有近在目前的贤师,所以说要“法后王”,经书确实离现代人比较远了。当然要肯定和承认经的地位和历史价值,但是一切还是要以现实需要为依据,不盲从经典,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经,这是荀子和孔子、孟子不同的地方。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然提倡宗经,但是并不要求一切文章都要写得符合经书,更不是要以经书作为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而只是说明经书是后来各类文章的源头,从经书可以知道某类文章要继承什么样的历史传统。因为荀子已经清楚地指出“五经”中各种经的不同特点,他在《儒效》篇中说:“《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13)这是对“五经”不同特点的最早论述,刘勰对“五经”不同特点的认识就是循荀说而来的。他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说的“《易》惟谈天”“《书》实记言”“《诗》主言志”“《礼》以立体”“《春秋》辨理”,正是对荀子所论的继承和发展。他并根据“五经”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后来的文章虽然名目体裁众多,但是按照他们的内容和形式特征,也都可以分别归入“五经”的不同类别。故云:“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宗经只是强调经是各类文体之源头,为各类不同文体提供了应该继承的传统特点,而不是以经为唯一典范和衡量标准,在实际对作品评论中,也没有按照经的模板来要求,《文心雕龙》的这种理念和实践,我以为也是和荀学直接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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