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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对《九章》的整体构想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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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屈原对《九章》的整体构想及整理

  毛庆

  内容提要 考察屈原对《九章》有无整体的构想及其排列次序,两千年的研究史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原有的单篇对应的单一研究思路已经进入死胡同,必须回到文本自身、回到内证、回到整体性思考上来。文中就《九章》语言形式所提供的信息、诗题排列组合所呈现的规律、篇中与结尾所展现的心路历程三方面加以考察,发现了诗题中客观存在的排列密码,从而得出新的结论:《九章》决非如朱熹所说是后人所辑,其时间跨度虽逾三十年,屈原对此却有着整体构想,对各篇结构形式作过统一调适,对诗中文句亲手进行过整理,就连排序也是屈原亲手所定——它不同于后人的任何一种排列。

  关键词 屈原 《九章》 构想 排列

  《九章》有没有整体的结构?或者说,屈原写作《九章》时,有没有总体的构想、通盘的考虑?现在普遍的通行的说法是没有。此说承朱熹的认识而来,至今已传衍一千多年。《九章》排列究竟有无次序?有人说有,有人说无;而在主张有的人中,亦有两种见解,占多数者认为只有自然的时间性的次序,个别人则认为可能屈原创作时有安排,但又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这一分歧自王逸后开始,至今已近两千年。因而,若要再深入研究《九章》的这类问题,首先必须研究这段历史。

  研究史形成了单一思路

  最早对《九章》作出整体性阐释的,当推王逸。《楚辞章句·九章章句》解题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 ① 这段话说明了以下几点:《九章》全作于顷襄王时,地点在江南之野。

  《九章》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创作过程,其名为屈原所起。

  《九章》的创作目的是向君王进谏,相当于诗的谏文。进谏无效,委命自沉,故其为屈原最后的作品。

  《九章》在屈原为国捐躯后即流传开来,其时楚国尚未亡。王逸此说,历经千年而未见驳议,直至南宋朱熹,方提出不同意见:

  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②

  朱熹此说,虽未明指,实际对王逸阐释的中间两点作了全面反驳。他认为:《九章》的创作并不集中——“非必出于一时之言”,原为散篇,乃“后人辑之”,《九章》之名也当为后人所起;《九章》创作的目的也并非向君王进谏,乃为抒发情志——“随事感触,辄形于声”。至于王逸的第一点,后代学者则多有误解,以为朱熹反对《九章》全作于顷襄王时,而将认定《九章》作于怀、襄两世的观点归于朱熹。其实这点朱熹倒是与王逸的看法相同,他在《楚辞集注·离骚经序》中言曰:“王疏屈原,屈原被谗,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而襄王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复作《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而终不见省。”这说明朱熹也认为《九章》全作于顷襄王时 ③ 。而对于第四点,并未见朱熹提出异议,说明他同意王逸的见解。

  自朱熹对《九章》提出新的解释,其后学者多遵从之。明汪瑗对《橘颂》解题曰:“或曰,《九章》余八篇皆言放逐之事,而独以此篇为平日所作,何也?曰:《九章》云者,亦后人收拾屈子之作得此九篇,故总题之曰《九章》,非必屈子所命所编者也,又安得以此篇为放逐之作乎?” ④ (《楚辞集解·九章》张京元曰:“原既放,时为愤辞,先后集之,偶得九章,非有所取义也。” ⑤ 至清代,蒋骥在此基础上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

  昔人说《九章》,其误有二。一误执王叔师顷襄迁原江南作《九章》之说,而谓皆作于江南。一徒见原平生所作,多言沅湘,又其所自沉,亦于湘水,而执江南以为沅湘之野,故其说多牵强不相合。余谓《九章》杂作于怀、襄之世,其迁逐固不皆在江南。而往来行吟,亦非一处。 ⑥

  有关《九章》整体的解释,到蒋骥处可谓告一段落,几种主要见解均已具备,以后虽仍有若干新见出现,然仅为枝节性的,并没有总体格局的改变。

  关于《九章》排列的次序,历来也有不同见解。如戴震就推测《九章》排列无次序,认为考求次序并无必要 ⑦ 。然戴震之前,朱熹对《九章》的阐述其实就含有这层意思。他既摒弃了王逸有关《九章》创作目的的观点,认为是随时有感而发,并无计划性,又照搬王逸的排列,不作任何说明,无非是认为其次序已不可考,姑且从之。然而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九章》各篇至少在写作时间上应有个先后,其排列次序应当还是可考的。他们考求的原则,是将每篇内容与屈子生平相印证,确定出大致的创作时间,然后排列次序。在具体的考证方法上,各人又有所侧重。

  如明汪瑗侧重于将屈子事迹与历史事件相对照,从而认为:《惜诵》“大抵此篇作于谗人交构,楚王造怒之际,故多危惧之词。然尚未遭放逐也,故末二章又有隐遁远去之志”。《涉江》“其作于遭谗人之始,未放之先欤?与《惜诵》相表里,皆一时之作”。《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东迁陈城之时。《抽思》因有“悲秋风之动容”句,可以考定作于顷襄王时,应在《哀郢》之后、东迁之秋时作。《怀沙》为屈原迁于长沙时作,“怀者,感也;沙,指长沙。题《怀沙》云者,犹《哀郢》之类也”。《思美人》亦作于《哀郢》之后,《惜往日》“非临绝之音”,当作于怀王十六年,其时齐、楚断交,张仪为楚相。《橘颂》“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后之所作者也”。《悲回风》“篇末‘骤谏君而不听,任重石之何益’二言,又足以证屈子之实未尝投水而死也明矣”,当在《怀沙》之前 (以上均见《楚辞集解·九章》)。

  明黄文焕则主要注重各篇中有关时间的诗句所提供的信息,如据《惜诵》“愿春日以为糗芳”句,定其作于始放之年前的冬天,“预计明年春日之欲行”;据《抽思》“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望孟夏之短夜”等,定其作于始放之年春后,自夏迄秋,均在流放途中;据《涉江》“旦余济乎江相”、“欸秋冬之绪风”,判断屈子在南行途中,经秋入冬,故当在《抽思》之后;因橘为冬候之物,大约在溆浦所见,故定《橘颂》作于涉江之后;又据《悲回风》“岁忽忽其若颓”句,定其作《橘颂》于当年之岁末;据《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句,定其作于流放九年之后;又据《怀沙》“滔滔孟夏”、“汨徂南土”句,定其为屈原投水自沉前一月所作 ⑧ 。

  明王夫之则侧重于分析诗中屈原具体的思想、心理,与其生平相对照,他认为:《抽思》为“原于顷襄之世迁于江南,道路忧悲,不能自释,追思不得见于君见妒于谗之始”,是追思退居汉北之事。《橘颂》“因比物类志为之颂,以自旌焉”。《哀郢》是“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定其作于顷襄王弃故都以迁陈时。《思美人》为“述其所为国谋之深远,前后一志,要以固本自强,报秦仇而免于败亡。忠谋章著,而顷襄不察,誓必以死,非悻悻抱愤。乃以己之用舍,系国之存亡。不忍见宗邦之沉没,故必死而无疑焉”。《怀沙》“自述其沉湘而陈尸于沙碛之怀,所谓不畏死而勿让也。……盖绝命永诀之言也”。《惜往日》为“追述初终,感怀王始之信任,而惜功之不遂。谗人张于两世,国势将倾,故决意沉渊,而余怨不已”。《悲回风》“盖原自沉时永诀之言也。无所复怨于谗人,无所兴嗟于国事。既悠然以安死,抑念君而不忘” (以上均见《楚辞通释·九章》)。

  清夏大霖又主要以时地结合文章之语言加以判断,认为:“《九章》之《惜诵》篇,独讼谗人,不及国事,乃上官行谗,王怒见疏之始作。”“《思美人》作于汉北无疑,应是二十四年倍齐合秦,言事触怒,见放于汉北乃作。”“《抽思》篇有‘所陈耿著,岂今庸亡’之语,晚争倍齐合秦事,乃继《思美人》作。”“《涉江》、《远游》作于始迁江南之时,辞气俱壮。”“《橘颂》作于初至江南之秋,自负正多。”“六年谋与秦平,七年迎妇于秦,此谓之‘回风’,谓之‘施黄棘之枉策’,哀生惨发于行间,不欲生矣。乃相继作《惜往日》,作《哀郢》,作《招魂》,以《怀沙》终焉。” ⑨

  至于清蒋骥重于地理 (《山带阁楚辞·九章》) ,刘梦鹏重于司马迁之论述等 ⑩ ,限于篇幅,不再录出。现将以上有代表性的几家对《九章》排列之顺序,列举如下:

  王逸: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汪瑗:橘颂 惜往日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思美人 悲回风 怀沙黄文焕:惜诵 思美人 抽思 涉江 橘颂 悲回风 哀郢 惜往日 怀沙王夫之:惜诵 抽思 橘颂 涉江 哀郢 思美人 怀沙 惜往日 悲回风夏大霖:惜诵 思美人 抽思 涉江 橘颂 悲回风 惜往日 哀郢 怀沙蒋骥:惜诵 抽思 思美人 哀郢 涉江 怀沙 橘颂 悲回风 惜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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