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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诗文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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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苏轼诗文的价值追求

  李 斌 钱宗武

  内容提要 苏轼诗文光耀千古,其价值追求体现在:对社会,要求“应世”,即“有为而作”,不为空言;对个人,要求“应己”,即排解个人忧愤,以便达观处世;对文学自身,要求它如“金玉珠贝”,有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 苏轼;文学价值;应世;应已

  苏轼是宋朝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国古代的一张名片。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史,他在艺术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可以进入前三甲的位置。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全才,是宋代最有魅力也最有实力的“巨星”。单说其诗文,许多篇什可说是光耀千古,令人除了敬叹别无他言,究其原因,除了其天资禀赋和后天的勤勉,对文艺价值之自觉的理论追求也是重要的因素。

  关于文艺的价值,这是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家们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苏轼亦不例外。他针对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和个人曲折的人生遭际,再加上他本人渊博的文学才能,因而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看法。

  一、应世

  “应世”,这是笔者依据苏轼常说的“应己”一词而杜撰出来的一个词,指的是苏轼对于文艺之社会价值和功能的要求,即他强调诗文应“有为而作”,不为空言,“言必中当世之过”。

  他在任密州知州时,写了《凫绎先生诗集叙》,称赞颜太初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里,他点明文艺应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指陈社会弊端,二是对社会要发生“疗饥”、“伐病”,消除弊端的功效。也可以说,他在这时认为“有为而作”的一个首要目标是“言必中当世之过”,发挥文艺刺世、醒世、救世的作用。因此,他对文艺创作中“好奇务新”、追本逐末、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提出批评。其《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其《答乔舍人启》亦云:“文章以华采为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主张文艺要反映现实生活,敢于揭露社会矛盾,要以“体用”为文之根本,不能一味追求华美的词藻。他在《答王庠书》中又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坚决反对无补于世的“空文”因此,他对汉代贾谊、唐代陆贽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肯定。其《乞校正陆贽奏议札子》高度评价陆贽文章是“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因为陆贽奏议那种犯颜直谏、义无返顾的态度和论事切实、了无空言的文风是苏轼所钦仰的,与他不迎合世俗之心的精神和“有意于济世之用”(苏轼《答虔倅虞括书》)的追求相一致。

  怎样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认为必须有直话直说、尽言不讳的勇气。他在《田表圣奏议叙》中褒扬田锡的现实主义文风正是因为“田公古之贵直也,其尽言不讳”,有一种忧危朝政的精神,敢于直面现实,指斥社会弊病。

  其实,文章要有用于世的观点,前人或时人已有表述。如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即云:“学者贵于行文,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主张写有用之文。王安石在《上人书》中亦云:“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认为文章要有补于世,对社会“适用”。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相比较而言,苏轼认识得最为透彻,也坚持得最为彻底,体现出不屈的政治勇气和巨大的人格力量。他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所说的著文要“尽言无隐”,宋孝宗《御制文集序》赞他为文“不顾身害”,都表明东坡力求发挥文艺之救世功能以及为实现这一目的所持的坚决态度。他即使忠而负屈,志没蒿莱,也未曾中断过指斥乘舆、忘躯犯颜以讽谏的行为,原因正如其《密州倅厅题名记》所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此语可见其刚正不渝、独立不倚的个性,故他能力排众议,坚持已见。此种精神气度、名节德操,其他中国士人堪与之比肩者,极其罕见。故宋孝宗在为东坡文集所写的《御制文集序》中称扬他“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陆游在《跋东坡帖》中亦云:“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也将他列入中国最伟大诗人的行列,说其人格“自足千古”。

  这种“有为而作”的观点主要渊源于儒家。儒家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原则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是苏轼终生所追求的,所以他谨守孔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襟怀气度。早年的苏轼就“奋励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是一个热切期待以身许国的儒家士人。他开始从政的时候,正值宋王朝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不断加剧,这更激发了他经世济时、用世补世的雄心,希望“笔中千字,胸中万言,致君尧舜”(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在社会上大有作为,能为君国民生的利益服务,故他在勤于政事的同时,拿起手中如刀之笔对社会弊端大作解剖。

  这种解剖大多是以讽剌的形式来进行的,故其“有为而作”的诗文表现出一个鲜明特色:多刺。其诗《送李公恕赴阙》说自已的诗文是“杂以嘲讽究诗骚”。《宋史·苏轼传》也说他作诗是“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这都说明他是在有意继承风、骚的讽喻传统,以表其疾时刺邪之心。他一生成于诗文又累于诗文,原因就在于其作品是多刺的。其门下弟子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另一门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也说:“苏试……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他们两人对苏轼诗文多刺的一面都有所认识,却没有认识到寓于其中的大无畏勇气。苏轼的《和刘道原见寄》诗云:“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他正是宋廷满目群乌中那一只高洁的“独鹤”! 叶梦得《石林诗话》载,熙宁年间,他被王安石排挤出朝,其表兄文与可对他很不放心,要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他将忠告置若罔闻,仍一任性情行事,对新法流弊还是要坚持讽剌。《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等就是这样的作品。不久果然就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在等着他,遭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文字狱——“乌台诗案”。但自那以后,他并没有对丑恶东西三缄其口。远放惠州,他又写出了《荔枝叹》这样的惊世之作,不避锋芒,大骂佞幸,连皇帝也没有放过。后人将《吴中田妇叹》与《荔枝叹》并称为“双叹”,与杜甫之“三吏”、“三别”相提并论,这是有见地的,也是对他大胆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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