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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先生”与宋代《诗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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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先生”与宋代《诗经》学

  易卫华

  内容提要 宋代“乡先生”的教学满足了平民阶层接受教育的客观需要,他们以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为己任,维系着儒家典籍的传承。乡先生的《诗经》教学侧重于《毛诗序》等前代经典的传授,是平民阶层《诗》学观念形成的主要推动者。同时他们也是宋代《诗经》学话语重建的积极参与人,由于有了这一群体的加入,使得宋代《诗》学研究风格的转变不再仅仅局限于少量重要学者身上,而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推动了宋代《诗》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关键词 乡先生 宋代 《诗经》学

  宋代是继汉代之后《诗经》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的《诗经》研究成果丰硕,名家辈出,著述成林。宋代《诗经》学也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以往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欧阳修、苏辙、吕祖谦、朱熹等若干大家及其《诗》学著作上,而对宋代《诗》学发生的更为广阔的背景则缺乏应有的注意和必要的讨论。我们认为,宋代《诗经》学的复兴和繁荣除受到这一时期统治阶级抑武佑文政策以及前代《诗经》学的启示等因素影响外,还与私学教育中的《诗经》学习和研究活动有着重要的必然联系。自汉代以来形成的《诗》学思想的准绳通过各种地方私学教育,广泛渗透到平民阶层之中,从而构成了宋代《诗经》学发生、发展的新的文化生态,因而就思想的渗透力和对民众的影响而言,私学中的《诗经》教学比起国子监太学等官学要大得多,从文化延续的角度论,也当如此。本文即以私学教育中“乡先生”这一群体的《诗经》教学和研究为例,来深入解读私学对于推动宋代《诗经》学发展的独特作用。如有不当,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在讨论乡先生与宋代《诗经》学的关系之前,首先要明确“乡先生”这一名称的内涵以及这一群体在宋代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乡先生”之名最早见于《仪礼》,《仪礼·士冠礼》云:“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东汉郑玄注:“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1](P953)又《乡射礼》云:“以告于乡先生君子可也。”唐代贾公彦疏:“先生,谓老人教学者。”[1](P1009)据此可知,“乡先生”在先秦两汉主要是对辞官居乡或在乡任教的老人的一种尊称。该称谓在五代以前的演变尚待稽考,但至少到宋代“乡先生”的数量已经变得非常庞大,涵义也有了新的变化①。北宋学者杨天惠在《乐善郭先生(绛)诔》中云:“孟子论士,以为入而独善其身,则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出而私淑诸人,则孝弟忠信,诲人不倦。如此人者,盖古之所谓天之君子,而今之所谓‘乡先生’者也。”[2](P305)这里对“乡先生”的评价主要立足于对其道德品格的推崇,并未强调“辞官居乡”和“老人”二义,可见“乡先生”这一称谓在宋代已经不仅指辞官居乡或在乡任教的老人,凡在民间乡里以教授儒家经典、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为己任,且德高望重者均被称为“乡先生”②。

  乡先生的出现满足了当时平民阶层接受教育,进而参加科举以光宗耀祖的客观需要。为了更加广泛地延揽人才,宋代科举彻底打破了门第限制,无论士、农、工、商,只要被认为稍具文墨的优秀弟子都被允许应举入仕③,这无疑为中小地主和自耕农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进入国家政权,参与国家治理的终南捷径,因而学习儒家经典便成为一时之风尚。《宋史·许骧传》云:

  郡人戚同文以经术聚徒,(许)唐携骧诣之,且曰:“唐顷者不辞父母,死有余恨,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学,思教子以兴宗绪,此子虽幼,愿先生成之。”骧十三,能属文,善词赋。唐不识字,而罄家产为骧交当时秀彦。[3](P9435)

  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以及儒家经学地位的提升,使得平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许唐这样倾尽家产供儿子完成学业并结交当时秀彦之士的家庭不在少数,许多“世业农”、“世业医”的家庭也开始转而让子弟跟随乡先生学习儒家经典。尽管其中包含着非常功利的目的,但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却客观上推动了儒家思想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在这一过程中乡先生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前文提到的戚同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戚同文,北宋初年人,《宋史·隐逸传》云:

  (戚同文)宋之楚丘人,世为儒。……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励、滕涉皆践台阁。……颇有知人鉴,所与游皆一时名士。[3](P13418)

  尽管其中并未明确交代戚同文的身份是“乡先生”,但从文中“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来看,说他是乡先生群体中的一员当不会错。其弟子,除文中提到的宗度、许骧等人外,大名鼎鼎的范仲淹亦尝依其学。宋代各地存在着大量像戚同文一样“世为儒”的乡先生,儒学世家的背景使得他们在乡间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而儒学不绝如缕的流传也得益于这种家学的代代相传。乡先生这一群体构成了宋代社会儒学复兴和发展一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宋代的乡先生继承了儒家好学的传统,维系着儒家典籍的传承,以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为己任,同时在学风变革之际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吕南公《讲师李君(彖)墓表》云:

  灌园公曰:自唐衰亡,天下文鄙学谬,积百许年,极陋且羞,而士未知变也。中间有工俪语,即见推为辞伯,有知记诵经疏,即被请为儒师,承习髣髴,如此又数十年。而后,奇特之士相望出焉,其变遂臻乎大,若建昌之曾子固、李泰伯,则肇荒一郡者也。其余号乡先生,力通辞语,以是非予夺传注为事,以不堕于路听耳剽之浮,则蓝田李君亦其人也。君六七岁时,闻占毕之风而悦之,不俟父兄敦饬,而晓夕黾勉,盖家愈贫而志愈笃。既壮则以讲劝取赀衣食,其阖户方且承颜,竭力躬行孝悌,衣无定主,甔无我粟,而没齿安之,乡人叹咨,以为不可亚。[4](P172)

  这段文字对宋初学术的发展状况以及乡先生的作用作了很好的概括。李彖,字材叔,据《墓表》“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乙未君卒,寿六十三”,可推知其生于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4年)。李彖所处时代正是北宋政治改革和思想变革的高潮阶段,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世界的巨大变化,成为当时社会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这两场由士大夫阶层推动的政治改革尽管均以失败而告终,但由此掀起的变革潮流却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思想界的疑古惑经之风由是而兴盛。这种改变首先体现在那些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学者身上,如文中所说的曾巩和李觏,他们和吕南公都是建昌人,因而吕氏举此乡贤中的“奇特之士”作为唐及宋初之后思想变革的代表,这些人物对时代学风的变革有引领之功。同时,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实际也告诉我们,精英阶层思想观念的转变要转化为社会大众的群体意识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整和积累,尤其需要一些中间阶层的过渡和传递,而这个中间阶层的构成,在宋代主要是以乡先生为代表的私学教育者。由上引明显可见,吕南公对乡先生李彖的评价丝毫不亚于曾巩、李觏等人,究其原因,也正是在于这一群体能够广泛影响社会下层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在学术风气变革之际,他们同样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宋初沿袭五代学风,经学学习只重记诵,墨守注疏,无甚发明,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载:“景德二年(1004年),亲试举人,得进士李迪等二百四十余人。……迪与贾边皆有声场屋,及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于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于不洋审耳;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5](P183)贾边因舍弃注疏自立新意而被黜,于此可见宋初学风的保守。在这种社会环境当中,像李彖这样的乡先生们已经开始注意改变以往经学教育单纯记诵经疏的弊病,而“以是非予夺传注为事”,不盲从古人注疏,在教学中倡导独立思考的风气。经过千千万万个“李彖”的努力也终于使宋代学术疑古惑经思潮渐渐形成。

  综上所述,乡先生在宋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推动宋代《诗经》学发展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尽管乡先生们的《诗经》学著述多数已经湮没不存,无法详考,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宋代文献资料中残存的那些“碎片”来还原他们《诗经》教学和研究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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