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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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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

  朱剛

  清人王文誥有《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是彼時爲止最詳盡的蘇軾年譜。今人周裕鍇著《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亦是今日爲止最詳盡的惠洪年譜。所請“總案”者,蓋詩人年譜與詩歌繫年實爲一事,王氏依創作年份編録蘇詩,加以注釋,名爲《编注集成》,又以案語形式闡明繫年理由,總成一書,便等於年譜。大概周氏對於惠洪别集《石門文字襌》,也有編年注釋之計劃,其先成《總案》,則編注之面世,可以克曰待也。

  宋人别集,尤其是自編或親友所編的别集,每類作品的編排大抵有時間順序,這爲作品繫年提供了甚大的便利,蘇軾《凍坡集》亦不例外;但惠洪的三十卷《石門文字襌》,現在看來卻是個很突出的例外,我曾數度努力推尋其編排順序,皆了無所獲,今得周氏所考比照之,可確定此集編者並無時間意識。這就使作品繫年失去最可依靠的信息,周氏編纂此《總案》的難度與用力之勤,不難想見。當然,如本書《弁言》、《凡例》所云,周氏之前,已有日本江户僧廓門《注石門文字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襌林僧寳傳譯注》附柳田聖三《覺範惠洪略年譜》、美國學者黄啓江《惠洪年譜簡編》、臺灣學者黄啓方《釋惠洪五考》、吴靜宜《惠洪文字襌之詩學内涵研究》附《惠洪年譜》、大陸學者陳自力《釋惠洪研究》附《惠洪年譜新編》、李貴《宋代詩僧惠洪考》等先行成果。周氏綜合其説,駁正錯訛,補其未詳,在長達十年之間,細讀惠洪一生著述,旁參歷史文獻、宋人别集、襌門典籍與各種傳記資料,周密考證,終成五十餘萬字的巨編。書成寄我,我披尋數月,受教無量,而要其大端有三:一是對詩僧惠洪的生平創作,可得全新的了解;二是讀襌門史料,可得其行文的凡例;三是對北宋後期文壇,可得立體化的認知。下文就此三端,略作臚敍。實不足爲該書之評議,僅述本人開卷之益而已。

  一

  由中古以來標榜“不立文字”的佛教宗派——襌宗,發展出南宋乃至日本鐮倉以後的“五山文學”,其對於“文字”的態度之轉變,當然會有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但北宋惠洪明確倡導的“文字襌”,實堪視爲標誌。新近出版的襌宗思想史著作,也有特辟專節加以論述者。[1]作爲宋代首屈一指的“詩僧”,惠洪受文學史界的關注,從上文所列研究成果,也可見其一二。儘管如此,有關惠洪的研究仍未臻於充分的程度,隨着研究的深入,即便是對其生平著述的基本描述,也須不斷改寫。《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下簡稱《總案》)幾乎一開卷,就刷新了一個基本信息:“俗姓彭氏,名乘(頁5)。”

  惠洪的俗姓,一向有彭姓、喻姓二説《總案》據惠洪集中多處對其宗親的稱呼方式,判斷其本家姓彭,出繼喻氏 。在此基礎上,周氏對稗海本《墨客揮犀》卷六“淵材開井禁蛇”條的自注“淵材姓彭名几,即乘之叔也”加以考察,因《墨客揮犀》爲雜抄他書的輯撰性質,而“開井禁蛇”一條乃抄自惠洪的《冷齋夜話》卷九,故自注所請“乘之叔也”,“乘”當是惠洪自稱。彭淵材確實是惠洪的叔父,而惠洪曾被下獄剌配,剥奪僧籍,其時著述宜署俗名,故“彭乘”爲惠洪俗名的判斷,我認爲是可信的。以前孔凡禮校點《墨客揮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時,也曾查明此書的輯撰性質,但他認爲上述注文“乃後人妄加,不可信”,而又復猜測此書輯撰者必是惠洪彭氏族人,他稱之爲“彭□”。在我看來,孔氏離正確的結論只有一步之微,其否定“彭乘”而另立一位“彭□”,何如徑認“彭乘”?可見文史考據之學,決不僅僅是發現和搜集史料而已,根據史料所載信息,作出合理的判斷,是至爲關鍵的。

  當然,有判斷也就會有異見,有異見則必須爭議,有爭議而所涉間題重要者,則堪稱之爲學説。《總案》附録《惠洪與换骨奪胎法——一樁文學批評史公案的重判》(頁397—421)、《關於〈惠洪與换骨奪胎法>的補充説明—與莫礪鋒先生商榷》(頁422—429)二篇,就是在擁有的史料基本相似的情況下,因不同的判斷而引起一番爭議的記録。這爭議不光關涉惠洪的生平著述,也牽連到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的重要間題,故有必要稍作説明。周氏前文曾發表於《文學遺産》2003年第6期,後文的紙本則初見本書。《文學遺産》在發表周氏前文的同期,一並刊出了莫氏《再論“奪胎换骨”説的首創者》,針鋒相對。這顯然出於編者的組織,本來應該很有意義,但由於周氏是提出新説,而莫氏乃維持成説,故這樣的安排容易給讀者造成的印象是:此事由周氏挑起,又由莫氏平息了,等於什麽也没發生。其實,如果抛開對於學術史上相沿已久的成説的顧慮,則二氏得出相反的結論,關鍵在於惠洪《冷齋夜話》中一段文字的標點間題。按周氏的標點,换骨奪胎法乃惠洪所創,而按莫氏所認可的傳統標點,則惠洪乃是轉述黄庭堅的説法。僅就文意而言,兩種標點都可通,其他史料中也未確鑿明言首創者爲誰,那麽,作出不同的判斷,完全基於判斷者對黄庭堅、惠洪二人的生平著述、寫作習慣乃至當時文風詩風的了解。莫氏早以黄庭堅和江西詩派研究聞名,周氏也擅長宋代詩學和襌宗研究,他們在這個間題上形成了不同的學説,都值得傾聽。因爲專家對於研究對象的理解,有長年浸潤其中所致的體會,不是追間證據、辨析語義之類通常的研究方法可以爲他們分辨短長的。不過我個人是傾向於支持周説的,這倒不是因爲我能够斷定黄庭堅決無這樣的詩法,而是如周氏所言,襌門詩僧更喜歡談論此類詩法,其出於惠洪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從批評史的角度説,换骨奪胎法見於惠洪筆下是確鑿無疑的,其是否出於黄庭堅卻還有疑間。那麽,在獲得新的證據以前,這“産權”只能判歸惠洪。批評史上其實也有相似的現象,比如“成竹在胸”之説,蘇軾的原文也可以被理解爲:他在轉述畫家文同的指教,[2]但一般批評史都繫於蘇軾名下,而不在文同名下評述此説。有關史料都揭示出來後,信從哪一種説法,只待讀者自己的判斷了。但無論惠洪是提出者還是轉述者,襌門説詩的傳統與江西派詩學在他身上的綜合,是值得重視的。

  上文説過《石門文字襌》的編排大致無序,確定每件作品的寫作時間極其困難。但是,通觀《總案》,周氏對惠洪絶大部分作品都作了繫年考證,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他對北宋襌林和文壇全景的整體了解,故能旁參他人的行迹,捕捉住惠洪作品中隱含的信息,推求其確鑿的或者最可能的寫作時間,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使惠洪、襌林、文壇三者得以立體呈現。另一方面,對惠洪作品的精讀,自不可少。周氏的精讀稱得上心細如髪,比如發現十四首編在古體詩的作品,均爲《貌溪沙》詞,而爲《全宋詞》失收(頁129),便是突出的例子。其勘正前人誤説之處,亦辨析精嚴,比如訂正“十九試經”之説(頁14——15),即是顯著的一例。“十九試經”出自惠洪本人的《寂音自序》故前人皆以爲可靠無疑,但《總案》以確鑿的證據,斷定惠洪到開封試經得度,乃在元祐五年(1090)二十歳時,從而判明《自序》爲晚年誤記。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相信任何人通讀本書後,都會感到:我們從來没有如此深入具體地了解惠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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