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学网简体|繁體|English

“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评议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微信

  “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评议

  欧明俊

  内容提要 宋代以来,正统文人多以“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而金元以来边缘文人则多以“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胡适以来,彻底“颠覆”传统主流“大文学”观念“大散文”由中心文体降为边缘文体,“宋文”观念价值大减。这种观念与宋人“自我评价”相差甚远,远离文学史“原生态”,“遮蔽”了文学史部分真相。现当代,宋代文学各体,散文研究最为薄弱,这与宋代散文杰出成就和“独尊”地位极不相称,也是对宋人和元明清各代重视宋文观念的不尊重,有反思的必要。

  关键词 宋文; 宋词; 一代之文学; 大散文; 文学史

  金、元以来,“唐诗宋词元曲”说一直流行,特别是经过焦循、王国维、胡适等学者的进一步阐发,文学“进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旱已深入人心。直至今日,学界仍毫不怀疑地将“宋词”视为当然的惟一的“一代之文学”。这一命题,自有历史的合理性、进步性,首先应该承认并充分肯定。但从学理上看,此命题只能说具有“片而的深刻”,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它与宋人的“自我评价”相差甚远,“遮蔽”了宋代文学及整个文学史的部分真相,有反思的必要。实际上,“宋文”为“一代之文学”,是宋代以来多数文人的观点,且是正统的主流观点,可惜近百年来被学界轻视甚至忽视了。这一现象主要是接受西方近代“纯文学”观念的“强势话语”所致。本文首先系统梳理“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对传统“大散文”观念进行新的估价,同时反思现、当代“纯散文”观念。

  (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是金、元以来比较流行的观点。金、元、明、清,刘祁、罗宗信、郎瑛、杨慎、王世贞、茅一相、胡应麟、陈继儒、卓人月、王思任、吴伟业、尤侗、顾彩、焦循等,皆以“宋词”为“一代之文学”,但这只是非正统、非主流观点。[1]

  其实,古人正统的主流的观点是,“宋文”为“一代之文学”。先看宋人的“自我评价”,宋人对自己时代的散文成就是自信的,看重的首先是文。早在北宋,文人已将本朝文章仰攀“三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4《范文度模本兰亭序》云:“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2]南宋时,王十朋《策问》云:“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远出乎贞元、元和之上,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3]陆游《尤延之尚书哀辞》云:“吾宋之文抗汉唐而出其上兮,震耀无穷。”[4]朱熹《楚辞后语》卷6苏轼《服胡麻赋》题解云:“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巩与公(苏轼)三人,相继迭起,各以其文擅名当世,然皆杰然自为一代之文。[5]此处,“文明’,概念与“文化”概念相近,“一代之文”是“大散文”观。朱熹认为散文才可称宋代“一代之文”,而词根本不配提及。陈善《扪虱新话》卷5云:“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各立门户,不相蹈袭。”[6]“经术”、“性理”,皆是宋文的代表,这是“大文学”观,决定了“大散文”观。“宋文”与“宋学”(理学、学术)的关系,有分有合,有时二而为一。

  散文在宋代地位“独尊”,本来就是“一代之文学”,人人认同,没有争议。宋人多没有明确的“一代之文学”意识,故不需特意强调,只是观念上看重文体等级品第,重视散文,而轻视词。

  词在宋代,主要是流行歌曲,是“音乐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宋人自己原本十分轻视词,多称为“小词”、“小歌词”,视为“小道”、“末技”,绝人部分文人主要精力都用于诗、文创作上,当作正经事,而填词只以游戏态度偶尔染指,只是诗、文之余事,视为闲暇时的消遣娱乐,或根本不屑作词。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是诗赋、经义,文人多于此用心,不填词的有很多,但没有一个不写散文的。词在宋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是无法与散文相比的,宋代绝没有一人认为词可

  代表自己时代“一代之文学”。这是宋人的“宋词”观,是文学史“原生态”。以宋词为“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后文人“追认”的,属于非主流观点。

  金、元、明、清各代,正统文人认为,“大散文”系统内,历时纵向散文体本身比较,宋文成就最高,只是多没有明确说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金代王若虚认为“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也”。他肯定宋代散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7]明代宋濂《太史苏平仲文集序》云:“自秦以下,文莫盛于

  宋。; [8]方孝孺《谈诗五首》其二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9]盛赞宋代的散文和诗。“唐宋派”领袖归有光《项思尧文集序》云:“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顽,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10])艾南英《再答夏彝仲论文书》云:“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与圣贤合。”[11]李渔《名词选胜序》云:“不知者曰:唐以诗抡才而诗工,宋以文衡士而文胜,元以曲制举而曲精,夫元实未尝以曲制举,是皆妄言妄听者耳。”[12]李渔是不赞成文学兴盛与科举制度有关的,有人以为“元以曲制举而曲精”,确属“妄言”。但“宋以文衡士而文胜”确是一种见解,认为宋代散文最“胜”,而不是宋词最“胜”。朱彝尊《与李武曾论文书》云:“宋人之文,亦犹唐人之诗,学者舍是,不能得师也。“[13]诸家皆充分肯定宋文成就。

  元代以来,不少学者更明确强调“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虞集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14]虞集首次提出以“道学”(包括散文)为宋代文学的代表,与“汉文章”并提,这一观点被明、清两代不少学者承继发挥。明郎瑛说:“常言唐诗、晋字、汉文章,此特举其大略,究而言之,文章与时高下,后代自不及前”;“至若宋之理学,真历代之不及。若止三事论之,则宋之南词、元之北乐府亦足配言耳。”[15]他强调,宋理学家文是时代“文章”,是文学正宗,宋词地位在宋文之下。晚明王思任《<唐诗纪事>序》云:“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16]清初,先著《l司洁序》云:“诗之道广,而词之体轻……至宋人之词,遂能与其一代之文,同工而独绝,出于诗之余,始判然别于诗矣……宋人之诗,不词若矣。”[17]是在肯定宋文为“一代之文学”的前提下肯定宋词,认为胜过宋诗,也能代表“一代之文学”。李渔《闲情偶寄·结构第一》说:“历朝文字之盛,其名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唐则诗人济济,宋有文士跄跄,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18]认为“宋文”为宋代文学之代表,与汉史传、唐诗并为“后三代”。可见,明末清初通行观念,与唐诗、元曲并称的不只是“宋词”,还有“宋文”,且“宋文”代表主流文学观念。综

  上所述,元、明、清三代,虞集、叶子奇、曹安、郎瑛、刘濂、王思任、先著、李渔等皆以“宋文”(或称道学、理学、性理)为宋代“一代之文学”,这是传统的“大文学”、“杂文学”观念,“文学”与“学术”不分,“纯文学散文”与“应用文章”不分,这一命题代表正统、主流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以下简称“宋文”说)。而“宋词”为“一代之文学”说,仅代表非主流的、边缘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

  清末民初,仍有人坚持传统主流“大文学”观念,认为“宋文”才能真正代表“一代之文学”。1910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论及宋代文学时,仍只论诗、文,不论词,同时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如此。李之鼎《汇刊宋人集序》认为“夫节义文章,近古以宋为盛”[19]1918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说:“唐文学之特质,仅在诗歌,宋文学之特质,则在经学文章之发达。经术至宋一变,学者益究心纯理,故文体往往严正可观。”[20]他肯定“经学文章”是宋代文

  学的“特质”,即认为“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1930年,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说:“唐之取士以诗赋,宋之取士以策论,故宋之文学,不在诗而在文。文主明义理,故韩愈所倡导之散文,为适于发达焉。”[21]明确认为“宋文”(相对于“宋诗”)为“一代之文学”。

  现代学者多认为宋代是中国文化高峰。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云:“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22]1943年,陈寅恪作《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3]陈寅恪论的是“学术”,也包括“散文”,“宋文”正是宋代文化的最主要载体,堪称“一代之文学”。当代不少学者皆认同王国维、陈寅恪的观点,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说:“宋代的文化,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24]

  现代学者还明确认为宋代为古代散文发展的高峰。1947年,张须《散文之发展与变异》认为,“吾观散文之倡,虽始退之,然较其影响最巨,而又真足以为后世法者,其唯宋人乎……历元、明、清无数说理文家,其机括皆自宋人启之,故散文之成,成于宋,非成于唐。”因1949年,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中强调,北宋占文运动成功了“唐宋八家的散文系统由此建立,而成为后人不可动摇的典型。”[26]王水照认为:“无论从体裁的完备、流派的众多、艺术技巧的成熟等方而来衡量,宋代散文确处于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巅峰阶段。”[27]实际上是说,纵向比较,宋文为“一代之文学”。可见,自宋至今,“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观念,一线贯穿,从未断绝。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