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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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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马自力

  内容提要 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散文文体,不仅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宋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促成了“诗话”这一诗学批评形式的诞生;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对于诗话的文体特征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而在杂记笔记和相当一部分理学家的著述中,也不乏语录体的诗学批评文字,它们同属于宋代诗学批评实践的重要内容,与诗话一同构成了宋代诗学的独特风貌。语录体影响下的宋代诗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文评点的体系,其随笔杂著式的写作和言说方式,是中国文学批评重视作品品评和史实考据传统的反映。这一传统下的文学批评,虽然与《文心雕龙》、《原诗》等理论体系完备之作相比,有其理论思维上的缺陷和空白,但它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发掘其内涵,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

  关键词 语录体 宋代诗学 诗话 笔记 禅门语录 道学语录

  宋代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诗学批评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散文文体,不仅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宋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即从语录体与宋代诗学的关系入手,探讨这一散文史上和诗学批评史上的独特现象,以期对相关问题得出一个基本的认知。

  诗话中的语录体与宋代诗学语录体作为一种记言的文体形式,诞生于先秦。在上古历史文献总集《尚书》中,有许多篇章是记录先民言论和上古帝王讲话的,如《盘庚》、《汤誓》等;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如《论语》、《孟子》、《庄子》等著作里面,有关诸子讲学、论辩等言论的记录,更是比比皆是。

  在以上语录体散文或语录体文字中,涉及诗学批评内容的,也有不少,如《尚书·虞书·舜典》中记录帝舜所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是就内容而言。从形式上看,语录体散文在行文中,还往往夹杂着对话的形式,如上引《舜典》那一段,就是帝舜和夔的对话记录。又如《论语·八佾》中,则记录了孔子与子夏关于“绘事后素”的对话。除了对话形式,比较多见的还有作者设为问答。其实,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对话形式。无论是对话还是设为问答,其效果都是营造或设定出一种讨论、讲学或论辩的场景和氛围,以便于引发或突显发言者的思想观点。关于这一点,《论语·八佾》对话结束时,孔子发了一通感慨,值得注意:“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既是孔子对他与子夏的对话的小结,也是对这种“言说”形式有利于深入论《诗》的充分肯定。要之,以上材料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语录体散文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以记录言谈议论的内容,以及对话或设为问答的文体形式,与中国诗学批评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式结下了不解之缘。

  “诗话”作为一种诗学批评著作的文体形式,始见于宋代。按照它的本义:“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1],其源头可以上溯至先秦,但是毕竟以“诗话”命名的诗学批评著作,还是出于北宋欧阳修之手——他的《六一诗话》最初即名为《诗话》。郭绍虞先生断言:“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亦可称欧氏)矣。”[2]实际上,欧阳修作此《诗话》二十八条的时候,并无意“创格”,但自《六一诗话》问世后,时人纷纷起而效法,终于使“诗话”这一独特的诗学批评形式在宋代蔚为大观。由于《六一诗话》开宗明义的“资闲谈”的性质,也就把语录体这种文体形式和“诗话”这种诗学批评形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首先,“诗话”的诞生与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徐中玉先生曾经指出:“诗话之称,其起源与流行于唐末宋初之‘说话’即‘平话’之风有关。”[3]徐先生是早期对诗话进行系统研究的现代学者,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诗话的兴起与唐末宋初的“说话”或“平话”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不过从内容上看,“说话”或“平话”历来分为“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四家,讲的是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以及佛经、历史等故事,即使存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样的说经故事,出现了“诗话”的名目,却只是在讲述取经故事时加入一些承上启下的诗歌而已,与后来专门记录诗歌创作本事、品评诗作优劣的“诗话”迥乎不同。而从形式和风格上看,诗话口语化、通俗化的文体特点倒是与“说话”、“平话”如出一辙:以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刘颁《中山诗话》、释惠洪《玉壶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赵令畤《侯鲭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蔡启《蔡宽夫诗话》、吴开《优古堂诗话》、蔡绦《西清诗话》、许《彦周诗话》等为代表的宋代诗话,其写作均以“闲谈”为宗,以“记事”为主,“往往写得娓娓动人,读来津津有味,风格与‘轶事小说’十分相似。”[4]也就是说,就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而言,这类宋代诗话的体制的形成,的确是受到了“说话”、“平话”的某些影响。如欧阳修《六一诗话》共有二十八条,大都是“丛残小语”,正文前面的小序只有“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区区十三个字;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共三十一条,文前小序也只有二十七个字。这种情况,大体同小说在其发轫期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5]等文体特点相一致;或者可以说,它们在写作动机上有某些相近之处。

  但是,与诗话诞生关系更加直接的,恐怕还要算语录体。语录体这种文体形式,在宋代十分流行。仅从书籍名称上看,《四库全书》所收以“录”字命名的所有书籍,计有215种,其中宋代书籍就有91种(经部1种,史部23种,子部63种,集部4种),占42%以上。其中以“语录”命名的宋代书籍,计有5种,为江端礼编徐积撰《节孝语录》,朱熹删定胡安国、曾恬所录谢良佐《上蔡语录》,龚昱编李衡撰《乐庵语录》,王崇庆解马永卿编《元城语录解》,陆持之编陆九渊撰《象山语录》;以“谈录”命名的宋代书籍,计有2种,为王钦臣《王氏谈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以“漫录”命名的宋代书籍,计有6种,为吴曾《能改斋漫录》、张邦基《墨庄漫录》、张舜民《画墁录》、曾慥《高斋漫录》、陈世崇《随隐漫录》、史浩《鄮峰真隐漫录》;以“闻见录”命名的宋代书籍,计有2种,为绍伯温《闻见录》、叶绍翁《四朝闻见录》。[6]这里“录”的内容,无非包括事件和言论两类,而其中的“语录”和“谈录”就是专门记言的。所以,在语录体这种文体形式被当时文坛普遍采纳和接受的前提下,欧阳修在其致仕“退居汝阴”的晚年整理和编纂《六一诗话》,而“集以资闲谈也”,就成了顺势而为的自然而然之举。

  另据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唐庚口述、强行父记录的《唐子西文录》,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二对其进行评论时,称之为《唐子西语录》,这是“语录”最早用于诗话的记录,“是为语录通诗话之始”[7]。此外,宋人阮阅编辑的《诗话总龟》收诗话二百种,其中宋代语录就有《金陵语录》、《上蔡语录》、《三山语录》、《龟山语录》、《雪窦语录》、《元城语录》、《林和集(靖)语录》、《三山老人语录》等八种。可见只要是论诗语录,即被宋人归入诗话类著作的范畴之内。以上两点亦可说明,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对于诗话的兴起,的确具有直接的影响。

  其次,诗话中的这类语录体内容和文字,与传统的诗学理论著作相比,具有鲜明的文体特点。

  宋代流传至今的许多笔记散文,都保留了语录体“直接记录讲学、论政,以及传教者的言谈口语”[8]的文体特征。而在上述“资闲谈”一类的诗话中,语录体的行文方式也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如在《六一诗话》中,第十二条梅尧臣与欧阳修关于“诗家造语”的对话,第十五条梅尧臣关于“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的议论,都是以记录有关诗歌评论的对话和言论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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